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园春#183;雪》的故事——诗之毛泽东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沁园春论文,现象论文,故事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前几篇连载文章中，已多次谈到背负“右派”、“反党”、“反革命”等烙印的那些人的诗与生涯，到此举出毛泽东来，我想是时候了。至少作为直接或间接地让那些没有犯罪意识的人们至今遭受冤狱而大吃苦头的始作俑者之毛泽东，我已提到过多次，不过，现在我是要将他作为直接参与了一时代之诗史的当事者来观之。毛泽东具有这种两面性乃广为人知的事实，而将作为革命家之过火行径归咎于其诗人气质以理解其两面性，也是一种说法吧。即使论及毛泽东的过火行径与冤狱的关系，不管怎样同情于受到冤狱的人，其实将此视为单方面的受迫害也未必正确。因为，一面相继恢复了历次“运动”中受害者的名誉，一面又只能以“功绩第一，失误第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的历史评价来看待历次“运动”的发动者毛泽东，无论是以这种对中国共产党有利的角度还是以自由的眼光来看，我们都不能不看到，几乎所有的冤狱剧多少都是以毛为顶点之绝大的历史力量与主人公们共同演出的结果。其间虽有败类和小丑钻营一类的因素，然若没有这种共演关系的前提这样的冤狱剧是难以成立的。在革命的洪流中，冤狱的当事者们不仅接受了对政治组织的绝对忠诚及对领导者的救世主式的崇拜，他们有时甚而至于希望如此，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乃是没有办法的事态。这里有支配了本世纪全部共产主义运动的法则，或非西欧世界特别是中国革命所固有的社会文化条件存在着，在这一点上，即使毛泽东本人也没能摆脱其成为剧中一个角色的命运。在诗作和人生境遇上，无论是从透彻的政治论还是其艺术论来看，都是有些迂阔的人间关怀下，我认为即使是超凡的英雄，掌权者也免不了成为一个剧中角色。由此，把毛及其诗作与其他诗人同等并列论之，亦是可能的吧。不过，毛的主要诗词在日本已有了详细的介绍(武田泰淳、竹内实《毛泽东·诗与人生》，文艺春秋社，1965。其中有当时已发表的37首的全译)，而且如要谈毛的诗，就应该在其使诗人过于强大的一面上谈之，这是我在此欲罢不能的办法。以上算是本文之所以拟定“诗之毛泽东现象”这一题目的缘由吧。
如果就此话题而举出毛的一首诗词来的话，无论从使毛的诗名一跃闻名全国这一点来看，还是就实际上若非天生的革命家则不可能有这样的诗作这一意义上讲，都莫过于《沁园春·雪》了。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是一篇广为人知的作品，而且就气魄的宏大与表现力之强烈来说，略去详细的注释恐怕更为适宜吧。以“红装素裹”、“妖娆”等艳丽的想象为媒介，从对冰雪所覆盖的西北高原(自注“秦晋高原”)的叙景，转为对仿佛为“多娇”的“江河”所魅的历代堂堂帝王之大胆而独特的评说，接下来预告新世界的主人公即将下凡，这种词的铺叙展开实在无可挑剔。或许可以批评其“千里”“万里”用字重复的平板，然而，就是这种用字重复亦有效地发挥了对全“风光”之理念性美化的作用(毛有一种喜用“千”“万”这样的大数字入诗的倾向)。而后半部分用来述志的“文采”、“风骚”、“风流”三词，即使可以举出一些各自的出典和用例，归根结底亦不如按照词中乘连用之气势，表达了从艺文素养到政治器量上的人之风格。这种评价人的基准在词语使用上亦明白地反映了其与内地特有的文人统治的传统之内在联系，而与毫不掩饰的争霸“江山”意志的搭配关系也由紧密的历史性得到了证实。这些都是该词作为传统定型诗之必然性深深关联的形态乃至结构上的事实，我想在这方面是没有什么议论的余地的。同时亦不能不承认，这种不容置喙的正统感觉确实保证了作品的成功。但是，在作者的思想、创作背景等相关联的解释与评价方面则大有议论的余地，实际上，在该词公开发表的时候就曾产生过各种各样的议论，在某些方面甚至作者本身也被卷入论争之中，好不热闹。
