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乐静[1]2004年在《可选择的技术：关于技术的解释学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首先探索了解释学在何种意义与程度上适用于技术的问题。在强调意会理解的前提下，考察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解释学基础上统一的可能。进而指出，兼具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的技术，有着显着的人文科学特征。文中将技术概念的界定与反对技术本质主义的思考相结合，以家族相似谈论和描述技术，并对技术理解的前结构、工具的“上手”、“在手”状态以及技术理解的解释学循环进行了讨论。最后，以“阅读技术本文”的方式，分析了一起核泄漏事故所体现的人—机现象学、解释学关联。 其次讨论了技术知识的解释学。文章肯定了技术知识是有别于科学知识的独特知识类型的观点，承认技术认识论研究的可能。但同时强调指出：基于可编码知识的技术认识论不仅排除了“意会知识”成分，而且在本体论意义上忽视了“意会理解”的更根本作用。文中对技术理解的意会性，技术知识的意会性，以及技术意会知识与明言知识之间的转换、扩散进行了解释学研究。最后，以核武器设计、制造为例，说明即使对如此尖端的技术而言，意会理解仍然不可或缺。 其叁论证了技术活动的解释学。在将社会行为视作本文的条件下，对技术建构论进行了整合，赋予技术解释灵活性、技术框架、技术风格、行动者网络等范式以解释学意义。进而批判了基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原子语言设计模型”，倡导以哲学解释学为指导的“解释学设计模型”，并论述了技术设计中的解释学循环、问答逻辑。然后，以技术代码的形成与作用，揭示出处于力量对比语境中的技术活动的解释学意蕴。 其四，阐释了技术人造物的解释学。从广义对称原则出发，以技术人造物的功能意向性为依据，论证了将技术人造物看作本文的可能，形成了技术人造物本文分析方法。然后，以此“阅读”技术创新的“多重正本”、技术的性别正本。为了强调“技术本文”作者原意的“顽固性”及用户阅读时的灵活性，对技术的“道德授权”、“政治场景”、“可用性”以及“技术驯化”进行了解释学研究。 本文的理论创新之处主要在于：拓展了此在技术存在的解释学意义；充实了哲学解释学关于“本文”的定义域；突出了技术的人文科学特性；强化了意向性在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作用。
吴致远[2]2005年在《技术的后现代诠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技术的发展促成了后现代社会的来临，技术发展所造成的社会文化后果之一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技术作为我们时代的突出主题和根本现象成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反思和批判的对象。 后现代主义哲学宣称它是对现代性特征与宣言的“重写”，这意味着思维方式的转变，意味着学术视角的转换，意味着理论范式的重建和话语概念的重构。在这种新的语境中，我们以传统方式建构起来的认识与实践对象必将呈现出新的面貌与特征。继海德格尔从现象学的存在论角度对技术进行反现代的“叙事”之后，后现代哲学的代表人物分别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和学术范式对技术进行了“后”现代的哲学反思。利奥塔把技术看做是现代性的“元叙事”之一，这种元叙事并没有给现代人带来许诺的自由与幸福，相反它却使现代性的内在缺陷“合法化”了。福柯从后结构主义的立场出发把技术看做是“知识／权力／道德”的微观实施机制，这样技术就不仅仅是一种实现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社会的和历史的统治策略。博德里亚从符号学的角度对现代技术进行了解读，他认为作为商品的技术人工物本质上是一套符号认同体系，“能指”与“所指”的彻底分离是现代技术的主要困境所在。 在技术主题的凸显与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勃兴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即，对现代性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在此历史性的境遇中，技术哲学从边缘到中心，成为一门建制化的学科，而后现代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的根本转变也从“隐”到“显”，扩展到理论与实践的各个领域。因此，“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家族的一个分支，必然会在后现代主义哲学智慧的关照之下呈现出与以往相比不同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欧美技术哲学研究出现了“经验转向”的趋势，这一趋势实质上是对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式的响应与认同，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小叙事”的倡导具有内在的契合。 后现代主义哲学对技术的反思以及后现代语境中的技术哲学研究将导致对技术的诸多新理解和新诠释，这些新的理解与诠释有可能导向一种新的技术观——后现代技术观。后现代技术观是后现代语境中人们对技术的本质、技术的构成、技术的动力、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功能、技术的价值、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
