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艳艳[1]2003年在《中国近代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研究》文中认为教会女子高等教育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开创了中国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先河，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高质量的教育水平，为中国早期知识女性的成长提供了一块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本文针对近代中国的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演变及其在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成长过程中所做的贡献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并着力分析了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历史地位。 本论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教会女子高等教育产生的历史背景。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转型紧密相连，它既是基督教传播福音的客观产物，又是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二部分运用历史描述法考察了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它经历了萌芽、发展、转型、迁移、终结五个阶段，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反映了教会女学的艰难历程。第叁部分从横向的角度分析了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办学特征，主要表现为教学目的宗教化、教学管理严密化、教学内容西方化、教学方法多样化、教学活动社会化、经费筹措多样化等。第四部分运用比较分析法研究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历史地位，试图将教会女子高等教育与国立女子高等教育、中美近代女子高等教育进行比较，以求正确评价其功过是非，从而更好地总结中国近代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经验教训。
杨习超[2]2016年在《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九世纪中后期,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发轫、发展,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凭借人、财、物及文化资源优势,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舞台扮演起重要角色。清末的中国社会危机四伏,外族入侵频频,以魏源、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复兴济世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精英阶层向西看的主观愿望。尽管教会大学与西方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文化侵略原罪难辞,但中国社会对西学的需求为教会大学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教会大学从海外募集捐赠,在华购产、置地,建学校、开医院,以慈善的形象赢得了众多青年拥趸,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清政府慑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对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办学行为基本不干涉,任其发展。民国伊始,国人民族独立意识高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迫使教会大学在办学形式上作出调整和让步,由清末自主创办转变为民国的注册立案。嗣后,民国政府公布《私立学校规程》等法令,规定教会大学“须由中国人任校长”,由此揭开了教会大学中籍校长的历史序幕。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主要有:东吴大学杨永清,金陵大学陈裕光,燕京大学陆志韦,沪江大学刘湛恩,圣约翰大学涂羽卿,华中大学韦卓民,华西协和大学张凌高,岭南大学钟荣光,齐鲁大学朱经农,福建协和大学林景润,之江大学李培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吴贻芳,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王世静,辅仁大学陈垣等,他们的任职时间大都在1927年至新中国建国之间。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和社会认同理论分析了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形成和角色冲突,从近代中国历史制度变迁、中西文化冲突和中籍校长个体认知等方面解读其角色冲突的原因。历史制度主义强调社会变迁中重大事件的作用,社会认同理论则强调个体对所属特定社会群体的会员身份及附加在该身份上的价值和情感认同。本研究把宏观的制度因素和微观的个体因素有机结合,得出结论如下:第一,中籍校长角色概念的特定内涵源于政府、教会和中国社会等各方赋予校长的多重身份和角色期待,他们的身份包含有中西文化、思想、制度交流与冲突的元素。第二,中籍校长在多重身份和多方期待、自我认知与社会认同中,与政府、教会和师生之间存在角色冲突。与政府之间存在校长治校与政治干预、党化教育与基督教育、国家主义教育与公民教育等冲突;与教会的冲突表现在职业教育与人文教育、宗教目的与服务中国、西化教育与中国化教育、校长与校务长职权冲突等;与师生的冲突表现在学校管理中应对中西教师的文化和个体利益及应对学生政治活动冲突等;作为理性知识分子,中籍校长与自身价值观和个体心理也存在冲突。第叁,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的原因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近代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社会制度和文化冲突的结果。从清末“中体西用”教育制度的妥协性,到民国“以党治国”的一元性,中国社会制度设计者对多极化制度是排斥的,并利用权力资源强制教会大学纳入政府管理,与西方文化制度存在冲突。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的背后,蕴藏着资源和权力的争夺。二是中籍校长的教育家身份与教会组织代理人身份的不可调和性。中籍校长多毕业于教会学校,受宗教理念影响,对教会有深厚的情感认同,被教会赋予在华事业继承者的角色身份。他们在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过程中,存在着与教会董事会、与政府、与教会大学师生的冲突,反过来,正是在这些冲突中,形成了中籍校长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在中国官学传统与现代大学独立理念之间,中籍校长追求现代大学的自治与教会控制、政府控制之间产生冲突。