这首词问世于1945年8月末，在忧虑日本战败后再次爆发国内战争的舆论背景下，毛泽东应蒋介石的再三邀请由延安飞抵重庆，连续四十三天的直接谈判其间，赠给旧友诗人柳亚子的词就是这一首。柳亚子小蒋介石五岁大毛泽东六岁，乃是与孙文遗孀宋庆龄、廖仲恺遗孀何香凝等一起为坚守孙文“连苏容共”遗志而与蒋对立的国民党左派元老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于中央会议(二届二中全会)上结识当时在国民党内以代理宣传部部长头衔从事活动的毛泽东。这次会议已是孙文死后势力变得强大的国民党内右派制定排斥共产党方针(整理党务案)做出决议的一次会议，洞察到蒋不久将以大肃清的淋淋鲜血宣告国共合作终结的柳亚子，不满于忠实共产国际坚持回避与蒋决裂的共产党员的态度，力劝暗杀蒋介石，结果反而遭到了责备(据其后的《叠韵答曙光老两首》自注云，此人乃恽代英)。这种左思右想钻牛角尖的脾气还有神经衰弱病都不似党派政治的实际活动家，本来此人的名声在于以下特别的经历，即创立“南社”，于清末革命同盟会会员时代以诗鼓吹种族革命，又主持“新南社”，以旧同盟会会员的特别资格加入孙文“改组”后的国民党，而于此前后鼓吹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又将超越国共两党之别的近代中国之正统的“革命”落实于诗与国事之传统的结合上而生存过来。如此这般，早年便自称“亚洲卢梭”、“列宁私淑弟子”的柳亚子非常欣赏以国民党军为对手展开武装游击战的毛泽东，将毛与自己所尊崇的已故孙文并称“并世两列宁”(1929年《存殁口号六首之一》自注云指孙中山、毛润之)，显示了强烈的倾倒。更何况，对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登上国民抗日势力之一方顶点的毛泽东，柳亚子更是期待热烈，在上海、香港、桂林、重庆等抗日根据地流浪途中亦没有忘记以诗向延安发出慰问。
有关此词的毛、柳因缘之说中有不少互相出入不合的地方。现在主要根据综合诸说与物证加以考证的最近刊行的著作(萧永义《毛泽东诗词史话》)，记其似确实可信的部分：柳早有增补亡友(林庚白)所编《民国诗选》的想法，于是在与毛再会(8月30日，柳访问中共代表团驻地，9月6日毛与周恩来等做了答谢访问)的时候，将首先要收入《诗选》的毛诗七律《长征》的抄本交给作者祈求校订，毛不仅接受了请求，之后还在来信中附了《沁园春·雪》一首。落款为10月7日的这封信现收入《毛泽东文集》及《毛泽东书信选集》，信中可见“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的客套话。毛赠给柳的这首词手迹现有两种，一种书于印有“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便笺上，即当时所写的。另一种写在柳的纪念本中，原来柳得到毛的“墨宝”觉得太简朴，便于10月11日又走访就要离开重庆的毛，请其在纪念本上再次挥毫录下此词，这一种则照老套子记有“亚子先生教正”的上款和“毛泽东”的下款。纪念本中还录有柳所作次韵和词及短跋一文，曾于重庆召开的柳亚子诗与尹瘦石画的联合展览会上展出，这仿佛便是《沁园春·雪》被辗转抄写的原物。另一方面，柳还将毛的原词与自己的和词投给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可是发表出来的只是自己的和词而不见毛的词(11月11日)。关于此事，柳在应其请求将毛写于便笺上的原词加上自己的和词赠给尹的时候，于跋文(10月21日)中这样写道：
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短词]，南宋漫词[长词]矣。中共诸子，禁余流播，讳莫如深，殆以词中类帝王口吻，虑为有意者攻讦之资；实则小节出入[《荀子》以大节小节均是者为“大君”，以大节是小节有出入者为“中君”]，何伤日月之明。固哉高叟[喻读诗死脑筋的人。见《孟子》]，暇当与润之详论之。余意润之豁达大度，决不以此自欺，否则又何为写余哉。情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仿效《论语》句]，思来殆犹不免自怜以下[谓不足为评论之对象。语出《左传》]之讥欤?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汗耳。
柳的和词题为《沁园春·次韵毛润之初到陕北看大雪之作，不能尽如原意》。
