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与公义：对中世纪文学中炼狱主题的文化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炼狱论文,对中论文,世纪论文,主题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西方文学的读者和研究者而言，炼狱并非一个陌生的文化概念。在14世纪的伟大诗篇《神曲》中，但丁借助天马行空般的奇崛想象力对亡灵在炼狱中的净罪之旅做出了恢宏壮观的描述。中世纪的天主教神学赋予炼狱转化和更新的功能——亡灵在其中由一种秩序走向另一种秩序，直到他们最终在上帝中重生，这使得炼狱同时具有了信仰和道德的双重寓意。在12世纪以降的中世纪晚期，欧洲不乏以炼狱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俗语作家们通过对炼狱救赎主题的展现，表达了民众对于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的关注与反思。《圣帕特里克的炼狱》和《流溢的神性之光》分别是12和13世纪极具代表性的涉及炼狱主题的俗语文学作品。笔者将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和解读，来揭示中世纪文学中炼狱主题所具有的多重文化意蕴——炼狱既代表了上帝的恩典与救赎，同时也反映了民众对社会生活中公平与正义的呼唤。 一、炼狱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炼狱是罗马天主教会所持有的一项基本教义，但是由于《圣经》中没有对于炼狱的直接描述和定义，所以这一教义并没有得到东方教会的承认，并且成为了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与东方教会之间的重要分歧之一。在16世纪席卷西欧的宗教改革运动中，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新教徒认为炼狱是一个从未在《圣经》中出现过的概念，故而称其为“第三空间”(the third place)，并且将其视为一个人为臆造出的世界(Le Goff 1)。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罗马天主教会因为利用炼狱赦罪教义来大肆兜售赎罪券敛财而导致炼狱观念受到抗议者的尖锐批判。在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的《九十五条论纲》中，与炼狱赎罪教义直接相关的有11条之多(Walls 37)。炼狱虽然在中世纪晚期之后受到诸多质疑和非难，但是这一教义的形成和确立与自古罗马晚期到中世纪晚期欧洲社会的演变与发展进程密切相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面折射中世纪基督教信仰模式变迁的镜子。 炼狱是属于亡灵的世界。在基督教创立之前，西方对于亡灵世界的描述主要有两种模式：犹太教的一元模式和希腊罗马的二元模式。犹太教认为人死后都归于地下的阴间(Sheol)，希腊罗马模式则认为亡灵的世界存在着冥府(Hades)与乐土(Elysian Field)之分。这两种模式都影响了基督教对于亡灵世界的定义和描述，但是又都在一定程度上被修正。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左右来区分冥府与乐土，但是基督教则选择以上下来区分亡灵在死后的不同境遇，并且赋予这种上下之分以宗教层面的灵性寓意(Le Goff 2-3)。《圣经》中虽然没有对炼狱的直接描述，但是有一些篇章被后世的神学家反复引用，作为他们建构炼狱教义的基础。《旧约》中描述神以火焰净化选民：“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碱。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玛拉基书》3：2-3)。