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商业道德构成特质与模式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质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模式论文,商业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经济生活，无一例外地经受着价值规律和商业道德这两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和驱使。价值规律这只无形之手对于市场经济的作用早已为人们所共认，而商业道德为何也摆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呢？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商品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向前发展的今天，商业经营行为和商品交换原则不仅联系着生产和消费的商业领域，而且贯穿于商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和融资、消费等领域中。因此，商业道德既是商业经营者的行为规范，也是商品生产者的行为规范。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为人类生存所必需。可以说，商业道德状况如何，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和全社会的道德面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众所周知，道德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而法制则是道德的后盾和保证，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商业道德为经济法制和法规的实施筑起第一道防线。在为实现十四届五中全会的宏伟目标和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调控体系的积极奋斗中，在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同时，我们必须尽快构筑起社会主义商业道德规范，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扼止我国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缺斤短两、坑蒙行骗、欺行霸市、投机倒把，走私贩私等腐败之风蔓延，使社会主义市场运行进入有序状态。本文试就社会主义商业道德的特质、构成模式作初步探讨。
一
在我们分析当代社会主义商业道德的特质之前，首先探讨一下对目前市场上商业道德严重扭曲现象应持的正确态度。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国。但自原始氏族社会未期社会第三次大分工——商业同手工业分离时起至春秋战国时代，就曾存在过发达的商业活动和生机勃勃的民间商业精神。根据史圣司马迁《货殖列传》的记载，在物阜民丰的800里秦川，“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 巴蜀地区地饶物丰“民工于市，易贾；”陇右地区则“与关中同俗”。燕赵地区的赵国以邯郸为中心，“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齐鲁地区鱼盐、丝织、冶铁名闻天下，足智多贾。当时虽多半仅限于地表资源的开发，但仍可看出南北东西，各产奇货，商人越山俎海，周流互易，供天下人民养生送死之需〔1〕。
关于农工商虞〔2〕四者的关系，司马迁认为是“待农而食之， 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司马迁还特别列举了齐国由泻卤不毛之地，因太公望采取了兴丝织渔盐之利的正确政策，使齐国衣冠天下，万民往归，至管仲相齐，兴商惠工，使齐国称霸天下。由此，司马迁总结并系统阐发了追求财富乃人之自然本性的观点。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3〕他在列举了“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的谚语后，进而揭示出“求利”是“自然人”千古不变的自然律，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4〕上述观点闪耀着鲜明的唯物论思想光辉。
中华五千年的发达史表明，“商业以政治之治乱为盛衰，国势随商业之盈虚而隆替”，而且“商业盛者其国罔不兴，商业衰者其国罔不亡”〔5〕。 如果历代政权对于当时普遍存在的这种古典民间商业精神和求利求富的“自然人”的自然本性，采取“因之”、“利导之”、“教诲之”或“整齐之”〔6〕的正确政策， 中国的工商业将会以何种面貌呈现于历史呢？但自春秋战国时期起，尤其是秦国自商鞅主政后，把商业完全视作农业和巩固封建政权的对立物，把“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确定为基本国策。秦统一六国后，更把抑商政策推向全国。汉代不仅承继秦制，而且由于汉初政局稳定商业初步繁荣，对农业有某些冲击后，断然从理论上认定“商业损国”，因而用严厉的行政手段对商人实行“谪戍”，以示惩罚；其次竭力贬低商人社会地位，污辱其人格，突出者如不许商人作官，不许商人乘车马、衣丝绸、置土地；更甚的是“告缗”政策的推行，令民人举报“违法”商人，并将其资财田产之半数作为给举报人的酬赏。这种作法竟使商贾中中家以上均遇告，国家因此得民财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宅亦如之。由于酷吏的严刑峻法，被告发者极少生还者。据《史记·平准书》的记载，算缗告缗制度的实行，使“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据孔泾源教授的研究，同抑商政策相配合的，还有对某些重要行业严禁商人经营，必由国家垄断的禁榷制；官府自设工场、作坊的管工制及地方官将本地土特产品无偿向皇室纳贡的“土贡”制，使得国家政权需要的大量物品如皇室用品及军事物资，都越过商品市场环节，从而抑制了商业。此外，还有必须“杀商贾之利”，以保证全国“利出于一孔”，不能让富商大贾富甲王侯，以其财势支配、役使属于国家的贫民〔7〕。
