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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先生在《戊戌变法书目题解》一书中认为，《屠光禄疏稿》“所论大抵皆反对效法西洋，反对变法维新。作者曾上书反对开办铁路，又曾代山西巡抚胡聘之拟奏陈变通书院章程疏，谓西洋格致之学，中国古亦有之，不必效法西洋”〔1〕。 据此人们便很容易将奏疏的作者归之于地主阶级顽固派之中。但笔者通过对大量原始史料的阅读和分析，认为翦伯赞先生对《屠光禄疏稿》的评价是失之偏颇的，据此而把屠仁守看成是地主阶级顽固派更是十分错误的。让我们来全面考察一下屠仁守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对维新变法的态度如何，他到底能不能算一个顽固派呢？
屠仁守，字梅君，湖北孝感人。据笔者考证其生于1832年， 卒于1903年〔2〕。咸丰九年（1859年）举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职编修，光绪年间转任御史。1889年因上疏言事，触忤懿旨，被革掉一切职务。后西游至太原，主讲于山西令德堂〔3〕。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山西巡抚毓贤与屠仁守政见不合，上奏折弹劾他袒护洋人，屠仁守无奈只得离开山西前往西安。此时正值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廷由北京撤往西安。在军机大臣鹿传霖的再三推荐下，慈禧太后再次起用了他。“两宫西幸，召见行在，特旨以五品京堂用，旋补光禄寺少卿”。〔4〕慈禧太后回銮时，“留先生主讲关中”〔5〕，不久去世，时年71岁。
屠仁守曾居谏职六七年，在此期间，他先后上了《奏陈自强之道不宜畏避迁延疏》、《奏请收回醇亲王会办成命疏》、《奏参重臣专擅疏》等几十道奏折，是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御史。他奏疏中很大一部分是弹劾权贵，抨击弊政的。光绪甲申乙酉年间，慈禧太后临朝称制，宦竖日渐用事；醇亲王挟太上之尊，结党营私，与恭王兄弟争权夺利，清朝统治岌岌可危。与此同时，法帝国主义日益将侵略魔爪伸进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维护清朝统治，屠仁守不畏权贵，不怕丢官罢职，敢于直言极谏，大胆抨击时弊，批评慈禧太后和光绪之父醇亲王，朝野为之震动，权贵为之侧目，而屠仁守也因此名噪一时，成为遐迩闻名的谏官。屠仁守在罢颐和园工一折中，能言世人所不敢言，确实很了不起。当时“海军初兴，亲贵出领事，群小趋附权门，报效者则予美官，众畏缩不敢出声”〔6〕。 屠仁守不干谒权贵，不趋炎附势，将个人的官爵利禄置之度外，独愤然冒死力谏，请求裁抑权贵，收回醇亲王会商枢务成命，确实难能可贵。缪荃孙说：“国家近数十年来以立言得名者，道咸之间曰曾文正公，曰倭文端公；同光之间曰浙闽总督边公宝泉，曰户部侍郎郭嵩焘，曰今大学士张公之洞，继其后者为吾友屠光禄仁守。”〔7 〕可见时人对他评价之高。
笔者认真阅读了《屠光禄疏稿》以及一些没有收入《屠光禄疏稿》中的奏折，认为其内容并非像翦先生所说“大抵皆反对效法西洋，反对变法维新”，奏折中并没有十分保守的言论，屠仁守的奏折涉及范围很广，多论及朝廷的重大问题。如他在《钱币疏》中请求改铸银钱以维持钱法，“绝虚耗”，“杜漏厄”〔8〕；在《请开清江浦铁路折》中， 他主张“宜用漕运之便，十八站大路之地，先通南北之气，道近而费省，宜先筑清江浦铁路，即以折漕为之。去漕仓之官役，岁得千数万，可为筑路之费”〔9〕。他以言事获罪的那篇奏折， 不知何故没有收入《屠光禄疏稿》。1889年北京太和门失火，为此屠仁守上了《门灾警请行实政而答天戒折》，奏折中指出：“咎征”的出现是对清朝统治者的警示，因此请求“罢不急之工，以奉天戒”；准允臣下上书言事，“使下情可通”。奏折最后还指出：“法立久则弊生，令行久则奸起”，呼吁变通旧制，进行谋新〔10〕。慈禧太后见到这一奏折后大为恼怒，于是通过光绪帝下诏，革除屠仁守的职务，并且下令“永不叙用”。“由是言者颇有戒心，台谏不振者累年”〔11〕。从屠仁守的奏折中，我们看到，在国难深重、政治腐败、财政拮据的情况下，屠仁守痛心疾首，表现出了忧国忧民的强烈爱国热情。他不断上疏言事，为扭转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处心积虑，绞尽脑汁，真可谓“以道自任，以天下自任，以尊主庇民自任”〔12〕。可惜的是，这一片赤诚之心，未能受到清政府的青睐，最终也未能挽救清政府的危亡，而他本人却以言事获罪，结束了他的御史生涯。缪荃孙曾说：“使早用其言，何至有甲午之败、戊戌之变、庚子之乱哉！”〔13〕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是，清政府如果能采纳屠仁守的建议，兴利除弊，甲午海战恐怕不会败得那么惨重，这一点则是确信无疑的。