曹继东[3]2005年在《现象学的技术哲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技术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我国可谓方兴未艾。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我国的技术哲学工作者对技术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对海德格尔、埃吕尔等技术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介绍与反思，有关着作及文献颇丰。但相比之下，对西方当代技术哲学家的研究略显单薄，西方技术哲学到底发展到何种程度，与我国的技术哲学到底有何不同?因此，作为美国当代着名技术哲学家的唐·伊德(Don Ihde)理应进入我国技术哲学的研究视野，对其技术哲学思想的解读是十分必要的。 伊德的技术哲学主要包括技术现象学、工具实在论、技术文化观和赛博空间与体现现象学四个方面。技术现象学，通常也被称作人一机关系现象学或工具现象学，是伊德技术哲学理论的基石，为其后期的技术哲学思想开创了基本路线和发展思路。伊德的技术现象学探究了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基本关系，着眼于人类经验和知觉的变化过程，确立了技术人造物在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中所发挥的居间调节功能。伊德认为，当代科学在本质上是技术体现的，仪器是技术体现的居间调节者和沟通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界面。伊德的文化观主要围绕着文化嵌入技术的方式，其主要目标是展现一种观察技术的体现视角，其中也包括我们所生活的宏观知觉领域。在伊德的视野中，技术被看作一种文化的工具，它是非中立的，也是深深嵌入到日常生活的实践之中的。伊德认为，文化是具有影响性的，它是人类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并决定了技术的功能。伊德从赛博空间体现与非体现的争论中得出的结论是，赛博空间不仅需要体现，而且赛博空间的建立与发展无不是以人类体现为根基的，而现象学的身体理论又为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背景，这便形成了赛博空间的体现现象学。将这种现象学扩展到技术哲学之中，伊德又探究到技术与体现的关系，而对技术与体现关系的研究既开阔了技术哲学的研究视野，又揭示了技术哲学与现象学的历史渊源。
韦明杰[4]2013年在《伽达默尔美学视野下的技术》文中提出伽达默尔美学旨在抵制科学方法的泛化。伽达默尔认为科学忽略了存在而将存在者视为世界的本质,他批评了顺从科学方法的主体论美学将艺术同生活世界割裂而导致艺术真理丧失合理性的做法,他独创的审美无区分思想让艺术回到了现实生活世界,并将艺术作品的意义与伦理、宗教、风俗等内容紧密结合起来。自我表现是游戏的存在方式,而游戏则是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所以艺术作品是一种人的自我表现,是存在的扩展；艺术真理来源于人对生活世界具体情境整体的理解,是一种基于有限性和特殊性的真理,它在反复的理解中无限逼近完整。techne是艺术和技术的共同源头,它作为一种揭示存在的方式是对前科学式真理aletheia的追求,而伽达默尔的艺术真理正是aletheia。技术与艺术作为揭示存在的方式拥有相同的内核,它们的区别在于产出上的不同,技术的产出与技能和生产活动有关,而艺术的产出则是情感和理想。技术与基于科学方法的现代技术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就技术的本性而言,它与艺术一样也是人对生活世界具体情境整体的理解,同样处在一种无限逼近完整的动态过程之中,它自身包也含着善目的,技术行为和技术物作为人自我表现的媒介扩展了存在；而现代技术作为科学的手段则是一种基于科学方法的已经异化了的技术,它脱离了生活世界,剥夺人的自我意识和选择权,人成了它的奴隶,社会成了一个大机器,个体人作为零件丧失了独立意义。所以现代技术要去除异化,就应该逃离出科学方法,重新区分存在与存在者,将存在视为本质,并回到善目的之内,放弃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而重返有限性。
陈玉林[5]2007年在《技术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文中研究表明技术建构论所开启的技术的“文化研究”范式,史学的“文化转向”所开启的“新文化史”,都对科技史研究产生了强烈影响。但在西方学术界,对这种影响做系统梳理并从史学理论角度讨论技术史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问题的学者却较少；我国学者更未涉及此领域。有鉴于此,本文旨在综合运用文化研究、新文化史理论来考察当前国外科学技术论和科学技术史近二十年的理论成果与研究实践,以厘清技术史朝着“新文化史”方向发展的趋势,并思考“技术新文化史”的一些编史学核心问题,以尝试为之初步建立一个理论框架。本文首先历史地回顾了技术史研究中技术叙事者(storytellers)解决“与境论”问题的系谱,从而指明技术史对建构论的引入开启了技术的“文化转向”,并逐一分析了各阶段所采用的文化研究方案的优缺点；其次对当前技术论领域的研究实践做简要综述,以展示技术史“文化转向”研究进路的发展取向；接下来对技术史“文化转向”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进行了系统考察,并试图以此为基础尝试性地建立一个技术新文化史的理论框架,内容涉及它的概念分析工具及相关范畴、技术历史叙事的文化意义、技术新文化史的目标、方法论、问题域等；最后对技术新文化史的进行总结性评价与展望。笔者期望通过这种研究来呼吁国内学者重视技术史学理论的建设,重视技术史与一般史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融通。