《新约》中的保罗书信也常常被天主教会视为支持炼狱净罪教义的证据，“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人在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哥林多前书3：13-15》)。这些源自《圣经》的论述，都强调上帝以火焰来试炼和净化人类，从而使得火焰与净化成为了中世纪炼狱教义的核心内容(Le Goff 43-44)。 在古罗马晚期，两位来自东方的教父神学家奥利金和克莱门特为后世炼狱教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被当代研究者称为“炼狱之父”(fathers of purgatory)(Walls 15)。奥利金是第一位提出灵魂可以在死后得到净化的神学家。在他的论述中，所有人即便是善良正直之人也要在死后经历火焰的净化，同时他也坚信不存在无法得到净化因而不能进入乐园的灵魂。克莱门特指出上帝用以净化灵魂的火焰并非物质性的，而是灵性之焰。不同于奥利金所主张的普遍救赎的观点，克莱门特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罪孽和惩罚：对于怙恶不悛之徒，等待亡灵的将是吞噬毁灭一切的火焰，其余的灵魂则需要在灵性的圣火中净化自身。这两位希腊教父并未对地狱和炼狱之间的差异做出清晰明确的界定，也没有就灵魂在火焰中净化的时限做出说明，但是他们将上帝的火焰与亡灵的忏悔、净化以及救赎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由此形成了早期炼狱教义的雏形。 拉丁教父奥古斯丁对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产生了难以估算的深远影响，在他的神学著述中不乏对于炼狱观念的阐述，这些观点最终汇入到了中世纪的官方教义当中。奥古斯丁在对《诗篇》的评注中指出，对于那些没有犯下不可宽恕之罪的灵魂，存在着一种净化性的惩罚(purgatorial punishment)，在经历了这种惩罚之后，灵魂便可以升入天国。这一观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将成为中世纪炼狱净化与救赎教义的基础(Le Goff 76)。除了探讨亡灵的净化与赎罪外，奥古斯丁还关注生者对于亡灵的救助。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为亡母莫妮卡的灵魂向上帝祈祷，希望上帝赦免她曾经犯下的过失，赐予她永恒的安宁。他深情地祷告道：“主啊！求你宽恕，求你宽恕，‘求你对她免行审判’。‘让哀矜胜于决谳’，你的话真实不虚，你原许以怜悯对待怜悯”(183)。奥古斯丁在此肯定了生者的祷告能够触动至高的上帝，从而使得亡灵受益。他对于生者与亡灵关系的论述使得弥撒、祈祷、施舍成为了后世炼狱救赎的重要手段(Le Goff 65-81)。 5至11世纪，罗马天主教会没有对炼狱观念做出更为深入的论证，并且缺乏神学和教义上的创新。但是在12世纪，伴随着欧洲思想文化的复兴、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尤其是俗语文学创作的萌发与兴盛，炼狱观念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当代研究者认为，炼狱(purgatory)一词在12世纪由形容词净化(purgatorial)转化为一个名词，正式宣告了炼狱的诞生(Walls 18)。1274年第二次里昂公会议做出的决议使得炼狱在13世纪成为了得到教会官方认可的教义。在中世纪晚期，人们对于炼狱的探讨不再局限于神学和教义层面，这使得炼狱观念被赋予了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12世纪之后涌现出的俗语作家们，开始尝试借助炼狱这一充满了思想活力的新兴教义来探讨和表达他们对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见解与反思。 二、圣帕特里克的炼狱：炼狱观念的具象化与世俗化 炼狱一词在12世纪晚期转化为名词，从而使得炼狱正式成为了一个供亡灵忏悔、净化、赎罪的空间。