叁是中西文化冲突和价值观碰撞的必然选择。在传统儒学与基督信仰之间,在中国身份与教会身份归属之间,在基督人格价值观与官方价值观之间,中籍校长遭遇了激烈的价值观碰撞,作为教育者和理性的个体,其独立人格促进他们追求理性的教育理念,包容的文化构建和“完人”情怀。他们的自我理性认知和社会认同综合作用,导致了冲突。四是双重办学主体下中籍校长经济独立性的缺乏,使他们无法挣脱对教会经费和政府补助费的依赖。第四,中籍校长角色冲突对于理解近代中国教育理念的转型具有历史价值。中籍校长长校过程中面临不同的利益、资源冲突,坚持“师夷长技”之西学教育,大力推进理性人格之道德教育,即便在经济困顿、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他们充分发挥个人的教育家智慧和献身教育精神,沟通中西文化,调节中西冲突,提升办学绩效,保持了教会大学在国内外文化教育舞台的卓越地位,彰显近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背景下,教会大学中籍校长所引领的思想理性和精神自由之独特价值。第五,中籍校长角色冲突对于理解现代大学的历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近代中国大学建制的发展过程是不断摆脱古代官学影响而逐步引入西方现代大学模式的过程,是对大学的本质不断探索和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籍校长是西式教育的成果,他们在求学和长校过程中形成了个人价值观体系,一方面坚持教育救国,另一方面追求大学自治和独立,有效平衡东西文化冲突,带领教会大学突破时代局限性,对今天的双一流大学建设在制度上有宝贵的现实意义。本文的创新点与理论贡献有:1.文献搜集与梳理。作者先后到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研究中心和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等地,搜集、整理了十多位教会大学中籍校长的个人信件、着述等历史文献,详细考证了中籍校长的成长背景及职务履行情况,并由此来分析教会大学中籍校长与近代中国社会、政府及西方教会之间的关系,为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研究奠定文献基础。本文采用了以往研究中未涉及到的第一手文献,弥补了前人研究在文献方面的不足。2.研究视角与方法。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和社会认同理论,给予中籍校长角色特定的理论梳理和概念界定,在宏观层面将中籍校长角色放入近代中国历史大环境中考量;在微观层面将中籍校长角色置于利益、资源、制度等相互关系中进行研究。本文从多层面、多视角进行综合分析,弥补了前人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欠缺。3.研究结论。本研究认为中国社会权力在教育制度形成和运行中占有绝对地位,从科举官学到近代大学建制的演变过程中,学校性质是中籍校长教育家不可逾越的挑战;中籍校长基于自我的社会认同是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的核心要素。本文突出了中籍校长自我认同与社会制度变迁之间的必然联系,得出了区别于以往研究的结论。4.历史思考。本文从近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与西方文化冲击背景出发对中籍校长群体身份、信念和价值观进行了历史思考,分析了他们与教会、政府、师生和社会存在的角色冲突,发现他们理性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与近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相结合,合理应对自身的身份归属、民族责任和历史使命,求同存异,化解冲突,教育救国,在东西方文化交融过程中,体现了教育家的价值取向与人格追求。
岳爱武, 何亚群[3]2014年在《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女子高等教育的缘起及其特征》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基督教教会女子大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有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无论是在以宗教教育为中心,还是在以去神学化教育为目的的发展阶段中,教会女子大学都始终具有改造中国国民精神、促进男女平等、培养女性高尚人格、促进女性全面发展等鲜明的时代特征。
王默[4]2014年在《近代直隶教会女子教育研究》文中认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是和教会学校分不开的。女子教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女子教育中，学校是不允许女子进入的，女子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而真正意义上的女子学校是鸦片战争以后才出现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利用船坚利炮打开我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中国进行残酷的侵略，教会学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起初，教会学校只是帝国主义国家传播“福音”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通过教育在思想方面控制中国，但是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女子教育。清末到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与之前有着显着的不同。而在教育方面，西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已经慢慢渗透到中国的社会，面对外界的压力和内部的要求，清政府最终废除了施行千年的科举制度。西方所带来的新的教育思想冲击着中国传统的女子教育，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开始得到发展。教会学校兴办的女子教育，从教学形式、教学内容等方面都跟中国传统的女子教育有着很大的区别，而且与国立学校的女子教育也不相同。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变革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创办的教育事业的发展，教会学校相继形成了涵盖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对中国的学制、教育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直隶地区是京畿重地，是传教士重点传教的地方，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了更多的利益，其中就有专门对传教士利益保护的条款：传教士可以在内地传教并且受到保护。教会学校的大量兴办，促进了直隶地区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使直隶地区的女子教育走在了全国的前列。