孙浔[6]2008年在《走向技术民主和文化多元》文中研究表明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技术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人类社会技术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产生了各种全新的技术现象,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日益复杂、研究领域日益扩大;另一方面,哲学家依据当今西方哲学各种流派的思想,从不同角度研究技术及其对社会的各种作用,对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影响提出了各种观点加以解释。结合了西方哲学传统和当前社会学研究方法,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现象学技术哲学、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等流派。本文所要研究的安德鲁·芬伯格的技术哲学便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芬伯格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传统,在吸收马尔库塞、马克思、海德格尔、SSK思想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技术批判理论,该理论从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向度对技术哲学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芬伯格认为,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实体论在如下观点上是相同的:技术是不可改变的,有其固定不变的本质和自主的发展逻辑,人类不能干预和改变。因此在他看来,二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技术观。芬伯格的历史主义技术观则认为,技术进步是一个有很多可能方向的偶然过程,而不是一个确定的发展序列;技术的中立性和自主性只是人为建构的假象,技术的发展有多种可能方向;技术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在芬伯格看来,现有的技术是偶然的,代表了技术霸权阶层的利益。正是揭开了技术的历史性,才能打破技术不可改变的偏见,才能为研究技术的社会向度打开大门,进而揭示技术的社会建构属性。芬伯格借鉴了SSK的社会建构思想,他认为技术包含了技术本身的和社会的两种因素,对这些因素的研究不但需要社会科学的经验主义方法,也需要人文科学的解释学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揭示技术对象和活动的根本意义。技术作为社会建构物,它负荷的价值和利益可以通过解释学方法得以展现,它的多种可能性也可以通过转化而得到具体实现。因此芬伯格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技术观:工具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技术必须从两个层次上来分析,在第一层次,对象被剥离了原初背景,以利于人类对其进行分析和操作。在第二个层次,设计被结合了其他已经存在的设备和系统,以及诸如伦理的和审美的原则等各种不同的社会限制。第二层次正是社会建构技术的过程:无论第一层次中原料的定位是如何的抽象,通过在第二层次中对原料的处理,它们还是负载了利益、价值等社会内容。技术的社会性具体展示了技术的建构过程,从微观层面表明了转化技术的可操作性。芬伯格技术哲学的政治向度指的是他的技术政治学研究。从结构层面和形成过程来研究技术的政治属性,芬伯格揭示了体现在现有技术中的霸权和利益,阐明了技术本身具有的民主潜能,并把推行技术民主作为自己的目标。通过“民主的合理性”概念和技术的社会建构特性对技术的民主潜能提供的理论辩护,以及对现实中技术民主活动的实证研究,芬伯格完成了对技术民主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辩护和说明。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和技术可结合多元文化背景表明,技术设计可有多种选择。技术的多元化意味着可选择的合理性,可选择的合理性则为现代性展开了多种可能。当前以强调效率和控制为特征的西方现代性并不是唯一模式,建立在技术多元化发展基础之上的、一种可选择的现代性是完全可能的。这种可选择的现代性表明西方现代性的霸权并不具有必然性、只是偶然的历史产物,不同的民族国家结合自身文化背景可以实现技术的多元化。多元化的技术实现了各种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为不同的民族国家提供不同于西方的可选择的现代性。这种可选择的现代性不仅发展了合理性的多种可能,更促进了全球文化的多元发展和共存。在介绍芬伯格基本思想的基础上,本文重点比较他的技术哲学与其他技术哲学的区别以及互补性,并探讨了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尚需完善之处和未来发展方向。
