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韦护”的几种叙述——现代作家创作发生学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种论文,作家论文,发生论文,韦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丁玲具有相当写实风格的小说《韦护》中，瞿秋白与王剑虹的形象和他们之间的爱情，应该如何理解，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之所以如此，在于丁玲晚年抱病写成的一部长篇纪实散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中，把这些往事已经说得清清爽爽，两部作品中的许多细节，几乎都可以相互印证，无须他人再加评说。丁玲在此文中，描述了瞿王的幸福爱情，以及丁玲与瞿秋白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前期的多次交往之后，这样写道：“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他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我模模糊糊地感觉一些。但我却只写了他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当时，我并不认为秋白就是那样，但要写得更深刻一些却是我力量所达不到的。我要写剑虹，写剑虹对他的挚爱。但怎样结局呢？真的事实是无法写的，也不能以她的一死了事。所以在结局时，我写她振作起来，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战斗下去。……自然，我并不满意这本书，但也不愿舍弃这本书。韦护虽不能栩栩如生，但总有一些影子可供我自己回忆，可以作为后人研究的参考资料。”①
身在现场，亲知亲见，当然具有很高的权威性。由此引发的习见的评价，就是将《韦护》看做是当时流行的“革命加恋爱”的典型文本，或者将韦护与丽嘉的悲欢离合看做是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爱情故事——一段非常正面的荡气回肠的罗曼史的改写。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
关于作家自己与王剑虹、与瞿秋白的关系，在丁玲的前后期作品中，有过多次的叙述，而且在不同时期所言，有着明显的差异，每次讲述，既有重合，也有交叉和内在矛盾。《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是丁玲70年代末期重返文坛之后的重要作品，是丁玲记述和纪念瞿秋白的多篇文字中篇幅最长也最为深入的。但是，这并不是相关信息的全部。遗憾的是，在缺少进一步追问的语境中，本来并不深奥的问题就莫名地被遮蔽了。
在《韦护》的研究中，也许是关系到重要的中共党史人物，关系到普通读者对于浪漫爱情的单纯想象，又有作家详尽的自我阐释，以至于人们在论述这部作品时，或者只是依赖于终南捷径，从上述《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直奔《韦护》，对其中的差异不假思索，或者是直奔“革命加恋爱”的冲突，将《韦护》放在30年代前后革命文学的一种倾向中加以考察，而对作家早年曾经做出的另一种明确陈述未曾关注，对同样出自作家之手的相关信息很少顾及。这样就显现出一个问题的两面：在作家不同时期提供的、有明显前后矛盾的文本面前，研究者陷入了无所作为的境地：对于《韦护》来说，它的创作是有较多相关资料可以佐证，可以作为现代作家创作发生心理学的样本的，由于各种原因，论者却未能在这一向度上做出探索。本文名为“关于‘韦护’的几种叙述”，就是想从不同的文本中，寻找丁玲对小说中的韦护与丽嘉之恋和现实中的瞿秋白与王剑虹的感情关系的不同描述，解读不同语境下丁玲对这一命题的叙述要旨及其不同的诉说心态。
叙事学理论指出，叙述声音位于社会地位和文学实践的交界处，体现了社会、经济和文学的存在状况。“在各种情况下，叙述声音都是激烈对抗、冲突与挑战的焦点场所，这种矛盾斗争通过浸透着意识形态的形式手段得以表现，有时对立冲突得以化解，也是通过同样的形式手段得以实现的。”② 本文所关注的，就是丁玲在多种叙述中透露出来的矛盾、冲突及其化解，以及潜藏在这些矛盾、冲突和化解后面的作家在“社会地位和文学实践的交界处”所含蕴的情感和思索。
丽嘉与子君之间：出走之后怎样？
《韦护》中的两位主人公韦护和丽嘉，在丁玲笔下，是一对真正的可人儿，是陷溺于爱河不能自拔的痴情男女。丽嘉，在先前的韦护眼中显出尖锐、轻蔑、嘲讽的神态的女性，一旦被爱情所俘虏，就变得痴痴迷迷，将爱情打造成了一个甜蜜得令人窒息的枷锁，不过，被这枷锁所囚禁的，首先是丽嘉自己。至于韦护呢，作为在人生和爱情上都拥有较为丰富经验的中年人，最终不得不离开丽嘉而去，两人破裂的原因，他自觉并不应该将责任归诿于丽嘉。就像他在决定离开丽嘉之前的心中所想：“但是这能怪她吗？她没有一次有妨害他工作的动机，虽说她怕那分离的痛苦，但是她不会要求他留在家里的。”问题显然出现在韦护自己身上。这就是韦护自我检讨的、文学熏陶而成的本性与政治倾向的选择两者间的冲突：文学的浸染使他向往一种田园乌托邦和爱情至上的境界，政治方向上的选择则使他投身世俗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在两难困境中挣扎良久，加上来自外部的压力，韦护只好割舍对丽嘉的痴情，不辞而别。
