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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300(2006)04-103-05
冯梦祯，字开之，号具区，又号真实居士，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万历五年(1577)会试第一，官编修，曾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冯梦祯有诗名，重气节，与沈懋学、屠隆、汤显祖等文艺界名流友善。他为官端直严毅，潇洒疏放，然为言官所忌，屡遭排挤。万历初又在江陵（张居正）“夺情”事件中对抗论者（邹元标等）持同情态度，更为权臣所不容，被外谪广德州判，复又累迁南京国子监祭酒，三年后被劾罢官，遂不复出，移居杭州，筑室于孤山之麓。因家藏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遂名其堂曰“快雪”堂。有《快雪堂集》、《快雪堂漫录》、《历代贡举志》等著述传世。
冯梦祯定居杭州后，与当时东南高僧如云栖、紫柏、憨山、雪浪、密藏等往来密切，并他又与居士虞淳熙、虞淳贞兄弟、陆光祖、管志道、袁了凡、董其昌等接触频繁，是一位穿梭于僧俗间非常活跃的人物。
一
紫柏与冯梦祯的交往的时间，冯梦祯《送达观大师序》云：
余将三十岁，始知佛法。又数年，始遇达师于嘉善之风泾，此时习天台教。师略施钩锥，余本然无自，盖犹勿遇也。又数年，遭先人之变，居忧里中，时营复楞严，师暂憩东静室，余屡过焉。师密以缘生无性之旨，方便开示，余觉有悟，如风痹人始识痛痒矣。愈年，师将云水，赠余白衲，并《白衲歌》。俗以凡质，蒙师曲诱，庆与愧俱。自乙酉(1585)别师，庚寅(1590)再晤金坛，辛卯(1592)仲夏再晤姑苏，至今日（指万历甲午年，1594）之晤凡三，盖屈指十年所。[1](P75-76)
查《紫柏尊者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卷二十八确有一首《白衲歌为冯开之作》。其中云：“此色不异奔茶黎，来往风尘不染泥。愿君此心如此色，一点孤明常历历。……与君聚首不甚久，知君心地少尘垢。临别遗君此衲头，愿君精神常抖擞。……我去矣，君须记，云影天光总我情。……”[2](P32)诗中虽云与冯氏相识不久，然深知冯氏“心地少尘垢”，应为堪造之才，所以临别馈赠衲衣，鼓励冯氏勇猛护法。
在《全集》卷24《与冯开之》书札中，紫柏说自己“客岁初遇先生于吉祥，再晤静海，别后道人抱病浔阳百有余日。再阅岁，之曹溪礼六祖，复买舟东还。”[2](P528)风泾又称枫泾，一名白中市，是嘉善著名市镇。“吉祥”地名不可考，应在风泾。从名称来看，或为一寺院亦未可知。钱谦益《冯公墓志铭》对二人交往也有所记载，其中云：“公庶常假归，师事盱江罗近溪，讲性命之学，居丧蔬菜，专精竺坟，参求生死大事。紫柏可公以宗乘唱于东南，奉手抠衣，称辐巾弟子，钳锤评唱，不舍昼夜。里居十年，蒲团接席，漉囊倚户，如道人老衲。”[3](P1302)从中可以看出，冯氏对紫柏禅法甚为称颂，关系非同寻常。冯氏与紫柏相识之前曾有佛教信仰的经历，但限于天台学研究，真正禅宗生涯始于紫柏接引。
《全集》辑有紫柏与冯氏的书信3封，而在《别集》中，收录直接写给冯梦祯的书札有15封，如加上一封名为《寄开之大郎、二郎》的书信，则共有16封。而这十六封只是陆符（紫柏著述的整理者）从冯梦祯家珍藏的28封挑选出来的。仅从现存紫柏遗著中书札数量看，冯梦祯是与紫柏书札往来最多的一位。
