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论经济学的现状与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现状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着种种难题，对此，作为指导改革的理论经济学则显得苍白无力。本文试对中国理论经济学的现状以及进一步发展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经济学的进步与发展
经济学的进步主要指，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以计划经济体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经济学，打破原来的封闭系统，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特别是现代经济学的既有成果，研究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鲜活生动的现实问题，揭示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体制的内在规律和可能走势，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采取实证而不是传统经济学的演绎。所有这些，相对于传统经济学从一些抽象的假定出发，用演绎的方法单纯研究、描述生产关系，以及一些抽象的规律，显然是一个进步。
然而，进步还只是量变，不等于发展，不等于革命，因为尚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科学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范式。当代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Kuhn)在他的风靡世界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认为，衡量是否发生了科学革命的标志在于是否产生了一种规范或者范式。
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命题，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它所揭示的道理同样适用于理论经济学。英国学者特伦斯·W·哈奇森(Terence Wilmot Hutchison)曾经依据库恩所提示的科学革命的论断，探讨了经济思想史上称得上经济学革命的事件。在《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中，他认为在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发生过三次主要革命，即斯密革命（自由放任革命），杰文斯革命（边际效用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宏观经济学革命）。这三次革命都产生了库恩所讲的规范，这些规范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思想和实践，因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细究一下，近几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所提示的经济学思想也无一不是这样，例如道格拉斯·诺思对经济史的重新解释，R·科斯对于社会成本，对于企业何以代替市场的说明，他们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提出了库恩所讲的规范，对一些特定的问题作出了令学界公认的划时代的解释。可见，作为经济学的革命，必须对经济生活中的某一领域，能够提出崭新的理论，这种理论由一套范畴、概念、定律、方法组成，对特定问题作出了为学界公认的、经得起实践与历史检验的崭新说明。
二、中国经济学的现状
首先看一下作为整个理论经济学一个侧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现状。目前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可以概括为三种值得注意的趋势：（1）保持政治经济学制度分析的传统和体系，现实经济运行的分析服从于制度分析，只是在制度分析过程中涉及一些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2）虽然是以制度分析为假定前提，但在此基础上却同时将整个结构体系分为制度分析、运行分析和发展分析三大块，并以运行和发展分析为主，实际上已经在向以运行分析为特色的西方经济学看齐；（3）只是在导言中将制度分析简要概括，此后则着重分析经济运行的全部问题。这三种分析虽然各有理由，但却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共性问题，即逻辑分析难以贯彻始终，因为各自的理论基础不同，很难撮合到一起，因而很难说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窘境也是学术层次的理论经济学的窘境。整个学术层次理论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然而，对这一理论的阐释却基本上使用西方经济学中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或者说是新古典理论的翻版，真正渗透着自己民族之魂的东西并不多，即使加进了一些自己的东西，也实在难以水乳交融。由于这些阐述更多的是从功能上，而不是从制度构造的角度去研究问题，一些深层的问题不仅没有受到重视，而且反而被掩盖了，诸如市场经济的功能与市场经济的制度构造问题，历史与现实的结合问题，中国经济体制的真正可能走势问题。甚至一些浅层的问题，例如股份制与制度环境问题，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与制度建设，拨改贷，法人，破产等也由于理论说明上的苍白而在实践上捉襟见肘。在不少研究经济改革的论文中，更多的是阐述应当怎样，而这些应当怎样往往是抽象掉制度因素，把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东西作为参照系的，没有探索就我们的条件而言，我们到底可能怎样，能够怎样。因此，既有理论对现实的经济问题、对经济体制改革往往缺少说服力，其本身的现状和它应当担负的指导改革的重任很不相称。
