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与构建和谐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构建和谐社会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段亚兵（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打工文化会逐渐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由自发到自觉，由边缘到主流的文化转型。积极向上的打工文化是我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对打工群体具有启发、教育、号召、凝聚、整合、同化的功能，藏艺于民的打工群体，汇集其强大的人才和创造活力，催生出思想成果和文化精品，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精神文化宝库和活力源泉之一，对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作用。
外来工既是打工文化的建设主体，也是受打工文化改造的客体。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通过文化融会和文化交流，与现代生活环境相适应的独具特色的打工文化，同时反过来也将影响城市文化生态的优化和活力的激发。
我们今天在宝安召开第三届打工文学论坛就是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的实际行动。对我们建设和谐文化和构建和谐社会将会发挥重要作用，对提高深圳和全国的打工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水平、繁荣和发展文化艺术事业也会作出积极的贡献。
张洪华（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委副书记）：
到目前为止，深圳市已经逐渐形成了以宝安宝城中心区为主，以大浪、沙井、福音三个街道为辅的打工文学生态圈，产生了像张伟明、戴有斌等一批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青年作家，还产生了以王十月为代表的“31区作家群”。可以说打工文化逐渐成为宝安独特的人文风景，丰富着宝安的文化内涵。
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使人民的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使社会主义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并特别强调要着力丰富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这给我们宝安发展文化、特别是打工文化提供了更好的机遇。
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非常明显地体会到打工文学已经受到了主流的关注。这个主流包括多方面，一个是包括中国作协，或者各地的文联作协等等。另外就是现在主流的批评家和一些大学的研究者也在关注这个问题。同时，打工文学的写作者好像也有一种渴望得到主流文化承认的愿望，我非常理解像郑小琼、王十月这样的一些作家，包括更早一点的盛可以的这样一种愿望。
主流主动关注打工文学是好事，主流文学能够给打工文学提供一些特殊的文学经验，但打工文学的那种批判的力量才是它最宝贵的东西。如果在主流的关注过程当中，这种力量慢慢地消失，慢慢被驯化，这就需要我们更多地注意了。打工文学和打工文化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现象。
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打工文学的写作者和倡导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贵的情怀，我说的倡导者，包括深圳文联在内、包括深圳文化局在内、也包括深圳读书月在内，文学的悲悯精神在这里得到了重视。
关怀弱者、关怀弱势群体，这种现象是当前中国文学所匮乏的，我们的文学有太多的高雅，太多的香车宝马、高尔夫球场、五星级大酒店，所缺的是对底层的关怀。所以，打工文学的贡献在于弥补了当前文学的一种缺失，而且还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尺度。
我觉得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悲情上。悲情的表达是一个过程，我希望是一个过程。而且既然是文学，就不能宽容粗糙，这是我和一些论者不同的地方。不能宽容粗糙，不能宽容一般情绪的宣泄。文学就是一个高度，文学有它的标准。文学在这里应该得到提高，最后那种粗糙的东西、那种情绪的东西逐渐地消失，我希望两个世界变成一个世界。
冯敏（《小说选刊》杂志副主编）：
我还是希望打工文学要保持自己的特色，保持自己的本分，如果打工文学过早地进入主流，那么我觉得它的那种先锋性质就容易丧失，也就变得没有价值了。
打工文学在深圳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虽然这些作品集中展示了底层民众的苦难，但我认为还写得很不够，而且写得还不深。打工文学绝对不是作家躲在书斋里编造出来的，也不是哪个人登高一呼就能告诉大家打工文学了。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我认为，底层文学也好，打工文学也好，昨日是边缘文学，今日可能还是边缘文学，但是它以它的革命性和文学的特质性表明它拥有明天，拥有未来。