这种抑商的传统国策，尽管在唐宋等王朝受到过不少政治家的批评和责难，某些阶段也有些松动，但从公元前四世纪至整个十九世纪以前2000余年间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而进入二十世纪后的半个世纪中，历届旧政权虽然颁布了一系列振兴工商业的法令法规，但处于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国家主权尚不完整，工商业自然很难有根本的起色。共国诞生后，国际环境的封锁，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国内日渐强化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又视商业为纯消费行业，加上左的路线干扰，商品经济越来越萎缩。所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同世界统一市场接轨，对于中华民族的振兴来说确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的工商业发展最佳时期是来之不易的。对于目前我国市场上暴露的种种弊端、商业道德的严重堕落、腐败之风和对农业基础地位一定程度的冲击，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既要高度重视，认识其严重危害性，又不可悲观丧气，甚至惊惶失措。只要从人类历史长河的高度和世界统一大市场兴衰隆替的战略眼光出发，具体规划、稳步调整我国这一局部的产业政策，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控体系、制定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和法规的同时，建立并强化现代社会主义商业道德规范这一系统工程，我国市场的这种无序状态就会逐步有序化，从而保证国民经济高速而健康发展的。
二
社会主义的商业道德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形成的轨迹。
所谓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在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营销等各类活动中，所应遵循并被全行业普遍认同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社会主义商业道德是社会主义总体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商业道德的形成轨迹，大体经历了三个步骤，即：
闪光的第一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商业道德；
艰难的第二步：苏联模式下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
充满希望的第三步：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商业道德。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和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而且社会的经济关系还包括它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和围绕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我国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自1928年井岗山革命根据地新民主主义商业道德诞生至今的70余年间，正是由于社会经济基础的不断发展和地理基础、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而发生新的演进。同时，由于商业道德也同社会总体道德一样，具有传统性、中外杂糅的融合性和继承性等特点，当代社会主义商业道德亦是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和近代传统商业道德的精华并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商业道德的精髓，杂糅融合，形成了当代社会主义新的商业道德，我们试就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闪着革命光辉的新民主主义商业道德。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解放区，长期处于内外反动派的包围和严密封锁之下，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军民生活均十分艰苦。但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世界观，武装了商业战线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教育了广大普通工人、店员，不仅使传统商德闪耀着新的光彩，而且形成了一些新德目。
1.信念、信心。这是新民主主义商德新的重要德目。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公营和合作社营商业部门的职工，都懂得社会发展史的基本道理，了解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常识，树立了较坚定的革命信念，而且坚信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一定会被推翻，人民当家作主人；“土地还家”、“耕者有其田”，“赶走日寇，还我河山！”“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成为全体职工切近的奋斗目标，他们坚信困难是暂时的。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事业必胜！这种坚定的信念和信心，使人们精神振奋，心齐团结，成为战胜各种困难的强大精神动力。