这样的处理，让我们想到鲁迅的《伤逝》。丽嘉和子君，两位都是曾经以勇敢的反叛者姿态出现的新女性，一旦遭遇并且嫁给了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她们的奋斗之路就此结束，自以为找到了人生归宿。两者不同的是，丽嘉在优裕的物质生活中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忘却外面的真实世界，进入一种婴儿状况；子君却在拮据的生存境况中变得琐碎和平庸，把浪漫的情感淹没在世俗的柴米油盐中。爱是不能忘记的，也是令人陶醉的，但是，爱情毕竟不是人生的全部，韦护是为了社会责任和政治使命而放弃了爱情，涓生是由于经济的压力被迫作别了子君。但是，在天平的另一头，即两位女性对爱情的理解都出了什么问题，却是毋庸置疑的。在以冷峻的思索拷问国民性的鲁迅那里，以涓生手记的方式处理《伤逝》，让主人公以内心独白的抒情姿态出现，直抒胸臆，自我辩白，这在鲁迅小说中是少有的；但是涓生的直面残酷人生的态度，和他的“爱，必须有所附丽”的断定，仍然见出鲁迅的思想者本色。在前期创作中较多采用女主人公的主观叙事方式的丁玲，她的《韦护》，少有地采用了多重叙事视角，即作家的叙述和丽嘉、韦护各自叙事的交织；这种多重叙事本来有可能造成对人物和事件的交叉思考和内在张力，但是，丁玲却无法将交叉叙事、各自倾诉进行到底，一旦让丽嘉完全投入韦护的怀抱，丁玲就将话语权交给韦护，毫不犹豫地剥夺了丽嘉内心流露的权利——这也是丁玲从女性主义叙事转向社会革命叙事的转折点。涓生的手记，是在浪漫爱情的最终结局已经呈现，子君死亡的噩耗传来，涓生充满内疚和忏悔之时写下的，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自己当初的抉择。韦护和丽嘉的故事，在现实中已经以王剑虹的死亡而告终结，在作品中，却是顺时态地展开，在故事发生转折之际戛然而止，留下一个悬案，也让丽嘉有做出新的选择的可能。于是，在叙事法则上似乎已经解决的困惑，在作品的结尾之处，又悄悄地浮现出来：韦护把造成这先喜后悲的爱情戏剧的过错，归结为自己性格中的矛盾，并且主动承担了爱情破裂的责任，但是，丽嘉在歇斯底里的发泄和痛哭之后，不得不承认现实，向照顾她的珊珊表示，爱情已经过去，“我们好好做点事业出来吧”。珊珊呢，旁观丽嘉的痛不欲生，“她希望有一点什么强暴的力，将这可怜的人麻醉去，免得看这惨剧”——这里的强暴的力，不就暗喻着死神吗？也许，在丁玲心中，失去爱情的丽嘉，与其痛苦煎熬而生，不如情尽而死？
但是，依照当年丁玲的创作心态，何以会对作品结局如此处理呢？丁玲与王剑虹的友谊，年长日久，而且在对待王剑虹的病逝和瞿秋白数月之后就与杨之华结婚的事情上耿耿于怀，她认为是瞿秋白把致命的肺病传染给了王剑虹，瞿秋白的再婚则让丁玲感到爱情的不可相信。当年，丁玲在湖南老家得到王剑虹病危的消息急速赶到上海时，王剑虹已因肺病去世，瞿秋白也不见了踪影。从此丁玲甚至恼恨瞿秋白并断绝了和他的联系：“我心想，不管你有多么高明，多么了不起，我们的关系将因为剑虹的死而割断，虽然她是死于肺病，但她的肺病从哪儿来，不正是从你那里传染来的吗？……”③
这都是我们从《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读出来的。那么，丁玲在写作《韦护》的时候，按理说，也正是丁玲对瞿秋白不予谅解的时期，应该遭受强烈的谴责；在作品中，为什么丽嘉的形象被处理为一个爱情至上的女性，并且在韦护的形象比较下，会从最初的光彩照人，在结尾处演变成为近乎愚昧地追求和持守自己的爱情、反而失去爱情的被遗弃者，显得那样暗淡无光呢？
这样的发问，第一种回答是，丁玲是按照镜像对立方式构思自己的作品的。在作家的创作中，顺向思维和逆向思维，都是常见的手法。前者是按照原初生活中事件和人物的基本轮廓，加以一定的浓缩和概括，例如，像鲁迅谈他自己的创作时所言，一方面，作品与生活有着严格的对应性，改变了阿Q头上的那顶毡帽，就背离了作品的蕴含，另一方面，在人物形象上，有可能是脸在山西，鼻子在贵州，是从多处经验集中起来的。丁玲有许多作品，如《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某夜》、《年前的一天》、《莎菲女士日记第二部》等，从作品人物到情节走势，都可看到她自己生活经验的底子。后者是根据对立原则，将现实中的人和事加以改头换面，转换角色和情感，将悲作喜，将恨作爱，因死而生，因长作幼，或者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与现实生活形成一种对立和紧张。这样的例子也为数不少。在丁玲的《野草》中，就运用了这种逆向思维方式：那位名叫野草的心灰意冷的女作家，在自身对春光盈盈的美景视而不见中，就是按照这一对立方式，赋予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以情感特征：
野草，一个二十四岁的姑娘，打扮得像个中年女人一样，穿一件灰色的夹袍，常将自己深闭在一间小房里，为她小说中的人物苦恼着，她忘记春了。然而在她理想中的小说中，却正有一个充满着狂欢、充满着热烈的爱、如火如荼的春日，她在她那短少新鲜空气的房子里，不禁回想到往日的生活去了。
在野草的心灵中，作为经受过情感创痛的她，对于爱情，已经失去了单纯而热烈的憧憬，在作品中，作家却让她笔下的人物陷溺于情感的困惑，这不但是因为，既往的记忆仍然会不经意间进入她的情思，还在于她对这种情感的熟悉和深刻体验，以及这种情感体验的无人可以倾诉。在更多的时候，这种反向思维，是渗透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中的，比如说，在《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带有作家自我写照的女主人公，都有一个对女儿非常挂牵、在经济上情感上支持着女主人公的慈爱父亲，这和丁玲幼年丧父、父爱缺失，渴望得到加倍补偿的心态密不可分。再比如，在《韦护》中，丽嘉的女友珊珊，有着浓重的丁玲的印记，但是，在两人的姐妹情中，却与现实生活相反，不是年长和成熟的王剑虹在许多时候充当照顾丁玲的角色，而是珊珊在处处关爱着丽嘉。在这样的意义上，丽嘉为了爱情忘记其他，韦护则不得不在个人爱情和革命大业之间进退踌躇，取舍两难，也可以看作丁玲为了避免将丽嘉送入坟墓而采用的反向构思吧。
前“韦护”时期：蕴姊和魂影
丁玲与王剑虹的友谊，人所周知，这不但是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所描述，而且还一再以各种变形的方式出现在丁玲的小说中。比如说，在丁玲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和另一短篇作品《年暮》中，都可以见出王剑虹的身影。与此相关的是，瞿秋白的影子，也如影随形地跟着王剑虹闪现在字里行间。