这一转变过程一方面有赖于教士尤其是西多修会的神学家们在理论层面上进行的探索和论证；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幻象文学(visionary literature)作品对炼狱的具象化描述，使得炼狱由一个抽象的神学概念转化为被广大信徒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教义。西多会修士索特瑞的亨利(Henry of Saltrey)创作的《圣帕特里克的炼狱行记》(Tractatus de Purgatorio Sancti Patricii，1184)被认为是中世纪第一部涉及圣帕特里克的炼狱这一题材的宗教文学作品(Carroll 81)。这部作品对中世纪晚期炼狱观念的普及化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广为流传、影响深远而被当代研究者称为中世纪的“畅销书”(Le Goff 198)。 亨利在这部拉丁语散文作品中描述了骑士欧文在炼狱中的见闻以及他通过炼狱中的考验而得以净化罪孽的传奇经历。故事中的炼狱位于爱尔兰的兰德格湖(Lough Derg)中小岛上的一个地下洞穴，因为它的形成与圣徒帕特里克的传教事迹相关，故而被称之为圣帕特里克的炼狱。5世纪的圣徒帕特里克出于虔诚的信仰自愿前往爱尔兰传播上帝的福音，为了说服当地不信教的野蛮民众，帕特里克祈求上帝彰显神迹。上帝回应了圣徒的祷告，出现在他面前并且向他指出了一个幽深的洞穴，告诉他这就是炼狱的入口。人们可以由此进入炼狱，并且在其中看到亡灵净罪时的惨况以及完成净化后的灵魂在地上乐园中所享有的安宁与喜乐。如果人们可以在炼狱中待上一夜并且平安返回，那么他曾经犯下的罪过都可以籍此得到净化与赦免。帕特里克在洞穴的旁边修建了一座修道院，并且用高耸的围墙包围住炼狱的入口，只有得到他的许可后人们方能由此进入炼狱。帕特里克随后借助这一炼狱入口开展他的传教活动，促使许多人皈依教会。 在1146/47年间，一位名为欧文的骑士向当地主教申请进入炼狱以净化他曾经犯下的罪孽，在经历了15天漫长的斋戒和祈祷之后，欧文获准进入炼狱。在下到地下洞穴之后，欧文首先看到了一栋如同修道院般的建筑物以及一群身穿白衣之人，他们告诉欧文如果想要平安地穿越炼狱就必须坚定他对于上帝的信仰，时刻谨记上帝之言。在幽暗的炼狱之中，唯有信仰才是对抗恶魔的唯一武器。在祝福了欧文之后，这些白衣人随即消失，炼狱、恶魔以及净罪的亡灵出现在了欧文的眼前。在炼狱中，欧文目睹了亡灵受到的10种惩罚，这些惩罚皆由恶魔来执行，包括在火焰中炙烤、在沸水中浸泡、被钉在地面或是吊在半空中受罚、被火蛇缠绕撕咬、被恶魔鞭打以及被刺骨寒风刮倒坠入冰湖。净罪的亡灵们在其中痛苦不堪，大声祈求上帝的慈悲与宽恕。每当欧文看到一种刑罚时，恶魔们都百般威逼利诱企图迫使他背弃上帝与信仰，但是欧文每一次都凭借呼唤上帝之名来击退恶魔的攻击，并且最终顺利通过一座独木桥平安抵达对岸。在炼狱对岸的地上乐园中，欧文看到完成了净化的亡灵们高举着圣器进行盛大的游行。随后他被一位大主教引领眺望天国的入口，看到圣灵之火从天国倾泻而下注入人们的心中，欧文由此深切地感受到天国的至福。在返回人世的旅途中，白衣人再度出现，他们祝贺欧文成功穿越炼狱并且净化了以往的罪孽。欧文重返人间后一直过着虔诚圣洁的生活，他一度受国王的派遣为一位西多会修士吉尔伯特担当翻译，并且将他在炼狱中的见闻如数告诉这位修士。作者亨利正是从吉尔伯特修士那儿听闻这个故事的，并且在萨提斯主教的要求之下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写作。 在12世纪晚期，炼狱之所以能够由一个被神学家津津乐道的神学概念最终转化为得到一般民众普遍接纳的教义，是与12世纪欧洲社会生活模式的转型和思想观念的更新密不可分的。首先，在中世纪早期，教会对于亡灵的境遇持一种二元对立的观念，亡灵或者升入天国或者坠入地狱。但是随着12世纪欧洲社会经济的复苏、人口的扩张和流动以及城镇的发展，第三等级民众的逐步崛起，使得欧洲社会结构日趋多元化。社会生活中三级制度的确立动摇了教会奉行的二元观念，使得人们日益认可并接受在天国与地狱的两极之中存在一个中间地带——炼狱。由此地狱、炼狱、天国一道构成了亡灵栖居的三重世界。其次，炼狱观念在12世纪的最终确立和中世纪晚期的民众对于法律和公义的追求相关。12世纪的文艺复兴带来了法学的发展，教会法与民法打破了人们在封建制度下形成的归属感和人际关系模式，使得法律替代血缘和封建关系成为了调整社会生活的准绳。