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制与“工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单位制论文,主义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单位研究作为一个学术话题勃兴以来，便似乎与工业企业组织结下了不解之缘。迄今为止，国内外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大部分都是围绕着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单位组织展开的。如较早进入单位制研究的国外学者华尔德和国内学者路风、李路路、李汉林等，都主要将单位研究的重点锁定在“国有企业”，这对后来的“单位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日后人们每提及单位，便首先想到国有企业。 从国有工业企业入手研究单位制，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单位制在其起源、形成及变迁的过程中始终浸透着“工业主义”的元素。就单位制起源的社会背景而言，它实际上是现代中国政治精英直面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危机，回应西方列强现代性挑战所做出的组织重建和制度重构。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单位制又是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制度实践的重要部分而出台的。故从长时段的角度看，单位制实际上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作为社会主义工业社会建构的重要步骤而推出的。因此，我们仅仅将单位制看作是一种“统治体制”，或是计划经济的附属物，将其视为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组织，都是不全面的，具有明显的偏狭性。 从社会主义工业社会建立的视点重新审视单位现象，我们会对单位研究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产生新的认识。法国社会学家阿隆在谈及工业主义对欧洲的影响时曾提出：“一切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都呈现相似的特征。”①威廉斯也强调“正如法国大革命改变了法国，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尽管变革方式不同，其性质却相类：通过某种变革模式创建一个新型社会。”②但从类型学意义上看，非西方社会步入工业社会的变迁轨迹却有所不同。作为工业主义主导下的社会重组方案，单位制既体现和彰显了现代性，同时又在“去资本主义化”的前提下，表现出其范型的复杂和特殊之处；故我们应探寻工业主义与单位组织之间的复杂关联，注意探寻：以工业主义和社会革命原则构建起来的现代单位组织和制度体系如何从革命根据地的军事主义中汲取养分，又是如何由工业企业组织发端，并逐步向其他行业和领域拓展，从而为整个现代单位制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范本。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单位制与工业主义之间复杂关系的过程中所应给予特殊关注的，亦是单位制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关键。 单位制起源进程中的“工业主义”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多将单位制的起源置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总体性危机的背景之下，并注意强调以“延安道路”为代表的“根据地经验”对于单位制度建构所具有的特殊意义。③认为正是民主革命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和实践，铸就了单位体制的基本框架。但值得注意的是，多数研究者却对单位制起源进程中“工业主义”这一重要的面向重视不够，更多地强调了单位制的“统治”、“控制”和社会革命的含义。事实上，单位制度的起源和形成，不是“社会革命”的独奏，而是“工业主义”与“社会革命”的“双重变奏”。作为现代性的标志性要素，“工业主义”从单位制起源和发轫期开始，便从思想观念、制度规范和组织模式等层面深深地嵌入到这一进程之中，深度地影响着其发展演进趋向。 (一)以“工业主义”改造中国传统社会的“涣散性” 从“长时段”的角度审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演进的进程，我们可以将先秦以来的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简略地表述为“封建—郡县—单位”三个阶段。④所谓“封建阶段”，是指秦以前以宗法分封为特征的政治社会统治体制；“郡县阶段”，则是指秦以来建立的以皇帝为核心，以郡县制和家产官僚制为主体的一种统治类型。从表面上看，郡县社会时期中国社会这种带有“大共同体本位”⑤特点的统治体制似乎具有超强的纵向控制力，但实际上此种体制在其强大外表的背后却存在着明显的涣散性。尤其与欧美现代民族国家相比，其社会动员能力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于是，近代中国思想精英掀起了对传统社会激烈批判的否定思潮。他们认为中国社会要想克服其涣散无力之固有弊端，必须建立一种具有超强组织力和凝聚力的新的社会组织模式，单位社会的建立，实际上就是上述思潮发展演化的最终结果。 1.对传统农业社会涣散性的批判 大约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一些中国思想精英逐渐在中西比较中意识到中国社会“散漫性”问题的存在。如梁启超认为国人知家族而不知国家，涣散至极。孙中山也断言中国人因崇拜家族主义而“势如一盘散沙”。⑥在梁漱溟的笔下，中国社会也是一个松散的社会，中国人缺少集团生活。故改造中国社会应从乡村入手，实现社会重建。⑦社会学家潘光旦更是强调：人们常说中国社会是一盘散沙，我不同意，我比它作一团面粉，由于滴水和虫蛀形成了一个个虫蛀的小团，连沙子都不如，不能再有一点用处。⑧这虽然是一种极端的说法，但却代表了思想界多数人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传统社会之所以如此涣散，主要是因为： (1)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公私关系错位。戊戌时期梁启超从公私和家国等观念分析入手，认为秦以后中国数千年来帝王以“国家为彼一家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⑨但在名义上，历代帝王却一直对外宣称自己的王朝是“公”的代表，将王朝称为“公门”、“公家”，这实际上是以一己之私来冒天下之公，导致公私关系的严重错位。⑩故中国社会的散漫而无凝聚力，与社会内部公私关系的错位有着密切的联系。 (2)传统社会的涣散性主要源于农业主义的分散性。如果说工业主义是团结的，那么，农业社会则是涣散的。中国自古建基于农业经济之上，其社会必然具有涣散性。“农业经济的社会本质，则是保守安定，少变化，少进步。近百年来，海禁大开，国际通商的局面既立，农业经济的社会基础逐渐变质，固有的社会组织未能及时调整来适应新情势的刺激，遂日趋动摇。”(11)“在古代或旧式的社会中，血缘与地缘是具有极大的维系力量；到今日则日趋消沉，而职缘、政缘成为新社会或近代化国家的特征。”故增强中国社会组织力的重要途径是“扩大集团生活，获取一个具有展开性的维系力。这须要走政缘及职缘的途径。再推而至于文化缘当然更好。”(12)“目前中国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组织改变的问题，须以现代的集团生活的方式，形成相互依赖关系，个人或集团的比赛标准，抑制自己乃至于牺牲自己，以为集团努力拼命的道德条件，事业才会有办法的。”