曾鹰[7]2009年在《技术文化意义的合理性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的研究主题是,考察在当下技术危机与文化裂变的境遇中,技术文化意义世界的裂变、扭曲与失落及其重构。就技术文化语境的意蕴以及由这一概念提出对技术哲学所带来的“视界性”意义作-阐释：着重探讨在人与固定意义的统一性丧失后,人居住在当代技术文化环境中,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消费文化冲击下呈现出的意义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它们对于人类生活的启发意义。技术文化作为建构当代技术哲学的核心话语,对其进行系统阐释是本文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全文以合理性为主维度,以价值论为基准,从批判性、整合性任务展开,分析了技术文化的时代危机,指出技术文化已促成了语言的彻底重构。据此,本文的逻辑框架就是,对当前技术文化展开合理性反思,提出了技术文化的觉醒问题,接着进行了技术文化存在方式的合理性分析,并通过对当代技术文化“意义危机”的合理性透视,进而提出意义世界合理性重构的命题——将“单向度”的技术文化,发展重构为合理性的技术文化,以及改进人类文化的可能向度。其研究创新主要表现为叁方面：其一,在合理性意义上对技术文化研究进行了全面反思,从而使得技术文化研究回归人类理性的正确轨道,真正理解技术文化的科学内涵及其本质；其二,在合理性意义上对技术文化的存在方式作了全方位的分析,这在国内尚不多见,它揭示了技术文化内在的逻辑演变规律,为理解和把握技术文化本质及其意义危机提供客观内容,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其叁,面对技术文化危机,试图以合理性作为思想根基,并对技术文化意义进行合理性重构,使技术文化的意义内涵能真正回归合乎理性,从而避免了对技术文化研究的反理性、非理性以及被扭曲的理性等多层面的误读,真正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也为重建技术文化的崭新形象,敞亮了新的路向。全文共分导言、本论、结语叁个部分,主要逻辑结构安排：导言：指证当代技术已构成人类无法逃脱的命运,尤其是“技术转向”喻示着当代技术文化成为一切问题“问题化”的索引。为此,在技术——科学自主性中,展开对技术文化合理性重构研究,检视“技术文化”这一现象的理论底蕴进而追问其意义危机的根源。第一章：对当前技术文化研究的合理性反思。针对当前技术哲学的理论困境,从合理性视域透视技术文化,廓清技术哲学研究中所直面的问题论域,以及阐明本文由合理性反思把握技术文化的基本意蕴。由于技术成为哲学“元话语”的社会现实,提出“技术文化”范式的概念,剖析从“遮蔽”到解蔽的文化现象——技术文化,阐述技术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缘由,落脚于“重建文化”、“拯救文化”的旨归。第二章：对技术文化存在方式的合理性特征的分析。经由技术演进所蕴涵的文化批判这一内在逻辑线索,追溯和考察了从前现代、现代到当代技术文化的嬗变；并紧紧围绕当代技术哲学的文化发展趋向,分析其表现形态、时代特征并对它展开失语状态下的思考。阐释了技术与文化的一般关系,指出技术是人类文化意义世界的基础,它对人的意义世界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从技术中找寻到意义、从对意义的追问中反思技术文化。第叁章：技术文化意义危机的合理性透视。聚焦于技术文化“意义危机”,阐述当代技术文化危机的表征、根源,进而揭示出“意义危机”在任何时候都表现为其内在核心力量的展示,而这种核心力量在当代就是起主导作用的技术文化,以及这种技术文化所蕴涵的价值力量。超越技术和文化的对峙,不再把技术作为出发点和参考系,去定位现实世界,而是将它限制在社会文化结构中,从文化的层面去理解当下生存实践所遭遇的矛盾,在合理性的思想语境中,对技术现实的理论问题做出哲学和文化上的批判性解读。第四章：技术文化意义的合理性重构。对“技术文化”的意义重构进行文化哲学沉思,分别从意义重构的前提根基、意义重构的内在诉求、意义重构的价值选择、意义重构的最终旨归等多向度,对技术文化意义作合理性重构的诠释,挖掘技术文化与当代社会冲突的内在根源、外在表现以及协同机制等问题,揭示出技术文化本位的反思性立场——实现文化与自我的合理性回归。提出了超越现代技术的工具理性,使整个社会重构,摆脱危机需要变革,核心是重建人类的意义世界。这一变革也是文化重建的过程,通过反省人类的价值世界,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拓展了当代技术“文化批判”,重构了技术化时代的“人文向度”。结论：技术文化“走向”冲突已经成为显命题,只有以合理性作为核心因素重建乃至拯救技术文化,才能在根本上改变由于当代技术文化的缺陷所导致的两种文化之冲突。技术文化的合理性研究,可以引导人类本真意义上的生存；技术文化的存在方式的演变,既意味着自身的进步,又表明它与人类社会实践的深刻关联；技术文化的意义合理性重构,不仅是技术文化的自我拯救,也是对人类自身的拯救,它有利于寻求技术、文化整合的可能性,从而对当代技术文化的出路做出回应,以“新启蒙”对技术批判理论诉诸于新的理解,唤醒它在当代语境中的批判性潜能。