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
才华真美多娇。看千古诗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尤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上阕由读原词的兴奋立刻转入对在重庆所积压的郁闷之情的倾诉。“青梅”乃起因于古来用其作为热烂酒的菜肴之季节性习俗的诗语。“滔滔”形容江河流水进而也可用来强调罪恶与灾祸。“邻笛山阳”则基于晋朝向秀在遭刑死的山阳稽康故居怀念生前“竹林之游”所作《怀旧赋》中，有正当那时由邻居传来笛子音响的诗语。“伯仁由我”是晋朝王导因误解而对曾经救自己于绝境的周顗(字伯仁)见死不救的后悔语，表示友人之死于自己有间接的责任，柳在此前所作长诗(《诗翁行·哭李少石》)及序中亦用过此语，以记录自己对同乘一车而中途遭横祸的同志之死的痛恨，因而可知包括下一句的“无双国士”是对此事件所发的感叹。惨死的李少石乃廖仲恺的女婿、共产党员，序中所记作于事件发生第二天的这篇长诗，是将事件看做当然的政治性谋杀而作的，但是，第三天则由周恩来出面公布了调查结果：此事件乃蒋介石的士兵因不满司机的鲁莽驾驶而开枪误杀了李的一起事故。因此，有人考证这首和词的写作当在11日以前(萧永义《毛泽东诗词史话》)，不过，和词的这一段是否把暗杀视为前提也并非自明之事。不管怎样认识同志的死因，总之，这种奇怪之事令人预感到国共合作再次崩溃的危险，而感到此种重庆险恶政治气氛的焦虑(柳担心共产党又要上蒋的圈套，曾表示反对毛来参加谈判)则是一样的。而且“拔剑”这种昂扬的姿态，以及对由此亦未能消解掉的“块垒”之吐露，这两者的配合早已存在于作过无数的哭烈士之诗的柳亚子之天生情调类型中的了。下阕承毛词对历代帝王的评说而通过对以宋为顶峰的词史上诸名家的评说，转而礼赞毛的原词，到了结尾的最后三句终于达到了与原词同样的高涨气势，成了有些勉强的豪言壮语。即使是习惯了诗之应酬的柳也显得有些不得手，而不得不在题序中附上“不能尽如原意”的说明。
《新华日报》不顾柳的要求，拒绝发表毛的原词之后，主编中立派报纸《新民晚报》文艺副刊(“西方夜谭”)的剧作家吴祖光则以特快消息的形式刊出了原词。据吴的回忆(《话说<沁园春·雪>》)，他读到字句不全的抄本非常感动，经几位友人传阅辨认终于得到了完整的一首词，于是以《毛词·沁园春》为题发表出来。周围的人认为《新华日报》的“折衷”处理来自毛的不希望人们知道自己作旧体诗一事的意向，故曾有反对刊发的意见，而吴则以《新民晚报》非党报没有关系为由坚持发表出来。不过，为慎重起见添加了下面一段后记：“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该报11月14日)。以此为开端，稍后大报《大公报》也做了转载(据郭沫若全集注释，系11月28日)，于是“山城(重庆市)骚然”，还出现了《新民晚报》主管受到国民党当局严重警告的一幕。仅据吴的回忆，后来包括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在内有十数家报纸接连登载了赞否不同的和词。据另一本详细挖掘收罗了当时一连串反响的书(孙玉坤、张树德《诗词为媒·毛泽东与柳亚子》)讲，接着从年底到正月，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及《和平日报》(原《扫荡报》)等相继刊出了共计二十来篇攻击性评论与和词，这样一来，共产党方面亦无法保持沉默，于是以处于统一战线运动中心的党外左派代表人物郭沫若的《沁园春·和毛主席韵》(《新民报晚刊》12月11日)为开端，又陆续发表了柳亚子的再次唱和(《沁园春·叠韵赠中共代表团一阕》)及另外一些作品。当时在华东军营的陈毅也寄来了两首唱和。
这里，我们从发表于《和平日报》的敌方唱和作中选一首嘲笑毛、柳的和词，以见这诗词风波之一斑。作者乃“慰素女士”。
十载延安，虎视眈眈，赤旗飘飘。趁岛夷入寇，胡尘滚滚，汉奸窃柄，浊浪滔滔。混乱中原，城乡分占，跃马弯弓气焰高。逞词笔，讽唐宗宋祖，炫尽风骚。
柳枝摇曳含妖，奈西风愁上沈郎腰。算才情纵似，相如辞赋，风标不类，屈子离骚。闯献遗徽，李岩身世，竹简早将姓氏雕。功与罪，任世人指点，暮暮朝朝。