(13)工业组织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统合性，主要是因为工业组织的管理“不单是指现在作工场而言，实包括全体经营之组织化和体系化，必须把各部门相互联络，有秩序地分工合作，才可以把事业维持延续。”(14) (3)礼治社会的涣散性。在传统的礼治社会里，社会是松散无力的。“礼治精神须寄放在社会各个人身上，保留着各个人之平等与自由，而趋向于一种松弛散漫的局面。”(15) 2.以工业主义整合社会 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曾发生“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的论争。论争中，“以工立国”的观点始终占据着上风，他们认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竞争舞台上，中国社会必须建立在工业主义和工业化的基础之上。“以农苟安则可，以农立国则不可；中国要立国，只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向工业迎头赶上去。”(16)“我们要把中国从根救起来，必得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迎头赶上去。”(17)而且，工业化“并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整个政治经济的问题。”(18)学界在论辩中深化和拓展了对工业主义的理解，认为工业化不仅仅是建立工厂，制造工业品，而是一场根本性的社会革命和组织变革，“工业化运动并不限于都市与工业区，而且要推进到广大的农村，使农业生产逐步机械化。”(19)“工业化是以工业建设为中心，创立一种企业进取组织管理的精神和习惯，成为社会人群生活活动的标准。而使一切文物制度思想，依着这个中心标准精神而同化。”(20)总之，工业化就是“进一步地运用科学技术的原理，改造我们的社会组织，更新我们的生活态度”(21)，以实现对社会的根本改造。 (二)“军事主义”与“工业主义”的亲和 研究单位制的起源，还有必要从“军事主义”与“工业主义”之间复杂的亲和关系入手来理解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军事主义与工业主义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和性，这主要表现为： 1.在历史上，现代工业主义的成果直接打破了前工业时代各王朝国家孤立分散的状态，建立起现代世界的交往体系，使得工业文明自身所具有的扩张性空前彰显，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工业主义与军事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增强了现代社会的组织力。武力应该由国家来组织与控制，经济力自然亦应受同样的组织控制。现代工业所发生的力量为经济力源的主要部分，可以影响一国之强弱盛衰，正与武力相同。正与武力相同，要组织了，才能发生有用的力量。要管制了，才能将这有用的力量导赴一定的方向，达到预定的目的。(22)由此，工业主义开始渗透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的变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吉登斯主张将现代性制度看成是一个“组织丛”，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事权力和监控构成了现代性制度的诸多维度。(23) 2.军事纪律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工厂经营提供了理想模范。(24)韦伯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大型工厂诞生的历程时曾指出：“军事纪律是所有纪律的母体。对于纪律的第二个伟大的教育者，是经济上的大规模经济。”(25)“训练有素的军队之纪律，在战争进行中扮演的角色(尽管有大有小)，对于政治体制与社会体制却有着最为长远的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并不是那么明确。纪律，作为实战的基础，是种种体制的母体。”(26)“军事纪律可与全然相异的各种经济条件携手并进。只是，军事纪律往往会对国家体制、经济体制、甚或家庭制度造成某种影响。”(27)揆诸历史事实，在近代工厂制度建立的初期，其组织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军事主义作为其制度供体的。很多工业企业的制度规范都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形成了一种“准军事化”的社会组织范型。 3、军事共产主义形态为现代工业社会组织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范型。所谓军事共产主义，主要是指在战争状态下而采取的一系列特殊的临时性的社会经济政策的总称。一般说来，军事共产主义最为重要的特质表现为“非常性”和“临时性”。值得注意的是，军事共产主义思想及组织范型的运行及其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非常时期”。因为军事共产主义的具体实践，往往会激发出惊人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使得政治领袖和社会精英人物容易产生一种将军事共产主义常态化的想法。故在历史上，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存在着一个由“变态”向“常态”，由军队逐步向地方推行的过程。波格丹诺夫曾通过对俄国苏维埃革命时期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研究，发现“在和平时期和在战时，军队都是一种广泛的消费公社。主要存在于军队的基层——士兵中间，他们住大军营，吃大锅饭，领取公家的服装和装备，可以名之为消费共产主义。到了战时，这种消费共产主义逐渐推广到社会的其他领域。其过程大体是：先是军队人数大量增加，从而扩大了消费公社的规模，然后是给士兵家属提供供应。(28)可见，军事共产主义在战时的高涨及和平时期的发展，使其运作模式带有长期性和拓展性。 众所周知，中国革命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政权的。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长期性和特殊性，决定了在单位制度的起源和形成的过程中，军事纪律和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形态为单位制度的基本组织、纪律规范及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支持。 (三)“去资本主义化”与单位社会组织范型的选择 在分析20世纪世界革命类型时，很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将1789年法国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和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革命并提，称之为“大革命”或“社会革命”。如赛达·斯阔克坡尔认为：“中、法、俄三国的革命，可用其共同特征来加以说明。这三个国家的社会革命具有结构的相似性，这是未曾发生激烈革命的国家所没有的。”