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与农村经济成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经济论文,农村居民论文,消费支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居民消费支出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成长的速度与质量。我国自改革以来，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不再是单一的自给性消费，市场性消费支出已成为农村经济一个突出现象。本文就1978年以来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与农村经济成长诸关系问题作初步探析。
一、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格局分析
（一）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存量构成及其特征
这里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是指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即农村常住居民家庭内用于日常生活的全部开支。它是用来反映和研究农民家庭实际生活消费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具体来说，包括用于吃、穿、住、烧、用等生活消费品开支和文化生活服务费用开支两大部分。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农民家庭收入也随之大大提高，居民消费支出无论从量上讲还是从质上讲，与1978年以前相比，均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居民消费主权意识正逐步得到加强。当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57元（人民币，下同）上升到1997年的2090.13 元时，其人均生活消费总支出也相应由1978年的1116.06 元增加到1997 年的1617.15元，增幅为19倍。具体讲，呈现出以下特点：
1.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两大组成部分总量看，随着收入提高也有极大提高。其中生活消费品支出已由1978年的112.90元上升到1997年的1434.70元水平，文化生活服务支出也由1978年的3.16 元上升到1997年182.45元，其后者的增幅远远大于前者， 分别为57 倍和12倍。从二者的比例上看，生活消费的支出在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在1989与1990两年间有一个小反弹，1991年又呈下降，反低于1989年的水平），虽然降幅不是很大，仅为8.6%。可见，农民家庭生活消费总体水平和质量自改革以来呈不断提高的趋势。
2.从生活消费品支出吃、穿、住、用的总量及其构成看，农村居民消费品支出的内容和层次日愈丰富和提高。其中，住房支出增长最快，用品及其它项次之，分别由1978年的3.67元和7.62 元增加到1997 年的233.23元和201.78元，增幅分别达62.6倍和25.5倍，均超过生活消费品总支出的12倍增幅水平。因1992年以后的统计年鉴中没有单列出燃料项，故略。与改革初相比，到1997年为止，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品总支出比例也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食品、衣着、住房、用品及其它各部分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由1978年的1∶0.2∶0.05∶0.1变到1997年的1 ∶0.12∶0.26∶0.23。只有衣着类支出的份额与1978年相比是下降了。 从各项支出在生活消费品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上看，食品类也呈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67.7%下降到1997年的55.0%。
（3 ）从农居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总支出在家庭人均纯收入所占比重看，表明农村居民的跨时期预算能力大大提高了。农民并没有把收入全部用于现期消费，这说明农村居民的消费范围及自主性与改革前农村居民消费26年（1953—1978）不变相比也有很大的提高。改革前这段时期我国的工业化建设是靠挤压人民生活来实现的，居民消费被排除在国家工业建设之外，靠国家硬性规定。而改革后的农民消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活动能力，是人力资本的函数。所以，当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总支出在家庭人均收入所占的比重由1978年的86.9%下降到1997 年的77.4%，其生活消费支出内各部分支出可以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相应作出调整而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趋势。
（4 ）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中货币性消费和实物性消费的存量及构成看，1997年与1978年相比，都有很大提高。从总量看，二者分别由47.64元、68.42元提高到1126.28元和490.87元。很明显， 农民家庭货币性消费支出的增幅要远远大于实物性消费的增幅。同时，从二者在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所占比重上看，可说明农村整体经济的市场化以及农民经济活动的市场参与度已经得到极大普及，农村经济正全面地向市场经济迈进，其中货币性消费比重由1978 年的41 %上升到1997年的70%，而实物性消费却由59%下降到30%。
（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量变化及其特征
考察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量的变化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和农村经济的实际情况。1978年—1997年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量变化呈现出以下特点：
1.农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量增长迅速，由1979年的23.1元（注：由于笔者现有可查找统计年鉴的资料有限，故1979年的增量用1980 年与1978年两年间的增量平均值来代替。）增加到1996年的256.7元。农民消费支出，到了90年代，尤其1992年以后才开始有相对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生活消费品支出不仅与80年代的增量相比，而且与同期文化生活服务支出的增量相比，其增量的绝对值都远远超出它们的水平。 只是1997年居民消费支出的边际增量增大幅度回落， 这可能与我国宏观经济全面紧缩的形势有关。
2.从生活消费支出的货币性和实物性两大不同性质消费支出的增量变化上看，也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才发生明显的变化。虽然80年代货币性消费与实物性消费的增量都有一定增长，但是货币性消费与实物性消费相比，增长并不明显，只是到了90年代，特别1992年以后，实物性消费的边际增量开始回落，1997年甚至出现边际负增长，为-4.99元， 而货币性消费的边际增量开始远远超过实物性消费了。由此可以推断， 80年代农村经济发展基本上属于“脱贫”阶段， 主要填补改革前被中国工业化建设挤压的居民基本生活消费部分。
3.农村居民消费支出除食品类支出边际增量增长外，住房类的增量增长最快。长期以来，由于制度因素及农民观念的影响，住房一直是农村居民首要的资产选择形式。住宅对农村居民来说，既是一种投资品，更是一种生活必需品。因而，伴随农村推广生产责任制和国家农村政策的变化，农民收入迅速提高，为改善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低水平的住房条件，农民首先大幅度增加住房支出。
二、农民居民消费支出的变化特点及对农村经济成长的影响