翦先生指出，《屠光禄疏稿》的“作者曾上书反对开办铁路”。屠仁守是否顽固地反对修铁路呢？有必要进行分析。屠仁守确实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10月和11月分别上了《奏陈通州不宜开铁路疏》和《奏陈铁路宜慎始疏》两份奏折。从这两份奏折的标题上看，好像屠仁守对修铁路是持反对意见的，但从其内容上看。却不是一概反对修铁路的。屠仁守在奏折中指出：“铁路为自古所无，行于西国亦近在数十年，国争富强，人趋利便，其势渐及于中土，此其中有天运焉，有人事焉，岂可阻哉！”〔14〕“而察时势之变，审彼已之形，则铁路亦不容置而不讲”〔15〕。这两段话很明确地表明了屠对修铁路的态度。同时他指出：“即就铁路而论，非其人则不可开，非其地则不可开。”〔16〕“顾中国所以自强，在修道德、明政刑、正人心、厚风俗以为之本，固不专恃铁路。”〔17〕这一精辟的论述比洋务派官僚的主张考虑得更加深刻。屠仁守在奏折中也提出了反对修筑通州铁路的几条理由，尽管其中难免有保守的成份，但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屠仁守在奏折中通过比较开办清江铁路和通州铁路的利弊得失，提出了“通铁路于清江以筹策万全则可；置铁路于通州以尝试一掷则不可”〔18〕的结论。由此可见，屠仁守本人毕竟受到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对于西洋的新东西并不是一概排斥，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兼容并蓄的。对于开办铁路，屠仁守既反对封建保守官僚们那种“深拒之”的态度，同时也不赞成那种不顾国家的财力、物力，不考虑各地的具体情况，不权衡利弊得失的盲目作法，也就是主张采取较为稳妥、较为慎重的态度来对待。因此，简单地认为屠仁守反对开办铁路的观点是不尽符合历史事实的。
“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19〕如果屠仁守的奏折算是他的“声明”，不能完全证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的话，那么他的行为则足可以说明问题了。
19世纪后半叶正是维新思想在中国大地上酝酿、发展和逐渐成熟的时期，屠仁守处在这样一个变法维新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他究竟对变法维新持什么态度？他与维新派人物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呢？1888年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写了第一封上清帝书，痛陈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清政府赶紧变法，以挽求国家危亡。当时屠仁守表示愿意代奏上达，并曾于公卿台谏诸臣中多方活动，但由于顽固派横加阻挠，结果并未成功。屠仁守被革职后，曾作为张之洞派系的一员参加过1895年底由张之洞和康有为在上海组织的“强学会”，《强学报》第一号上发表的《上海强学会章程》的末尾列有发起人名单，其中就有屠仁守。从以上事实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屠仁守不仅有支持变法维新的思想倾向，而且还有实际行动，为推动变法维新做了一定的工作。
另外，从屠仁守结交的人中也可以进一步看出屠仁守的思想倾向。屠仁守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有过较为密切的关系。“一八八八年，康有为除请竭帝党首领翁同和，并和帝党盛昱、沈曾植进行接触外，又和侍御屠仁守往返频繁，代以拟稿。”〔20〕屠仁守在这些奏折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递到宫里。康有为AI写作的奏折有《开言路折》、《铸银钱折》、《停止‘海军捐’折》、《门灾告警请行实政而答戒折》等等。这些奏折文字严谨典雅，确属康有为雕琢笔削之功，而这些奏折的中心内容则都是依据屠仁守的意图写的。康有为在1902年给屠仁守的一封信中提到他代屠仁守草拟《门灾告警请行实政而答天戒折》的情况。信中说：“太和门灾，公救火退朝，即来仆所，手写四条命拟谏书，皆关朝廷第一大举，开举国不敢开之口。”