(29)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和亨廷顿也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相并提，认为与过去以政权更迭为主要目的的政治革命相比，这种被称之为“大革命”的激进的政治革命具有极其强烈的“社会革命”色彩，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因为这种革命“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30)上述对现代社会“革命话语”类别的辨析对于我们理解“单位社会”的起源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众所周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欧美资本主义的“大灾难时代”，当时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曾被形容为是“一场最后的危机”(31)。人们坚信，资本主义已气衰力竭，行将就木。西方资本主义的空前危机为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选择提供了最为充分的“负面合法性”论证。由此，一个与启蒙以来现代化思潮相对立的“反现代化”思想由此发轫。正如现代化一样，“这里所说的反现代化概念，实际上也是一个空前的‘现代’现象。”(32)只不过是试图选择创造出一种不同于欧美式的另一种“现代”而已，其社会改造的设计同样是植根于“工业主义”和“现代性”观念基础之上的。故我们在探索单位社会起源时，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革命根据地“供给制度”的简单移植，也不能将其看作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资源短缺匮乏背景下新政府创制的权宜之计，而应该把单位社会的建立与政治精英改造社会的伟大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联系在一起。考诸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述思路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论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曾发生计划经济还是自由经济等论争，很多知识分子撰写文章，表达出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基本观点，从中可窥出“去资本主义化”的理念，亦可发现关于单位制的某些构思的雏形。在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设计中，“工业主义”与“社会革命”的计划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1)力倡计划经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界和思想界主张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模式的观点层出不穷，他们认为，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世界里，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思想已不适用于中国，“今日国际竞争，日益剧烈，民族主义，弥漫全球，各国政府正以团结其民族以图生存竞争之胜利，我尚能一任其自然，甚且更进，而提倡个人主义，其能自免于天演之淘汰乎。此自由思想之不可过度采用，彰彰明甚。”(33)“20世纪以后，个人主义的自由经济，随时代的消磨，渐成为历史的陈迹……纯粹的个人主义不但侵蚀国家的生命，而且还可以腐化个人的生活。因为个人的生活若漫无标准，久而久之，浪漫成性，精神便易于颓废，缺乏了生命之力。”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管制经济与统制经济。“我们所称许的管制经济，是指‘社会化的管制经济’而言，它是以保护国家民族的生存，促进社会人群的福利为目的的。”(34)“夫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今日诚多流弊矣。然资本主义之流弊乃由放任主义与个人主义造成之，如能施行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则其流弊当可免除。”(35)上述思潮直接为中国建国初期单位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思想支持。 (2)“去资本主义化”。在论争中，人们对中国社会未来的社会主义前景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在《申报》组织的关于中国未来畅想的征文活动中，读者张宝星认为：我梦想未来的中国是这样的：在经济方面，经过详细缜密的调查计算之后，实行计划经济。(36)浙江大学教授微知则写道：未来的中国，要以民众的力量，改善人与人的经济关系，使它不复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然后以统治的工业化计划，造成一个新的经济的基础。(37)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者姜解生也提出：“全国的人民都住在庄严伟大的公共住宅。他们的工作每天只有4小时或6小时。……那时候，人类社会所受自然底制限，已一天少一天。所谓人生，一方面是有计划的有规律的，一方面是可以本能地尽量享受一切的。(38) 可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严重危机的形势下，“去资本主义化”已成为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一种最为重要的真切选择。毫无疑问，这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迈向“单位社会”这一新形态准备了相当充分的思想材料。 “工业主义”与单位制度的形成及展开 在世界早期工业化史上，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相伴而生的社会现象。与前工业社会的一切经济形态不同，工业社会的重要特点在于“工业人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这种划分的一个结果是产生一套复杂的规章制度来管理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39)故在经典社会学家的笔下，由工业化、城市化而带来的社会的再组织化，构成了人类由传统迈向现代的最重要的社会变动。作为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较早对工业主义及工业社会高度组织化的特征做出总体性的概括，认为“工业就是科学的劳动组织，然后才有财富的不断增加和个人在工厂里的集结。”(40)上述分析思路为后来的社会学家所继承，如韦伯探讨了大规模经济组织的理性化进程，认为正如军事纪律是所有纪律的母体那样，“纪律的第二个伟大的教育者，是经济上的大规模组织。”(41)雷蒙·阿隆也提出，无论是以欧美为代表的早发工业社会，还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另一种类型的工业社会，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即在一个工业社会里，人数日益增多的劳动力被工厂或服务部门雇用；对劳动生产率的关注；技术的不断进步是唯一的途径。(42)“工业文明越发展，劳动组织机构从广义上说越具有集体性并且志愿地接受引导，个人劳动问题就更加是从属的问题……历史主体越来越直接地进入集体性组织机构和整体社会中。”(43)可见，与传统的农业社会的散漫性不同，工业社会是建立在科学的劳动组织的基础之上的。由于科学组织劳动，人类得以大量开发资源。工业生产要求在工厂和城镇集结工人，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工人的大量存在。(44)在这一意义上，“工业化”与“组织化”构成了单位制度形成的一条主线。1949年以来，新中国以单位制为核心的“组织—制度”创制实际上就是一个以工业制度为模板，以社会革命为原则，对旧中国社会实施全面改造，并进而实现社会再组织化的过程。 (一)“工厂—社区”复合体和“复数单位人”的产生 1.“工厂—社区”复合体的产生 典型的早期工业社会的组织化主要是以“工厂—社区复合体”这一社会空间为平台展开的。早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初期，那些新兴的工业城市即表现出“工厂—社区”一体化的特性，只不过那时的一体化是粗鄙的、非计划性的。首先是工业人快速集中于工业城市中，工业革命时期所有新兴的城市似乎都是突然冒出来的。据统计，1785年，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除伦敦以外，5万人以上的城市只有3个；70年以后(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时间)，这样规模的英国城市已经有了31个。在这些新兴城市中，最突出的是兰开夏郡的曼彻斯特，它是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现代化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人口从1772年的2.5万增至1851年的45.5万。(45)罗森堡也说：“在1750年以前只有为数很少的西方人曾见过工厂，而到1880年，则只有为数很少的西方人看不到工厂的存在。”(46)作为新社会最为重要的组织和整合力量，“工厂就成了新城镇的组织核心，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与工厂相联结，并成为它的从属。”(47)“英国工业城市房子与功用的基础集合是工人阶级社区。它由排屋组成，位于一个或几个工厂周围，那里有社区商店和酒馆服务。决定布局的因素是工厂，因为工作时间很长，去工厂工作实际上靠步行。”直到机械交通工具诞生后，“这种受狭隘的地理局限的生活才被庆幸地突破了。”(48)可见，在世界工业化史上，工业人“职住合一”式的集中居住及“工厂—社区”复合体的形成，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从20世纪初期开始，这种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相伴生的工业人集中居住现象也开始在中国出现：(1)晚晴民国年间，伴随着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轫，出现了工业人集中居住区，只不过由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滞后而其规模有限而已。在上海若干工厂的周边有茅屋草棚式的劳工棚户区，“在那里，你可以发现到低得和你肩膀几乎平行的构屋，破板、乱草、芦苇、透了顶的铁锅，代替了这类建筑物的红瓦，狭窄而低小的门。”(49)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民国年间的官办企业即存在着“企业办社会”现象，“中国社会与经济生活之危机是社会服务与福利制度发展的主要原因。战争引发的危机直接导致企业行政管理人员形成新的思想模型以及修改其现存思想模型，并间接地导致社会服务与福利制度的发展。”(50)这似乎说明，工业社会中由企业来承担一定的社会服务职能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普遍性。 (2)“工厂—社区”一体化的空间在1949年后尤其是“一五”期间得到了快速的、有计划的发展。在当时的重点工程建设中，中国开始模仿苏联模式，在建立厂房的同时，同步兴建职工生活区。这固然有与工业化配套的生活便利方面的考虑，但更为重要的思考在于职工住宅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原则体现。在此问题上，苏联的住宅模式对当时中国的工业社区建设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时人看来，“苏联的城市建设是依靠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优越性。”(51)一五时期这种“工厂—社区”的组合模式为“单位办社会”格局的形成和单位的高度组织化提供了基础性空间条件。与规模相对较小、居住比较混杂的传统工业社区相比，依托于超大型企业而形成的工业社区普遍具有占地面积广、社会互动规模大的特点，在相对集中的空间内形成了一整套的社会服务体系，使得这里的居住者更容易体验到“单位办社会”的氛围。浓郁的单位氛围使得这一空间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体制性的限制使得其员工无法走出单位的辖区，缺乏社会流动。这种封闭性自然带来“排他性”。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使得单位人充满了一种优越感。此外，与城市社会“异质性”特点不同，在集中的工业社区里生活工作的人们虽然岗位分工有所不同，但其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却具有极强的“同质性”，形成了带有地方特色的“社区文化”。 2.“复数单位人”的生成 从组织化的角度审视单位现象，“单位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在反思批判计划主义的过程中开始提出并使用“单位人”概念。从那时起，单位人便被赋予了诸多“劣根性”，被看作是懒惰、封闭、保守、缺乏进取心的代名词。也有学者认为，“单位人”是改革开放前典型的“个体人”，因为在单位体制下“个体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脱离了大家庭、亲属组织、地方社区等曾经囊括一切的社会范畴，作为新社会的一分子而被组织进新建立的农村公社或城市单位之中。”“彼时，中国已经踏上个体化道路的第一阶段。”(52) 与前述研究中强调单位组织中“单位人”的个体性的观点不同，笔者认为单位人带有极强的“复数性”特点。这里所说的“复数性”，主要是指“单位人”不是简单的个体意义上的“工作人”，而是一个包括单位工作人及其妻子、子女在内的“复数人”。对家属(包括妻子和子女)的工作之所以被纳入到单位的工作议程当中，主要是因为：(1)家属的安定是职工工作重要条件，通过耐心细致的家属工作，可以把家属组织起来，并将其纳入广义的单位体系，成为建厂的积极力量。在这一意义上，家属工作不是单位的分外之事，而是单位工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般说来，单位中充当家属工作的主导性力量则是工会。第一汽车制造厂建厂时期的工会工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随着职工的到来，职工家属也从全国各地大批集中到长春，由于建厂期间各方面的物质条件较差，因而职工家属的思想情况是比较混乱的，有些南方来的家属埋怨职工来北方受罪，要求回南方工作。当时家属之间，因为各地风俗习惯不同，吵架闹不团结的现象也时常发生。……厂工会在职工家属陆续到达的同时，就注意开展了家属工作。从1954年3月开始，我们通过各项中心工作发现积极分子，再通过积极分子去联系广大群众，把家属组织起来。”(53) 在1950年代黑龙江哈尔滨的另一家国有企业中，家属工作同样受到高度重视：“向家属进行宣传的方法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方法是把家属请来，用各种报告会、座谈会和戏剧、电影、幻灯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另一种方法是深入工人住宅进行宣传。”(54)可见，单位不仅仅是一个生产性组织，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性动员组织。 (2)在物质匮乏和低工资的背景下，家属在单位就业也是增加职工收入的重要办法。随着“家属革命化”的进程，来自农村的妻子开始被纳入企业所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工作。1970年代，通过厂办大集体制度，子女也开始进入单位系列。