上阕责难延安的共产党趁日军的入侵和在南京建立对日和平政权的汪兆铭一派之变节，而发展自己的势力，揶揄毛的原词帝王评说的“风骚”之装腔作势。下阕“柳枝”“西风”二句，利用南朝粱的沈约极言诉说自己身体之衰弱的书信中出现的表达衣带渐宽的“沈腰”典故，嘲笑柳对毛的倾倒如同落魄者充满风情的媚态。接着说柳的才情虽与司马相如不相上下，然就“风标”(此亦“风骚”“风流”的同类语)来说缺乏屈原那种虽遭流放仍献忠诚于故国的气节。“闯·献”指断了明朝性命的两大叛乱首领李自成与张献忠；李岩则是以举人身份投靠李自成幕下的读书人。郭沫若于明灭亡三百年纪念时写成《甲申三百年祭》，将李岩作为在李自成的叛乱中促成了农民革命之自觉的知识人挖掘出来加以表彰，受到人们的关注(毛亦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在一年前的重庆。而反对者则认为李自成、毛泽东一样都是“流寇”、“土匪”一类，李岩与柳亚子乃投机的追随者。
作为来自共产党周围的反击的例子，郭沫若于次年批判当时《大公报》主笔王芸生的《摩登唐吉珂德的一种手法》(上海《周报》第46期)一文很有意思。该文指出，这个亲政府的大报直接从《新华日报》转载毛、柳的词乃是打破常规的事情，仅这样做已够让人惊讶了，可是这还不够，王又将自己题为《我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一文发表于重庆、天津、上海三地的《大公报》，而且是三日连续重复刊出，据此这转载的意图已立刻昭然于世，正是“尸诸市朝”(《论语》)。从郭文可以读到王文的梗概，王文这样开头“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世人见面”，又以“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的旨意，号召“普通庶民”抛弃对过去历史的迷信而走向今日“民主与进步”的道路。对此予以批判的郭沫若则首先以自己对毛词寓意的“臆测”这样解释到：上阕的被冰雪所覆盖的“北国风光”乃是“欲与天公试比高”之凶暴的“白色恐怖”势力的隐喻，同时也是下阕中怀抱“帝王思想”只凭武力蛮行于世之“英雄”们的隐喻，但是，不久这些“英雄”便将与冰雪一样消失掉的。然后他说“历代的农民革命，在起初时都能顺从民意，只有在革命成功之后，一些领导者才开始背叛人民，这本是极粗浅的历史常识”，而故意将两者混在一起试图否定一般的革命，这里隐藏着王芸生的政治意图。顺便附上一言，延安对于王这样的中间派之态度，至少在当时比郭要宽容得多，王乃是毛重庆谈判时会见过的各界人士中的一位(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不久还参加了建国时的政治协商会议。
围绕这首词发表前后的话题，我做了一些深入的介绍，因为我觉得对照这些事实也可以看出这首词的其他意义来。一个是时间的问题。从发表的时机与词的内容等来看，当初一个广为流行的说法是毛在去重庆的飞机上做了这首词。可是，现在看毛自己给柳的信上的说明，写作日期则落实在1936年2月，即长征之后的红军确立了抗日统一战线，进而以打倒与日军相勾结拉开反攻架势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势力为目标而开始“东征”的时候。虽然也有从当时红军的足迹到词之具体写作的场面进行煞有介事的推理演绎的人，其实不难想象这首会心之作乃是毛经历长时间不断酝酿或推敲而成的。总之，值得注意的是从词的表面上看不到这其间对共产党来说是最大的政治军事课题的以抗日统一战线来推进民族解放战争这一契机。这样，不是“江山”的防御而是只集中于其“夺取”的诗之想象，这在当时，不论诗体之新旧，而且超越政治立场上的左与右，因日本的军事侵略而激发起爱国主义民族感情十分昂扬的一般诗风中，毛的这首词难道不属于特异之例吗?的确有这样的印象，即对毛来说，外来的侵略不过是实现革命途中的一个侥幸的战略条件而已。不过虽说如此，战争本身无疑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危机，故对此毛又排除乐观与悲观两种论调，以可谓“军事艺术”(毛泽东语)的杰出洞察力提示了战争之持久性格及由劣势转为最后胜利的战略展望，而著成一本精心的劳作《论持久战》(1938)，正当这种政治军事冷静透彻的探究中所涌现出来的诗之感情冲动突破了上下不定的政策性维度，其实应是自然而顺理成章的。至于民族的契机则应该说存在于立足固有的历史感觉之上的坚定信念中，只不过没有政治性地或照老套子而主题化罢了。
