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俄罗斯伦理唯心主义体系的创建与覆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心主义论文,俄罗斯论文,伦理论文,体系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1)02-0066-04
在俄罗斯伦理思想史上，“伦理唯心主义”无疑是一个十分庞杂的理论体系。其基本路径是取道德主调，以伦理中心主义为基点，受道德激情所鼓舞，在认识论上笼统地坚持一种简单的道德决定论，即道德因素决定一切其他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所以，包纳其中的成分也来源甚广：既包括Н·А·别尔嘉耶夫、С·Н·布尔加科夫、托尔斯泰、舍斯托夫等宗教唯心主义的代表，又包括Е·В·罗伯蒂、М·В·别佐布拉佐娃、司徒卢威等一些俄国政治思想家及文集《路标》当中其他一些俄罗斯知识分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伦理唯心主义在动荡中与各种社会思潮纠合、较力，勾勒出了一个比较完整清晰的发展路线：从最初的简单拼凑到日渐轮廓分明，并从理论高地迅速走向衰微。伴随伦理学唯心主义由盛至衰过程的另一线索就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模式在俄罗斯的生成。
一、伦理思想的唯心主义根基
不曾受古希腊和基督教文化蒙荫的特殊发展历史一方面造成了俄罗斯伦理思想较之西方的“浅薄”和“幼稚”，另一方面又成就了它特殊的文化气质：全部道德学说均与宗教平行发展并呈现出契合关系。从最初的“泛神论”衍生的“泛伦理观”到完整的伦理世界观的形成，从普通的祈祷者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索罗维约夫，从道德训诫到道德学说再到完整的道德理论体系，等等，全部生发于宗教土壤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前，对于从事伦理探索的大多数人而言，全部西方伦理学思潮和流派几乎都不曾耳闻，更奢论深入研究。俄罗斯伦理思想的发展自成一派，在发展上直取宗教唯心主义的简单脉络。用弗兰克的话来说：“宗教伦理在整体上是俄罗斯世界观和哲学思考的核心”[1]152，它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
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对宗教框架下“绝对善”的探索。在俄罗斯思想家眼中，这个“绝对善”“既不是道德说教或道德要求的内容，也不是‘应然’或‘准则’，而是‘真理’，是世界的本质”[1]153。恶的判断建立在所谓自有的“敏感”的判断力上，而非出自对社会现实和历史过程的判断，完全属于一种“印象派”做法。
所以，无论是伦理思想与西方的非亲缘性，还是宗教伦理的本体性，无论是“绝对善”的抽象性，还是道德判断的非现实性，都说明了一个问题：俄罗斯的伦理思想是有深厚的唯心主义根基和传统的。
二、伦理唯心主义体系的特殊构成
（一）伯恩斯坦及“伦理社会主义”在俄国的推行
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著名政治活动家，伯恩斯坦因曾经信奉马克思主义而得到恩格斯的赏识。但1890年以后，伯恩斯坦在方法论上受康德的影响巨大，笃信并坚持新康德主义，“回到康德去”的主张被他运用到社会主义理论的论证上，用康德的批判和怀疑精神提出并分析问题，指摘历史唯物主义的非科学性，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的全部理论，纵然是十分唯物主义的，到底也必然带有空论色彩”[2]；同时用道德唯心史观去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具有明确的道德决定论色彩。伯恩斯坦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过程经历了从物质到意识，又从意识到物质的一个封闭的循环，但并未实现理论突破，反而使理论世界观重新回到了头足倒置的原状。
从哲学世界观上讲，伯恩斯坦的社会理论具有确定无疑的唯心主义性质，是对18世纪康德主义的复活。贯彻到伦理学领域则是用康德的道德自律学说来论证“伦理社会主义”。因而，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可看作是“伦理社会主义”的“典范”，“伦理社会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还有柯亨、沃尔伦德尔、那托尔普等人。德国是这一流派的肇始之地，随后迅速波及到奥地利、俄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受此影响，形成了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和康德的道德哲学学说结合起来的伦理学研究范式：他们一方面批判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一方面又为科学社会主义打上自由意志的烙印，致使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前20年间出现了很多将这两种理论矛盾结合的理论著作，大学里也广泛开设有关德国形而上学理论的课程。基于先验论的认识论基础，在道德至上的前提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逻辑思路将“伦理社会主义”的唯心主义模式彻底定格，事实上确定了20世纪20年代之前伦理思潮较力之中的基调。
（二）“伦理神秘主义”特质的学术功能