在封闭的空间内，国有企业逐渐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家族化”利益群体，在就业安排的环节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3)将家属视为单位的一部分，从而赋予单位人以“复数性”特质，还与民主革命时期的军事共产主义传统有关。在战时状态下，只有为革命人的家属负责，才能保证革命队伍的战斗力。(55) (二)工作场所的高度组织化 1.工业主义合理化原则主导下的组织化 在现代社会，工业主义技术及相伴而生的社会特征(技术理性、广泛的劳动分工，等等)，被认为是改变当代世界的主要发动机或力量。(56)由此引发的城市社会的高度组织化主要体现在按照工业主义合理化原则组织起来的“工作场所”的建立。此外，1947年东北率先解放后，即在公营企业中普遍采取“一长制”，即由厂长负责管理的体制，其目的在于使企业“适应近代企业生产的要求，使各项工作都在严格的个人负责制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统一集中的领导，以便集中企业中千百万人的意志，消除企业中无人负责和不负责的现象。”(57) 而在企业内部，一般情况下，工作场所的高度组织化是建立在科学的时间管理的基础之上的，为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必须把劳动力有效地组织起来。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国企的车间生产和组织同样是按照工业主义的效率原则展开的。“依照工作程序与工作时间分别为：(1)作业时间；(2)布置工作地点时间；(3)休息时间及必需的间断时间；(4)准备与终结时间。工厂中各种程序的分析，是发掘生产潜在力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工具。”(58)可见，工业主义的效率原则贯穿其全过程，并成为其组织建构的基本目标原则。 2.党政双重体制与单位动员模式 与工业企业和工作场所的高度一体化和组织化相比，单位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实体。在这里，我们之所以使用“高度组织化”这一命题来加以概括，不仅因为从宏观角度看，单位社会是由“国家—单位—个人”这一纵向控制体系联结而成的。同时也是因为，从中观角度看，作为职业共同体的单位，其劳动集体不仅是经济机体，而且是政治机体的基层组织。由此，单位组织所依托的是一种“党政双重体制”，试图通过此生发出一种超强的“动员”与“整合”能力。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研究者发现，伴随着单位制度的起源和形成，单位组织主要是通过“党政双重体系”，将“政治控制的路线现在推广到整个经济领域和全社会。”(59)从历史上看，党的体系进入企业是伴随着解放的进程而展开的。在东北解放初期，鉴于解放战争的严酷形势，企业中的共产党员并未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加上革命工作的需要，各企业陆续开始公开党员身份。同时决定在企业内大力吸纳工人阶级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8月6日，东北局组织部发出了《在工厂、矿山中建党的通知》，提出：“当前在工厂、矿山中发展党应采取积极的、公开的、大量而谨慎的发展方针。重点放在国营企业，首先在工人多的重要的工厂、矿山企业，然后逐渐普及于一般工厂、矿山。……发展对象着重工龄较长的、熟练的、有技术的、生产积极与政治觉悟的工人。”(60)由此将革命军队中的经验移入企业，形成了企业中的党政双重体制。党群组织是按行政生产单位及工作性质相关的原则，为了便于党的领导及互相密切配合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统一建立组织的(如一个车间就有一个党支部，一个团支部和一个工会支会)。可见，企业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但更为重要的应是一个以党为核心的政治组织和动员系统。而且，在政治动员中，共产党员必须发挥核心的领导作用。在城市现代企业内部，建立了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权力体系和网络，这是社会动员的领导核心。 当然，我们在强调单位制高度组织化的同时，也并不是将单位看作是简单接受上级指令的“被动体”，而应承认单位存在着相对的自主性。在通常的情况下以下两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单位高度组织化的生成：(1)“中国单位的非技术特征的一个‘意外后果’就是单位相对于上级往往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这使单位这种高度制度化的组织能够获得某种隐蔽的相对自主性。”(61)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不同的军事单位内部的“小公经济”即蕴涵着单位自主性的萌芽。当时的“公营经济”中有两种企业和生产类型：由政府或是“大公家”经营的，以及那些由独立单位或是“小公家”经营的，即“小公经济”。(62)(2)从宏观角度看单位制追求“一致性”，这通过单位内部组织的整合程度及其与国家的隶属关系便可体现出来，但不同单位组织间如何形成步调一致的“整合状态”则似乎成为疑问。“每个单位都成了相对孤立的社会和政治实体，不同单位的人员之间很少交流。公民的生活质量严重依赖于其单位的资源和领导。”“政治运动通常按单位进行。由于运动时针对一部分人，而后针对另一部分人，因此造成了长期的分裂。”(63)可见，单位制的横向联结能力不够强大和单位的封闭性加剧了其内部矛盾。但我们在意识到单位内部分裂性的同时却不能对其夸大，因为在“党政双重体制”下，通过党组织还是可以展开纵向和横向调整，实现其动员和控制目标的。 (三)单位制与准单位制：城乡社会的二元区隔 从工业社会的研究视点分析，无论是早发现代化国家，还是后发国家，其工业化进程必定引发城乡关系的剧烈变迁，导致城市和工业开始成为社会的中心。“工业革命榨取了农村中的一些工业，破坏了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之间的平衡，也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农村是孤立的和懒惰的印象。”(64)“工业革命很少考虑到乡村的前景。事实上，我们倾向于将工业化设想成是一种破坏因素，它耗尽了乡村地区，并试图吞噬他们建成了很久的边缘地带。”(65)可见，虽然工业社会中的城乡关系是以城市为中心而展开的，城乡关系具有突出的不平等性，但从总体上看，城乡之间的流动却是通畅的，城市正是通过这种“流动”，实现了对乡村的统治和支配。 与欧美不同，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中国的城乡关系表现出其特殊性。中国革命自20世纪20年代末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便一直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农村是革命的中心。到中国革命胜利前夜的七届二中全会，共产党人宣告开始将工作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并不意味着城乡分割，而是属于同一革命的“解放”进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口流动亦呈现出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的发展趋向。“1949-1957年，城镇人口增加的总量中，70%-80%是由农村向城市迁移构成的，这与当时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情况相似。”(66)但伴随着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发展战略的确立和城市单位制的形成，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城乡社会的二元区隔，形成了“单位”与“非单位”的对立。 