2.重大义、谋公利。这是职工们把传统商德的“重义轻利”发扬光大，把贯彻“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总方针，保证根据地军需民用、支援战争、同自己的具体业务工作联系在一起，为革命经商理财，树立了谋公利为荣，谋私利为耻的商德商风，造成了全边区的清廉之风。
3.诚信无欺。这是我国传统商德中的重要德目，根据地商业部门职工身体力行，为其注入了新的内涵。宋儒周敦颐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8〕。明清时期闻名全国的徽商中， 歙县《洛阳江氏族谱》载有“长江遂业鹾宛陵，待人接物诚实不欺，以此致累万”〔9〕。 还有歙县梅庄佘先生“弱冠行贾，诚笃不欺人，亦不疑人欺”而利反三倍〔10〕。说明在营销活动中，只有以诚实对待买主，最终必将盈得顾客的信任而获得厚利。根据地的公营商业是新生事物，是边区的“窗口”，因此边区商业工作者严格执行各项政策。如食盐为统销商品，各商店销盐时如实估量盐的质量，按质论价，并坚持售好盐，不售坏盐；决不抬高盐价。公营和合作社营商店各门市部营销行为，真正达到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境界，这同沦陷区和国统区内投机倒把、诈骗横行成为鲜明对比。
4.尽责敬业。根据地的商业工作者为把经商视作整个革命事业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自豪感。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人人是战士，人人是主人”，所以都尽职尽责，唯恐工作出一点弊漏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而对于上级一点点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都视作对自己价值的高度肯定，感到无尚光荣。这种高尚的敬业精神，造就了一代代新型的商业工作者，支撑着根据地不断扩展，直至全国的解放。
5.勤俭廉洁。为了扭转根据地财政经济的困难情况，广大商业战线的职工勤劳耐苦，努力发展边区生产。工厂工人爱厂如家，努力增产节约；商业职工则深入偏远山区采购各种土特产品如皮张、药材等，并把生活必需品、生产工具送到农牧民手中。同时以“为革命节约每一个铜板”的口号，杜绝各种铺张浪费，树立了勤俭节约为荣、奢侈浪费为耻的好风气。这种勤俭廉洁的作风，挫败了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拉拢和收买，打破了敌人的包围和封锁。
6.顾客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利益、顾客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为了更好地满足农牧民生活的需要，他们在不少根据地创造了预约销售法，即深入农民群众中，自愿登记各户全年生产和生活必需品的数量，然后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供给预约户。由于物价和税收是发展商业和影响群众经济利益的重要杠杆，根据地商业部门在制定物价政策时，十分注意公私兼顾，既做到不损害群众利益，又考虑到根据地的财政状况。在陕甘宁边区由商业部门和各界人士组成“评价委员会”，同政府和公营商店营业员一道肩负起平定物价的重任。公营及合作商店营业员自觉遵守物价纪律，主动纳税，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私营商店实行政府的物价政策，不偷税漏税，不搞黑市交易。同时作到不排斥私营商店盈利，不与民争利。
总之，以这种良好的商德商风为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商业道德同其他的新民主主义各项正确的政策一道，形成了对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正义力量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终于使革命事业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二）艰难的第二步：高度集中统一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引发了社会主义商业道德的第一次危机。
应当说，上述新民主主义美好商德在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和“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间，人们仍然把自己从事的工作看成革命事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把国营工商业承担的以出色的经济成就领导和影响“一化三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平抑物价、组织社会经济生活作为最高使命。对传统商德中的诚与信、义与利、勤与俭、忠于职守、工作上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赋予了新的内涵。一代英模雷锋、时传祥、王进喜、张秉贵、徐学惠，只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对于50～60年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当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新民主主义商业道德存在的经济条件、地理基础的外部环境发生根本变动后，其凝聚力、感召力即逐渐减弱。这是因为“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民渐久矣。”〔11〕即是说，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要求是不断增长的，而贪图安逸又是一般自然人的天性。然而，只有社会主义的名义并不能产生甘食美味，更不能不劳而获，只有艰苦奋斗，勤劳耐苦，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才能有幸福的生活。所以，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目的，只是开辟了创造共同富裕的途径。