从紫柏与冯氏书札内容来看，大多是紫柏对冯氏护法活动的厚望与鼓励，且措辞简明直截，毫无掩饰，“凡裂情吐胆，涂毒而出者，累纸皆是也”。①晚明著名学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尝云：“紫柏老人气盖一世，能于机锋笼罩豪杰，于士大夫中最赏冯开之祭酒、于中甫比部。”[4](P690)于中甫即紫柏另一位甚为器重的俗家弟子于玉立（东林党人），也是一位抗俗正直的官吏。沈德符的判断是准确的，究其原因，可能与二者气质相近有关。紫柏在一封给冯氏的书中称自己“受质傥直，不能希世浮沉，惟深云是避。……常想先生亦傥直，恐于世路亦难苟措。”[2](P60)二人均为“傥直”之人，才可以肝胆相照，推心置腹，但也因此为时俗所不容，屡遭挫折。
冯氏对紫柏及紫柏弟子密藏道开十分敬重。《报王房仲》云：“不佞于法侣中最号驽怯，为达观老人（紫柏）及密藏兄所拂拭，遂不敢自弃。”[5](P485)对紫柏与密藏的接引之思念念不忘。在《答憨山禅师》中，他也说万历十一年后，“赖有达观、密藏二师提醒昏醉，见前境界稍觉平淡。”[6](P580)似乎在心态上更趋平和与稳健。
冯梦祯对紫柏佛教振兴事业的支持主要表现弘法护教方面。紫柏对冯氏的护法志愿曾寄予厚望，他在一封给冯氏的书信中云：
南中自台老（陆光祖，号五台居士，字与绳，浙江平湖人，曾任吏部尚书，也是紫柏弘法活动的一位重要支持者）即世之后，金汤大法，非先生其谁乎？然先生心真而才智疏，终非金汤抖也。大概金汤之料，非雄深坚猛者卒难为之。虽然，南中若微先生，又更难其人矣。先生才智虽疏，而真实有余故也。然则南中佛事，贫道不委先生护持，又委谁乎？！[2](P63)
书中揭示了陆光祖去世后紫柏佛教复兴事业所遇到的困难，并期望冯氏能够继续陆氏未竟事业。而冯氏也没有辜负紫柏期望，在《嘉兴藏》刻印运动中身先士卒，功不可没。
《嘉兴藏》是紫柏弘法生命的重要内容，作为整个刻印工程的核心与总设计师，他“念大藏卷帙重多，致遐方僻陬，有终不闻佛法名字者，欲刻方册，易为流通，普使见闻，作金刚种子，即有谤者，罪当自代。遂倡缘，时与太宰光祖陆公，及司成梦祯冯公、廷尉同亨曾公、同卿汝稷瞿公等定议，各欢然，愿赞佐。”[6](P314)冯梦祯是其中最早也是响应最坚决的一位。万历十四年(1586)，当道开发愿刻印藏经，并联络陆光祖、冯梦祯等赞助时，冯氏就给予热忱支持。他撰有《刻大藏缘起》一文，鼓唱藏经刻印的重大意义。在文中，他也对紫柏倡导移梵夹为方册建议表示赞同，历陈方册对佛法流通的便利。早在刻经筹划期间，紫柏就在给冯氏的信中，对刻经之事多所叮咛：
别先生来，即登牛山结冬讫。观不可久居，闻妙峰挂搭京师，遂访之。故得与藏公（密藏道开）、仲淳（谬仲淳）晤接，大都刻经萌兆。[2](P60)
万历十七年(1589)《嘉兴藏》始刻于山西五台山紫霞谷妙德庵。因山中气候严寒，不便刻经工作，四年后南移浙江余杭径山寂照庵。而移至径山化城寺以储藏经版的倡议由冯氏最早提出。憨山《达观大师塔铭》云：憨山《达观大师塔铭》云：“始司成具区冯公意复化城为贮板所，未克。初，桐城用先吴公（指吴用先，紫柏俗家弟子）为仪曹郎。参师入室，从容及刻藏事。师遽曰：‘君与此法有大因缘’。师化后，吴公出参浙藩，进至方伯，竟复化城。”[7](P314)憨山另在《题化城募缘疏》中也扼要明确此事：“刻藏之地，始议五台，苦冰雪，次迁径山，苦雾湿，皆非久计。末迁化城，可谓得所，其建议始冯太史，……”[8](P29)五台山气候恶劣，移往气候适宜的南方有利于减轻刊印工作的困难，确保刻经事业长期稳定开展。