在以往的单位研究中，学界基本上不主张将农村纳入研究范围，认为“单位是标志城乡区别的社会集团，是城市生活的核心。”(67)但也有学者认为，虽然“由于经济原因，农村人民公社没有最终演变成为单位，但它却体现了用行政手段组织人民的原则。”(68)如果把单位制度看作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制度设计的话，那么，乡村同样也是按照高度组织化的原则展开的。在单位中国建构的初期，乡村社会同样是作为单位来加以构建的。美国学者李侃如即认为“在农村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的单位就是公社。”(69)故我们可以将农村的组织体制看作是一种“准单位制度”。虽然农村组织掌握的资源极其有限，但仍然实现了高度的组织化。这种整合不能简单地被看作一种控制，而是集控制与动员为一体的制度创制。在这一意义上，以往的单位研究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被狭义化了。在这里，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作为城乡二元区隔的直接后果，强化了城市单位的组织化程度。虽然城市中亦有“非单位”的人群的存在，但从总体上看，乡村人群几乎完全被排斥出城市单位体系之外，可见，“单位”和“非单位”的分割，是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形塑交织在一起的。 (四)工业主义与单位文化 从文化角度审视单位社会的高度组织化，我们会发现，依托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工人阶级而生成的单位文化是一种“解放文化”，同时也是一种充满着工业主义色彩的集体文化。 1.作为“解放文化”的单位 从“解放”的视角审视“单位文化”，我们可以从“革命文化”和“工业主义”的丰富内涵中获得一些新的理解：(1)从“革命文化”的视角看，中国革命所承载的一个重要使命便是“解放”，“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人民对于国家要求解放，殖民地对于本国要求解放，地方对于中央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农夫对于地主要求解放，工人对于资本家要求解放……现代政治或社会里边所起的运动，都是解放的运动。”(70)虽然通过单位组织建构起来的是一个“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现代组织体系，但在革命的单位组织体系建设过程中，却打破了传统的父权和夫权，实现了革命式的解放。(2)从女性解放的视角看，以往的研究多将工业革命视为是“男性的工业革命”，而与女性则基本不相关联。但实际的情形却是：在技术不断革新进步的情况下，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传统弱势群体在工业体系发生之初便开始介入，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霍尼曼认为，“工业化没有相关的妇女劳动不能被理解，虽然男子的贡献不应被忽视，但可以看到妇女的特殊活动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工业化和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性别的过程。(71)如前所述，在单位制建立的初期，妇女基本上是外在于单位体系的，但后来通过“家属革命化”等途径，把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成为单位组织的一分子。“当女性聚集在一起相互沟通，对于她们彼此之间共享但不与男共享的世界。共享特定的一套理解，就形成了一块公共领域。”(72)可见，在单位社会条件下，在“革命解放”和“技术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妇女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单位制实施的全员就业制度，第一次以制度形式为城市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取得同男子一样的就业权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绝大多数妇女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于男子的被动局面。”(73) 2.单位组织中的集体主义 从一般意义上讲，单位组织中的集体主义的来源有二：其一是工业主义。与前工业时代的手工工场相比，现代工业主义的核心精神是协作。这在英国早期工业革命时期便有所体现。“工业文明是一种技术。技术介于生产者和产品之间，需要一个集体的生产机构。创造者对其自身劳动的检验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不可能是个人的，只能是集体的。”(74)由此，“与中等阶级个人主义实现或有关服务的思想不同，工人阶级文化一词所表达的意思，基本上是集体主义的思想。”(75)现代中国社会的集体主义观念，基本上是以高度组织化的单位体系为依托，建立于一种“集体表象”的基础之上的。对团体凝聚力的形成和社会秩序的整合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其二是军事主义。新中国成立初期，军转干部在建立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和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量复员军人也转入企业，成为企业单位人中的骨干力量。通过军企之间密切的互动，军队中的集体主义自然被纳入到现代企业之中。正是在工业主义、“阶级话语”和“福利共同体”的总体支撑下，单位成为中国人最为重要的情感依托的组织空间。(76) 单位制与工业主义关系的两歧 (一)单位制：后发国家工业化典型的经验范型 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社会学自其诞生以来，其学科“重点研究的便是过去两三个世纪工业转型所形成的社会制度。”(77)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学实际上就是在回应“工业主义”及现代工业社会产生、发展进程中的诸多挑战而诞生的。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迄今为止，社会学关于工业社会研究的理论知识谱系主要是基于欧美早发现代工业社会的经验而建立起来的。 在西方社会学发展的历程中，最早提出工业社会概念的是圣西门。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后，圣西门在其发行的报纸和手册中率先提出了“工业主义”一词，并就工业主义诸问题而展开辩论。作为第一个觉察到工业社会新秩序即将出现的思想家，圣西门断言：“较之封建社会的黩武精神，工业主义的历程是和平的。此外，如果说封建型社会是以消费为中心的，那么，工业社会则是以生产为中心的。”(78)“社会将成为一个以生产货物为中心的有组织的大工厂，治人的权力将变成治物的权力。”(79)1892年，托马斯·卡莱尔在其著作中也使用了“工业主义”概念，他认为“这是一个机器的时代，在这个词的任何外延和内涵的意义上都是如此。”(80)此后，“工业主义”一词很快得到广泛使用，形成了包括：“工业文明”、“工业革命”、“工业制度”、“工业体系”、“工业社会”等在内的具有密切关联的概念群。而孔德、涂尔干、马克思、斯宾塞、韦伯、托克维尔、阿隆、吉登斯、阿兰·图海纳等社会学家，都是在工业主义的话语背景之下展开其理论体系的。无论是工业社会的批判者抑或是拥护者，其理论基本上都是基于欧美工业社会起源、发展和变迁的基本经验而展开的。 