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国家开始改变对农村经济实行统购统支的控制政策，允许农村生产要素适当流动，我国农村居民扩张自己收入的冲动第一次找到了实现的途径，收入水平的提高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中一个相对独立的自变量。更重要的是，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自主权不断扩大，他们的市场地位明显地得到了改善，消费者主权意识正在形成。这从改革后农村居民消费格局的演变可明显看出。
从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变化上看，农村改革的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民非农业收入的提高明显有一个滞后期。80年代前期，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比较缓慢，由1978年的133.57 元仅增长到1985年的297.60元，到了80年代后期，才有较大增幅， 1990 年增加到686.31元。进入90年代，头两年的增幅又开始回落，呈缓慢增长态势，到了1993年以后，又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到1997年止， 已达到2090.13元。这说明，改革初，只是释放了受制于“三级所有、 以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下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还只表现为因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转换所带来的农业产量的增长，而农村非农业经济的发展还不太明显。因而，从农村居民消费的内容和性质，特别是从居民选择偏好的变化来判断，1985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在此之前可以称为消费的数量扩张阶段；以后可称为消费的质量充实阶段。
在数量扩张阶段，农村居民消费的基本特点是解决温饱问题，或者说是补偿改革前长期受到挤压的那部分消费需求。因此，这时期的消费支出结构只是在原有水平上进行平面型的数量扩张（见表1）， 即农村家庭生活消费总支出内各部分支出所占的比例份额在这时期间几乎保持不变，而且各部分支出增量的变化也大体上与生活消费总支出的边际增量保持同步。
表1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总量及构成
单位：元（人民币）
生活消费品支出
年份合计 食品 衣着 燃料 住房 用品及其它
(1) (2) (3) (4) (5) (6)
1978
112.9078.5914.74 8.28 3.67 7.62
97.3 67.7 12.7 7.1 3.2 6.6
1980
157.95
100.1919.99 9.6612.8015.31
97.4 61.8 12.3 6.0 7.9 9.4
1982
215.30
113.2024.7712.3622.5822.39
97.8 51.4 11.3 5.6 10.3 10.2
1983
242.81
147.2427.6513.4727.5626.89
97.8 59.3 11.1 5.4 11.1 10.9
1984
267.29
161.5228.3315.0432.1230.26
97.6 59.0 10.2 5.4 11.6 11.4
1985
308.35
183.3331.3418.1639.4636.06
97.1 57.8 9.9 5.7 12.4 11.3
文化生活 人均生活
年份服务支出 消费总支出
(7)
(8)
19783.16
116.00
2.7 100
19804.26
162.21
2.6 100
19824.93
220.23
2.2 100
19835.48
248.29
2.2 100
19846.53
273.80
2.4 100
19859.07
317.42
2.9 1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1991年）
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出现新的变化，主要是非农产业得到很大发展，而农业产量增长的优势明显减弱。农民温饱问题大部分解决后，农村消费出现第一代的“百元级”耐用消费品热，如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开始大量进入农民家庭。而且农民生活消费品支出和文化生活服务支出两部分在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构成比例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生活消费品支出的比例份额开始回落，而文化生活服务支出的比例份额开始回升。虽然幅度仍是十分缓慢，但这足以说明农民消费在满足基本生活消费后，正朝着更高档次、更高质量层次方向迈进。 到了90年代中期，农民消费已经稳步进入“千元级”阶段， 基本完成了对老四件（即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的购买需求和消费，正过渡到新四件（即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录音机）的消费阶段。同时农村的消费结构的升级趋势十分明显。食品、住宅等基本生活消费比重下降，而文化娱乐用品等提高生活质量方面的消费比重大幅度上升，1997年与1990年相比，前者分别下降了4.94和2.9个百分点， 而后者则上升了5.2个百分点。
农民消费支出不像改革前对农业具有很强依赖性，农业周期性波动并不影响农民消费支出，主要是因为农民收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农业因素，也可以这么说，农民消费支出正日益成为农民人力资本的函数。农民消费支出对农业生产的依赖性减弱，也意味着农民消费支出对农村经济反哺能力和拉动作用也正进一步削弱，表现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单一、消费热点过分偏重于几种耐用消费品，这对农村经济成长产生不利的影响，其主要表现是：（1 ）不利于农村经济整体实力水平的提高。农村经济没有根本改变“靠天吃饭”局面，自我推动能力差。居民饮食仍主要以为淀粉类为主，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在生活消费总支出所占比重在改革近20年间变化不大，仅由1978年的67.7%降为1997年的55.0%，而且并不是历史的最低水平。（2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仍继续维持着“偏好于吃”的状况。但在偏好吃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的消费习惯，这些攀比性消费、铺张浪费等不合理消费习惯、过分超出经济实际水平，不利于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的改善，影响着整个农村经济的生产性积累。（3）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地区性差距拉大。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地区性差距反过来进一步影响到农村经济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农村三大地带的消费支出差距主要不在于农村居民在食品、衣着方面的消费，而在于交通通讯、居住、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等方面，东部地区农民在这些方面的人均消费比西部高出1～2倍。（4）农村经济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自我吸纳能力弱， 已成为我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难题。目前，我国大量农村劳动力除一部分流向广大乡镇企业外，主要流向城市。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局面，一方面是历史造成的，但农业生产滞后发展也导致了农村经济自我哺育能力弱，限制了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和农业产业化形成。
三、扩大农村居民消费，促进农村经济成长