首先让人想到的是《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蕴姊。虽然没有在作品中直接出面，但在莎菲心目中，她却是最理解也最疼爱自己的亲人，她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通常的友谊，情同骨肉。同时，她还是这部“日记”的预定的读者，莎菲写日记就是为了有一天给蕴姊看的；直到蕴姊去世之后，她仍然是莎菲继续写日记的动因。
对蕴姊的深切忆念，在作品中多次被提及，也让我们得以接近蕴姊的生活原型。“去年这时候，我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为了蕴姊千依百顺地疼我，我便装病躺在床上不肯起来。为了想蕴姊抚摩我，我伏在桌上想到一些小不满意的事而哼哼唧唧的哭。有时因在整日静寂的沉思里得了点哀戚，但这种淡淡的凄凉，更令我舍不得去扰乱这情调，似乎在这里面我可以味出一缕甜意一样的。至于在夜深的法国公园，听躺在草地上的蕴姊唱《牡丹亭》，那是更不愿想到的事了。假使她不被神捉弄般的去爱上那苍白脸色的男人，她一定不会死的这样快，我当然不会一人漂流到北京，无亲无爱的在病中挣扎。虽说有几个朋友，他们也很体惜我，但在我所感应得出的我和他们的关系能和蕴姊的爱在一个天平上相称吗？”只要对丁玲与王剑虹的友谊有所了解，就不难断定，这里的蕴姊就是王剑虹，那个苍白脸色的男子，则是瞿秋白无疑了。还有人推测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苇弟就是瞿秋白的弟弟瞿云白，如果考虑到“韦”与“苇”的音同形近，考虑到在上海期间丁玲曾经与瞿家兄弟、施存统夫妇和王剑虹同住在一起，由瞿云白管家而一起生活，似乎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何况文中还有这样的提示：“苇弟来的时候，我把蕴姊的信给他看：他真难过，因为那使我蕴姊感到生之无趣的人，不幸便是苇弟的哥哥。”④
在《年暮》中，丁玲从侧面的角度描摹出丁玲、王剑虹和瞿秋白的关系中的微妙状态。作品中的佩芳和魂影，明显地可以从中辨认出丁玲与王剑虹的身影，那位没有直接出场的心，魂影的身在远方的恋人，则是瞿秋白无疑。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丁玲曾经讲到，王剑虹病逝之后，瞿秋白把当年丁玲自作主张送给他的王剑虹的相片回赠给她，并且题有“你的魂儿我的心”的诗句，其中“魂”（虹）和“心”，分别是丁玲和瞿秋白对王剑虹的爱称。作品中两位女性在楼上居住，楼下的史先生、史太太则谐音“施”，显见的是生活中的施存统和王一知夫妇。作品的起始情节，是佩芳和魂影发生冲突，佩芳在暗中对魂影与心的爱情产生嫉妒，她觉得是心的出现夺走了她与魂影的亲密无间的情感，也对魂影对友谊的背叛心怀怨气。魂影给远方的心写信，又怕佩芳为此生气，遮遮掩掩，欲说还休，“是的，我还给心写了一封。你可以看的，我什么话都没有说，只说信都收到了，因为人有病，所以都没回信。你看，别人已走了三星期，来了那末多信，未必我就一封信也不回吗？若是他怪我，那倒不要紧，万一疑心上海出了什么意外，又赶回来，害他把别的事做坏了；我也是人，心里总该过意不去吧。因为怕你难过，才赶早起来写，现在你还是生气，叫我怎么办呢？”这一番用心良苦的表白，仍然没有得到佩芳的谅解，佩芳仍然不依不饶地指责她、使足了性子。足以让我们体会到佩芳的“蛮横无理”和“娇憨可掬”，看到魂影对佩芳的无可奈何的迁就和服气装小，也可以看到《红楼梦》中那些描写大观园中女儿国口角风波的影响。作品中的另一个情节是，年夜里，魂影被亲戚邀去吃年饭，孤寂的佩芳感到再度被冷落，怏怏不乐，等到魂影饮醉归来，她精心照料她，却又偶然发现了心寄来的照片和魂影在照片上的题诗，顿觉感伤不已，嘤嘤痛哭。这篇小说，不加修饰地表现作为小妹妹的佩芳对魂影与心的爱情的嫉妒，和情感的大起大落，这可以作为丁玲当年的一种情感体验的折光吧。
在文本的裂隙处：“谜”和“谜底”
然而，丁玲对王剑虹和瞿秋白的感情问题，并不是像后来人们所理解的那样，也不像她后来叙述的那样，将其看做是革命伴侣一往情深的。所谓王、瞿爱情的神话，是人们善意的猜想，却可能与现实产生歧义。
丁玲对王剑虹和瞿秋白的爱情神话，是在许多年之后才予以追认的。而且，即便是在这追认中，她仍然不经意间露出某些信息：看到王剑虹表白爱情的诗歌之后，揣着这些诗作去找瞿秋白，她的心态是这样描述的：“我懂得她，我不生她的气了，我只为她难受。我把这诗揣在怀里，完全为着想帮助她、救援她，惶惶不安地在小亭子间里踱着。至于他们该不该恋爱，会不会恋爱，他们之间能否和谐，能否融洽，能否幸福，还有什么不妥之处，在我的脑子里没有生出一点点怀疑。”⑤ 这段文字，一眼看去，没有什么破绽，但是，再来看一下那些关于瞿王相爱后可能会如何的一连串怀疑句子，是否可以说，它们都暗含着否定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该恋爱，不会恋爱，不和谐，不融洽，不幸福，不妥当呢？
在知人论事上，丁玲是非常有才分的。在《韦护》中，她最早地揭示出韦护内心世界的两种矛盾性。其一，韦护在早年间所接受的对文学的乌托邦的向往，和他后来所接受的革命理想的召唤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断裂，前者使他沉溺于与丽嘉的爱情之中难以自拔，痴迷于两情相悦超脱红尘的境界，后者却要求他割舍情愫，为社会而献身。其二，作为一名精英知识分子，他自觉担承起为大众谋求解放和幸福的使命，有殉道者的激情，与此同时，对大众的头脑简单、思想蒙昧，他有着发自本能的嫌弃。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在觉察到这种嫌弃的时候，他又有着强烈的自我反省精神，对自己的这种心态进行批判，却最终缺少说服力和彻底性。这种慧眼独具，的确值得称道。
不过，丁玲觉察他人的心灵世界的裂痕，自己也不经意间表现出相似的裂痕。这就是《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的多重叙述中显露出来的矛盾的裂隙。一方面，在显性的层面上，丁玲是在以顺时间方向的方式从头到尾地说故事，按理说，作为一个穿针引线的“小红娘”，关于那一连串不应该怀疑的句子所表示的想法，根本不会产生；因为处于热心助人的心态中，一心要为朋友做好事，解燃眉之急，成他人之美，但是，这种怀疑又的确被表达出来，而且还不是偶然溜出一句半句，而是一连六个短句，这就值得充分注意了。另一方面，在隐性的层面上，这里的叙述视点，是从将近60年的时间距离后追忆往事，又是站在事情结束多年之后追述当初的，事情的后果不能不影响到叙事人的心态。这里隐含的内容，应该说是很明显的。