冯梦祯对参与刻藏壮举甚为自豪，文集中多言及此事。《重兴径山化城子院劝缘疏》详述了大藏“自北而南，而其南也，又自径山而化城”的周转经过。《议复化成缘引》更对化城适于刻经做了详细阐述：“径山为东天日正干，……而云雾笼罩，十日而就，藏板其中，最易腐朽，又不得不有化成之议。化成俱径山之东麓，去双溪数里，地坦平无云雾，即便藏板，而输工之力，事事皆宜，因故址而新之。”[8](P408)
冯氏所说是正确的，就当时情形而言，相对富足安定的径山要比五台山更加适合藏经的刻印与保存。移版径山后，冯氏倾注了大量心血于藏经刻经上。当时有人建议将经板置于吴江，冯氏闻知后，深感不安，并写信给道开认为不妥。其中云：“吴江请经之难，亦以彼中校雠无人。庸目校经，字字用手指历过，劳十功一，徒足损污经本。而新经印出，依旧差讹。故不许耳。”认为吴江地偏人乏，缺少能够担当起校阅经板的专家，校经有诸多不便，他并坦承自愿承担校经的重任。他说：“今除北方，遍索江南淄素中，自许不佞可当其一，他则子晋耳。经律论三藏中，改正讹字，每卷不过一二处，依样画葫芦，眼光烁过，便可定夺。”如此热心投入刻经事业，反映了他对《嘉兴藏》雕刻认真执著精神，也说明他对自己佛学水准的高度自信。
冯梦祯热心承担精神对藏经刻印事业工作的展开有重要示范与号召意义，应该说，紫柏也对冯氏寄予厚望，眼光是犀利的。冯氏虽非出家僧侣，但其佛教信仰却极为虔诚。他曾与密藏道开共同发愿血书大藏经，准备书写大小乘经律论各一卷，“乃至多卷，共满大藏”。
冯氏对紫柏佛教振兴事业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对《嘉兴藏》刻印的支持上，他也曾大力协助紫柏复兴佛教寺院。万历十二年，紫柏发起修复楞严寺，就得到了冯氏鼎力相助。
楞严寺创建于北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旧称楞严院，曾是北宋华严名僧长水璿子的疏经处，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毁于倭变。随后，已致仕家居的吏部尚书吴鹏以官府允许租佃浮屠废寺为民居为借口，以长子吴继名义输值于官，佃得楞严寺隙地。又酬僧徒白金四百两，在废址上建成“野乐园”。此后，挥霍无度，尊酒时开，优伶杂处，数百年佛地，化为声色之场。然好景不长，由于严世蕃问斩，家产籍没，严嵩后又死于墓舍。与严氏有亲家关系的吴鹏不久死去，所建别业亦废弃。
紫柏亲见吴氏园倏然颓废，感慨系之，曾做诗二首云：(1)“汾阳门第晋风流，缥缈吴山感胜游。今日松萝谁是主，断云残月锁江楼。”(2)“筑成金屋贮婵娟，草魇花迷知几年。愁见向来歌舞地，古槐疏柳起寒烟。”[2](P27)颇有世事沧桑、过眼烟云之慨。《全集》卷27中还有《过楞严废寺》3首，对楞严寺兴废骤变感触颇深。其中一首云：“曾见名园全盛时，春游公子醉芳菲。于今鹿苑花无主，惟有杜鹃枝上啼。”[2](P17)
万历十二年(1584)，紫柏感念楞严寺废坠，决心兴复。吏部尚书陆光祖、陆云台兄弟，贵州提学副使包柽芳等，各捐厚资相助。于当年七月始事，构禅堂、经室，次年四月基本完工，毁弃已久的古刹焕然复兴。应紫柏之请，冯梦祯撰《楞严寺建禅堂碑记》志之。楞严寺复兴之后，紫柏指示密藏道开负责寺院的运作，为了扭转晚明丛林戒律不修、经书不读的现象，密藏“创列规条”，制定《楞严寺规约》，严肃僧风，整顿积弊，使之成为丛林效仿的榜样。
二