刘晓燕[8]2016年在《现象学理论中的艺术与技术关系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技术突飞猛进,给艺术创作、生产和传播以及接受和欣赏带来了变化。如何认识并回应这些变化,这是现实问题也是理论问题。若想从根本上说明问题,我们便需要探讨艺术与技术的关系。艺、技关系探讨涉及到艺术理论、美学理论的多个观念、范畴,所涉问题同艺术、技术在概念上的分离息息相关,也是本体论、认识论美学所经常论争的焦点。因而,厘清艺、技关系对于当下艺术、美学理论的建构之意义是重大的。诸多艺、技关系研究在脱离历史、思想史背景的情况下,固执地在艺术、技术概念及其相关观念、范畴上纠缠。同时,相关论述未从思维模式是否有问题这一点出发去进行反思,而囿于传统思维模式和表述方式的艺、技关系分析是不够彻底的。现象学主张“回到事情本身”、进行现象学还原,以及为扭转传统二元思维模式所做的其他努力,都给解决艺、技关系问题带来很好的契机。艺、技关系问题十分重要,学者们探讨艺、技关系时,多对现象学有所关注或者借鉴。这是因为,现象学在很多方面与美学、艺术理论有共鸣,同时也为技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然而,现象学理论中的艺、技关系研究未得到系统的梳理。这或许是由于,我们对现象学在这方面的理论价值认识还不够深刻,抑或是由于现象学家的理论体系都较为庞大,而相关的艺、技关系探讨虽重要但不占主导地位,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对它们的关注度。总体来说,现象学理论中的艺、技关系论在学界未及引发应有的重视,将这一缺憾弥补起来,是本文的选题意义和价值所在。本文分以下几部分进行论述：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思路。首先引出问题,从艺术与技术关系问题的两个层面出发,就问题本身进行解析,并指出艺、技关系问题的重要性,也就是研究艺、技关系的缘由。在此前提下,综合概述艺、技关系问题的相关理论成果,并整合这些成果的主要分歧。由艺、技关系问题的复杂性和理论分歧之所在,引出本文的研究内容。本文的研究内容是：引入现象学及其方法,重点考察现象学家海德格尔、杜夫海纳、伊德对于艺术与技术关系问题的相关论述,以探寻现象学理论中艺、技关系问题的独特的研究范式。绪论还概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介绍了本文重点考察海德格尔、杜夫海纳、伊德现象学及其理论观点的四个原因。绪论最后,指出了本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第一章标题为“美的艺术”观念及其所引发的艺术与技术关系问题,致力于找出艺、技关系问题的复杂性及其理论分歧之所在。得出结论：艺术与技术的词源关系以及二者概念的发展和变化,为艺、技关系的混沌难解埋下了种子；现代技术对艺术的影响是这一问题凸显出来的催化剂；而理论家们对“美的艺术”的坚持、以及坚持二元论的思维方式,是艺、技关系的症结所在。第一章先就艺术、技术概念的发展和变化进行简述。在古希腊、甚至在中世纪,艺术与技术都没有明确的区分。最直接的反映就是,人们使用同一个词汇来意指如今的艺术或技术。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诸多理论都体现出这样的诉求：即一方面把界定为神赐灵感、归属于“非技艺”的诗歌拉下神坛,将其视作人为的“技艺”；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提升以绘画为代表的造型艺术,使其摆脱工匠技艺的“粗俗”或“机械”,上升到能与“降位的诗歌”并驾齐驱的地位。在这种地位一降一升的基础上,巴托于1747年总结出了包含五种主要类型在内的“美的艺术”,包括诗歌、音乐、绘画、雕塑和舞蹈,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由此萌生。从此,实用的手工艺便从纯粹艺术领域中分离出去了,艺术将工艺技术排除在外,独占“美的艺术”的界域。与此同时,现代技术逐渐向科学靠近,在某种意义上,技术是科学的践行工具和方式,而科学则成为技术的依据或根基。这样一来,技术在与艺术分离、与科学联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完全切断了同艺术的因缘。艺术、技术概念被彻底区分开来,“美的艺术”概念逐步、并最终在十九世纪中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然而,这种因缘的解除只存在于很短的时期内,也只存在于学科或理论的概念区分之中。事实是,艺术与技术从未真正断开联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反而越来越靠近了。当然,与其说是靠近,不如说是艺术重新找寻到与技术共有的技术性创作的根本特性,与其说是融合,不如说是技术本身也伴有与艺术相同的审美追求。实际上,艺术概念确立以来便存在着一些难以得到有效解释的问题：艺术的本质问题、情感与理性的问题、主观与客观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同艺术、技术在概念上的生硬分离息息相关,也与较“美的艺术”概念更为根深蒂固的“美的艺术”观念相关,也是本体论、认识论美学所经常论争的问题。上述是第一章第二节的主要内容。本文第二章,详细阐释现象学作为解决艺、技关系的合理路径之缘由。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将前现象学的哲学思维方式都称为“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体现为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等等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胡塞尔在康德“哥白尼式革命”之基础上,提出要“回到事情本身”。胡塞尔的“事情”区别于事物,不是“物自体”,他悬搁了独立于意识之外的那个世界,仅讨论意识之内的“事情”,仅讨论我们所体验到的东西。这就意味着,现象学是要回到意识本身,是关于意识的描述。胡塞尔现象学将认识方式、思维方式彻底扭转过来。