1956年以后愈来愈严重的左的政治路线和僵化的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使生产力水平和商品经济水平都很低的我国社会经济，无论是工业、农业和商业，都实际上成了公有化程度最高的全民所有制。把自然人和自然人组成的家庭对物质财富（实际是生存的物质资料）的属有或结合的观念完全同生产者的劳动行为分离。而高度公有的社会主义又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使人们丧失了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任力和向往力；在分配制度上，又对人们因劳动技能的高低、熟练度和勤与惰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质与量明显差别不予肯定，“干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更重要的是“政企合一”，工商企业成为政权机关的附属物，商品生产产品化，从而窒息了工商企业的内部微弱活力。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管卡压”“流通决定生产”、“全民服务”和“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使构建中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受到全面践踏。
批判“利润挂帅”，造成经商不理财、不搞成本核算、赔钱有理、盈利挨批的违反人间常识的现象，使人们见“利”而惧。
批判“物质刺激”，不仅否定了计件工资，而且否定了对优秀劳动者的任何物质奖励，也就否定了人们的荣誉心和上进意识。
批判“管卡压”，全面否定了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使之陷入全面的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
批判“流通决定生产”，使商业企业无视社会供求和流通对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以产定销，不仅窒息了工商企业的生命力，而且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批判“全民服务”，反对商品花色品种和商店中经营商档商品，窒息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创新发展的天赋使命。
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实行所谓无产阶级全面专政，根本否定商品、货币、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再加上对“白专道路”的批判，使职工不敢学技术、钻业务、懂商品。
上述种种批判的结果，使构建中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同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一起，被推上了绝路，文化大革命后期流行这样一首顺口溜；“国外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工商企业内部劳动纪律松驰，消极怠工，职工乱拿原料和商品，店员与顾客纠纷不断，表明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发生了第一次危机。至本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不仅宣布了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终结，而且也宣布了这种体制下商业道德的被否定。
（三）充满希望的第三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当代社会主义商业道德体系的构建。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行了诸如农村的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自主经营和放开价格及产销一体化等，还有从中外市场对接的高度发展内外贸易和中外经济合作， 市场运作模式上提出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相结合。 至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理论突破，是小平同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其决定并为其服务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德目含义为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同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运行规则上是相通和相似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相似”〔12〕。根据马洪等同志的研究，市场经济的共同点是：
1.承认个人和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它们自由地作出经济决策，独立地承担决策的经济风险。
2.建立起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由市场形成价格，保证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由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
3.建立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对市场运行导向和监督，弥补市场经济本身的弱点和缺陷。
4.必须有完备的经济法规，保证经济运行法制化。
5.要遵守国际经济交往中通行的规则和惯例〔13〕。
以上各点表明，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必须具备的共同之点。