“伦理神秘主义”发端于宗教神秘主义，但“神秘主义”在俄罗斯的宗教哲学当中具有特殊的指向，不同于一般宗教哲学的神秘性。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神秘主义”以超越理性的直觉和感悟作为自己世界观的表达模式，不是构建一个泾渭分明的“此岸—彼岸”世界，而是将目光聚焦在“神—人”之间。不但与上帝相随，又与活生生的人交汇；反过来，不但与客观世界的规律对决，对宗教必然亦持怀疑态度。所以，在俄罗斯，宗教神学的思维另辟逻辑蹊径，没有西方理性化的纯粹的宗教体验，没有严密的范畴概念蛰伏其中，也不是全然站在此岸世界中观望，而是落实在一种神秘的精神体验当中，用宗教哲学家自己的话来说：“神秘主义无法翻译成形而上学和神学语言系统……神秘主义总用体验的语言讲述”[3]，是一种无法解释但又强大有力的心理感受。
当伦理学在19世纪末的俄罗斯取得了长足进展的同时，“神秘主义”表现为将道德体验和道德感受作为道德价值观的基础和前提。这种介乎于神人之际的主观体验被赋予了更多的道德直觉色彩。С·Н·布尔加科夫所说的“良心之痛”就是这样一种心灵体验，它虽生发于俄罗斯恶劣的社会现实和迫切的变革需求，身披现实主义世界观的外衣，但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还是对抽象道德原则的经验证明。
在“上帝和人”之间游走的“伦理神秘主义”，虽有自己特殊的理论定位，但依然在宗教伦理的大框架下，即宗教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当中作道德文章，“上帝”绝没有被摒弃，“人”也绝非历史的、现实的“人”，而是主观滋生、面向自我、内倾化的“人”。在伦理世界观中，还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所以说，“伦理神秘主义”脱胎于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同时更在20世纪初为宗教唯心主义的复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是别尔嘉耶夫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伦理更新，还是布尔加科夫对道德伦理在俄罗斯社会意识中优先意义的论证，抑或是舍斯托夫对生命悲剧的“临界境遇”的解读，都是如此。“伦理神秘主义”的特殊作用不是消解了宗教唯心主义，而是作为成员壮大了后者，成为俄罗斯伦理唯心主义体系的支撑性结构。
（三）美学浪漫主义的影响
俄罗斯的伦理学与美学关系渊源甚久，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受德国浪漫主义美学思潮的影响，俄罗斯的文学作品愈加关注内在的心灵世界。在历史观上，脱离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以诗意的表达篡改歪曲历史真实，用主观幻象弥合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伦理学与文学美学的衍生关系决定了文学中所附带的道德价值情绪具有明确的浪漫主义美学特征。抽象的人道主义、脱离现实的非理性主义、情绪性的感伤主义作为一种道德情感和处世态度与美学思想糅合在一起。很难说后来的抽象人道主义道德原则的蔓延与此时的美学浪漫主义毫无瓜葛。道德艺术化和艺术道德化阻碍了伦理世界观的现实主义转变；在另一个层面上，随着伦理思想的进一步成熟及伦理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也拓展了伦理唯心主义体系的发展空间。
三、伦理唯心主义体系化的集中表现及代表著作和观点
20世纪20年代之前，伦理唯心主义体系在伦理思潮中占据中心位置，并一度达到顶峰。依据俄罗斯当代著名道德预测学家В·Н·纳扎洛夫的《俄罗斯伦理学编年表》的脉络并从伦理思潮或伦理道德学说的整个体系来看，唯心主义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直到1922年，这一现象才发生截然改变。其主线可概括为：(1)世纪之交唯心主义伦理世界观的形成；(2)1905年革命后伦理唯心主义的宗教——美学变化，以布尔加科夫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为典型代表；(3)发挥特殊作用的Л·Н·托尔斯泰基督教伦理；(4)《路标》作者的伦理唯心主义路线；(5)“共济会”和“圣殿骑士”等组织的秘密道德学说和道德神学体系化。
能反映伦理唯心主义的代表著作有：
Н·А·别尔嘉耶夫的著作《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对Н·К·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批判》在圣彼得堡出版。此书试图从所谓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立场来批判分析社会学研究的主观方法论。这本书是别尔嘉耶夫从对马克思主义的“追随”向彻底的唯心主义转变的关键环节。П·Б·司徒卢威在前言中说，Н·А·别尔嘉耶夫的著作是对“伦理唯心主义”完备的体系化表达的初次尝试。此书对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的命运的探讨迎合了人们对当今俄罗斯现状的担忧，使得人们重新发现了它的价值，2008年这本书于莫斯科重新出版。
Н·Ф·费奥多罗夫撰写了自己的纲领性文章《超道德主义或概括的综合》，此文在稍后被收入《公共事务哲学》第一卷中。他在文中提出了为普遍的无条件的正义的“善”的范畴论证的任务；收录了12位作者文章的论文集《唯心主义问题》成为俄罗斯伦理唯心主义的纲领，一方面反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反对进化论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В.文德尔班的两部著作《论意志自由》和《序：哲学文章和话语》对俄罗斯和苏联伦理学的隐康德主义传统的形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C·弗兰克为其撰写了前言。