在他看来,通过直观事物所呈现的“纯粹现象”,可以克服主客二分思维方式所带来的内在认识如何与外在对象相符合这一难题。我们认为,要解释艺术与技术所谓“合-分-合”的关系,便需要对传统美学进行变革,以建构适应现代艺术、技术发展特征的理论学说。基于传统美学思维方式,基于艺术概念确立时同技术的分离,艺术与技术关系的探讨始终围绕着二者相互孤立基础之上的生硬联系,只要立场稍加不同,分歧便难以弥合。有鉴于此,寻找一条新的路径、转变传统思维方式或可有所突破。现象学与现象学美学带给我们相当的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以现象学理论中的艺、技关系论为研究对象,主体部分(第叁、四、五章)对海德格尔、杜夫海纳和伊德的艺、技关系论进行专论。本文通过对叁位现象学家核心思想及其就艺、技关系问题所做的分析进行归纳整理,描述他们就艺、技关系问题所作探究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力求勾勒出相关论述的发展线索及其问题所在,由此来论证现象学方法对于解释艺术与技术关系问题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试图找寻解决此问题的有效路径。第一,海德格尔的艺术与技术关系论。海德格尔“重提”存在问题,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混淆了存在与存在者。海德格尔要着力克服的亦是主客二元的思维方式,但较胡塞尔更进一步。主客二元思维方式极易将主体视作认识的主体,将存在当做被认识的对象。海德格尔要做的是还原存在的本意并解决存在问题。他运用现象学的方法,以论证存在与存在者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存在使存在者存在,解决存在问题,需要借助于对存在者的考察,这也是探究存在意义的唯一道路。按照海德格尔的意见,我们需要对人这种特殊存在者的生存活动进行分析。在将此在的存在作出界定的同时,海德格尔也区分出了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由此,问题转换到海德格尔对日常在世的用具、以及艺术与技术所作的探讨上去。海德格尔指出,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艺术与美有关、而与真理无关,并将艺术称为美的艺术。海德格尔将一般意义上的真理、艺术和技术给予特别地处理,它们都被赋予了全新的意味。真理意为无蔽、解蔽,意指存在的原始意义,艺术、技术也都回归自身开显、自身显现的意味。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作品既表现可见的、显见的一些东西,但也必定会有某些东西隐藏在“遮蔽”的境域之中。事实上,杰出的艺术作品都具备这样的特征,作品中最动人的地方恰恰在于那隐秘的部分。艺术作品中的这个隐而不显的境域是最源始的,也是最为人们所关注的。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是一种本质为座架的解蔽方式,使得我们完全地陷入持存物的促逼、摆置之中,我们已然遗忘了那尚未显现的、充满可能性的原初境域。但恰恰是这个隐而不显的世界决定着存在者的存在。艺术作品能够让我们去关注那隐匿着的东西,以克制表现为促逼、摆置、订造等特征的现代技术之本质——座架。艺术是技术时代的救渡之方。第二,杜夫海纳的艺术与技术关系论。杜夫海纳着作中专门论及审美活动和技术活动、审美对象和技术对象,提出了创见性的观点。杜夫海纳在很大程度上把审美(对象)和艺术(作品)等同起来；他认为,技术对象与审美对象的区分是根本性的,技术对象在一定条件下仅仅是转化为“美的对象”,而非审美对象。杜夫海纳在现象学美学的视域中,弱化了技术对艺术所造成的冲击。在他看来,并无所谓技术理性和艺术感性的纠葛,只有进入意识活动的“对象”之间的差异。当我们面对转化为“审美对象”的艺术作品、转化为“美的对象”的技术对象之时,问题便回归于：知觉到的对象的地位问题及其关系问题,落脚于杜夫海纳现象学的研究核心——审美经验。艺、技关系问题以审美经验为理论原点、并由此衍伸出来。杜夫海纳将审美经验作为其研究的核心,详细解析了审美活动与技术活动、审美对象与技术对象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转化的条件和机制。杜夫海纳认为审美经验是知觉经验的一种特殊形式,他借助于对一般知觉显现、再现和思考叁个步骤的分析,来论述审美知觉的基本特征,并以此来探寻一般知觉向审美知觉的转化条件和过程。无论是艺术作品,还是技术产品,再或者是艺术活动、技术活动,总归会进入我们的知觉之中并成为知觉对象。在知觉中所完成并呈现的艺术对象、技术对象,具有共同的一般的知觉特征。而作为审美对象的对象、作为审美知觉的知觉所具有的特别之处,则恰恰需要我们把握到一般知觉向审美知觉所进行的转化。在现象学视域中,杜夫海纳将对艺术活动和技术活动的探究推向了极致。第叁,伊德的艺术与技术关系论。同审美经验与现象学还原的天然相近倾向一样,现象学也为研究技术提供了一种选择。伊德技术现象学立足于现象学对技术作出追问,将通达“纯粹”现象学的技术现象学转化为“经验式的”研究范式。伊德直面生活世界提出的问题,现象学与实用主义构成他技术现象学的整体取向。具身性和生活世界则是伊德解析技术问题的理论要点,他从这两个基本概念衍伸开来,建构出技术现象学的基本轮廓。伊德技术现象学的核心任务为描述“人—技术关系”、描绘生活世界的形态。在他看来,关于技术问题的看法多种多样,这些看法追根究底都是在思量人和技术之间发生了什么。伊德主张将各种技术理论悬搁起来,回到技术“事情”本身；他把技术还原为“人—技术关系”,技术是一种关系性存在。伊德在就“人—技术关系”进行描述的时候,多涉及技术对人们的视觉和听觉经验的转化。在伊德看来,当代艺术活动的主要形态是由技术构造的,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是艺术中的大门类。