须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而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向社会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经济组织。所以，凡是独立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人都是市场的主体。而经济利益——尤其是最大经济利益和最高利润，乃是市场得以运行的原动力。同时，市场经济的天然竞争规律又必然驱使各市场主体不断通过技术进步，以最小的消耗或投入取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而这种最大经济利益的取得归根结底是在于为社会消费者提供的价廉物美的商品数量。这些市场经济的基本特质正是决定商业道德体系的核心所在。
在目前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同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建国后又长期处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之下，对于当代世界的市场经济还不够了解。由于左的或传统的定性思维方式的影响，对那些本来并不受阶级属性影响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共同规律的结晶，也往往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排斥，这是极其有害的。列宁的名言说：“只有用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宝藏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时，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14〕。邓小平同志也提醒我们：“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15〕。对此，江泽民同志还特别指出：“迄今为止，市场经济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么实行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如何有效衔接和更替，其间有许多复杂的情况需要研究，有许多突出的矛盾需要解决”〔16〕。这也正是当前我国市场上运行机制的严重失调和无序、商业道德的滑坡——有些是良心丧尽，广大社会公众强烈呼吁重建社会主义商业道德体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源。
三
现在，我们来考察当代社会主义商业道德的基本德目及其内涵。
在考察这一问题时，除了必须注意市场经济的共性和必然体现对中国古代传统商业道德的继承及对当代资本主义商业道德精华的汲取、杂糅与融合，更重要的则是注意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所具有的特质，否则就同资本主义市场混为一谈了，这恰是我们竭力避免的。根据马洪等同志研究〔17〕，其区别点主要是经济上的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的共产党领导，此二者都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社会目标。当然，这里所说的公有制已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的全民所有制，而是逐步具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现代企业制度为特点的国有及由国家控股的大中型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这就可以使私人资本的膨胀受到制度的制约。而只凭借私人资本参与分配会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最重要的则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能够保证社会公正，协调地区发展，消除贫困现象，政府通过制订政策和自身控制机制来防止收入差距过份拉大，造成富的越富，穷的越穷，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平稳地向前迈进。
当代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基本德目的实质内涵是：
1.世界眼光，新世纪意识。目前，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世界统一大市场的统一程度越来越提高。号称日本赚钱之神的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于1979年初在其名著《谋与断》一书中提出“世界的下一个繁荣”问题时说：“我认为21世纪会以中国人及日本人为中心，在亚洲繁荣起来”〔18〕。最近，欧洲经济界人士亦著文称中国将和东南亚等一起取代北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盛地区。所以当代中国商界不仅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和新世纪意识，而且要肩负起21世纪挺进欧美并占领部分世界商场的重任。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中国商人应该也必须扮演重要角色。以全新的世界意识迎接入关后的挑战。
2.固信念，增信心。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基本国策的确立，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一方面使社会主义走上了科学发展的轨道，同时使传统的农业中国找到了现代化的富强之路。只要把市场经济的强大活力同社会主义的公正原则很好地结合起来，调整好各种物质利益矛盾，消除分配不公造成的各种不安定因素，就一定会有全局的稳定和中华的腾飞。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主体的中国商界，必须坚定信念，增强胜利的信心，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