20世纪20年代以后，“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兴起，教会学校为了继续在中国发展下去，不得不在教育部开始注册并且遵守中国的法律，一些教会学校开始改为国有，由国人承办。教会女子教育不再是传播“福音”的手段，而是逐渐变为符合中国女子教育的学校。教会女子教育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直隶教会女子教育的兴起，改变了直隶传统女子教育的形式。大批女性走出家门，不再依附男人而生存，在生活、教育、职业等各个方面开始独立，为中国的妇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杨兰英[5]2009年在《教会女子大学在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文中认为教会女子大学对中国现代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长期以来,国内对教会女子大学的研究大都以教会学校校史资料的挖掘整理为主,较少从社会变迁的视角来探讨教会女子大学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进而深入分析其在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笔者选取教会女子大学的代表学校——金陵女子大学作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其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历史演变,以剖析教会女子大学在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史上的角色、意义和影响。清末,在创办教会教育的过程中,传教士也把具有近代西方女子教育背景的教会女学带入中国。教会女学的植入,冲击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女子教育,萌发了国人自办新女学的尝试。随着教会女学和国人自办女学的深入发展,传教士们又创办教会女子大学,首次在中国开辟了现代女子高等教育。1915年9月,继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之后,金陵女子大学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教会女子大学的创办,客观上再一次提升了中国女子接受教育的层次和水平。自20世纪20年代后,和其他教会大学一样,教会女子大学经历了中国化和世俗化过程。在此之前,教会女学和所有教会学校一样,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中国本土教育体系的组织系统:学校完全由外国人创办和管理,并制定出外国教会从其利益和目的出发的教育目标,其招生、教学、就业等都具有明显的“外国”色彩。中国社会针对教会教育的民族主义运动迅速高涨,推动了教会学校的中国化进程。民族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也使中国政府加强了对教会学校的注册管理。自二十年代末开始,各教会大学先后向政府注册,并于叁四十年代在办学方针和教学内容上也日益具有中国特征。在这一背景下,金陵女大也逐步走向中国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中国人充当校长人选、学校行政管理层甚至教职工构成等由中国人占据多数;二是在办学目标上与中国社会要求和政府期待的高度对接。然而作为一所外国教会创办、并且在办学经费上严重依赖国外捐款的女子大学,金陵女大的中国化又是有局限性的。与教会大学中国化同时的是其世俗化进程。中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发展是教会大学世俗化的内在动力,而中国社会和政府对教会大学世俗化的要求则发挥了更为显着的推动作用。教会大学的世俗化进程促进了其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学术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在世俗化潮流中,金陵女大调整了其专业和课程设置,对其教学进行了较为严格的要求和管理,培养了一批现代女性知识人才,这是其对中国现代女子高等教育最为显着的贡献。当然,在顺应世俗化潮流的同时,金陵女大为维护学校的基督教性质也努力推行宗教教育。值得一提的是,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中国各大学先后招收女生,使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但这也给教会女子大学带来了竞争压力。出于生存发展的需要,教会女大充分整合、挖掘自身既有资源和优势,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力图在女子高等教育竞争中站稳脚跟。大陆解放后,金陵女大和其他教会大学一道,接受新政权对于大学教育的统一规范和要求,并努力进行调适和顺应,力图继续办学。1951年前后,绝大多数教会大学先后经历合并和调整,改为公立大学。20年代民族主义浪潮和来自中国政府、社会的其他挑战和冲击,不仅没有严重损伤教会大学的元气,反而促进了教会大学的自我调适与革新,使教会女大自身得以进一步维持和发展,同时也由此推动了教会女大作为中国现代女子高等教育的重要一员,做出独特贡献。教会女大的消亡并不能证明其教育上的必然失败。在顺应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教会女大的社会角色也经历了两重变动:从外来的文化输出者角色到身兼外来文化输出者和本土文化服务者角色;从“传教士”角色到兼具和凸显“教育家”的角色。角色的变动决定了其影响的复杂性,一方面,教会女子大学为中国社会培养了一大批现代知识女性,推动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教会女子大学的存在和发展,又壮大和延伸了中国教会在中国妇女界的影响。
马霞[6]2007年在《中国近代教会女校研究》文中指出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同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他们攫取了在华办学的特权，教会学校由此产生。在教会学校中，教会女学无疑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本质来看，教会女校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西方列强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而建立的教育机构，是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文化工具。但在客观上，它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却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教会女校的存在，构成了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另类景观。本文拟对中国近代的教会女校进行梳理和分析，实事求是地对其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进行客观地评价。