在佛法修持与确立上，紫柏亦对冯氏相当器重，他鼓励冯氏研讨佛教宗纲，认为宗纲是佛教正信命脉所系，是防止魔外邪道的有效手段。紫柏云：“今兹黑白，孰不看几则公案，寻常自谓明了，及被人觌面拶着，便如雷嗔相似，……此宗纲不明故也。尔来士大夫中，知好恶者实难其人，即僧辈中亦不多得。惟公大愤精神，参究谛当，作个双眼圆明的护法菩萨。贫道初未敢以此望公，自公于此道微有信入，实望公不浅。”[2](P60)
“宗纲”或称“极则”，是佛教各宗据以立宗传法的核心宗旨。晚明佛教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紫柏号召重视宗纲，有正本清源、维持佛教正信的意义。紫柏云：“大法之衰，由吾侪宗纲不明，以故祖令不行，二魔外充斥，即三尺竖子掠取古德剩句，不知好恶，计为己悟，替窃公行。”[2](P437)强调“宗纲”实际上是一种佛教还原性诉求，紫柏以此要求冯梦祯既是对后者的信任与鼓励，也是一种鞭策与督促。对另外一些人，紫柏则予以激烈批评。他说：“先生担子渐重……唐一所、董玄宰辈，得一纱帽盖头，惟快情恣识，逞其素所不逞。”[2](P62)唐一所不知何许人，董玄宰为董其昌，此人曾随紫柏参禅，但心虚气浮，喜好月旦古人，且行为不检点，为紫柏所不喜。由于紫柏与冯氏性情相投，所以在书札中也有对冯氏的直接批评与规劝。如云：“贫道犹有蓬心不满先生者，以先生耳根太硬。硬极则变，硬之变不软而何？且先生喜闻耳硬，或者不允，又加之软讥，则先生之不快，每每浮之颜色。如闻贫道万里直音，即能转习，则法门有赖多矣。”[2](P61)“耳根硬”或许指冯氏不能听反对意见，这可能是冯氏耿直性格的一个方面。
晚明居士佛教走了一条由禅入净的道路，冯梦祯也不例外。他早年习天台，也曾有过短暂的净土法门修持，但与紫柏相识后，习性相投，改宗禅法。万历十五年(1587)，京察谪官，回归杭州，受云栖净土信仰影响，遂对净土信仰产生兴趣。但他转奉净土，并未放弃禅宗修持。即使归信净土宗之后，他对禅宗自力解脱热情未见减退。紫柏是一位坚定的禅宗究竟论者，对净土信仰（尤其是西方净土论）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冯氏不废禅修做法为紫柏所赞同，这可能是他与紫柏一直保持较好私人友谊的思想因素。
云栖株宏以杭州云栖寺为中心，以稳健而执著的理念向江浙地区传播他的西方净土法门，声势显赫，影响甚众。而紫柏却独钟禅修，虽然他亦曾长期驻锡杭州，但终身未与云栖一见，其间隔阂显而易见。关于二人的分歧，深谙其中三昧的沈德符云：“竺乾一时尊夙尽在东南，最著则为莲池、达观两大宗主。然二老行径迥异。莲专以西方直指化诱后学，达则聪明超悟，欲以机锋言下醒人。莲枯守，橼下跬步不出，达则折芦飞锡，所在皈依。……大抵莲老一派，主于静默，惟修净土者尊之，而达老直截痛快，佻达少年，骤闻无不心折。”[4](P693)但沈氏并不认为二者之间有冲突，他说：“二老各立教门，虽不相下，亦不相笑，其后达老示寂，莲（池，指云栖）拊膺悼叹，亦微咎其昧于明哲。”[4](P693)沈氏说二者“不相干”是正确的，但“亦不相笑”却有不确之处，道不同不仅不相为谋，龃龉误会在所难免。这可以从冯梦祯《报密藏师兄》中看出来。
冯梦祯在《报密藏师兄》中，认为自己虽然与云栖株宏、虞长孺（淳熙）居士（云栖俗家弟子，晚明著名净土修行者）同修净土法门，但“血脉稍异，不能吐露本色”，骨子里的隔膜难以消除，信中并表达了他对杭州净禅紧张的担忧与困惑。尤令他难以释怀的是，“渠辈意甚雌黄老师（紫柏）”，这说明云栖周围的净土修持者对紫柏僧团抱有较深偏见，对其作略颇有微词。但他天真地以为，二者的龃龉始于了解不够，只要加强沟通，“睹面相逢，自然折服”。但紫柏与云栖终身未谋一面，冯氏的想法是幼稚的。