3.诚信无欺，立商之本。诚实是做人的最基本的品格，加拿大著名企业家金克雷·伍德说：“这种品质就是促使永久性成功的生命力”〔19〕。因为“在短时期内想获得一大笔金钱的确容易，但是从长远看来，那真是奠定企业失败的基础，永远不可能成功。”“想求得胜利的人，必须极力避免这种情形发生”〔20〕。心存欺诈的成功，恰恰是迈出了失败的第一步。“做生意虽是私人营业行为，但必须时时顾及社会的利益，目前商场上欺骗行为，多不胜举，均为顾客所深恶痛绝。对顾客忠诚，时间会培养出顾客的信心”〔21〕。所以，大大小小的商人都必须牢记：在商海中要想使自己不遭遇倒闭的恶运而且不断发达，那就是诚实，诚实对待每一位顾客，每一笔生意。而欺诈则是绝了企业的生命。
4.义中取利，实业富国。金钱是财富的标志，金钱的拥有量又往往是幸福程度的代名词。所以在金钱问题上，自古迄今，往往表现三种怪现象：一是贪婪，恨不得一口吞掉整座国家金库。那种永无止境的贪欲，简直难以置信；二是急不可待，一遇到可能捞钱的机会，就刻不容缓，梦想一夜之间就由穷光蛋变成亿万富翁。因此作出十分愚蠢的决策；三是难以置信的重复性。自古迄今，有多少嗜利之徒身陷囹圄甚至走上断头台？在当代，又有多少地位显赫的共产党员在金钱面前低眉折腰、匍匐于地，甚至身败名裂，命丧黄泉，死无葬身之地。前有刘青山、张子善，今有李效时、王宝森……。我国有二句民谚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钱能使鬼推磨。”金克雷·伍德也说：“人生的喜怒哀乐，几乎都围绕着金钱打转”〔22〕。难道金钱的诱惑真的挡不住？真如“冬冷夏热，春种秋收”那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吗？实际上，不作金钱的奴隶，在金钱美色面前不为所动的铮铮铁骨，从古至今更是史不绝书，他们才是历史的主流。如何处理好金钱与道德的关系的确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一个工商企业家要想在涛涛商海中不被吞没并财源滚滚，就必须作到：
第一、坚持义中取利。当代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虽大大提高，但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仍排在倒数的位置。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想使社会主义增强凝聚力、感召力和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信誉，就必须使中国摆脱贫穷。这就是今天的大义所在。近代中国的著名爱国实业家范旭东、侯德榜、宋则久都曾以“要救国，先救穷”为目标，成为顶天立地的巨人。当代中国工商企业家，更应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创造出前无古人的业绩。
第二、最起码也要做到不取不义之财，用立大义来节制取不义之财恶念的膨胀。假冒名牌商标，不但是从别人嘴里抢饭吃，而且是有意砸别人用辛勤劳动创出来的饭碗。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自然要受到国法制裁，是经商者的大戒。
5.竞价廉，争物美。商场如战场，但商品市场上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物美价廉的竞争。同类商品中哪种价格最合理、商品质量最合于社会大众需要，相形见绌者就会被淘汰掉，其最优者就会在区域市场中取得垄断地位。所以，工商企业家要随时研究社会大众需求的变化，不断改进自己商品的质量并完善售后服务。用非正当的回扣等手段贿买采购员的手段促销，仅见效于一时，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
6.认股份，均商利。社会主义的工商企业，要真正把“各尽所能”和“按劳分配”的原则落到实处。使职工在岗位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对工作感兴趣；同时对优秀员工的劳动在报酬上应得到体现。不仅如此，还要通过工作年限、劳绩等项指标奖售股份的办法，使所有优秀员工成为企业持股人，同企业共命运，这就会战胜各种可能遇到的风险，始终保持向上的态势。
7.重人才，广气度。毛泽东曾有一句话名言：“人是最可宝贵的因素”。松下幸之助也提出：“任何一件事在进行的过程中，绝不能忽视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如果抽掉了人的问题，任何事都无法进行。把人的问题作十二万分的考虑之后，每件事才开始能够进行，也才能够获得理想的结果”〔23〕。二十世纪60年代初日本正准备实行自由贸易。他预见到在施行自由贸易之后，“世界的同业厂商之间，必须兴起无比激烈的竞争。如果输了这场竞争，将导致严重后果”。“日本必须在国际竞争中求取胜利”，而决定胜负的根本之点“依然是人的问题”〔24〕。所以，各种类型的高质量人才，是企业的生命。为了结集优秀人才，促其发挥“敬业乐群”的团队精神，作企业的前锋，除了为其创造适合工作的安全环境和福利制度外，就是企业家和业务主管的“气度”和“胸襟”。台湾省亚洲世界（国际）集团总裁郑周敏即指出：“揣摩以逢承长官意旨的，未必是上乘之选，而具有独立思考判断能力的人，在某些问题上也许会和他的上司意见相左，甚至据理力争”。因此，企业家必须在“气度”和“胸襟”上下功夫，才不致失去这些“有才识和冲劲”的人才〔25〕。
8.勤俭经商，廉洁理财。当前，在我国工商企业界，刮起一股令人眩目的铺张扬厉之风。甚至有些濒临倒闭的企业，职工仅领百分之几十的工资，那些管家人却海吃海喝，有的还从国内吃到国外。中国的入关也许还要走一段艰难的路，但中外市场的直接对接运作势在必行。以当今我国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设备和工艺水平、人员素质的实力，要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竞争取胜，谈何容易！而如果失败，后果亦将十分严重。所以必须从现在起，大力发扬我国人民数千年勤劳耐苦的精神，勤俭经商，廉洁理财，把钱花在刀刃上。加拿大企业家金克雷·伍德指出：花钱如流水的态度“会被认为是愚蠢的行为”〔26〕，“任意花钱的人，非但不会令受益者尊敬，反而会被他们在背后讥为呆子，而不愿与你交往”〔27〕。尤其在今天的国情下，由于社会分配不公引起的两极分化，已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一般工农群众的严重不满，奢侈浪费之风不予制止，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增加不稳定因素，导致不良后果。
