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修俊[1]2001年在《论云南人力资本投资》文中研究表明云南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提高人力资本存量 ,为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增强经济发展的造血功能。
石修俊[2]2000年在《论云南人力资本投资》文中提出对云南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是在积极吸纳有关人力资本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服务于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简要的叙述，分析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云南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为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增强经济发展的造血功能。针对云南人力资本及其投资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改善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对策。基于以上思路，本论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基础理论，主要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的特征、投资主体、投资内容以及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依此建立人力资本投资的基础理论框架。第二部分为现状考察，对云南人力资本投资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第三部分分析了云南人力资本投资中存在问题的成因。第四部分为对策建议，主要是在理论叙述和现状考察的基础上，针对云南人力资本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谢贵佳[3]2010年在《云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人力资本的效应分析》文中认为随着高新技术的兴起,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已经成为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各国各地区也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来提升区域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近几年云南省高新技术产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和国内中东部地区的差距仍然很大。我们知道,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内容是创新,而创新的源泉则是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力资本。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具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特点,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尤其体现为对创新型人力资本的要求。因此,研究人力资本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介绍了高新技术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对人力资本的特殊要求,并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人力资本与高新技术产业的作用机理。其次,结合云南省实际情况,对云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建立模型,测算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对云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贡献率,并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在对云南省高新技术产业总值的作用中,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的作用要比物质资本的作用大。(2)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作用显著。再次,根据实证分析和比较得出云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足,并分析了这种不足是由于人力资本不足、资金不足、技术创新不足等几方面原因造成的。最后,针对人力资本不足制约云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如何利用人力资本更好地推动云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作出了政策建议。
郑猛[4]2012年在《论云南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文中研究指明自然资源是一个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物质生产活动必备的要素之一,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可能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经济赖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但是资源开发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是无条件的。自1993年奥蒂(Auty)正式提出“资源诅咒”假说以来,自然资源开发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理论观点受到质疑,也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研究。云南是我国西部地区典型的资源型省份。本文基于“资源诅咒”的理论假说,观测和探讨“资源诅咒”在云南出现的时间、存在程度、表现形态、传导机制以及规避路径等,最终阐明云南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自进入2004年以来,云南资源开发对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阻碍作用,资源开发的确带来了“资源诅咒”效应。相对于全国其他省份而言,云南“资源诅咒”存在的程度相对为轻度,但仍然有可能步入“资源诅咒”严重区的态势。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云南“资源诅咒”的存在形态不仅表现在与全国及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而且还表现在本地区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也出现了诸多矛盾,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本文对云南“资源诅咒”在经济增长中的传导机制进行了专门性研究,并据此提出规避“资源诅咒”的政策建议,目的在于减少资源开发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使资源开发重新回到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之列,实现云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揭示并论证了“资源诅咒”在云南出现的具体时间及存在程度；并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对“资源诅咒”的表现形态进行了分析；最后在对“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研究中引入腐败制度变量,旨在尝试将西方理论运用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实证研究,为云南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建议。