学者勒高夫认为12世纪可以被称为司法的世纪(century of justice)，法律和公义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Le Goff 211)。不仅世俗君主日益重视司法体系的公平和正义，在宗教信仰领域，民众同样借助炼狱观念来表达他们对于社会公义的迫切渴望。在他们看来，炼狱中公正的审判和惩罚是对尘世生活中种种不公的纠正。再次，炼狱观念的生成还与这一时期人们思维模式的转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2世纪新的社会阶层的划分方法促使人们产生了新的时空观念，人们对于数字、空间、时间的计量方法发生了变化，数字不再被仅仅视为象征性的符号，而是转变成可以进行精确计算的工具。在炼狱中，人们生前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他死后的境况，亡灵在其中所处的环境、所受的刑罚种类和净罪的时限无不需要进行精确的衡量和估算，以确保炼狱的公正性。学者纽曼指出，人们在12世纪对于灵性生活的态度和认识发生了转变，不再视其为由恶到善的骤然转变，而是将其视为一个逐步转化发展的过程(Newman 43)。这种主张人类灵魂可以阶段性上升的观念促使这一时期的人们将炼狱中的刑罚方式逐步细化。在《圣帕特里克的炼狱行记》中，亨利将炼狱由早期教义里笼统的净罪之所，具象化为一个逐级上升且有着严格区分标准的时空体系。 亨利的作品使得一度晦暗不明的炼狱观念以一种极为直观且具象化的方式得到了生动的呈现。但是，这部作品是用通行于教士阶层的拉丁语写作的，这种复杂高深的教会语言使得缺乏神学教育的俗人们难以直接阅读。在公元1190年左右，生活在英国国王亨利二世宫廷中的女作家法兰西的玛丽(Marie de France)将亨利的拉丁语散文作品翻译为法语诗体作品，玛丽的译作《圣帕特里克的炼狱》(Espurgatoire Seint Patriz)成为了这部作品的第一个俗语译本(Marie 2)。12世纪的文艺复兴使得一度被视为“平民的语言”的俗语成为了日益受到重视的文学语言。玛丽被当代文学研究者视为欧洲最早运用俗语进行叙事诗歌创作的女作家(Ferrante 64)。有的研究者认为《圣帕特里克的炼狱》是一部译作故而原创性相对欠缺(Krueger 179-180)，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玛丽的译本虽然在情节内容上忠于原著，但是却不乏鲜明的个人风格与创新(Watt 58-59)。笔者认为，相较于亨利的拉丁语原本，玛丽通过自己的翻译使得这个被用来宣扬基督教信仰的宗教作品具有了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同时她还借助炼狱这个宗教观念来表达她对于国家政治事务的参与和反思。 玛丽译本中的世俗化倾向首先表现为预期读者群体的转变。亨利选择以拉丁语来创作并且反复强调自己的写作是受到主教的委派，目的是为了坚定读者的信仰，这就使得能够直接阅读拉丁语的教士阶层成为了这部作品的主要受众。玛丽则在自己的译本中增加了序和跋，并且在其中一再宣扬俗语译本的价值和功用。在序言中，玛丽说道：“以上帝之名，他与我们同在，/并且将恩典赐予我们，/我愿将炼狱中的惩罚/翻译成为法语”(Marie 47)。①在跋中，玛丽明确指出这个法语译本的受众是俗人平信徒：“我，玛丽，/将这部炼狱之书译为法语，/作为一份记录，这将是清晰易懂的，/而且适于俗人们阅读”(Marie 171)。玛丽对语言的选择明确表明了她以俗人，而非精通拉丁语的教士作为自己的读者。除了语言之外，玛丽译作的文体也与亨利的原作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同样显示了两部作品受众群体的不同。亨利以简明的散文体来描写欧文的炼狱之旅，玛丽则将其改写为富有韵律的八音节对句诗体(Octosyllabic Couplets)，这种从散文体到诗体的转化不仅使得作品更加朗朗上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作品的整体风格。