还有，词发表的时期仿佛精确计算过似的。抗战中曾任国民党驻美大使的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乃是求学时代的毛泽东私淑过的学者，他在这首词发表之前接到过毛托人转达的问候，在给毛的回电中曾建议共产党放弃武力，以“第二政党”贡献于战后的国家建设，这才是“[国共第一次分裂以来]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结党以来]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陈微编《毛泽东与文化界名流》)。这首词最终何时成形的虽然不好确定，但讴歌“江山”一新的诗化豪言壮语的发表时机，比起抗战期间来，战后的这种局面下更为适宜，这恐怕是事实吧。在一般人眼里，那时毛还不过是一个被迫赶到西北边陲的“土匪”头目似的存在，谣传长征的途中在贵州一带用茅台酒洗脚的毛泽东，如今作为与“蒋委员长”对等谈判的另一方而初次登上全国政治的前台的。对待自己的诗词十分慎重的毛不会不充分意识到这个时刻和场合的。因为，在中国这个国度里谁都知道，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有诗文嗜好的革命家，对于大众来说仿佛很有学问的政治家，其意义是如何重大。结果，职业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其印象落得个如词中的成吉思汉一样的粗野。据说，蒋曾固执地向身边的文人策士陈布雷询问毛词是否有他人伪作的可能性，艺术上的缺点如何等等，却没有得到爽快的回答，只有“帝王思想”的嫌疑可以肯定，于是命令以此为目标发动攻击宣传。我不知道这个“据说”(石玉坤、张树德《诗词为媒·毛泽东与柳亚子》)有多大的根据，不过，即使来自反对阵营的中伤非难也要苦思凝想接连发表唱和之作，仅从这一事实来看，毛的这首词在宣告新的传说式的主人公之登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实在是戏剧性的效果。诗的此种微妙的政治功效，毛本人在处理与党、政、军并列的革命关键——统一战线的关系方面，是有着坦然自负的，而这种自负大概有不少是来自这个时刻的经验的吧。关于年长蒋介石八岁的国民党元老，长年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的下面这个逸闻，一定也是在此种功效观上被谈论的了。逸闻是这样的：于为飞抵重庆的毛设宴，席间对《沁园春·雪》赞不绝口，特别赞扬结尾的两句乃“激励后进的佳句”。毛则征引数年前于右任游兰州兴隆山，在成吉思汗陵观远征西洋时的遗器而作小令(《越调·天净沙》)中的“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一句，笑着谦虚道不及此句(萧永义《毛泽东诗词史话》所引刘永平编《于右任年谱》)。引用者慎重地附记说，《毛泽东年谱》中于右任的招待宴会只见有9月6日(就是说根据引用者的说法，毛赠柳词的日期在这之后)的一次，不过，即使这是谁编的逸闻，于这件事情的意义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另外，柳亚子相当推重于右任这位同为南社同人的诗才，认为共产党中有毛，国民党中就数于了(《我的诗和字》)。
另一个是所谓的“帝王思想”问题。《新华日报》拒绝发表毛的词当然是试探了他本人意向之后的举措，吴祖光在《后记》中将其理由归结为毛关于旧体诗之有所保留的思考，而柳在给尹的《跋文》中则透露说“帝王思想”一事在共产党的内外也仿佛认真地讨论过似的，有意思的是柳对此未必持否定的态度。那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从词的表面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看法，并且在已经透视了毛的整个生涯的人眼中这一点将会更暗示性地反映出来的。话虽如此，词的作者毛泽东并非那种竟敢公开表达帝王野心的疯疯癫癫的马克思主义者，词中对帝王的评说乃是要最大限度地表达超越一般王朝交替史的意识，这两点也是明明白白的。