冯梦祯的跌宕不羁禀赋与偏于静穆的净土作风迥异其趣，而和紫柏的狂禅作略非常类似。所以，虽受时风左右，转归净土信仰，但对紫柏禅法推崇一如既往，与紫柏书札不断就是最直接的证明。对紫柏等勇于救世，威猛豪放的作略，冯梦祯时时表露出由衷的赞叹与敬慕。万历甲午年(1594)紫柏大师离杭云游，冯氏在《送达观大师序》中说：“如此人，奈何可一日不亲近承事哉！今师且行矣。师心如空，身如云如影，行如金玉，以慈悲为床座，以山河大地为园囿，萍锡所到，天龙执持，诸佛授手，大根大器，在在合集。……”[1](P76)对紫柏之评价可谓高矣，应该说，冯氏对紫柏的敬仰是经常与一贯的，也是发自内心的。
可能正是这种原因，使紫柏与冯梦祯之间可以达成心灵与志向上的一致。紫柏对冯氏护法之志给予高度评价，多方指点，期有所成，而冯氏对紫柏弘法壮举表达由衷景仰，紫柏的教诲，他都奉若神明，谨记于心。正如钱谦益《跋紫柏大师书札》云：
冯公为万历中名宰官，皈依法门，大师以末法金汤倚重，故其手札，丁宁托嘱，如家人父子。而其猛利烹炼，毒手钳锤，迥出于软暖交情之外。公为人真实无枝叶，则以心真而才智疏，终非金汤勖之。其御物疏通多可，则以世故重而道念轻，恐中心柱子，不甚牢固砭之。官位稍进，则以官渐大，疾亦大，……师既不惜饶舌，而公则奉为金口，师资吸受，如磁引铁，近古未有也。大师去世已久，读其手札，慈容悲诲，俨然如生。一腔热血，倾倒为人。角芒槎涌现于笔尖幅上。[9](P1536)
万历二十八年(1600)，紫柏北上京师搭救为民请命的南康太守吴宝秀，冯梦祯、汤显祖等紫柏好友极力规劝，紫柏给冯梦祯回书云：
承手谕教我甚深。弟徐思之，断发如断头，倘再计山林可以避祸，朝市取祸必易，则尚有头可断矣。所以甘受报缘，初不暇生心趋避也。且舍境何以锻心哉！[2](P64)
紫柏在与汤显祖的书札中亦有“断发如断头”之语，但用语委婉谨慎，不及此书直截坦白。同期另一封书札中，紫柏也表达了对冯梦祯等江南挚友关切与爱护自己的感激之意：
万历三十年十一月初七日，始得展手示，徐读之。备悉先生并江南法侣深护智愿之心，即土木偶人亦必知感，况贫道耶？第先生与诸法侣深护之心固美，然皆不遑裂利害而计之。……又吾曹断发如断头也，更有何头可断哉！然先生并诸法侣，深护智愿，敢不知好恶！……不委先生迩来，于逆顺关头果能得自受用三昧否？此贫道切望于先生者也。此真语也。辱先生特遣兴肇，持手示召贫道，如不以直心答先生与诸法侣，此非佛弟子本色。……癸卯三月初七日。[2](P63)
此书撰于紫柏圆寂前九个月左右。从书中可知，冯梦祯在紫柏滞留京师期间，特遣人召紫柏南归，以避锋芒。但已置生死于度外的紫柏，没有听从冯梦祯等挚友的劝告，仍然在风声鹤唳的京城为营救吴宝秀而奔波，最终为群小所忌，坐化狱中。
紫柏圆寂后，冯梦祯悲愤异常，抑郁久之，二年之后，忧愤而死。正如陆符所云：
余考大师蒙难，挺身抗救止，于中甫（于玉立）一疏，事虽无及，犹足为宗风吐气。至发愤流叹，欲哭欲泣，托于诗歌而见诸文辞，则反得于师明德而友达观之汤义仍（汤显祖）。若夫闻难旁皇及承讣痛哭呕心，一文以抒写平生，发挥其末后之光焰，当首属之先生（冯梦祯）。……师以万历癸卯腊月灭度，是岁与先生书，尤加痛切。甚以死机不远，折其游湖高情。乃大师既逝，先生亦不久旋劲，若夙照而预谶者。[4](P63)
收稿日期：2006-01-12
注释：
①见陆符《别集》卷三，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