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对经济各部门的直接影响，即农民消费1 元钱将如何分配给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及各产业部门受农民消费直接影响程度，而且还会对各部门产出产生间接的或派生的影响。如农业部分为生产农民购买的农产品，会对农业部门本身及其他部门产生投入需求。当需要若干种子投入、化工部门提供农药、机械部门提供农业机械时，各部门为生产这些投入需求又会对其他产业部门产品产生需求。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农民收入不再象改革前一样独立运行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农民收入一度徘徊甚至倒退，导致了整个市场的疲软，说明农民收入对国民经济的关联性很大。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对GNP的直接贡献更是如此。80年代以来， 我国农民生活消费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了15 %以上的最终需求， 最高年份曾达34.5%。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战略举措。那么，怎样才能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呢？
第一，发挥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经济效应，从长期来讲，依靠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才是根本。特别是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国际经验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移始终是农村经济成长的一条主线。费景汉在比较了日本和印度的经验后指出，日本从本世纪初即以大力发展低技术和低资金构成的的制造业部门而初步完成了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历史任务，而印度从本世纪50年代起因过早地发展了高技术和高资金构成的重工业部门而延缓甚至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导致印度经济迟迟不能起飞。过多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不仅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而且也造成农民实际收入长期停滞不前。
从现期来说，农民负担过重是影响农民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农民消费支出的重要因素。因此，要确实贯彻中央政府颁布的各种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决定、管理条例以及各种政策，要规范各级政府和部门的行为，清理各种不合理摊派和集资，取消要求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
解决因农民消费不足而引起的社会需求短期不足问题还要进一步调整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改革以来，我国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增长速度并不慢，但很大程度上被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抵消了。以1984年的价格指数为100，1995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为343.7，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为311.7。所以， 国家在适当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同时要尽可能稳定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等）的价格。通过降低农资生产成本，国家对重要农资生产企业给予补贴、增加供给，并整顿主要农业生产资料流通秩序，加强对主要农资产品价格的监督等途径，切实稳定主要农资产品的价格，以保证农民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中切实得到好处。
第二，大力发展农村消费产业，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率，培育新的消费热点。
提高居民消费率，尤其要引导居民消费倾向。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农村居民消费率是逐年下降的，特别是进入90 年代后尤为突出， 已由1990年的85.2%下降到1997年的77.4%，而居民消费倾向更是如此，同期由0.58下降到0.28。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并不是因为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已基本上得到满足，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产品从价格到性能不能满足农村需求以及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偏差引起的。因此，要求企业加强农村市场营销的开发，使产品更符合农民消费者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农村市场的供销活动，引导农民消费。同时在农民收入允许的前提下，应增加农村生活消费的能源，普及家用电器的使用，以促进农村新的消费热点的培育。
第三，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环境，加强农村市场建设。
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并非把农村当作城市过剩商品的倾销地，把现有商品从城市简单地转移到农村去。而是要适应农村居民生活环境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使产品设计和功能定位符合农民需要和购买水平。因而要切实加强农村营销和售后服务工作，从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服务社会水平入手，多方面筹集资金，搞好供电、通水、交通、电视差转台等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好耐用消费品以及农机具的售后维修等方面的配套服务，为农民购买和使用工业品提供良好的条件。同时，发展与农民利益紧密相连的农村市场中介组织与流通组织，培育与发展农村市场体系，保证农产品顺畅流通和农民增产增收。
第四，逐步在农村推广消费信贷，并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虽然我国农村居民已基本上完成了新四件对旧四件的替代，但其总体消费规模还是有限的。如1997年，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的比率分别为27.32%、21.87%、8.49%；另以1996年为例，农村居民家庭购买2000～3000元商品一般需要积蓄1～2年。提高农村居民的耐用消费品购置水平，除大力发展城镇居民耐用消费品旧货市场外，主要可发展居民个人家庭消费信贷，引导农村居民把更多的手持现金用于对耐用消费品的购置。
农村居民现有储蓄率比较高、消费率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农村居民不享受社会保障，他们完全依靠家庭保障，因而绝大部分居民要为儿女上学、以后的养老及医疗等进行储蓄。这种保障制度滞后发展显然不利于农村居民消费经济效应的发挥。尽快建立和完善新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财产相结合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养老保险，是改变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率偏低局面的一个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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