其实，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就透露出一些与瞿王爱情相关的不和谐的信息，丁玲还间接地对瞿秋白进行了指责：“还有蕴姊，今天接到蕴姊从上海来的信，更把我引到百无可望的境地。我哪里还能找得几句话去安慰她呢？她信里说：‘我的生命，我的爱，都于我无益了……’那她是更不需要我的安慰，我为她而流的眼泪了。唉！从她信中，我可以揣想得出她婚后的生活，虽说她未肯明明的表白出来。神为什么要去捉弄这些在爱中的人儿？蕴姊是最神经质，最热情的人，自然她更受不住那渐渐的冷淡，那遮饰不住的虚情……我想要蕴姊来北京，不过这是做得到的吗？这还是疑问。”这里的描写，虽然说是在虚构的小说中，也可以如前所述，做出反向构思的阐释，但是，结合着一连六个虚拟疑问句，却也可以让我们作出某些联想和猜测。
同样让我们做出联想和猜测的，是瞿秋白与丁玲的通信中的那些“谜”。丁玲说：“这些信像谜一样，我一直不理解。或者是似懂非懂。在这些信中，总是要提到剑虹，说对不起她。他什么地方对不起她呢？他几乎每封信都责骂自己，后来还说，什么人都不配批评他，因为他们不了解他，只有天上的‘梦珂’才有资格批评他。那么，他是在挨批评了，是什么人在批评他，批评他什么呢？这些信从来没有直爽地讲出他心里的话。”既然有“谜”，就应该有“谜底”。在同一文章中，丁玲讲述自己在延安时期读到《多余的话》，找到了答案：“我一下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在那些信里他也倾吐过这种矛盾的心情，自然比这篇文章要轻微得多，也婉转得多。因为那时他工作经历还不多，那时的感触也只是他矛盾的开始，他无非是心有所感而无处倾吐，就暂时把我这个无害于他的天真的、据他说是拥有赤子之心的年幼朋友，作为一个可以听听他的感慨的对象而忘情地剖析自己，尽管说迂回婉转，还是说了不少的过头话，但还不像后来的《多余的话》那样无情地剖析自己，那样大胆地急切地向人民、向后代毫无保留地谴责自己。”⑥
请注意这里的“谜语”的破解，与前面的叙述是有偏差的。这里的第一个问题在于，瞿秋白为什么会说他对不起王剑虹，如何对不起呢？丁玲语焉不详，却笔锋一转，将其引向第二个问题，“他是在挨批评了，是什么人在批评他，批评他什么呢？”丁玲的描述是瞿秋白在党内遭到批评，感到委屈，向一个局外人、又是少不更事的丁玲进行倾诉。瞿秋白的原信已经丢失，无从查找，也无从证实，但我的猜测是，丁玲自己搞错了。谁是瞿秋白的批评者？很可能，瞿秋白对别人的批评的拒绝，就是拒绝作为王剑虹好友的丁玲一定会有的对瞿秋白的批评，批评他第一把肺病传染给王剑虹，第二没有为王剑虹守灵。瞿秋白与王剑虹相爱到王病逝，发生在1923年8月到1924年7月，这一时期，瞿秋白从俄罗斯归来未久，正是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时期：他在党内有很高的地位，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并且在有关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政治论文；他在上海大学担任学务长和社会学系主任，并且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写了大量讲义，做了大量讲演；他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南京出席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和王剑虹、丁玲相识就在此时；他担任鲍罗廷的俄文翻译，在中共中央与鲍罗廷的联系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参加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一大，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最能反映瞿秋白这一时期的高亢心态的，是他写给王剑虹的一首诗：“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接下来，王剑虹病危到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的同年11月间，瞿秋白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斗争。这一期间，也找不到中共党内对瞿秋白进行批评的记录。⑦ 退而求其次，瞿秋白即便是遭遇到什么党内挫折，以瞿秋白这样的内心蕴藏很深的人——他在《多余的话》中就讲过，即便是对亲密的爱人杨之华，他内心也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向她讲述过的，内心的压抑和痛苦，无人倾诉。可以作为证明的是，《多余的话》问世之后，杨之华一直拒绝认可它是出自瞿秋白之手——以这样的瞿秋白，怎么会对远在北京、更不可能理解他的真实处境的丁玲进行什么倾诉呢？
在另一篇《早年生活二三事》中，丁玲也讲过：
王剑虹死后，瞿秋白和杨之华恋爱。瞿秋白说只有两个女子最了解他，能批评他，一个是天上的女子王剑虹，一个是世上的女子杨之华。他写履历的时候第一个妻子写的是王剑虹。他和王剑虹认识一年，同居才半年，王剑虹死后，遗体放在四川会馆。当时瞿秋白正好到广州去参加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会，这个会他是非去不可的。⑧