伊德对艺术与技术关系的探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通过图像技术对艺术活动的形态加以描述：从“人—技术关系”出发,对声音技术与音乐艺术的关联进行逐层解析。伊德直面由技术所建构的生活世界之中的问题,为艺、技关系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范式。第六章重点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现象学理论中对于艺、技关系问题的探讨体现出哪些学术价值。艺术与技术关系研究需要兼顾到的问题,海德格尔、杜夫海纳、伊德分别作出了不同程度上的努力。海德格尔把艺术与真理联系起来,打破了传统艺、技关系研究的二元思维模式,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杜夫海纳在研究过程中,将现象学与美学理论成果紧密结合起来,细致描述了审美对象和技术对象之间所存在的过渡和融合。伊德则将问题置于当代生活世界,分别解析了图像技术和艺术、声音技术和音乐艺术之间的关联。总体而言,现象学家为艺、技关系问题的解答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范式,体现出了相当的美学价值。第二是现象学家对于艺、技关系问题的解答是否行之有效,也就是分析这些方案的不足之处。海德格尔、杜夫海纳、伊德对艺术和技术所作的哲学化处理,未能彻底解决艺、技关系的几个关节问题。无论是以存在之真理为核心的艺、技真理观,还是审美对象和技术对象之间的转换机制,还是现代技术、艺术所体现的“人—技术关系”,都有所缺失。这也成为他们解释艺术与技术关系问题的不足之处。总之,现象学家海德格尔、杜夫海纳和伊德的相关探讨,为艺、技关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新角度,但也有一定的不足。本文在结语部分,对现象学理论中艺术与技术关系的相关探讨进行了总结,对从现象学之外的其他理论视野、尤其是文化谱系进行研究作了展望,旨在抛砖引玉,希冀艺、技关系问题能够得到更加全面的审视和探讨。
李小博[9]2004年在《科学修辞学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由导言、四章系统性论述和结束语组成。 在导言部分，论文首先简要考察了国内外科学修辞学的基本研究状况和视角，提出了进行科学修辞学研究必须注意的几个关键概念和必须思考的一些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叙述了本篇博士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观点，说明了进行科学修辞学研究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在第一章，论文立足于20世纪人类哲学理智发展的背景和趋势，探讨了科学修辞学形成的理论基础。西方的修辞学先后经历了传统修辞学、近代修辞学和现代修辞学的发展阶段，西方的科学哲学也呈现出“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的演进轨迹，正是现代修辞学朝向科学的转向和科学哲学朝向修辞学的转向共同促成了科学修辞学的诞生。 在第二章，从科学修辞学的操作域面入手，具体分析了修辞学理论和方法在科学事业中的独特作用。科学概念、科学理论、科学事实的发现离不开隐喻、类比、模型等修辞方法，科学实验、科学论文、科学社会必然需要修辞学的建构，而对科学事实、科学理论、科学信念、科学利益等方面争论的解决也要依靠修辞学的参与。 在第叁章，论文主要探讨了科学修辞学与“解释学转向”、后现代主义、科学社会学之间的思想交流和理论关联。科学修辞学不仅具有鲜明的解释学特征，也是对解释学难题的解答、对解释循环的超越和解释实践的修正。科学修辞学是对传统“等级”、“中心”和“意义”的否定，也是对后现代主义解构论、整体论和多元论某些趋向性特征的体现。科学修辞学是对规范主义、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的修正，也是对一种“科学的社会修辞学”的倡导。 在第四章，从认识论、方法论的层面以及更为综合广阔的哲学层面，展示了科学修辞学的理论意义。在对传统认识论进行批判和重建、产生逻辑性、社会性和推理性知识的过程中，科学修辞学确立了自身的认识论地位。在建构科学语言、解答科学难题、形成科学共同体的过程中，科学修辞学体现了自身的方法论特征。在借鉴哲学转向成果、改造哲学传统理性、优化哲学理论文本的过程中，科学修辞学拥有了哲学上的合法性。 在结束语部分，论文在对科学修辞学的研究意义和发展前景给予积极评价的基础上，提出科学修辞学研究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一些理论问题，以及科学修辞学的一些缺陷和不足之处，进而描绘出科学修辞学在未来的调整策略和发展趋向。
董美珍[10]2004年在《女性主义科学观探究》文中提出西方女性主义科学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研究者们起初只是批评科学领域中女性人数太少等不平等现象，后来发展到全面质疑科学系统，对传统科学观进行相当激烈地批判，并在对一些重要概念进行重新鉴定和划分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种颇具颠覆性的“女性主义科学”构想，在西方社会和学术界造成广泛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女性主义这些对科学的批判和构想在一般和广泛的意义上被称为女性主义科学观。 