杨栋会[5]2009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收入差距和贫困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以云南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多民族聚居区布朗山乡为例,利用322户住户调查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经济计量模型分析方法,考察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农村、尤其是新中国成立时尚处于原始社会民族的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本研究主要描述了乡、行政村、自然村和不同民族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贫困状况,重点考察了各民族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和贫困影响因素。研究结论不但增加了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收入差距和贫困的认识,也为政府制定和完善少数民族农村扶贫政策、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提供了有力的实证依据和参考意义。本研究的总体结论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农村收入不平等较严重,贫困问题依然严峻。收入的Gini系数0.49,贫困发生率5.7%,远远高于同期全国农村0.37和1.6%的水平。主要研究发现如下:村民以自然村分民族聚居,形成一个自然村是同一民族的特点;农户的经济和生活行为存在较强从众性和经验性;部分民族和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的自觉性和自律性还比较弱、计划和科学意识不强。在收入不平等方面,自然村内部收入分配较平均,而自然村之间相差较大;各民族之间收入悬殊较大,民族内部收入差距也较大;通过不平等的收入/支出要素分解法发现,农业仍然是西南少数民族农村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总收入的88%,对不平等的影响最大;外出务工收入、当地打零工收入、政府的扶贫救济收入和来源于宗教活动的赕佛收入减轻了收入不平等;通过不平等的组内组间分解法发现,行政村内部的特征差异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大于行政村之间的特征差异;在自然村层面,情况则相反,自然村之间的特征差异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大于自然村内部的特征差异;在民族层面,民族内部的特征差异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大于民族之间的特征差异;通过基于回归分析的Shapley值分解方法发现,土地、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民族特征的差异是造成西南少数民族农村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在贫困方面,公共品匮乏,基础设施薄弱;自然村之间和各少数民族之间贫富分化明显;通过市场风险的模拟分析发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抗市场风险意识和能力弱,尤其是低收入农户就更弱;通过贫困决定的Probit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吸食毒品、物质资本匮乏、民族特征、耕地是导致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农村贫困的主要因素。本研究的政策建议如下:应加大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教育投入,帮助贫困家庭获得资金,提高农户的非农收入,建立农户风险保障和补偿机制。鉴于历史和地域封闭性等原因,部分民族和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的自觉性和自律性还比较弱,计划和科学意识不强,因此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教育引导农户处理好消费和积累之间的关系;教育引导农户精神文化消费的多样性,注重在教育和科技上的消费;引导农户参与宗教活动组织热情向经济组织热情的转移。本研究的创新之处有两点。一是样本特征上的创新,即采用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少数民族农村,尤其是新中国成立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民族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二是将毒品、宗教、民族特征指标加入到模型中,定量分析它们对样本区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
陈伟红[6]2007年在《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职业教育研究》文中指出我国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没有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没有现代化。云南是我国欠发达的省份,云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云南农村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和云南实现现代化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劳动力就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业竞争更加激烈。农村劳动力无论是就地转移还是异地转移,掌握一技之长是实现就业的必要条件。所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同时也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指出:职业教育要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要实施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云南省委、省政府按照科教兴滇和人才强省战略的本质要求,加快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积极推进“百万民工培训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云南农村职业教育蓬勃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云南农村劳动力转移。但是,云南农村职业教育的现状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对职业教育发展的要求相比较,还存在不小差距。当前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教育,还存在认识不到位、培训资金缺乏、培训手段亟待加强以及培训资源缺乏整合等问题。为解决问题,推动云南农村职业教育更好更快发展,应当积极宣传发展职业教育的意义,以提高认识;多渠道筹集资金,以增加对职业教育培训的投入;坚持以就业为导向进一步端正职业学校办学指导思想;坚持学历教育和中短期培训并重,完善职业教育培养模式;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设置和教学培训方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本文系统阐述了上述观点。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言,包括选题缘由、研究的意义、研究的理论基础、概念的界定、研究的基本方法、研究现状;第二部分为云南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对职业教育的需求;第三部分为职业教育对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及其存在的不足;第四部分为发展职业教育促进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