在玛丽的译文中，欧文的炼狱之行被改写成为了骑士在异界中穿越重重阻碍并最终获得精神上的净化和升华的冒险历程，整部作品的风格宛如12世纪俗语文学中倍受欢迎的骑士历险故事(chivalric aventure)(Watt 59)。作为一位宫廷女作家，玛丽将《圣帕特里克的炼狱》由宣扬教义的宗教文本改写为一部类似于骑士传奇的俗语作品，是为了迎合她所服务的宫廷人士们的审美趣味。 除了语言、文体、受众层面的世俗化倾向外，玛丽还在《圣帕特里克的炼狱》中借欧文这个人物形象来直接表达她对于宗教与世俗生活的看法和评价。在亨利的笔下，勇敢穿越炼狱的欧文并非受到推崇和关注的主角，除了在开篇介绍欧文这个人物时提及了他的名字外，在整部作品中亨利都只用骑士(miles)或者勇士(vir)来称呼欧文。但是对于出现在作品中的两位西多会修士吉尔伐斯和吉尔伯特，亨利都不吝篇幅地附上了对其生平的介绍，这表明亨利始终将这个故事视为一个宣传炼狱教义、赞美西多修会的宗教文本。但是在玛丽的译文中，她大幅度删减了与教会相关的篇幅，仅仅笼统地称他们为“西多会修士”(moignes de cisteus)，而且在文本中多达7次地直接称呼欧文的名字(分别在作品的第506、509、1103、1621、1959、1980、2059行)，以彰显他作为这个传奇故事主角的身份。玛丽的这一番改写表明，欧文凭借勇敢和信仰成功穿越炼狱，不仅净化了自身而且将上帝的启示和恩典带回人间，使得人们可以经由听闻他的故事而受益，所以是俗人而非教士才是维护信仰的真正英雄。此外，玛丽还通过欧文与国王之间的一番对话来表现修道生活与世俗生活之间的复杂张力。从炼狱回到人世之后，欧文一度想要放弃世俗生活成为修道士，他去拜见国王并且征求他的意见。国王对欧文的回答是：“他建议欧文继续保持原有的身份，/这样他能够更好地为上帝服务”(Marie 151)。国王的这一番话表明俗人的身份并不低于教士，积极的世俗生活较之修道院中的隐修生活更有意义，对信仰的追寻无需以离弃世俗生活为代价。欧文接受了国王的建议，一边心怀虔诚信仰一边履行人类的世俗责任，他高尚正直的灵魂在死后重归上帝的怀抱。通过讲述欧文的人生抉择，玛丽在这部有着深厚宗教渊源的作品中明确表达了她对于世俗生活的认可和推崇，同时也在其中暗示了世俗君权对教会权威的挑战。 对于国家政治事务的密切关注是玛丽译本中世俗化倾向的另一个重要表现。通过在译本中对一些情节做出重新安排，玛丽借圣徒帕特里克在爱尔兰的传教事迹来暗示英王亨利二世入侵爱尔兰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亨利在讲述圣帕特里克劝导爱尔兰人接受基督教信仰之时中途打断叙述，加入了一个他听闻的故事以证明爱尔兰人的野蛮和凶残。玛丽的译本在内容上忠于这一情节，但是在时间顺序上做出了不同的设定，她将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由亨利的同时代改为圣帕特里克在爱尔兰传教之时。在玛丽的笔下，圣帕特里克告诉一位前来领圣体的老人，杀戮是被上帝禁止的罪行，老人在他的劝导下忏悔往日犯下的深重罪孽。以这种方式，玛丽强调圣徒不仅为爱尔兰带来上帝的福音，而且终止了一度在这片土地上肆虐的暴力和杀戮。在亨利二世统治的时期，爱尔兰人被普遍视为一群无视信仰的残暴之徒，所以教会积极支持亨利二世对于爱尔兰的入侵和殖民，并且将其上升到维护基督教信仰的高度。教皇艾德里安4世在教谕中宣称：“杰出的英格兰君主亨利二世……将基督教信仰的真理赐予那些粗野无知的民众，并且将滋生的罪恶从上帝的土地上连根拔除”(Bloch 273)。亨利二世在征服爱尔兰之后，以英格兰式的行政司法体系替代爱尔兰盛行的部落制度。他要求所有的民事和刑事审判程序中都必须有陪审团的参加，这为包括爱尔兰在内的英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公平与正义。玛丽对于亨利文本的改写，使得圣帕特里克在爱尔兰的传教事迹和他对于原住民的教化，成为了亨利二世征服爱尔兰并对其进行文化殖民的政治行为的对应和象征性表述。玛丽以这种方式在《圣帕特里克的炼狱》中为英格兰君主在爱尔兰的扩张和殖民行动提供舆论支持。 在12世纪充满了想象力的幻象文学中，炼狱观念不仅得到了生动鲜明的具象化呈现而且表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在玛丽的俗语译作中，《圣帕特里克的炼狱》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学性，使其由一份宗教文献转化为一个精巧的文学文本(Bloch 241)。