我不知道这样的猜测对于丁玲来说是否是不恭。丁玲与瞿、王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丁玲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描述出来的，有关当事人和在场者除丁玲外都早已逝去，许多瞿秋白研究者在述及这一段的时候，基本上是以丁玲此文的叙述为依据的，例如在瞿秋白研究上面世较早影响较大的陈铁健的《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在叙述瞿王之恋的时候，就与丁玲的叙述相差无几。年近八旬的丁玲，姑且不论其记忆的可靠性是否要打个折扣，这里还有个时移势异的因素。20年代的丁玲，心高气盛，非常任性，对瞿秋白在党内的位置没有多少了解，或者说，即便有所了解也未必看重之；施蛰存在《丁玲的傲气》中就追忆上海大学时期的丁玲说，那时候，丁玲最崇拜的并不是瞿秋白，而是以著文“非孝”而名重一时的施存统。何况，当时的丁玲和王剑虹，虽然经过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的诸多共产党人的教导，她们心仪的却是无政府主义，是一群“更为彻底”更有媚惑力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相反地，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对丁玲的感召力显然是非常有限的。至于王剑虹，她在与瞿秋白结合之后，并没有像许多女性那样，顺理成章地加入中共。这在《韦护》中也有隐约的流露，丽嘉初到上海，她的另一位女友就向她讲起“醉仙”、“孙九”等一群很有热情很有斗志的“同志”，但是，丽嘉从来没有将韦护视作具有共同理想追求的同志。参照起来看，这也是王剑虹死后丁玲对瞿秋白的态度非常冷淡所表现出来的。即便是在30年代的左联时期，从《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记载的几件事情来看，丁玲与瞿秋白的联系也说不上多么密切。
丁玲多次撰文谈及瞿秋白，各有侧重，因语境而变。当年在延安写作《风雨中忆萧红》，丁玲提到瞿秋白，是这样讲的：“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⑨ 查这篇文章，发表时间为1942年6月15日，写作时间为同年的4月25日，它的低回的情调，是否透露出《三八节有感》遭到批评之后的丁玲心态？其后的1946年6月，丁玲撰文《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这是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丁玲改变写作态度，经常深入到边区的乡村和工厂中去，写出《田宝霖》等受到毛泽东称赞的作品之后。此时的丁玲，一心要在作家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路上前行。因此，在这篇纪念文章中，丁玲有选择地结合自己到农村和工厂体验生活、搜集素材的经验，结合毛泽东的讲话，回忆和赞扬瞿秋白关于文艺大众化民族化的论述。在这里可以见出，丁玲是将瞿秋白的文艺理论看做是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相贯通的，并且为自己没有能够在文艺大众化方面做出成绩而心存愧疚。丁玲将瞿秋白称作是“一个最可怀念的导师”，也讲到对瞿秋白的文字的理解问题。不过，这里的理解不是指瞿秋白来信中的那些“谜”，而是指他的文艺大众化理论：“在那个时期，秋白同志的文章，我大半都读过。我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之下，曾努力去创作，努力从各方面去尝试，但距离在延安读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时是十年了。十年之后我才认识我那时并没有真正了解秋白同志的文章。我才明白我还需要‘挖心’。我很难受我‘脱胎换骨’之难，我曾经想过，假如秋白同志不死，我也许会羞于见他的啊！可现在又四年过去了，我有什么成绩呢？而我今天还在这里纪念着秋白同志。”⑩
这种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出的不同姿态，在丁玲的后来，仍然时有显现。1955年5月，丁玲在太湖疗养，说到《多余的话》时，她不但援引说，在延安时期，“有些同志认为这篇文章可能是伪造的”，而且还表明自己的态度说：《多余的话》“肯定是假的，国民党的造谣专家多得很，造谣当然要造得像，否则也不能骗人了。”（11） 如果说，在1942年4月的延安，丁玲还具有较多的独立思索的精神，可以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想，十余年间，在中共党内的思想改造和路线斗争中，在当时的思想氛围中，无论被动还是主动，丁玲都不能不顺应流行的说法，否定《多余的话》与瞿秋白的关系。
到写作《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的晚年，丁玲对瞿秋白的敬意，显然要增长许多，对《多余的话》，也表达了深刻的理解，这是丁玲自己遭受多年的被怀疑被迫害之后，产生的心灵认同。这本是人之常情，无可非议，但是，这样的心态却会遮蔽和改写丁玲的原始记忆，会造成一种误记和误读。也就是说，丁玲将王剑虹死后瞿秋白来信中的“谜”，与《多余的话》中压抑苦闷的情绪“嫁接”在一起，却滑过了她对瞿王之恋的真实体会，也导致研究者对这一话题的浅尝辄止。
丁玲创作中的宿命：谁是知音？
在小说之外，丁玲最早讲到《韦护》，还是在作品问世未久的1931年5月，胡也频牺牲之后，丁玲更加活跃在左翼文坛的时期，她在进步学生集中的光华大学的讲演。在题目为《我的自白——在光华大学的讲演》中，演说伊始，丁玲向学生听众讲述了自己的传闻与真实处境，“不久以前，因为了一个不幸的事件演出，跟着就有人在报章上登着关于丁玲女士底凄楚的故事，说什么丁玲终日以泪洗面，扶孤返乡等消息”，现实中的丁玲却顽强地走上斗争的前台。因此，与其说这是预作安排的讲演，莫如说讲演事件本身就是一种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象征。这次演讲，显然没有成竹在胸，带有很重的即兴色彩，拉拉杂杂，信马由缰，想到哪里讲到哪里。不过，这样的讲演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其坦诚率真，如讲演的记录整理者孙晶旸所言，“像这样赤裸裸地说白——自传的片断，实是不可多得的。记者为着保留她演讲时的真面目起见，连一句一字都不曾加以修饰，尽可能的。”