有人说底层写作不够精致，我想底层民众谈不上精致，他们的生活是粗糙的，而对于民众的苦难没有人深入反映是不行的，刚刚写了几天民众的苦难就说写得太多，我想这是很肤浅的。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深圳曾经倡导过“新都市文学”，但是，最终成为深圳品牌的还是“打工文学”，我觉得实际上这就体现了深圳文学界的一种思想勇气。
因为，新都市文学和打工文学这两个概念相比较而言，新都市文学似乎孕育着现代、超前、时尚、高贵；而打工文学首先让人们想到的是卑贱、底层这些字眼。但是打工文学贴近生活，所以深圳还是不遗余力地提倡打工文学，他们感觉到了打工文学的内涵更加能够体现中国现代化的特色，更具有一种独特性，这就是一种思想勇气。
打工文学深刻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一种经历。打工文学是与中国的这种新二元社会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新二元社会体现为集权体制与市场体制的矛盾统一，它给城乡冲突的转化设置了重重障碍，而这一点就典型地体现在了农民工身上。所以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乡村立场。在打工文学中，我们能够感到这种乡村精神成为作家基本的思想资源。
蒋魏（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当打工被理解为全中国以及整个社会非常普泛化，非常正常的、非常具有尊严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我想作为中国目前特例、特指的打工文学也许就应该消亡了。因为它不再意味着被侮辱和被损害，它不再意味着弱势，它应该成为我们的尊严，成为我们的骄傲，因为我们在为这个社会、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打工”。
当打工文学和我们的打工者，当全社会都普及这样一种观念的时候，国家的现代化，大概才算完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来讨论打工文学，其实正是推动它向全社会普及和发展，正在为完成国家的现代化而发出我们的力量、发出我们的呼声。中国勤劳的农民们正在包围城市、正在进入城市、正在融入城市。我们不能忽视他们，没有他们，我们的城市将堆满垃圾，我们的生活将变得一片混乱。因此，打工是伟大的，打工文学也是伟大的。
李敬泽（《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
底层写作在经过几年的发展之后，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种格式化的写作，变成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和真实经验隔绝的写作。
我认为打工文学要“见本心、参天地”。底层写作迅速格式化、成规化，就是由于很多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渐渐没有了“本心”，渐渐找不到自己的真正经验，不能够保持对经验的忠诚了。我觉得打工文学也好，底层叙事也好，写作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见本心”，忠实于自己的真实经验，突破一切成规。同时也要“参天地”。生活自身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压力，现实是很容易把人压到贴在地面上的，迫使你接受它的逻辑。如果作者是充分接受了现实的逻辑去写作的话，是很成问题的，他可能就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有力地把握驳杂而丰富的经验了。我想，作者们还是应该有一个更广阔的胸怀和更充足的勇气，甚至要有一点乌托邦精神，要有一点与现实在精神上的战斗性和对抗性的精神能力。人类之所以要从事文学，就是因为我们行走在地面时同时有一个向度，就是我们要飞翔。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最近我读了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他写的这个群体可能是比打工族更边缘的群体，是拾荒者，但是他写拾荒者的时候就有了个人的思考。小说讲了一个拾荒者和妓女之间的爱情，她把中国传统的才子佳人的模式镶嵌到拾荒者的故事里面去，使这个小说的文学性空前地加强了。如何去理解底层写作和打工文学的文学性显然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这样一个文学现象的出现，特别是对都市文化经验的添加和建构，显然有它的意义和作用。
蒋述卓（暨南大学副校长、教授）：
打工生活是中国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或后工业文明的一个桥梁。打工文学充满着对身份的追问，因为打工者的位置是移动的、漂泊的，随着他们生活的改变，从“别人的城市”到“城市的主人”心理角色的转变，会很大程度上扭转打工文学的创作基调。
我认为打工文学提出的是新的人文精神，这种新的人文精神体现出了一种对悲情的关怀精神。打工文学除了体现一种身份的拷问、身份的反思，除了一种痛苦、辛酸的表达以外，更多的表现了一种精神的觉醒，或者说是一种精神的追寻。能够拷问自己的身份、能够考虑自己跟城市的关系，能够考虑作为一个打工者在精神上的独立，我觉得这是进城务工者的一种素质的提高。
邵燕君（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我觉得打工文学是“打工者写、打工者读”的文学，应该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形态，我更想说它是偏于草根文学、或者说是民间文学的一种形态。我一直关注“底层”文学写作，但这是在主流文学体制下由主流作家写的作品，这种“底层”写作仍然是精英文学的一种，其读者是“非底层”的。这次会议提供打工文学作品集与打工文学评论集，很有价值，我特别感兴趣。