玛丽的俗语译本不仅向更多的俗人推广了炼狱教义，而且赋予了炼狱概念以更为深广的文化内涵，使之成为了俗人们用来反思宗教信仰和世俗政治事务的媒介。12世纪的俗语作家借助彰显上帝神圣意志的炼狱审判和赎罪过程来表达民众对于尘世生活中公义与和平的期盼。炼狱中的救赎不仅意味着个体灵魂的升华，同时还指向国家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三、梅希蒂尔德的炼狱幻象：私人启示与普世信仰 文艺复兴为欧洲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宗教信仰领域带来的活力与变革使得当代研究者视12世纪为一个洋溢着创造性热情的时代，但是接下来的13世纪却是一个组织化与体系化的历史时期(Walls 22)。异端思想的此起彼伏以及平信徒对于教士阶层的不满和抗议促使教会在13世纪加强了对民众宗教生活控制与管辖的力度。1274年的第二次里昂公会议将炼狱正式纳入到教会的官方教义当中，此举不仅使得炼狱教义在人们的宗教信仰乃至世俗生活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且使得教会的权威得以从现世延伸到亡灵的世界。 13世纪的神学家们通过探讨教士对于炼狱中亡灵的救助来强化教会在炼狱救赎中扮演的中介角色。巴黎大学的神学教授黑尔斯的亚历山大认为炼狱代表着希望，因为凡是能够进入炼狱净罪的亡灵最终都能够获准进入天国。亚历山大如同奥古斯丁一般相信生者的祷告能够帮助在炼狱中的亡灵，但是他强调了教士代祷的重要性，指出代祷本质上是教会的功德，故而能够减轻亡灵在炼狱中承受的痛苦。此外，亚历山大还提出“钥匙之权”(power of the keys)这一概念，指出基督将宽恕罪人的权力赐予圣彼得，再通过他传递给所有的教士，这一赦罪的权力可以在炼狱中施行(Walls 22)。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进一步肯定了教会在炼狱救赎中的核心性地位，即教会拥有对灵魂进行赦罪的特权。他宣称：“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教会可以将共有的善功——这赦罪之源，传递给生者却不能将其赐予亡灵”(Le Goff 276)。阿奎那的这一番言论明确表达了他维护教会权威的立场，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天主教会对于炼狱赦罪特权的垄断。当教士们将审判和赦免炼狱中亡灵的权力紧紧掌握在手中之时，这项宗教特权既为教会带来了极为可观的现世财富和政治资源，同时也加剧了中世纪晚期教会的腐化堕落。 学者纽曼认为，教会宣扬的赦罪教义使得生者对于亡灵的救赎被等同于世俗商业行为中的“赎买”，教士主张人们在世俗生活中犯下的罪孽可以借助金钱与弥撒来清偿(Newman 119)。在这一时期，人们试图通过捐赠遗产和举办弥撒来减免自己的罪孽，以求缩短死后在炼狱中赎罪的期限或者帮助亲友的亡灵早日升入天国。但是这种赤裸裸的赎买观念从根本上扭曲了炼狱救赎的价值与本意，导致这一原本属于精神领域的虔敬行为蜕变为人与神之间的交易。教会与教士的贪婪，致使炼狱救赎教义被日益庸俗化，乃至于沦落为教会谋取世俗利益的工具，并且引发了平信徒对于教会中介特权的质疑和反抗。欧洲中世纪作为信仰的时代，人们的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民众对于社会变革的要求往往借助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来自德国的贝居因修女②马格德堡的梅希蒂尔德(Mechthild of Magdeburg，1208-1282/94)通过俗语神秘主义写作表达了广大平信徒对于教会宣扬的炼狱救赎教义的不满，并且借助一系列炼狱幻象来重构上帝与人类之间的救赎之链。 梅希蒂尔德创作的《流溢的神性之光》(Das Fliessende Licht der Gottheit)是现存最早的德语神秘主义作品。