于是，在这篇《我的自白》中，丁玲讲起自己作为豪华世族的故家，讲起自己创作中的思考和困惑。有意味的是，在这篇演讲中，丁玲曾经讲到今后的创作，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学生，写自己的家族（前述对家族的回忆就是由此引申出来的），不去写自己不熟悉的工人农民，“我也不愿写工人农人，因为我非工农，我能写出什么！我觉得我的读者大多是学生这一方面，以后我的作品的内涵，仍想写关于学生的一切。因为我觉得，写工农就不一定好，我以为在社会内，什么材料都可写的。现在我正打算写一个长篇，取材于我的家庭。”（12） 从明言自己不会凭借幻想去写不熟悉的工人农民，到后来以《水》奠定自己在左翼文坛的地位，这其中，经历了怎样的心灵转换？
这仿佛是丁玲创作中的宿命。她的创作，起于内心的倾诉，一直想得到堪称知己的回应。在她的心目中，理解，是最重要的，高于一切，也高于爱。丁玲在开始从事写作的时候，无非是因为“对一切不满……找不到答案，非常苦闷，想找人倾诉，想呐喊，心里就像要爆发而被紧紧密盖住的火山，于是在无其他任何出路的情况之下，开始写小说”（13）。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面对苇弟的缺少理解却一厢情愿的爱情，莎菲就直言说，除了蕴姊，没有一个人理解她，可悲可叹的是蕴姊华年早逝，脉脉此情谁诉？“我总愿意有那末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偏偏我的父亲，我的姊姊，我的朋友都如此盲目的爱惜我，我真不知他们爱惜我的什么；爱我的骄纵，爱我的脾气，爱我的肺病吗？有时我为这些生气，伤心，但他们却都更容让我，更爱我，说一些错到更使我想打他们的一些安慰话。我真愿意在这种时候会有人懂得我，便骂我，我也可以快乐而骄傲了。”当年批判丁玲的时候，有人指责莎菲的“玩弄男性”，近些年间女性主义理论旅行到中国，又有人给莎菲加冕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早的女权主义者；据我所见，莎菲不过是一个渴望理解、渴望能够向知己者倾诉自己的苦闷和困惑的青年女性而已。她拒绝苇弟的爱情，根本的原因，就是苇弟的幼稚单纯，显得如此弱智，不足以作为莎菲的心灵世界的倾听者。
如果说，苇弟的不更时事，表现出少年人的稚嫩和天真，证明光有热烈的情感是不够的，那么，容貌迷人的凌吉士，他的老于世故，玩弄情感（是的，与其说莎菲是玩弄情感，不如说莎菲是面对玩弄情感的老手凌吉士，尽量要保持自己的清醒和警觉，尽量抗拒凌吉士的诱惑，以免落入始乱终弃的悲剧），同样与莎菲渴盼理解和心心相印的爱情大相径庭。
和作品中的莎菲一样，当时的丁玲也是非常渴望被理解的。在与上述演讲同时问世的《作者记（〈一个人的诞生〉序）》中，丁玲这样对她心目中的理想读者说：“对于我，对于我作品的发展还有着希望的话，那你们是应该怎样的不放弃你们的任务，你们应该忠实的坦白的说出你们的意见，给我严正的批判，勉励我，鼓舞我，推进我而指导我。因为我只是属于你们大众的。相信这句话！可是三年来了，历史所给我的是失望。虽说当《在黑暗中》刚刚出版的时候，颇有一些人提到，可是大多都是一些不负责任的轻描淡写，什么天才什么大胆什么细致……这没有抓着中心，没有给读者一种正确的认识，和给作者有益的帮助。”（14）“至于朋友们呢，一切认识者包括在内，我相信这里是不缺乏人才的，他们之中一定有些准确的意见，他们也曾谈到过一些别人的东西，都不隐藏地加以驳斥又加以认可，又加以赞扬。可是不知道他们还是没有读过我的东西，或者读过记不清，或者觉得不值注意，他们都不愿同我直接地谈到这上面。既然大家都很相熟，可以随便的谈到其他方面，为什么不可以将话题放在我作品的上面，同我详细的讨论，这实在是只使我觉得这谈话之不虚费的。他们真没有留心，我却常常为着这些不坦白和淡漠而很伤心的。”（15）
因为心灵的寂寞而写作，又渴望通过写作而与读者和朋友们沟通，这是大多数作家都会有的心态，只要想到另一位女作家张爱玲不管不顾、走火入魔地将胡兰成看做是自己的知音，并且以身相许，谬托终身，就可略知一二。何况，丁玲在登上文坛之前，就已经认识很多著名的文化人，比如说曾经在上海大学任教的茅盾、田汉、瞿秋白、俞平伯，以及丁玲在北京认识的冯雪峰，她的写作，当然希望能够得到这些人的鼓吹和指点——丁玲是一个个性十足的作家，不曾追随创作潮流，总是显得特立独行，不合时宜。但是，特立独行的后面，也有着软弱和不自信，有着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内在情愫。须知，那是一个人们经常在自觉或者被迫地进行自我否定的时代，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按下不表，就说曾经刻意追求诗歌艺术而致唯美主义的闻一多和戴望舒，也在抗日战争期间，将自己的文学追求融入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潮，就可见一斑。何况是初出茅庐的丁玲呢。丁玲是幸运的，当胡也频和沈从文为了叩开文学之门，不能不四处奔波，屡遭挫败的时候，她似乎只是一个安静的主妇（沈从文语），但是，她的小说创作一出手就得到叶圣陶的赏识，接连刊发在《小说月报》的头条，并且引起读者的追捧，也引起一些评论。但是，这些关注丁玲早期创作并且为此撰文的评论家，除了钱杏村外，都不甚知名。她所熟悉的那些著名文人呢，却都有一个共同的革命者的身份，是革命文学的鼓吹者和代言人，面对莎菲，除了保持沉默，你让他们如何置喙？满口称赞，与他们的文学追求不相吻合，直言批评，又恐怕扼杀了这稚嫩的新秀。
身在热闹而又寂寞的文坛的丁玲，不能不体会到这种沉默中包含着什么，却又非常坦率地表达自己由这不坦白和淡漠引发的哀伤。无论莎菲被看做是个性解放者，还是女权主义者，她都不合时宜。对于前者，她来得太晚，五四文学时期的个性解放潮流已经衰退，鲁迅的《伤逝》，终结了青年男女爱情寻求的主题；对于后者，她又来得太早，需要60年之后，才能被她的同道所认识——在现实中，性别解放不能不让位于阶级的和民族的解放，在理论界，女性主义理论风行于中国还有待于来日。那么，《韦护》又是如何呢？按理说，这部革命加恋爱的作品，本来应该得到革命文学阵营人们的关注，但是，这部连载于1930年1月至3月《小说月报》的作品，同样没有得到丁玲预期的回应，这又是为什么？