如果说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关于工业主义的研究更多地体现了西方步入工业社会进程中的诸多面相，那么，探讨单位制的起源和形成，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后发国家工业主义和工业化进程，深化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认识，则具有重要意义。单位制是基于工业主义和社会革命的原则而建立起来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改造方案。 (1)从工业主义视角审视单位制，则会发现，在单位制度形成及变迁的过程中，其过程充溢着现代工业主义的元素。“现代性带来了集体和集体认同边界建构的独特模式。”(81)单位制与现代性间天然的内在关联以及由此而表现出的一般性，充分说明单位制实际上是一个带有现代性的社会组织和改造的方案。在人类历史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是人类“高度组织化时代”，组织的作用明显增大。“组织既是近代的产物，同时也是推动‘近代化’的特殊方式。”如果说欧美早发现代化国家走向现代的进程既已呈现突出的组织化特性的话，那么，非西方国家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则表现出更为突出的“高度组织化”的特点。“现存的社会主义正是以组织化来推动近代化的尝试中最极端、最彻底的实例。”(82)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单位制的形成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工业主义在形塑现代组织的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2)单位制实际上也是作为20世纪下半叶初期一个“去资本主义化”的“工业社会”的高度组织化的整体范型而存在的。近年来，海内外学界谈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改造时，基本上都承认，“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在于它将人类最广大的一群带入到一种新秩序中。”(83)这里所说的“新秩序”，其实质在于试图建立起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体制。在此意义上，如果我们简单地将单位制看作是一种“统治形式”或附属于计划经济的“生产组织模式”，实际上都大大地低估了单位制自身所固有的深层蕴涵。单位制不是简单的组织和制度，而是共产党人在社会革命成功之后所建立的一个全新的后发工业社会。 (二)单位制对工业主义发展的制约 毫无疑问，在共和国初期，作为工业主义高度组织化的范型，单位制曾创造出惊人的发展奇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局限性也越来越凸显，主要表现在，单位体制在创造突出绩效的同时，却无法将这一“绩效”持续化。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断言，在一五期间，“单位扩充社会资源总量的能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但随着单位制度的演化，单位尽管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家调控的需要，但是单位在凸显其社会调控功能的同时，也面临着扩充社会资源总量之能力的逐渐衰减这一严重后果。”(84)“单位社会的停止扩展起源于1978年前后的财政危机。当农村地区不能持续向城市单向输出财富时，部分单位就面临着财政短缺的困境。”(85) 关于单位扩充社会资源总量衰减现象发生的原因，学界有多种解释，其分析的思路基本上是循着单位制度对工业企业的束缚和制约的角度展开的。(1)从单位与国家关系的角度看，单位扩大社会资源总量能力的衰减，主要是因为：“单位对国家的依附，单位对社会资源的分割与占有。”(86)诚如科尔奈运用软约束概念对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分析的那样：“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并不取决于市场，而是取决于官僚协调和与有关当局在财务问题上的讨价还价。”(87)在科尔奈看来，软预算约束只是“父爱主义”在政企关系方面的一种表现。父爱主义是苏东社会主义体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特征。“官僚集团处于家长的位置：所有其他社会阶层、团体或个人都是孩子，作为他们的成年监护人，必须对‘孩子’的心灵成长肩负起监督职责。”(88)(2)从企业内部生产管理运行的情况看，“起源并形成于政治过程的社会主义工业关系的制度框架使企业演化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结构。这种以‘铁饭碗’和工作场所福利制为核心的劳动关系结构严重限制了管理者对劳动过程执行纪律的能力，使管理者从来没有能够有效地控制和协调生产过程。缺乏管理控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管理能力长期欠发达的根本原因，也是国企组织转变的直接障碍。”(89)(3)从企业内部利益分配机制看，有学者引入“社会成本”概念展开分析，提出国企的运行逻辑存在两个相互抵触的目标：追求效用和利益最大化，追求福利最大化。这两个目标迫使国企朝着功能内卷化和人员过密化方向发展，以致负担过重，冗员过多，徒有消耗而无发展。(90)围绕着社会成本，国有工业企业形成了刚性的利益格局和福利功能扩大化的趋势，从而成为改革的巨大障碍。”(91)(4)从单位制与城乡关系的角度看，依托于城乡二元结构建立起来的单位体制没有消解城乡关系，而是有所强化，是一种典型的“非城市化”的工业化。故依托于单位体制推进的工业化并没有解决中国现代社会存在的“城乡矛盾与资源稀缺矛盾。恰恰相反，在三十多年的工业化中，这种矛盾反而恶化了。”(92)一般说来，工业化必然导致城市化，并为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条件，而中国依托于单位制的工业化却是“非城市化的工业化”。这使得单位体制下的工业发展势头受到根本性的遏制。 可见，单位体制及单位组织所具有的上述基本特性，可以帮助后发现代化的中国在短时间内实现快速发展，甚至制造出发展的奇迹，但却很难使之发展持续化，因此，必须对单位体制进行改革，以使工业企业摆脱上述局限和桎梏。 (三)单位制改革变迁背景下国企对工业主义的回归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社会的迈进，单位制度不可避免地开始走向消解，中国的工业化再度起航。作为计划经济的附属物，单位制开始被置于批判的位置，“去单位化”成为“工业化”推进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不断有学者发出断言：改革开放后，“中国体制中的单位这个层次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未来它将不再是政治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93)“未来年代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创造出一种代替约40年前便已发展成熟的这种单位制度的替代物。”(94)其观点多是将单位制度视为计划体制的附属物，落在“转变”和“批判”之上，强调与旧体制告别的必然性及其过程，而忽略了转换进程中新旧体制间的密切相互关联和复杂的继承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轫的单位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向便是回归工业主义。如产权明晰、厂长负责制、福利制度改革、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除等。因此，我们必须将单位制度的形成与变迁置于中国近百年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和发展逻辑之中，方可获得理解。