女性主义科学观源于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因此女性主义科学研究的目的和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决不仅仅是为女性争取在科学领域的发言权，而是为了寻求男女平等和女性的自由解放。女性主义主要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相应就有这些流派的科学观。女性主义科学观主要从社会性别和弱势人群的视角出发，一方面批判传统西方思想二元论合法性的根基，揭示主流科学的男性化特征，表明科学与社会性别一样，是男性中心文化和父权制社会建构的产物，并且这两种建构互相渗透、互相强化，共同造就了科学与性别的特殊关联，使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观念更加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它提出了与认识论的相对主义意见相反的“强客观性”理论，提出“动态的客观性”、“局部视角的优势”、“情境知识”等理论，突出主观性与情感在科学认知中的重要作用，并试图构想一种能发挥女性认知优势的“女性主义科学”。 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理论提供了批判主流科学的新视角，较好地解释了男性中心社会的形成原因和女性受压制的根源，并提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女性主义从生活出发，肯定情感在科研中的独特功用，一种包含人性的科学因此似乎有了可能；女性主义指出描述实在的科学理论并非是唯一的，丰富了科学知识的方法论标准；女性主义让以往被忽视的女性科学经验昭显于世，并且推广关爱经验，为科技史、科技伦理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理论境域；倾向于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通过多种努力改变了科学的公众形象。女性主义科学观还有助于唤醒女性的科学意识，促进女性主体意识全面觉醒，对当代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过，由于女性主义科学研究历史短，发展迅速，许多问题未及深思，并带有相当激进的政治倾向，诸于此类的因素使得他们作出了一些不适当的论断，例如，关于平等与差异的悖论，整体与异质的困惑等，女性主义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对其立论基础进行深刻地反思，结果有时发现，自己大力批判的东西原来早已在立论基础中被自己暗中接受了。但公正地说，女性主义科学研究客观上丰富和发展了人类的知识探求和自身认识，为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文分六章。第一章从社会文化、科学实践和传统理论叁方面追溯了女性主义科学观产生的渊源，揭示了女性主义科学观产生的必然性。 第二二章围绕“科学”这一主题梳理了女性主义不同流派所做的贡献。展示不同流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科学和女性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和解决办法，同时也指出了它们一些立足点方面的问题和欠缺。 第叁章考察了女性主义对以客观性、理性为代表的传统科学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认为它是根深蒂固的性别文化的产物。女性主义在批评客观性、理性的同时，肯定了主观性和情感在认识中的重要性。 第四章从女性主义经验论、立场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几个角度关照女性主义科学的构建。展示女性主义不仅仅局限于对传统科学的批评，或做简单的修正和补充，而是主张变革传统科学研究范式，挑战其整个基础、假设，建构女性主义自己的科学研究范式，真正消除传统科学的男性霸权。 第五章探讨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一种解释策略，阐明后现代女性主义为什么放弃了经验论、立场论，而去追求一种多元、异质和差异性，并对以性别为基础的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以及现代科学知识内容和合法性进行解构，强调语言和权力在知识形成中的作用。进一步阐明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最后对未来女性主义的发展方向作一预测。 论文最后一章对女性主义科学观进行重新反思和评价，在对女性主义科学观提出的真知灼见与重大意义进行充分肯定的同时，从一定的高度指出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矛盾与困惑，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并指出其对中国的现实意义与理论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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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现象学理论中的艺术与技术关系问题研究[D]. 刘晓燕. 山东大学. 2016
[9]. 科学修辞学研究[D]. 李小博. 山西大学. 2004
[10]. 女性主义科学观探究[D]. 董美珍. 复旦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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