〔21〕这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那么，屠仁守为什么会与康有为有如此的默契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屠仁守和康有为有着相近的出身和经历。他们两人从小都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钻研的是程朱理学，并都希望能够通过科举正途进入统治阶级行列。两人唯一的区别则在于及第的先后。其次，屠、康二人都偏爱科学文化知识。屠仁守曾受学于近代著名的数学家李善兰，熟悉天文历算。而康有为本人对数学也很感兴趣，他的名著《大同书》（原名《人类公理》）就是用西方的数学原理来论证人类社会的。对科学文化知识的爱好与研究无疑是屠、康二人产生默契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强烈的爱国热情恰似一条无形的纽带，把屠、康二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面对19世纪末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屠仁守和康有为“每与语国事，辄流涕”〔22〕，对中国极贫极弱的状况痛心疾首，为国家的前途备加忧虑。如果屠仁守是一个顽固守旧的官僚，他能与一个激进的维新派保持如此密切的关系？他能让自己的反对派替自己草拟奏折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屠仁守学识渊博，洞达古今，时人称之为“海内大儒”。同时，屠仁守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又有一定研究，学贯中西。被革职后，屠闭门谢客，潜心于宋五子之书，不敢过为高论。后西游至太原，主讲于令德堂，并任令德书院院长，为山西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屠仁守代山西巡抚胡聘之草拟了《奏陈变通书院章程疏》，提出要“革书院旧习，凡辞章考据不急而无用者，悉弃弗治”〔23〕，主张开设天文、地舆、农务、兵事等一切有用之学，并且提议在书院之外设立水师、武备、器械及工艺制造各类学堂。他在山西执教期间“士风为之一变”〔24〕，为开启近代山西的学术风气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897年刘廷琛曾奉命视学山西，回朝后以屠仁守教学之效“闻于朝”。1900年，清廷“以教士有方，赏山西令德书院院长已革御史屠仁守五品卿衔”〔25〕，他的教学成绩得到了清政府的肯定。同年，义和团运动在山西境内蓬勃发展，教案众多。屠仁守精通西学，山西巡抚毓贤怀疑他与外国教士有所勾结，屠仁守无奈只得离并赴陕，主讲于陕西三原的宏道书院。1902年，屠仁守又被清政府任命为陕西大学堂总教习。总之，屠仁守的后半生主要是在从事书院教育中渡过的。他从事教育的指导方针贯穿着“经世致用”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近代教育思想，这在他代山西巡抚胡聘之草拟的《奏陈变通书院章程疏》和1902年的《恭谢天恩疏》中都有明显的表露。屠仁守晚年为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他晚年从事教育的指导思想来看，他也不能算是一个顽固派。
纵观屠仁守的一生，他并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官僚，他对维新变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赞同的。但他也不能算是一个维新派，他与康有为等维新派还是有所不同的。作为一名卓有远见的封建官僚，屠仁守在改革弊政、稳固和加强清王朝的统治力量、同侵略者抗衡这一点上与维新派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囿于时代和阶级立场，他的思想倾向还是具有一定保守性的。对江河日下的清政府，他是哀其不振，怒其不争。尽管在他的奏折中也曾提到过谋新，但事实上他对变法维新的理解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还是有所区别的，他对变法的要求也没有康、梁那么强烈。1895年严复发表了《辟韩》一文，文中严复大胆抨击中国两千年来的专制统治，毫不畏缩地提出了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并发挥了自己所相信的民主理论。张之洞看了这篇文章后，把它说成是洪水猛兽，并授意屠仁守写了《辨〈辟韩〉书》，在《时务报》上发表。屠仁守在《辨〈辟韩〉书》中痛骂严复，说“今〈辟韩〉者溺于异学，纯任胸臆。义理则以是为非，文字则以辞害意，乖戾矛盾之端，不胜枚举”〔26〕。