论文共分为五部分：前言部分介绍了本选题的选题缘由，对教会女校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指出了以往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概要性的介绍了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正文第一部分梳理近代教会女校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及历史轨迹。在史料整理、分析的基础上，对近代教会女校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梳理，分析了近代教会女校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正文第二部分对教会女校的办学特点进行剖析，通过比较教会女校和国人自办女校在办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经费筹措、社会服务和实践、师生关系及同学之间的关系等五个方面的不同，总结教会女校的特点，并从课程设置、学生管理、师资聘用和发展规模等四个方面对教会女校和教会男校进行对比，以揭示中国近代教会女校的办学特点。正文第叁部分对教会女校的进行评价，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客观分析教会女校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正文第四部分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女子教育发展的现状，提出几点启示和建议，以期为我国当前的女子教育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王小丁[7]2007年在《中美教育关系研究（1840-1927）》文中指出教育是一个开放系统,任何国家的教育只有在与世界教育的交流和融合中才能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美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784年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华。以后的46年间,中美双方在教育上的接触几乎为零。直到1830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受美国公理会的派遣来华,开办了中国最早的教会学校——贝满学校,拉开了中美教育关系的帷幕。传教士来华的主旨是基督征服中国,中西文化的碰撞打碎了他们的梦想。在对中国文化和教育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传教的困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之后,他们转向了教育,借办学传播福音,中国教育的衰落也给传教士办学留下了地盘。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开始了艰难的教育现代化进程。双向的冲突和回应始终伴随着中美教育关系的发展。美国传教士在批判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上,掀起了办学的高潮,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发展成了以教会小学、教会中学、教会大学为主体的教会教育体系,它为中国教育提供了参照,特别是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参照,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就是最好的样本。但教会学校始终没能进入中国的教育体系,宗教性和教育的“话语权力”是最重要的因素。美国传教士与中国的留学教育有直接的关系,容闳就是在传教士布朗推举下于1847年1月赴美留学,中国留学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学成归国的容闳经过艰苦的努力和斡旋,终于促成了幼童留美,掀起了留美第一次高潮。经过约30年的沉寂之后,留美第二次高潮——庚款留美兴起,其中有较为复杂的历史原因,经过中美双方努力,按照美国的意图,终于达成协议。中国的外交官梁诚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起了关键作用。美国对中国的“文化投资”战略初步实现,但并没出现他们所期望的结果。归国留学生把美国教育思想、大学模式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在中国教育模式从指向日本向美国的转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教育变革进一步深化还需要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以留美学生为主的中国教育界邀请杜威、孟禄等美国教育家来华,杜威通过讲演把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介绍给中国,并设计了一幅以实用主义教育为底色的中国教育蓝图。孟禄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对中国教育问题进行了“诊断”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两位教育家关注的重点是中国的基础教育,对当时的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的教育实验热潮,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柏克赫斯特的“道尔顿制”、麦柯尔的教育测量等纷纷在中国展开,加快了中国教育的科学化进程。以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陈鹤琴为主的中国教育家群体,开始了中国新教育之路的探索,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本土化改造,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生活教育、平民教育理论并成功运用于实践。胡适是中美教育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影响,杜威教育哲学中的实用性、科学主义、思维方法等体现在他的高等教育观、文学革命等方面。他对中美教育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纵观中美教育关系的全过程,充满了变数、矛盾,体现出非均衡性的典型特征,这种非均衡特征正是研究中美教育关系的逻辑起点,以比较的方法,从教育的视角去研究中美教育关系,正是其价值所在。