四、伦理唯心主义体系的覆灭
（一）“哲学船事件”与俄罗斯伦理思想的分化
由于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们的宗教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同苏维埃的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立场势不两立，并且，这些所谓的“俄国思想家”借学术述著、文集、报刊和高等学校的讲台进行反苏舆论宣传。为巩固苏维埃政权，“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反动哲学和各种唯心主义、神秘主义进行系统的进攻性的斗争”[4]，列宁就有了把这些人“客客气气”地送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去的构想；涵盖这一内容的刑法草案于1922年5月12日至26日召开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九届三次会议上通过，6月1日开始实施。
在这样一种政策背景下，俄罗斯的“思想家们”踏上了与苏维埃决裂的流亡之旅。因而，1922年对于俄罗斯思想界来说是转折之年，也是伦理思想的分化点。从这一年开始，伦理思想分化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流派：继承了俄罗斯伦理唯心主义传统的侨民伦理学和国内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根据В·Н·纳扎罗夫2001-2003年陆续发表于学术政论杂志“伦理思想”上的《俄罗斯伦理学编年表》记录，此次分化的终结点一方面以1925年10月在巴黎出版的第一期“道路”杂志和同年在柏林出版的И·А·伊里因的著作《论暴力抗恶》为标志，另一方面，在莫斯科，伦理学因成为党的工作者进行活动的道德依据而引起广泛重视，并促成了“党的伦理”的大讨论。这样，俄罗斯伦理思想朝全然相反的两个方向的分化，使得伦理唯心主义体系在形式上于俄罗斯销声匿迹。
（二）社会思潮的世俗化转向
19世纪下半叶的社会现实导致社会思想发生逆转。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引发推翻农奴制和进行社会改良的热潮。思想界愈发将目光从精神生活转移到现实生活当中来，以解决最为迫切的民众生计及国家发展问题。尤其是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后，对以往俄国的守旧思想传统的否定达到了巅峰，导致美学浪漫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的退潮，而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与社会思潮的世俗化则相伴而生。反映在伦理学领域，一方面是温和的宗教伦理思潮无力满足激进的改革派的思想要求；另一方面是受西方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的影响，人本主义、合理利己主义等实用主义思潮对俄罗斯伦理思想的影响日渐加深。西方思想通过契切林、赫尔岑等人的传播，影响了以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Д·И·比萨列夫、Н·А·杜勃罗留波夫和П·Н·特卡乔夫等所谓“虚无主义者”。这些人都蔑视权威，主张遵循理性、科学、哲学唯物主义和启蒙功利主义，并在“合理利己主义”的基础上推动社会进步。
激进的虚无主义者们主张的合理利己主义与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者追求的精神上的“善”绝非一回事儿，他们在现实层面而非精神层面解决问题，认为“个人和社会的真正善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冲突”[5]。社会现实的变化决定社会心理的变化，从而导致集中反映社会心理的思想体系的变化。对国家历史命运的现实关注，对个人幸福的世俗觉醒，使社会思潮从唯心主义的宗教观部分地向世俗的平民主义化转变。以虚无主义者为代表的一部分思想家推翻了从前人们对“幸福”、“利益”、“善”等伦理概念的理解，用平庸的唯物主义解释它。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Н·А·杜勃罗留波夫的《真正的日子何时到来》及《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П·Н·特卡乔夫的《道德哲学中的功利主义》均呈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
社会理论思潮的世俗化虽然同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还相距甚远，但毕竟从以往纯粹的宗教唯心主义的桎梏中分离了出来，现实主义的道德世界观模式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产生孕育了基因条件。
（三）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