这部作品由7个相对独立的章节构成，对于多个神学问题的思辨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整体，而是略显零散地存在于不同的章节当中。但是，有关炼狱的幻象和梅希蒂尔德对于炼狱救赎的探讨几乎出现在每一个章节当中，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一个潜在主题。相较于《圣帕特里克的炼狱》对欧文的炼狱之行做出的极富条理性的叙述，梅希蒂尔德作品中的炼狱幻象呈现出非体系化的特质。她并未在作品中对炼狱的层级划分、灵魂净罪的期限和惩罚的类别做出详尽的描述和界定。梅希蒂尔德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写作模式是因为中世纪教会对女性的言说和写作持否定态度，女性无法像男性教士那样公开参与对神学议题的探讨，她们只能通过写作零散的、私人化的幻象体验来表达自己的神学见解(Hollywood 20)。在《流溢的神性之光》中，频繁出现的炼狱幻象被视为上帝赐予梅希蒂尔德的“私人启示”，她借助这种方式来消解教会在炼狱救赎中的中介特权。 中世纪的教会将《圣经》所中记载的那些先知与使徒视为向人类传递上帝之言的中介，他们在接受和传递启示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得他们被视为上帝神圣救赎计划中重要的一环。当基督教完成其组织机构的建立之后，主教和教士被宣布为使徒的继承者，他们所拥有的宗教特权来自于对使徒统绪(apostolic succession)的继承。被教士所掌控的布道与阐释教义的权力是一种“公开启示”或“官方启示”，与之相对应的是一种存在于教会之外的“私人启示”(Andersen 22)。在中世纪的信仰领域中存在大量的“私人启示”，这种启示并非仅仅针对于某一个特定个体，而是指它不是直接来自于官方教会。无论是先知还是使徒，他们得自于上帝的指令或者目睹的奇异幻象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私人启示”，只不过这些原本个人化的启示被教会官方化了。在中世纪晚期的俗语神秘主义作品中，对于“私人启示”的描述成为了那些被教会贬抑的平信徒用来表达自己神学理念的有力手段。 在一次幻象体验中，梅希蒂尔德与上帝一同降临到炼狱，她看到难以计数的亡灵在炼狱的火焰与沥青中接受惩罚，他们就如同匍匐在秽物中的蟾蜍。上帝告诉她这些亡灵是因为在世之时忽视了灵性生活而在此净罪。梅希蒂尔德随即问道：“啊！亲爱的主，那些修士们在哪里？我在这儿没有看到他们。”上帝回答道：“他们在暗中犯下罪孽。现在他们独自在炼狱的底层，与那些恶魔们捆绑在一起”(Mechthild 123)。梅希蒂尔德为亡灵的悲惨境遇而哀伤，她祈求上帝宽恕这些亡灵，上帝回应了她的恳求，将一部分亡灵带离炼狱并且将他们安置在一座长满鲜花的山顶上。在这一个炼狱幻象中，梅希蒂尔德表现了上帝与人类灵魂之间无中介的沟通与救赎，那些自命为人神中介的修士不仅被剥夺了炼狱赦罪的特权，而且被极为讽刺地置于炼狱的底层，等待一位贝居因修女的怜悯与拯救。 在另一次发生在万灵节的幻象体验中，梅希蒂尔德再度来到炼狱，她看到炼狱的构造有如一个充满了火焰的大锅，亡灵们在其中净罪、受罚。亡灵的悲鸣触动了梅希蒂尔德的怜悯之心，她向天国哭诉道：“我主上帝，我可否进入其中并和他们一道受罚从而让他们能够更快地去到您的身边。”听到了梅希蒂尔德的哀求，化身为大天使站在她身旁的上帝显露出真容并且回答道：“如果你愿意进入其中，我将和你一道前往”(Mechthild 276)。上帝和梅希蒂尔德一起下到炼狱并且将她的灵魂拥入怀中使之免受炼狱之火的灼烧，她再度恳求上帝拯救那些亡灵，随即无数的亡灵得到赦免并且如同雪片般飞往天国。在《流溢的神性之光》中，梅希蒂尔德借助这些作为“私人启示”的炼狱救赎幻象挑战了教会的中介特权和教士在人类灵魂救赎之链中的核心性地位。在她的笔下，宣扬“教会之外无救恩”的教士成为了炼狱救赎中的局外人，一位没有任何圣职的贝居因修女凭借她的慈悲与虔敬之心感动了至高的上帝，并且一跃成为了炼狱救赎的核心性因素。 学者珀尔认为《流溢的神性之光》是迷人的抒情散文与宣道意图的结合，梅希蒂尔德试图通过这部作品让全体信徒聆听教诲并且促使他们改过自新(Poor 40)。在开篇伊始，她借上帝之口向读者们宣告这部作品的写作意图以及它的神圣源头：“我特此将这本书作为信使传递给所有的信徒，包括义人和恶徒；如果柱子倒塌，建筑物就将不复存在。