“革命加恋爱”：对新崛起价值观的高度肯定
在《我的自白》中，丁玲在讲到《韦护》的创作时就说：“我是常批判自己的作品，感觉错误的地方非常之多，可是总无人给我一种诚恳的批判。”（16） 许多年之后，丁玲回忆说：我“曾以他（指瞿秋白）为模特儿写过一篇恋爱与革命的中篇小说。虽然我并不满意，我没把主人公的革命的一面表现充分，那是我当时不易做到的。”（17）
这或许关联到另一个悖论。革命文学的兴起是基于革命加恋爱的模式而崭露头角的，蒋光慈、洪灵菲、阳翰笙（华汉）等，都创作过这种罗漫谛克的作品。但是，这一为革命文学倡导催生出来的作品，一问世就遭到别的革命文学倡导者们的严厉批评，包括写作过同样有着浓烈的革命加恋爱模式的《蚀》三部曲的茅盾，都曾经撰文批评这一倾向。蒋光慈等人都是身份明确的中共党员，是非常自觉的革命文学的实践者，而且作品风行一时，得到的回应尚且如此，何况是丁玲这样处于转换途中的作家写的《韦护》呢？直到丁玲再度改变写作方向，写出《水》、《田家冲》等作品，冯雪峰和茅盾才纷纷撰文予以肯定，而且毫不留情地指责莎菲女士的个性解放已经是“世纪末”、“颓废”和“落伍”的了。冯雪峰在《关于新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中，高度称赞《水》，对《莎菲女士的日记》和《韦护》的批评毫不含糊。“《韦护》虽大体还是属于第一期的东西，但有一点不同，就是已经有一条朦胧的出路了。仿佛已在社会中看见新的东西了，在《韦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想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青年知识分子的浪漫的生活埋葬”，她的《田家冲》，“至多不能比蒋光慈的作品更高明”；直到《水》，才成就了“新的小说的一点萌芽”。“《水》的最高的价值，是在最先着眼到大众自己的力量，其次相信大众是会转变的地方。”（18） 茅盾的评价与此大体相近，不过，从平民女学到上海大学都是丁玲的老师的茅盾，他对《韦护》的评价更为深入。茅盾指出：《莎菲女士的日记》问世的时候，文坛上已经要求着“更深刻更有社会意义的创作。中国的普罗革命文学运动正在勃发。丁玲女士自然不能长久站在这空气之外，于是在继续写了几篇以女性的精神苦闷（大部分是性爱的）作为中心题材的短篇而后，丁玲女士开始以流行的‘革命加恋爱’的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了。这就是那《韦护》”。到《水》呢，农民在水灾和人祸的抗争中，在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徙中，“全体的农民就革命化起来”，“虽然只是一个短篇小说，而且在事后又多用了一些观念的描写，可是这篇小说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19）
在后人的眼中，革命加恋爱的作品的缺陷是在于它的模式化、概念化，其实，在更深入的层面上，在当时陆续翻译进来的苏联文学例如《铁流》、《毁灭》、《母亲》的比照下，在《田野的风》、《水》、《南行记》、《上海屋檐下》、《包身工》等作品的比照下，这种单纯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就显得弱不禁风，也难以达到革命文学应当担负的走向工农、唤起民众的作用。就像上面茅盾对丁玲的批评那样。至于“革命加恋爱”的写作模式之成败得失，则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在广义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创作范围内，爱情永远是一种附加值，从“文革”时期的姑娘选择解放军官兵和工人师傅，到70-80年代之交的女性爱恋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到近些年的美女嫁大老板大富豪嫁老外，再到金庸小说中的杨过与小龙女、郭靖与黄蓉，007系列中的英雄邦德身边总有美女相伴随，尽管说女性主义反对这种观点，但是，在许多时候，以女性的青睐作为对新崛起的社会价值的肯定方式，却是屡试不爽的。只要想一想，金庸笔下那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爱情，也曾经赢得了无数观众的情感认同，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影子与原型：爱与被爱
茅盾和丁玲在谈论《韦护》的时候，就并不否认其作品的写实性。对丁玲和瞿秋白、王剑虹都很熟悉的茅盾指出，“丁玲企图描写她那已故的好友王剑虹女士的思想转变。书中的主角丽嘉就是王女士的影子”，茅盾还说，“那位男主角韦护是表现得并不好的。”（20） 在《我的自白》中，丁玲更是言词凿凿地说，《韦护》的故事，既来自切近的观察，更来自于瞿秋白自己的叙述。“我在一个最亲爱的朋友作家身上，觉察他与社会的矛盾非常厉害。他也曾同一个女人发生过那样的事情，他并未跑开，却被那女人感化了。他的爱情表现得十分好，做的情诗，非常之多，每一句诗都十分惹人爱。”但是，在丁玲转引的瞿秋白的自述中，却道出个中的寸心甘苦：
他曾说，他爱她并不如他诚恳的那样，他只以为那女人十分的爱他，而他故意写诗，特意写的那样缠绵。他心中充满了矛盾。他看重他的工作甚于爱她。每日与朋友都是热烈地谈论一切问题，回家时，他很希望他的Lover能把关于他的工作，言论，知道一点，注意一点，但她对此毫无兴趣。他很希望得到一个心目中所要来的一个爱人。他曾老老实实地对我这样说过。我很希望我能执笔把它完全笔之于书。（21）