伦理思想不断体系化并成为独立的伦理学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伦理学从法学和社会学及心理学等学科分离出来的过程。如果说，宗教哲学和神学为伦理思想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基础，那么，法学和社会学就为伦理学提供了早期栖息之地。伦理原则为当时的社会学和法学研究发挥了指引价值导向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两者对实际经验的重视，对科学方法的推广，对以往思辨观念和抽象原则的排斥极大地影响着伦理思想的演化。在西方，实证主义方法直接导致穆勒“人性学”的建立和斯宾塞“道德进化论”的产生；而在俄罗斯，以民粹主义者为代表的知识阶层亦广泛地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伦理学从社会学、法学和心理学等学科脱胎之时，就不可避免地附上了实证主义的特色。反过来，在社会认识领域内，正是这种道德认识的方法论立场铺设了从道德评价向独立的伦理学发展的道路。
实证主义哲学家Е·В·罗伯蒂、В·М·赫沃斯托夫、А·索罗金等人的相关哲学著作均以自己的论述风格影响了俄罗斯伦理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实证主义对独立的伦理学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抨击伦理思想中的宗教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反对不可知论。将科学方法诉诸道德生活是实证主义的主要功绩，20世纪初，“实证主义科学伦理学”模式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建起来。可以说，实证主义本身具有的唯物主义内容使其成为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产生的最初理论雏形之一，并在客观上对伦理唯心主义的终结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作用
19世纪末，用生物界的自然选择和竞争规律来揭示社会现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欧盛行开来，并很快随西学东渐之风波及到生物学和遗传学有长足建树的俄罗斯。斯宾塞、孔德、赫胥黎、朗格的作品被大量翻译成俄文，对俄罗斯社会科学，包括早期伦理学的发展起到了特殊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其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同时作用，在相当多的作品中，它们被归入历史唯物主义范畴。这一现象并非社会思想界有意为之，而是人们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物本性和马克思主义围绕生产过程而产生的社会关系都直观地理解为“物”的关系，在认识论上遵循着从物到思想的路线。至于其中的本质差别，在当时还无力甄别。反映在道德认识领域也是这样：社会思想对于道德的自然选择和社会选择的认识远没有在理论上划分得一清二楚，思想分化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了众多思想家的道德观点，包括别林斯基、赫尔岑、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德波林等人的观点。А·苏捷尔兰德的《道德本能的起源与发展》、Л·沃尔特曼的著作《批判哲学关于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德意识体系》、П·А·克鲁泡特金的《演化因素的相互作用》、Л·И·比特拉日茨基的《人类行为的动因，特别是伦理行为的动因及其变种》都能鲜明地反映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痕迹。尤其是由А·В·卢那察尔斯基主编的考茨基的著作《伦理学和唯物史观》一书以“达尔文主义伦理学”为第二章的标题，分别论述了人类为生存而作的斗争、人类的生产活动和认知能力、自我保护和繁衍的本能、社会本能，考茨基将自我牺牲、勇敢、对社会的忠诚等看成是人的社会本能，而这些社会本能是道德的基础。这一著作是俄罗斯伦理学史上以唯物史观来考察伦理学的开山之作，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俄罗斯伦理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此后，以唯物主义视角来研究伦理学问题的著作文章开始多了起来，伦理唯心主义体系开始面临危机。
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的伦理唯心主义虽自成体系，并由来已久，但并不强大。原因在于，伦理唯心主义生发的土壤——宗教唯心主义的体系不同于西方强大的思辨体系。宗教伦理在俄罗斯显然是文化本位，而非哲学本位。俄罗斯主奴毫无瓜葛的两极分化的特殊社会结构决定了宗教道德的非理论化形式，正如契诃夫所言：“信者甚多，解者甚少。”就道德史观来讲，唯心主义是确定无疑，但唯心主义的宗教于绝大多数不识字的农奴而言，仅仅是形式。至于宗教道德内部的完整的富于逻辑性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却远未成型。较之于西方成熟的理论化和体系化，绝不可同日而语。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伦理学内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较力格局即印证上述道理。随着人们对经典作家道德学说的翻译和研读，伦理学的唯物主义倾向日渐明晰，最终使有强大理论根基和实践力量的道德唯物史观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得以确立，伦理唯心主义彻底覆没了。
收稿日期：201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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