问题从一开始便属于诗范围内的事情，而始终重视这一点的柳亚子在《跋文》中，将孔子门人(子贡)所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此句一般解释为孔子决不超越“文章”[具体的修养或制度]而涉及“性”“天道”等抽象的议论)之“性”置换为“情”，认为诗这个“情”的领域与“天道”同然存在于实践理性议论的彼岸，而对《新华日报》的政治性判断之“固”(僵硬)提出异议，唱和时则以诗人之“狂”用满腔的豪言壮语应和了毛的词。毛特意称自己的词“与先生的诗格相近”，大概是注意到了柳诗那种一向有定评的慷慨激昂调的吧(落款为10月4日的另一封书简中，毛评价从柳那里得来的另一诗时说：“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在这一方面两人之间恐怕没有什么大的矛盾。进而言之，以长征后的实际势力为背景而表露出那样的气势，除了相应的胆略外还需要某种狂妄之气的。关于柳亚子那几乎是时代错误的唱和方式(他有感于毛的那封来信而作的七律也说“瑜、亮同时君与我，几时煮酒论英雄”云云)，有人认为那才是“帝王思想”式的“误解”之前奏呢(《以诗为媒·毛泽东与柳亚子》)，可是另一方面，又有引用建国后毛为柳提供北京居所时据那首和词而挥毫题字“上天下地之庐”这一事实，提出反对意见的(《毛泽东诗词史话》)，至少毛感到柳的和词反应并不坏，这恐怕是确实无疑的。对于国民党方面的反应，毛在给一一报告这些情况的党员来信的复函中，是这样回复的：“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不过，建国后毛泽东的诗词作为国家盛事正式发表以后，毛对那些注释家们的理解似乎也多有不满意之处。在目前通行本《毛泽东诗词》(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的作为“作者原注”或“注释”之一部分而公开发表的作者本身的解说中，关于《沁园春·雪》，毛在大字本《毛泽东诗词十九首》(文物出版社，1958)里，有他自己添写进去的这样一段批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历史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可以认为，这个批注针对的是下面一类的担心和疑问，即词中的帝王们被“文采”“风骚”“大雕”这样的词语所贬，然而有充分的根据能将最后的“风流”与“帝王思想”彻底区别开来吗?也就是说，这个争论到了建国后也还没有了结。毛的批注中的“反封建主义”“无产阶级”等政治用语是用来纠正那些欲正确无误地解释传统的诗词语言之政治含意却没有解释好的诸种说法，这与毛在重庆说自己的词与“诗友”柳亚子的“诗格”近似时不同，他俨然是在对照革命的正史与诗的正道亲自制定正确的解释。前面提到的郭沫若那种只能说是帮倒忙的反“白色恐怖”说(果真如此，“素衣红裹”该是指反革命派的假惺惺的革命姿态了?)等，在“反封建主义”这一点上不管多么合格，作为诗之表现的处理方法，毛到底是不能接受的吧。盖如此这般，把政治的意识形态(内容)艺术地加以表现(形式)这种议论方式，由毛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固定下来以后，便成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和知识分子知识活动整体的紧箍咒，然而，毛并不是以“文艺工作”的一环来创作那首词的!这恐怕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了。