上述情况说明，中国理论经济学最多是一种进步，很难称得上革命，因为它虽然愿意研究新问题，但并没有产生让众多的、同行的学者信服的、渗透着中国民族之魂的规范，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们衡量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标准应当是，应用人类已有的经济学知识和其它文化遗产，紧密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创造出对于中国经济问题具有理论透视力和历史预见性的科学规范。这一规范可以运用各种经济学知识，但各种经济学知识必须服从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与中国经济问题水乳交融。显然，我们目前还离此尚远。
中国理论经济学虽经多年奋斗，其现状却不容乐观。无疑，这与经济事实本身的发展不无关系，因为经济理论只能是对经济事实的概括和抽象。客观因素暂且存而不论，影响经济学发展的主观因素主要有：（1）学术研究领域里非学术力量的裁决。这种裁决往往会给一些人造成一种错觉，误以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放弃了对这些问题的关心。（2）对市场经济认识的肤浅，仅仅把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忽略了其中的制度构造，于是就片面而机械地照搬西方经济学。（3）利益问题。这与社会诱导信号不无关系，决策层更需要对策研究，而在一些人看来决策层的接受标志着经济学家自我价值和利益的实现。于是就趋之若鸷地倾心于设计各种对策方案。（4）经济学家的知识结构问题。真正要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必须同时具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历史（特别是中国史）和哲学等其它知识，且对现实要有相当敏锐的洞察力。但相当多数的经济学家只是具备这些知识的某一部分，这就难免产生片面性，以致在一些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5）重视技术、轻视科学的传统影响。中国古代的贡献都是技术方面的发明创造，而不是科学本身的发展。这样的传统使得我们虽然有令人瞩目的四大发明，但却最终不能发生科学革命。同理，当把这些传统应用到经济学的时候，虽然人们在不断地设计着各种方案，但不仅方案的质量不高，而且最终难以产生经济学的革命。
三、如何促进中国理论经济学的革命
经济学家的历史责任是促进经济学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对经济学家的评价标准，只能看他为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发展所作贡献的大小，经济学家应当以此为出发点统一自己的价值取向。任何科学研究都渗透着研究者的价值取向，特别是社会科学。尽管研究者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但科学还是向前发展了。可见，事实上存在着价值取向与科学性之间的契合。就经济学而言，这种契合的条件是：（1）价值取向本身代表了历史进步性；（2）研究者视科学性高于自己的价值取向，愿意随着科学的发展修改自己的价值取向；（3）两种价值取向没有达到激烈冲突的程度。
中国经济学家由于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接受了不同的经济学知识，掌握了不同的研究武器，也形成了一定的，先入为主的价值取向。但不管各自的价值取向如何，都应当在促进中国经济学、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这一点上统一起来。经济学家应当用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
经济学家目前的研究重点应当是生动鲜活的中国经济现实，在研究方法上应当着重于实证研究。通过大量的个案研究，总结中国经济的发展规律，研究中国经济体制的切合实际的走势，丰富和发展中国理论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促成中国理论经济学的革命。
为了使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更好地结合中国的现实，富有生命力，当前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是（1）要研究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实践证明，任何国家现实的选择都是历史选择的继续，各国的经济体制模式，无不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均衡，这就是制度经济学所讲的路径依赖。为使我国的体制选择更为合理，更为科学，我们必须科学地说明如下经济现象，即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到真正的市场经济？阻碍其发展的原因对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和进一步的体制选择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我们不搞清这一深层的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制度结构，而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现成结论，是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的。（2）正确借鉴和运用人类经济思想史中已有的成果。世界上任何经济政策方案都是有条件的，都是一定体制背景下的产物，在此一条件下是优秀的，在彼一条件下就不一定是优秀的。例如，如果要发挥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必须有健全的市场经济的制度构造，要使股份制真正充满生命力，则必须以完善的股份制的制度构造和制度环境为前提。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经济运行时，已经抽象掉了其中的制度因素，而这些被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掉了的东西，恰恰是改革的目的所在。然而，正是这一应于特别重视的东西却被一些人忽略了，由此设计出来的政策建议，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以上两点，实际上是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种结合是促成经济学革命的关键所在。
历史已给以研究过渡问题为特征的中国理论经济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遇，经济学家如能客观地评价中国理论经济学的现状，并且有积极正确的态度，相信一定会促进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健康发展，并能早日迎来中国理论经济学的科学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