张娥[7]2011年在《地震灾后重建中的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不仅受土地、资本、劳动力、原材料等物质资本的影响,而且受劳动力素质,即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的影响。在科技日益发达、能源和原材料日益紧缺的今天,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凸显。世界各国开始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求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大化。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极为有限的国家,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加剧了人口压力和资源负担。因此,如何将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成为现阶段我国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将以人力资本理论、人口承载力理论、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等为理论依据,以四川阿坝自治州震后重建为背景,在充分考虑该地区经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情况下,结合震后人力资源现状,分析如何进行灾后重建人力资源开发,并从观念、人力资源数量、人力资本投入、宏观环境等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力求实现区域经济和区域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张金麟[8]2003年在《浅论云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文中提出本文认为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是优化人力资源的配置、增加人力资本总量、提高劳动者收入的重要途径 ,并引用了大量数据对云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特征 )和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云南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四点措施
钟鸣[9]2016年在《马达加斯加麦利那人仪式消费对贫困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通过对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中部高原地区马义奇镇昂巴纳托瓦那村麦利那人田野实证调查,以经济人类学理论视角来探究和反思当地众多仪式文化及巨大耗费与绝对贫困现实、实际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及矛盾复杂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认为文化适应需要在变迁中不断调试,才能满足当今社会的发展需求;并以文化外在表达形式——“仪式”入手,进行阐释和论证,同时通过运用宏观环境战略分析法得出当地发展以仪式为主的文化产业的可行及操作性,由此提出其发展路径与机制问题,认为通过文化产业的实现既解决当地现实贫困问题,又将民族文化得以保护、传承和发展。本论文包括绪论和结语,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介绍本论文的研究缘起,通过对仪式及消费、贫困问题、马达加斯加的相关研究发展脉络的梳理,对所要研究的仪式、仪式消费、贫困进行概念界定,并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及具体技术路线。第二部分(第一章),通过田野调查点及所属国家的区位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与生态特点、人文社会、历史文化沿革、社会结构与经济生活、田野调查点选取考量等诸多方面介绍;同时从昂巴村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入手,通过对农业、村民人均收入、教育现状、性别不平等现象、人口卫生医疗健康和日常营养等方面全方位展现并论述当地社会绝对贫困的现实生存状态。第三部分(第二、三章),对昂巴村麦利那人日常生产生活仪式、人生礼仪等诸多仪式进行深度描写,并通过对在其过程中所产生的时间、空间、劳动力及经济耗费进行统计和归纳,以此分析并论证当地众多仪式及耗费对贫困问题的影响。第四部分(第四章),从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角度,运用经济统计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将各种仪式耗费及诸多消费支出进行数据模型分析,从而得出众多仪式举行是造成当地绝对贫困的一个主要因素和内在矛盾。第五部分(第五章)结论和建议,从文化资源角度对当地诸多仪式文化进行考量和筛选,通过运用宏观环境战略分析模型对昂巴村文化产业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和诠释,并提出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和机制,同时认为当地只有发展好文化产业,才能既解决现实贫困问题,又将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保护、传承和发展,从而获得社会与经济双赢。第六部分(结语),以经济与文化两者关系为切入点,认为传统文化并不等同于现代适应,只有必须与现代社会相结合,才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文化产业是昂巴村减贫、脱贫和最终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也是传统仪式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的现实要求;对贫困文化提出新认识;并对贫困问题进行再思考。
冯鲲[10]2016年在《云南回族民营企业可持续成长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云南回族人口众多,并且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改革开放以后,云南的回族群众根据地理优势、宗教习惯、历史传统等特点,积极从事钢铁、餐饮、采矿等行业。由于思想觉醒早、产品技术含量低、人力成本低等特点,许多的乡镇企业跟随国家经济形势的发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然而,在成绩的背后,也存在着企业规模较小、内部管理混乱、企业寿命较短的问题。因此,如何实现当地回族民营企业的可持续成长,便成为关注的重点。本文在对回族民营企业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实际调研情况,将云南回族民营企业的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成长期和老化期两个阶段。随后分析介绍了云南回族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并借助四力纬度模型,提炼出战略远见、组织机制、知识投入、社会关系资本、企业文化等影响因素。由此构建影响云南回族民营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影响因素模型。然后通过访谈和调查问卷的形式,借助SPSS软件和AMOS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的信度、效度分析后,对假设模型进行了检验。对云南回族民营企业生命周期中各个阶段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讨论。实证分析结构验证了企业的组织机制、知识投入、企业家精神、企业文化在成长期对企业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社会关系资本在这一阶段并没有明显影响。组织机制、社会关系资本、企业家精神、企业文化在老化期对企业有明显的正向影响,知识投入在老化期对企业没有明显影响。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对云南回族民营企业的可持续成长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参考文献：
[1]. 论云南人力资本投资[J]. 石修俊. 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2001
[2]. 论云南人力资本投资[D]. 石修俊. 云南师范大学. 2000
[3]. 云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人力资本的效应分析[D]. 谢贵佳. 云南大学. 2010
[4]. 论云南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D]. 郑猛. 云南大学. 2012
[5].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收入差距和贫困研究[D]. 杨栋会.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9
[6]. 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职业教育研究[D]. 陈伟红. 云南师范大学. 2007
[7]. 地震灾后重建中的人力资源开发研究[D]. 张娥. 黑龙江大学. 2011
[8]. 浅论云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J]. 张金麟. 经济问题探索. 2003
[9]. 马达加斯加麦利那人仪式消费对贫困影响研究[D]. 钟鸣. 兰州大学. 2016
[10]. 云南回族民营企业可持续成长因素研究[D]. 冯鲲. 昆明理工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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