那么，最终“帝王思想”问题到底怎样呢?我们只能将此视为这样一个事实本身的问题，即这与其说是“思想”，不如说是毛以否定的或者发展的观点，总之是在与历代帝王的霸业类比中叙述了自己对革命权力的意志，如此而已。在夺取“江山”的最后阶段，咏叹解放军一举攻下国民党首都这一历史瞬间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中的颈联“宜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也是自然而有效地引用了刘邦项羽的故事，毛的诗词中的革命像最终并没有超出这样的类比范围。这一事实，比起毛自身的批注中二元论式抽象化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任何一方来，都更借重于诗之经验的直接性。因为，实际上诗人在此是一边表演着与筛选好的帝王们的力之较量(摔跤)，一边在和历史相抗争。而具有暗指作词者即革命家本人之意味的“文采”“风骚”“风流”等，大概与毛的一生如下的行动规范也有着某种联系吧。即在其创作外之延长线上，毛早就率先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一贯主张，同时又强调作为体现了超越文、武对立的政治理念的党要彻底掌握军队，这恐怕是毛的整个革命生涯中最为伤脑筋的难题了，而据说即使在游击生活中只有一次例外，平常他连护身用的枪枝也没有携带过。还有，要是想玩弄批注中所说的“反封建主义”“无产阶级”的概念，那么，似乎首先想到的应该是终结了两千年来皇帝制度的辛亥革命的吧?毛在延安所构想的“新民主主义”这一制度讴歌的正是通过“无产阶级”(实际上是共产党)的领导来彻底实现孙文未曾实现的“反封建主义”。而毛的词中没有提到孙文不管有无什么理由，总之，与使孙文那种三民主义理想归于缺乏市民革命实质的幻想的因袭势力直接决战的快乐(“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此乃青年毛泽东的座右铭)才是这首词的主眼。即使称其为诗化的气势，如上面所说这也是与支撑着皇帝制度的固有历史相关涉的正统感觉。如果再考虑到这种自信的进一步的来源，我们可以想到长征途中，毛清算了多少年来支配了党中央使自己苦不堪言的莫斯科派马克思主义者的舶来的城市中心主义，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自己的路线提到全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个“毛泽东思想”不久则被正式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产物”。然而，此乃经过夺取政权的成功而证实了其正确性的自我评价的结果，正如在被“结合”的“普遍真理”中亦有西欧·俄国式的素质，“中国现实”也应该包含其“结合”的主体的，那么，道理上成功的条件也可能直接变成失败的条件，这一历史的讽刺乃是无法彻底排除掉的。而视为问题的诗之经验本身则可能是“反封建主义”的也可能是“帝王思想”的。
建国后仍继续不断的毛之诗作，以及凭借其超极权威对那个时代的诗歌观念的介入，这些情况也是值得研究的。可是，“文革”初期，不知为什么将自作的诗词十九首错当成毛泽东未发表作品流传于巷间的青年(陈明远)，结果因“伪造毛主席诗词的骗子、野心家”之罪，十来年的岁月中背上了“反革命”的黑锅，对于这种无法让人笑起来的奇异之事及其过程，我已经没有探究的余裕了。
译者附言
旧体诗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悬而未决的一个棘手问题。按照五四以来由西洋输入进来的现代文学观念，传统文学样式特别是其顶峰的诗词被排除在新文学史之外，亦是理所当然之事。40年代为民族战争和文艺大众化的需要提出“旧瓶装新酒”时，其适用范围也仅及于传统戏剧和章回小说，旧体诗词仍未有幸复权。然而，这个看似已经消亡了的文学旧形式却顽强地温存于文人作家乃至职业军人革命家的个人趣味领域，可谓僵而未死。1976年的《天安门诗抄》则以强有力的反映人民大众变革要求的异常方式浮出地表，仿佛在要求着复权，而80年代以来大小公开自费出版的旧体诗集之多，不仅表现了其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已对正统新文学观念构成了挑战。然而，当今的新文学史仍然没有正式接纳旧体诗词，其研究的落后状态亦不言而喻。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木山英雄始于几年前的旧体诗探索就显得特别珍贵，值得向中国读者做一介绍。这个旧体诗谈的最初一篇《旧诗之缘——聂绀弩与胡风、舒芜》(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作为单篇发表于1994年，此后则以“汉诗之国的汉诗炼狱篇”为总题连载于岩波书店《文学》杂志(1996年至2001年)至今已成九篇：1.