9.以身作则，回报社会。任何成功的企业，都有一种主要由企业家本人的精神风貌和全体职工共同创造的企业精神。这种企业精神就是高质量的产品、高质量的服务和企业高度社会信誉的源泉。所以，企业家本人的重诺守信、勤劳刻苦、一丝不苟、礼貌待客、热情服务等“以身作则”行为，都会成为无言的力量。特别是企业家富了以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赞助社会公益事业，扶危济困，支教扶贫，从事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不仅使职工看到企业家“助人为乐”的高尚精神世界，更增强了每个职工自身的使命感，从而形成企业坚不可摧的凝聚力。否则，企业家自己花天酒地，挥霍浪费，而对社会疾苦不闻不问，却对职工十分苛刻，实行“统制式”管理，必然使企业家同职工处于尖锐的对立地位。所以，以身作则，回报社会，应是当代社会主义商业道德中的重要德目。
四
关于当代社会主义商业道德的构成模式，应当是：
第一、从构成我国工商界队伍的社会职能与身份划分，应是4 个社会阶层；
第二、从目前我国工商界的商业道德层次划分，应分为4 个商业道德层次；
第三、从社会主义商业道德的实施环节看，应为5个环节。
（一）所谓4个社会阶层，即一为主管工商经济的政府官员。 这一社会阶层由于是整个国家或某一地区社会生活的组织者，调控社会经济走向和市场交易行为的大权在握，最容易发生的问题是直接参与交易行为，以权力经商、钱权交易、坐收回扣。所以最重要之点是牢记为人民掌权，廉洁自律，才能不致重蹈王宝森的覆辙。
第二阶层为工商企业家。国有和私营等各种经济成份的工商企业家群，将成为我国工商界的核心。他们的商业道德水准直接影响广大职工的商业道德面貌。前述德目均应严格遵行。
第三阶层为公司、厂、店的广大职工。这支产业大军构成我国工商界主体，其商业道德水准即构成我国商业道德的基本风貌。而且从他们中间将不断成长起高素质的工商企家。因此上述9 个商德德目必须严格遵行，养成良好商德基础。
第四阶层为城乡集贸市场的个体工商业者、小商贩、夫妻店等。他们所经营的各种日用生活必需品，同广大群众生活息息相关，这支商业大军社会成份极其复杂，所谓鱼龙混杂，品类不齐。除上述德目外，应特别注意货真价实，不缺斤短两，不坑蒙拐骗。这支队伍的商德净化，在广大群众中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二）所谓4个商业道德层次， 即是按当代中国工商界道德水准的实际所划分的。
第一层次，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及振兴中华的信念，以振兴中华并在世界大市场竞争中取胜为已任，以赚钱营利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造福的手段。这是我国当代企业家群中的佼佼者。他们高瞻远瞩，识才善任，并且是我国扶贫支教、助赈救灾和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动者、带头人。
第二层次，诚信守义、义中取利、信中取财，把诚、信、义视作商业经营行为的神圣指导原则，认真遵行。在商业经营行为中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并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放在适当地位。致富不忘国家，自觉纳税并从事一定社会公益事业。不取不义之财，不见利忘义，不背信弃义，是国家各项商德商规的模范执行者。这是我国工商界的大多数，形成为社会主义商业道德的主流。
第三层次，能够作到先利后义，见利思义，规矩经商，本份做人，基本作到不偷税漏税，不拐不骗。能够遵守国家商法商规，但不考虑社会责任。这种商界成员也占有有相当数量。
第四层次，是社会主义商业道德中的最低层次，他（她）们经常钻政策的空子，能坑就坑，能骗就骗，政府抓得紧时就规矩，稍一放松就五毒俱全，但与专以走私贩毒、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为业者不同。
（三）关于实施社会主义商业道德的5个环节〔28〕。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商品流通所涉及各个环节的有关承担者，必需具备一定特殊商业道德修养，并且应将其制订为明确的、切实可行的商业道德规范，以便于付诸实施。所涉及的主要环节有：
1.商品购销。由于商品购销是全部商业活动的中心环节， 所涉及交易各方的利益特别集中。由于国家对原有的统购统销体制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实行指令性生产和计划收购外，包括价格在内已基本上全部放开。结果就出现某些地方和企业与国家争原料、抢市场的情况。如棉花、羊毛、蚕茧、食盐、烟酒等。发生了严重违背社会主义商业道德的情况。因此，在商品购销活动中的商业道德规范，除前述9 条外，还必需做到：
第一、顾全大局。明确国家之所以对某些重要农副产品和稀缺物资实行计划生产和计划收购，主要是为了保证国计民生。所以，一切地方专业部门无论从地方和本企业着眼多么重要的经济利益，都必须顾全国家这个大局，否则地方利益也要受到严重伤害。
第二、要讲良心。“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决定的”〔29〕，属于最起码的人伦道德界限。我国市场上屡禁不止的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和大规模的无碘盐冲击盐业市场的大案要案，都是违背了起码的商业道德良心。而且其作案者并不是私商，而是堂而皇之的地方国家专业部门所为。论及其危害性，不仅祸及当代，而且危及数代儿孙。针对这种丧尽天良的“买卖行为——实际是打劫行为，后果严重者必须绳之以法，直至处以极刑，同时公布于众，实施道德法庭的严惩，并明定购销行为中的一定“要讲良心”。
第三，勿伤天害理。这里所说的“天理”，实际是指社会广大公众对某些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善行”和阻碍、危害社会发展的“恶行”所形成的共同认识标准。通过褒扬或贬斥，达到维护社会公众共同利益的目的。凡是危及社会大众根本利益的行为必然引起社会公愤，为广大公众所谴责，形成“天谴”。