瞿王之恋，并不美满，两人的感情投入并不对等，这还不算什么，更为难堪的是，为了敷衍王剑虹，营造一个爱情梦幻，瞿秋白不得不表演自己对她的爱情，故意写些情感缠绵而心中并不以为然的情诗。在丁玲的多种叙述中，这应该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理由有二。其一，这是离作品问世时间最相近、可以说是记忆犹新的一次叙述，其二，这也是锐气十足的丁玲口无遮拦、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时期，她无需替瞿秋白隐瞒什么，也无须美化瞿王的存在巨大裂痕的真实关系。一个旁证就是，丁玲在同一时期，自己也是率性而为、洒脱不羁的，她敢于把写给冯雪峰的《不算情书》和《给我爱的》，公开发表出来，就可见，虽然丁玲参加左联参加中共，已经是一个组织化的人，但是，她的率情任性，却依然故我。无论是人世间的世故、圆通，还是革命阵营中的组织原则、完美形象的塑造，无论是“为尊者讳”的成规，还是处于维持友谊必须把握分寸的需要，对丁玲都是不起作用的。从心理上讲，在胡也频殉难之后，以后来者姿态走向斗争前沿的丁玲，正渴望把自己完全交出去，她无需隐讳什么，更不屑于隐讳什么，对他人对同志对自己，都是如此。
当然，任何书写都与原型有所差别。丁玲也讲到她写作《韦护》的过程和对事实本身的修正。在她自认为很深入地写出初稿后，曾经与胡也频讨论并发生争执，胡也频坚决要求丁玲进行重写，丁玲呢，曾经为此与胡也频大吵特吵，最后还是进行了重写：“有人说，这东西早些日子写就好了，现在未免太迟了，有的朋友很不满意我，说我把韦护赤裸裸地印上纸面了。然而已与本来面目大不相同，但一点影子都没有，这也难说。”（22） 从现实中的瞿王之恋，到《韦护》中的男女主人公，丁玲是将瞿秋白对王剑虹恋情中的虚与委蛇，以及对王剑虹的暗中褒贬，加以改写，以便维护王剑虹-丽嘉的完美形象，将这爱情破灭的原因更多归诸韦护心中的内在矛盾。虽然说，这与《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为蕴姊抱不平有大不同，但是为女主人公维持一个美好形象，将问题的责任指向她的伴侣，却是一以贯之的。
当然，在只有丁玲的一家之言的情状下，我们无法确证也不能就此指责瞿秋白的虚伪和薄情。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始终是丁玲叙述中的瞿王之恋，以及她如何在小说中处理这一题材。有趣的是，《韦护》问世之后，瞿秋白作何反应呢？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丁玲写道：瞿秋白曾经以“韦护”的落款写信给她，对这样的对号入座，丁玲推测说，瞿秋白不满意小说，却会怀念瞿王之恋，“可惜他一句也没有谈到对书的意见。他很可能不满意《韦护》，不认为《韦护》写得好，但他却用了‘韦护’这个名字。难道他对这本书还寄有深情吗？尽管书中人物写得不好、不像，但却留有他同剑虹一段生活的遗迹。尽管他们的这段生活是短暂的，但过去这一段火一样的热情，海一样的深情，光辉、温柔、诗意浓厚的恋爱，却是他毕生也难忘的。他在他们两个最醉心的文学之中的酬唱，怎么能从他脑子中划出去？”（23） 时隔多年，丁玲在此再一次重新叙述了瞿王之恋：“火一样的热情，海一样的深情，光辉、温柔、诗意浓厚的恋爱”。此外，她还写了一篇杂文，《韦护精神》，呼唤在新时期之初，发挥瞿秋白的韦护精神，将拨乱反正和清除“文革”遗痕、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样，就从爱情的完满和谐和革命性的坚定不移两个向度，再次表述了对瞿秋白和王剑虹的深情怀念，表达了对瞿秋白的心灵世界的理解。
注释：
①③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丁玲选集》第3卷第259、25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②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第7页，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④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人物原型，将苇弟的原型指认为胡也频，兹不赘。
⑤⑥同①，第247、256、265页。
⑦有关瞿秋白这一时期的活动，依据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⑧丁玲《早年生活二三事》，《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2期。
⑨丁玲《风雨中忆萧红》，《丁玲全集》第5卷第13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
⑩丁玲《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同上第267页。
（11）转引自陈福康、丁言模《杨之华评传》第41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
（12）丁玲《我的自白——在光华大学的讲演》，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97、102、10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13）丁玲：《我怎样跟文学结下了“缘分”》。
（14）（15）丁玲《作者记（〈一个人的诞生〉序）》，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95、96页。
（16）同（12），第98页。
（17）丁玲：《我对〈多余的话〉的理解》，《光明日报》1980年3月21日。
（18）何丹仁（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丁玲《我的自白——在光华大学的讲演》，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246-251页。
（19）（20）茅盾《女作家丁玲》，同上，第252-256页。
（21）（22）同（12），第99-100页。
（23）同①，第259-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