王显超[8]2010年在《中国近代教会小学研究（1840-1937）》文中研究表明一部教会传教史与中国的近代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传教与办学又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教会学校是以民间教育团体或传教士个人名义建立的,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它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一个主权国家建立的一支基本不属于这个国家的特殊的教育系统。教会学校主要由教会大学、教会中学及教会小学叁部分组成。做为中国近代教会教育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教会小学是西方传教士最初进行宗教传播的主要场所,也是教会进行宗教宣传的最有影响力的场所,因其办学最广,招生最多而处于基础地位。教会小学虽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及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强行渗透,但作为近代新式教育的启蒙学校,教会小学在办学体制、课程设置、教材编译、教学方法、师资培训及教育教学管理等多方面与中国传统小学教育形成鲜明对比,对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的转型、中高等教育的建立与发展、科学教育思想的形成、西方先进文化知识的传播及中西文化的交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目前,对教会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会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方面,对教会小学教育的研究成果较少,相对比较薄弱。鉴于教会小学在整个教会教育体系中所处的基础地位及对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发展产生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对其从1840到1937年间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做了分析,并总结其发展的特点,对其教育教学情况如课程设置、教材选择、教学方法及师资力量做了简单的总结,对其对近代社会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与评价,以便更全面地把握教会小学的发展脉络,更好地定位教会小学在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的地位,更客观地评价教会教育对近代社会产生的作用与影响。
陈兵兵[9]2013年在《金陵女子大学校园生活研究（1915-1937）》文中提出作为中国近代女子大学的开端，金陵女子大学（金女大）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教会大学和女子大学的双重身份也使其成为学术界争相研究的热点课题。然而，已有的研究方式主要是集中在以时间为线索的校史和对校长吴贻芳办学思想的评述，始终无法走出“宏大叙事”的窠臼。引入金女大的校园生活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更将其视为历史分析工具。这样，不仅能够还原生活在其中的学生、管理者、教师的“话语权”，通过追随她们的生活轨迹，客观评价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研究价值，更可以对学校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新审视，以修改主流校史的既定模式。学生、管理者、教师这些主体要素的活动共同铸造了金女大的教育环境。作为从封建社会走出的新一代女性知识分子群体，金女大的学生诠释着女性可能扮演的新角色；不同成长经历、文化背景的两任校长，办学理念、管理模式亦有差异；精神上有一直追求的中外籍教师塑造着学校独特的校园文化。在分析这些要素的基础上，分别对不同时期金女大的宗教生活、学习生活、政治生活进行考察，发现：初创时期开设宗教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基督教人格，提供西学课程以迎合中国社会转型，以服务社会的形式表达爱国情感；立案期间注重塑造宗教氛围，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主动协调各方关系以促进注册；立案后将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培养专门人才，开始主流化的努力。作为一所由西方差会创办的教会大学，顺应国民政府要求，宗教性质日益淡化，逐步融入到中国本土教育体系中。金女大的校园生活并没有随学生的毕业而结束，而是由她们带到校园外，世界各地校友在离开母校后仍能热心校园事务，关注母校发展。在日后的社会生活中，她们亦实践着金陵精神，并在各个领域取得不菲业绩。秉承金女大的优良传统，金陵女子学院在海内外校友的努力下创建，厚生精神也将会逐渐蔓延，通过一届届校友传承下去。
赵成日[10]2008年在《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从19世纪40年代起,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为了达到扩大基督教在中国影响的目的,在认识到中国自古便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之后,传教士们便在中国创办了大量教会学校。随着清末中国传统教育情况的衰落,这些教会学校逐渐取代传统教育体系,成为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主要参照模式。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进步产生了较为积极良好的作用。随着教会学校规模和影响力的扩大,传教士越来越重视兴办教会学校,希冀以此对中国教育改革运动施加影响,并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教会学校自身的出现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人陈旧僵腐的教育观念,对以科举考试为中心的传统教育发出了猛烈的挑战,给中国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种直接的示范和模仿的作用。从教学模式到办学体系,从教学内容到学校规制,近代中国教育体系中到处都可以看到教会学校的影响。另一方面,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于中国教育改革提出过各种方案与构想并进行了各种具体的实践活动,对日后中国教育思想和形态的发展都起到了很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中国近代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研究[D]. 武艳艳. 河北大学. 2003
[2].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研究[D]. 杨习超. 苏州大学. 2016
[3].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女子高等教育的缘起及其特征[J]. 岳爱武, 何亚群. 现代教育科学. 2014
[4]. 近代直隶教会女子教育研究[D]. 王默. 河北师范大学. 2014
[5]. 教会女子大学在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D]. 杨兰英. 湖南师范大学. 2009
[6]. 中国近代教会女校研究[D]. 马霞. 西南大学. 2007
[7]. 中美教育关系研究（1840-1927）[D]. 王小丁. 河北大学. 2007
[8]. 中国近代教会小学研究（1840-1937）[D]. 王显超. 西南大学. 2010
[9]. 金陵女子大学校园生活研究（1915-1937）[D]. 陈兵兵. 曲阜师范大学. 2013
[10]. 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D]. 赵成日. 吉林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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