2.商品宣传。早在民国初年，我国商界即开始懂得“告白良，销路畅，商业兴”的道理，称商品广告为“商业之精神”、“商业之根本”、“商战之主动力”〔30〕。在商品广告中必须坚持的原则是：
第一、真实性是广告的生命；
第二、内容健康、通俗易懂是广告的天然属性；
第三、中文为主，中西合璧是当代商品广告之特点；
第四、艺术性是商品广告成功的保证。
3.商品贮存。由于商品从工厂产出进入消费之前，存在时间季节差和地理距离差，因此必然有商品多次运输和贮存，而在此过程中必须始终保证商品数量、质量、性能和外观同验收时数据、成色的一致。中间环节的任何疏漏都可造成严重后果。所以要求仓储人员必须以高度严细精神和负责精神层层把关、步步检验；责任分明、信赏必罚；处理及时，防止事故隐患，把损失消灭在萌芽状态。
4.会计与统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商企业的决策者随时都在进行着决定企业生存荣枯的资金运营、筹集和投放，而任何正确的经营决策都必须建立在工商企业的会计、统计人员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的科学管理与监督上。企业的财会人员肩负着参与市场态势和本企业经营方向决策的科学预测；参与生产、经营目标的确定；参与预期目标付诸实施中各种具体措施的制定；参与计划实施全过程中情况的纪录与监控；最后是计划实施成果的评估。上述各项足见财会人员肩上任务之光荣与艰巨。在前述商德德目中的廉洁、诚实品质，尤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财会人员首先自己清正廉洁，一尘不染，才能做到一身正气。而诚实就是忠于事实，实事求是，表里如一，不弄虚作假，搞“两本账”；同时要有高度原则性，为了维护国家、集体和企业的正当利益做到刚直不阿，不怕打击报复。这样才能履行管理和监督的职责。而统计人员在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职能时，一定要排除社会上的浮夸风和上级错误指令的干扰，保证数字的真实可靠性，为各级领导和国家的宏观决策，提供科学的数量依据。
5.市场管理。市场是一定空间上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为了保证市场交易的有序运行，从最基层的农村集贸市场到各等级中心城市的专业市场，国家都由各专门机构抽调人员组成市场管委会，对市场实施商品质量、价格、税收、卫生、环保、公安等方面的管理。而各个市场主体为了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和利润的最高化。一些不法商人即采用走私贩私、制售伪货劣货、欺行霸市、偷税漏税等不正当手段，甚至贿买管理人员。因此，从事市场管理人员必须拥有清正廉洁、吃苦耐劳、秉公执法，不怕打击报复的献身精神，以维护国家政策法令的落实和绝大多数守法商人正当交易的进行。
总之，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内，在旧体制尚未完全打破而新体制远未建立完善的历史阶段，不少领域处于空白或失控的状态，因而被沈太福、李效时、王宝森等败类钻了空子，出现了国有资产严重流失、通货膨胀、假货充斥、道德滑坡等严重情况。但是，只要我们保持清醒头脑、采取果断措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控体系、健全和强化社会主义经济法制的同时，强化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建设，标本兼治，德法并举，解决好权力经商和钱权交易的问题，就一定会使商业道德面貌乃至全社会道德面貌焕然一新。
注释：
〔1〕〔3〕〔4〕〔6〕引自司马迁，《史记》卷129 《货殖列传》第69。
〔2〕虞，即采集自然财物。
〔5〕王孝通著：《中国商业史》序，上海书店1984年1月，据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复印。
〔7〕孔泾源：《中国古典商业精神及其现代意义》载《经济研究》1993年第9期。
〔8〕周敦颐：《通书·诚下》。
〔9〕《洛阳江氏族谱》卷九《清布司理问长遂公·按察司经历长遇公合传》。
〔10〕《岩镇志草里祀贤纪事》。
〔11〕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12〕〔13〕马洪主编：《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第6～7页。
〔14〕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第348页。
〔15〕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73页。
〔16〕江泽民：《抓紧普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序，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17〕马洪主编：《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7～8页。
〔18〕、〔23〕〔24〕（日）松下幸之助：《谋与断》台北市皇冠出版社1986年5月第二版第186—187、178页。
〔19〕〔20〕、〔22〕、〔26〕〔27〕（加）金克雷·伍德：《企业家爸爸给儿子的三十封信》台北皇冠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61、124、120页。
〔21〕邱兆衡著：《成功企业家谈经营》台湾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4月第116页。
〔25〕邱兆衡著：《成功企业家谈经营·亚洲世界（国际）集团总裁郑周敏》台湾水牛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145页。
〔28〕关于5个环节的提法， 借鉴了刘光明著《商业伦理学》的有关见解，特致谢忱。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52页。
〔30〕徐云鹄：《敬告全国商界》载《中央商学会》杂志第一卷第一册，1913年2月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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