《杨宪益及其<银翘集>》2.《打油三味——黄苗子》3.《讽刺的使命——荒芜》4.《生老病死之戏耍——启功》5.《老托派的狱中吟——郑超麟》6.《庐山真面目——李锐》7.《冤狱连环记——杨帆，付潘汉年》8.《<沁园春·雪>的故事——诗之毛泽东现象》9.《孤绝中的唱和——胡风、聂绀弩》。从各单篇题目看可以大略知道，这些旧体诗谈主要涉及80年代以来出版的旧诗集，而其中的诗作大都创作于40年代的战争与革命时期及50年代后期开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作者们基本上是历经人生坎坷，在一个世纪以来曲折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多遭凌辱的文人学者及革命家。正如连载时的总题“汉诗炼狱篇”所示，已经退居个人趣味领域的旧体诗却因作者们的人生经历之浓厚的政治性，而意外地负载了中国革命沉重丰富的历史内涵。考虑到古典诗词抒情言志的悠久传统，当代旧体诗与革命历史结不解之缘的这一现象也就不是不可理解之事了。木山英雄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取以传记资料，历史回忆录证其诗的解诗法，而展开其探索的。其中把焦点集中于诗与冤狱体验，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审查”、“教育”、“改造”等体制问题，体察诗人们的精神苦恼，心理变动，对革命的不懈追求与理想幻灭，并通过这种体察来理解百年来革命中国的历史经验，构成了旧诗谈的一个鲜明特色。在谈到黄苗子《无腔集》中“咏史六首”时，木山英雄甚至指出：诗人一生深陷政治弄得一塌糊涂，然喜欢政治大谈政治之癖亦是病入膏肓，旧体诗与中国政治之关系，正与北京市民喜欢国家大事乐意评论政治领袖相通似，足见中国(诗)人特性之一斑。而发表于最近的《<沁园春·雪>的故事——诗之毛泽东现象》则在详述其创作、发表过程及后来众说纷纭的评价问题之基础上，提出应把毛泽东的诗词从圣坛下降到与前述一般旧体诗作者同样的层面来讨论，因为毛泽东虽然是多次政治运动及其冤狱的始作俑者，然而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对政治组织的绝对忠诚对领袖的救世主式的崇拜，所谓政治冤狱自然不会存在。关于毛泽东该词的主题，木山英雄认为不必认真地批评其“帝王思想”，毋宁说那是洞察了历史大势的政治家以诗的直觉经验发出的自信与英雄气概的表现更为恰当。而围绕毛泽东这一首短短的词在发表之后竟然产生那么丰富复杂的政治故事，则再次昭示了现当代旧体诗与政治的不解之缘。
木山英雄旧诗谈的另一个特色是在与明治以来日本传统诗歌的改革发展史相比较中思考中国现代旧体诗的价值问题，所论颇有参考价值。他指出：日本的短歌、俳句在近代不断谋求自身的改革，始于正冈子规(1867—1903)领导的改革运动不拘泥定型的传统形式，不断促成其向现代诗的转化，结果获得了新生且在新文学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中国则不同，新文学运动从一开始便一直拒绝旧体诗改革的尝试，柳亚子、陈毅、毛泽东以及在旧体诗创作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峰的聂绀弩都一口同声表示否定。这是不是因为中日两国的传统诗歌形式本身存在着固有的根本性不同，还是中国的新文学“革命”与日本的近代文学“改良”在变革的性质上截然相异所使然?值得深思。而观当今旧体诗复活的盛况，可以预期新文学与旧体诗关系，旧体诗价值及历史地位的讨论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深入广泛的展开。我从这组旧体诗论中选择两篇推荐给中国的读书界，其宗旨亦在引起人们来关注旧体诗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并期待深入而理性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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