由此可见，屠仁守的政治立场比较接近张之洞，他们同属于清流派。屠仁守出身于仕宦之家，其祖父屠之申曾任直隶布政使署总督，其父屠道昕为道光丁酉举人。屠仁守虽然也接触到了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科学文化，但对资产阶级那一套激进的民主、民权理论，他与张之洞一样，都将它们看成是异端邪说，从根本上难以接受。与此同时，还必须清楚地看到，尽管屠仁守一时还难于接受那套激进的有关西方政治制度的理论，但他与那些封建顽固派是迥然不同的，这一点不容忽视。
总的看来，屠仁守既不同于封建顽固派，又有别于维新派，是一名开明的封建官僚。作为一名学者，他既以程朱理学来装点门面，又对西方的近代科学文化有所研究。作为一名封建官僚，一方面他对西方的东西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兼容并蓄，而另一方面他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心有介虑；一方面他同情和支持变法维新，而另一方面他一时还难以接受西方激进的民主、民权理论。作为一位教育家，他为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近代山西的教育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屠仁守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阶级和时代在他身上打下的深刻烙印。对此，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而应予其以实事求是的公正评价。
注释：
〔1 〕翦伯赞《戊戌变法书目题解》（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85页
〔2〕关于屠仁守的生卒年代现有材料中无明确记载。 康有为在1902年给屠仁守的信中写道：“昔张柬之八十乃大用，公尚少之十年。”缪荃孙在《续碑传集》中记载屠仁守卒年71岁。缪荃孙与屠仁守交往甚密，因此可确信这一材料正确无误。据此我们可以推算出，屠仁守生于1832年，卒于1903年。王栻先生遗著《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中曾将参加上海强学会（成立于1895年11月）人物的籍贯、年龄、官职、派系等项列为一表，其中记载屠仁守为66岁，不知以何为依据。若以此推算，则屠仁守当卒于1900年至1901年间，这显然与史实不符。1902年康有为曾给屠仁守写过信，此其一；《屠光禄疏稿》中收有1902年屠仁守的《恭谢天恩疏》，此其二。仅此两证足以说明问题。由此看来，《维新运动》一书对屠仁守年龄的记载是错误的。
〔3〕令德堂，张之洞于1882年设立，1902年李提摩太接管后， 在此基础上开办了山西大学堂，所以令德堂可称为山西大学的前身。
〔4〕〔24 〕缪荃孙辑：《续碑传集》卷十九（宣统二年江楚编译局刻本）第十八页。
〔5〕《屠光禄疏稿·刘廷琛序》，民国十一年刻本，第一页。
〔6〕〔11〕《屠光禄疏稿·胡思敬序》，民国十一年刻本， 第一页。
〔7〕《续碑传集》卷十九，第十七页。
〔8〕〔9〕〔10〕〔20〕转引自汤志钧著《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12〕〔21〕康有为《致屠仁守书》（转引自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页）。
〔13〕《续碑传集》卷十九，第二十五页。
〔14〕〔15〕〔17〕《屠光禄疏稿·奏陈铁路宜慎始疏》卷四，第十三页。
〔16〕〔18〕《屠光禄疏稿·奏陈通州不宜开铁路疏》卷四，第十一页，第十六页。
〔19〕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79页）。
〔22〕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21页）。
〔23〕《屠光禄疏稿·奏陈变通书院章程疏》卷四，第二十六页。
〔25〕《清实录·德宗》（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58册第65页，光绪二十六年条）。
〔26〕转引自王栻著《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