毫无疑问，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现代中国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但这一进程与19世纪中叶以来的近代中国历史之间存在着极强的连续性。这里所说的“连续性”，首先是指单位制度与1949年以前历史发展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19世纪晚期以来，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挑战，中国必须通过集“工业主义”与“社会革命”于一体的根本性变革，才能获得新生。单位制便是在此种背景下发生的重大的社会组织模式的变革。而如何在批判继承当中，实现制度变迁中的创造性转换乃是其中的应有之意。 ①[法]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译林出版社，2003年，序言，第6页。 ②[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2页。 ③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1页。 ④田毅鹏：《“单位社会”起源之社会思想寻踪》，《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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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241页。 (31)[英]霍布斯鲍姆：《极端时代》(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28页。 (32)[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页。 (33)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5、191-196页。 (34)简贯三：《工业化与社会建设》，中华书局，1945年，第89-94页。 (35)《发刊词》，《丁丑杂志》第1卷第1期，1937年4月30日。 (36)(37)(38)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30年代知识分子对未来的展望》，西苑出版社，1998年，第71-72、84、51-52页。 (39)[美]司徒柴尔：《工业主义与工业人》，《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1年第12期。 (40)(44)[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54、53页。 (42)[法]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4页。 (43)[法]阿兰·图海纳：《行动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0页。 (45)[美]帕尔默等：《工业革命：变革世界的引擎》，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年，第10页。 (46)陈振昌：《现代文明的历史脚步》，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37页。 (47)[美]芒福德：《城市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 (48)[美]詹姆斯·E.万斯：《延伸的城市：西方文明中的城市形态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294页。 (49)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近代工业卷)(下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7页。 (50)[美]卞历南：《制度变迁的逻辑：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页。 (51)[苏]沙洛夫：《城市建设的若干问题》，东北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编：《计划经济论文选》第5辑，东北财经出版社，1953年，第241页。 (52)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355页。 (53)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会编：《第一汽车制造厂建厂期间的工会工作》，工人出版社，1957年，第67-69页。 (54)安岗：《从一个工厂看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工人出版社，1955年，第177页。 (55)关于将家属作为组织中一分子的思想和做法，还可以从“军事共产主义”思想及组织中得到佐证。单位之所以要把家属纳入到其范围内，其原因非常复杂：波格丹诺夫认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军事共产主义”并不一定会随战争的结束而结束。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复员的开始，消费共产主义本应缩减——把军事公社减少到一般规模，取消给以士兵家庭的公费配给。然而，由于战争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在这一阶段，生产体系所提供的产品的数量还要暂时减少，它的下降还要加剧；因此，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军事共产主义实际上还会加强。郑异凡：《波格丹诺夫和“军事共产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56)[英]罗丝玛丽·克朗普顿：《阶级与分层》，陈光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页。 (57)编写组：《建国以来企业领导制度演变史略》，黑龙江省出版总社，1989年，第120页。 (58)黄良文：《社会主义企业车间集中工作分类的重要意义》，《中国工业》1952年第6期。 (59)[美]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4页。 (60)《东北局组织部关于在工厂、矿山中建党的通知》，《东北日报》1949年8月6日。 (61)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总第16期。 (62)吕晓波：《小公经济：单位的革命起源》，见田毅鹏编《重回单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页。 (63)(69)(93)(94)[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86、186、187、187页。 (64)[英]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下册)，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474页。 (65)[美]万斯：《延伸的城市》，凌霓、潘荣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277页。 (66)蔡昉、都阳、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页。 (67)杨晓民：《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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