我觉得中国的底层文学遇到了相当大的困境，它表现的是底层人的生活，但它的作者和读者却都与底层没有直接的关系，这里就存在着代言的问题。谁是底层？谁来写底层？谁有资格写底层？底层文学写给谁？这是核心的问题。
我觉得今天的打工者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愿望，就是把我们的文学提升，向主流文学方向发展，我个人倒不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方向。今天的打工文学，未必是要提升，而是要扎根。未必要进入主流、成为主流，而是要自成一统，要自给自足、自说自话，甚至自生自灭都可以，先要自成一统，然后才能谈得上与主流交流和对话。
吕雷（广东省作协副主席）：
根据广东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厅不完全统计，珠三角将近有3000万打工者或干脆称为农民工，他们成为我省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大省、法制社会、和谐广东的重要力量。他们未小康广东难富裕；他们未和谐广东难和谐。广东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应该与他们分享。
我认为，打工作家群体的创作思想、文化修养有待提高，他们的文学视野也应该进一步拓宽。由于户籍、学历、工作资历等诸多的原因，在这个青年作家群体当中有很多人尽管很有写作的才华和天赋，但是也难以进入主流文学和体制文学的队伍，难以被文艺单位所聘用，加入各级作家协会可能也会碰到户籍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就有一个户籍的问题。
尹昌龙（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长）：
从我个人对打工文学观察和研究的经验来看，有两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打工文学的非文学关怀问题。无论是就打工文学研讨会，还是就对打工文学的评论来看，往往是从文学的名义着手，但是最后大家谈的都不是文学，大家更多的是讲对于打工者社会关怀的问题，而文学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就当成了社会学或人类学的档案被解读和探究。打工文学从一开始可能就是以文学的名义做了一个非文学的工作。研究打工文学，特别要重视这种非文学本身的意义。第二，打工文学的文化生产问题。打工文学一旦变成正式出版物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个人性的写作已经变成一种文化生产，一种由资本导控、充满利益计算、进入产业运作的经济过程。这中间发生着非常巨大的变化。我们必须要分辨其中可能有的意义幻觉和话语“陷阱”。
与之相关，对于未来的打工文学写作来说，也有两点值得警醒：第一，在文学性上有所作为，这是必须的努力。打工文学如果要以文学的名义发言的话，就必须要在艺术性、专业性上进行自我磨炼和提升，这将直接决定未来打工文学的文学命运，否则，它就很难进入文学史并获得地位。第二，保持打工者独立自由的话语空间，这是重要的保证。文化生产机制的引入固然会推动打工文学写作，但不能忽略打工者声音被改写或遮蔽的情况。因此，对作为文化工业的打工文学生产必须要有足够的警惕和反省。要尽可能保持打工作者独立自由的发言姿态，否则就有可能在文化生产的改写中使打工者有意或无意地丧失他们最基本的一些个人经验，使之变成一种被改写、被抽空的想像，那样的结果可能会是打工者也是文学的一个更大的损失。
杨宏海（深圳市文联副主席、研究员）：
深圳读书月期间举办的全国打工文学论坛，已经成为颇具特色的一个文化品牌。深圳为什么要在读书月举办这样一个全国打工文学论坛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通过“打工者写、打工者读”实现百万劳务工的文化权利，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
打工文学是打工者发自心灵的呐喊，她背负着打工者的梦想，体现了打工者“自我关怀”和渴望“社会关怀”的精神诉求；她是打工者植根生活创造的文化品牌，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鲜而丰富的中国经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在我们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广大打工者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他们也有创造精神财富的要求，也需要通过打工文学和打工文艺来实现他们文化创造的权利。所以，共青团中央和全国青联创设的“鲲鹏文学奖”，给广大打工群体以极大鼓舞。
事实上，打工者中有许多文艺人才，他们也是文化建设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军。正像一些打工青年所说的一样，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们愿意“围着文学的火炉”来取暖，广大的打工青年需要文学的熏陶，需要进行文学的创造。仅在宝安区就有着非常多的打工文学爱好者，他们在打工之余拿起了他们的笔，写出了大量的打工文学作品，有的甚至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也有一些虽然他们永远成不了作家，但他们心中有一座文学的殿堂，他们愿意通过自己的创作来实现文化的权利。我想，这就是我们举办全国打工文学论坛和读书月活动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