这本书专注于称颂我并且以值得褒奖的方式来揭示我的奥秘”(Mechthild 39)。通过上帝之口，她界定了整部作品的基调，即《流溢的神性之光》是上帝借梅希蒂尔德之手传递给全体基督徒的信仰之书和启示之书，并且将它比作支撑信仰圣殿的支柱。就如同学者伯纳德·麦金所言：“这部作品将自己展示为一部新的俗语《圣经》，意图引发公开地阅读和讨论，不仅仅是在贝居因修女和其他‘上帝之友’的中间展开，而且面向所有的基督徒们”(McGinn 223)。梅希蒂尔德通过对《圣经》传统的继承和模仿，不仅为自己的作品赋予了神圣性，并且使得自己私人化的神秘幻象体验能够汇入到基督教的救赎历史当中(Andersen 193-194)。在《流溢的神性之光》中一再出现的炼狱幻象表达了13世纪的民众对于信仰个人化的渴求，即个体化的宗教体验同样可以成为具有普世意义的信仰与救赎的范例。出于这个目的，梅希蒂尔德将源自上帝的“私人启示”置于教会官方权威之上，以此来颠覆教士与平信徒之间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同时，她还借助炼狱救赎幻象中展示出的人类与上帝之间的无中介沟通来消解教会在人类灵魂救赎计划中的中介特权，为平信徒争取宗教信仰领域的自由与平等地位。 在12世纪以降的中世纪晚期，欧洲俗语文学对于炼狱主题的关注和表现，促使炼狱由一个抽象的神学教义转变为一个意蕴丰富的文化观念。12世纪的文艺复兴带来了古典价值观与基督教伦理思想的交融，促成了中世纪晚期基督教人文主义的萌发，“它赋予作为受造物的人以自我价值，并承认人的此世经历可以在追求世俗幸福中实现其自然目的。它也是基督教的，因为它承认人的超然目的就是上帝”(斯旺森189)。这种对于人类尘世生活的积极态度影响了俗语文学作品对于炼狱主题的表达。《圣帕特里克的炼狱》和《流溢的神性之光》都将炼狱与人类的尘世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不同的角度来展现中世纪晚期的人们对于宗教救赎与社会公义的思考。 玛丽在她的译作中，将亨利的拉丁语宗教文本改写为俗语骑士传奇，借助欧文穿越炼狱的故事来探讨人类尘世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并且传达出这一时期的民众对于国家政治生活与司法体系中公义原则的高度关注。玛丽在作品中将炼狱与世俗政治融合在一起加以探讨的写作手法影响了后世作家对于炼狱主题的表现，读者们将会在《神曲·炼狱篇》中再度感受到诗人但丁通过炼狱主题表达出的信仰与政治的双重诉求。梅希蒂尔德通过创作一系列作为“私人启示”的炼狱救赎幻象来对抗教会的中介特权，生动地表达了平信徒对于教阶制度的不满，以及他们对于新的信仰与救赎模式的追寻。《流溢的神性之光》在作者生前备受争议，但是在她身后，这部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在流传过程中逐步得到了广泛认可与推崇，并且成为了一部在中世纪晚期影响深远的俗语神秘主义作品。当代研究者认为，但丁在构思《神曲》时受到了梅希蒂尔德的影响，在炼狱山顶层的地上乐园里引领但丁在圣河中涤除罪孽的玛苔尔达(Matelda)就是以梅希蒂尔德为原型塑造出的人物形象(Tobin 56-57)。但丁以这种方式表达了他对于梅希蒂尔德的炼狱救赎观念的认同，同时借助玛苔尔达这一充满诗意的文学形象向这位杰出的女性神秘主义者致敬。 ①玛丽在此以“炼狱中的惩罚”(Des Peines de l'Espurgatoire)指代亨利的《圣帕特里克的炼狱行记》。 ②13世纪初叶出现的贝居因修会(Beguines)被当代历史学家称之为“中世纪修道史上惟一一次由女性发起，并且以女性为参与主体的宗教运动”。这一修会的参与者遍布比利时、德国的莱茵河流域、法国的大小城镇，她们试图在由男性权威掌控的修道院之外为女性和其他平信徒寻觅一条新的信仰之路。See Walter Simons,Cities of Ladies:Beguine Communities in the Medieval Low Countries,1200-1565(Philadelphia:U of Pennsylvania P,2001)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