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美新[1]2002年在《蔡京与宋徽宗朝之政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两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变局。在北宋后期徽宗朝，召蔡京四次入相。蔡京持其权以倾天下，借“绍述”之名，立“元佑党籍碑”，大残异己，呈一己之私。倡“丰亨豫大”之说，腐败朝政。君臣皆以戏弄权力为乐，终招致北宋覆亡、宋室南渡的惨局。本文通过探讨蔡京对徽宗朝政局的影响和蔡京与当时君臣的关系，来观察他所处的两宋交替之际内外政局的变动，以揭示北宋灭亡的原因和教训。
韩虹[2]2012年在《宋徽宗朝宰相群体研究》文中提出北宋政治史上最轰动的大事件莫过于熙丰变法，神宗皇帝与王安石做出了种种努力，想要摆脱北宋逐渐暴露的危机，然而遗憾的是，在宋神宗去世后变法的结果并没有保持下来。变法失败后，北宋历史陷入了党派斗争的政治漩涡中。徽宗即位，即是党派斗争的结果。宋徽宗在历史上是一个知名度较高的皇帝。不仅由于他在艺术上的极高天赋，更为重要的是，他与其子钦宗都成为亡国之君，在北方的荒凉之地结束余生。虽然北宋亡国是在钦宗时期，但是真正把北宋送入亡国深渊的，正是徽宗一朝。本文从研究徽宗朝宰相入手，对徽宗朝的宰相群体以及个人进行分析考察，力图揭示出宰相群体对徽宗朝的政治面貌以及北宋走向灭亡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本文除了绪论和结语外，正文部分共有叁章。第一章为元佑更化至徽宗即位的北宋政治概况。本章分两个部分论述了熙丰变法失败后出现的“元佑更化”以及“哲宗绍述”局面，并最终由徽宗入继大统，开启了徽宗朝的政治。第二章为徽宗朝宰相群体概况以及政局演变。本章分两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为徽宗朝宰相群体概况。首先将徽宗朝宰相用表格的形式列出，使之一目了然，并进行了总体的分析。其次从诸多方面对宰相群体做类型的考析，即按照不同的标准，将宰相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按阶段分、按任期长短分、按籍贯分、按为相年龄分、按照对外战争的不同态度分、因依附蔡京而升迁官职的宰相、因结交内侍而平步青云的宰相等等不同的类型；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宰相群体与徽宗朝的政局演变。主要阐述了宰相之间的权力角逐以及从权争中总结出来徽宗朝政局演变的特点。第叁章为徽宗朝宰相群体与腐朽政治的互动，分对内政治与对外政策两个部分。主要是将徽宗以及臣子（主要是宰相）与徽宗朝的内外政治进行互动考察。对内政治主要论述了对元佑党人的迫害、苛虐的经济举措以及徽宗君臣的奢靡生活；在对外政策中，主要列举了徽宗朝最为重大的两件对外战争事件，即西北开边和幽云开边。对外战争虽然有积极的一面，但终究由于其中出现的问题及政治的极端腐败招致了灭顶之灾。结语部分主要论述了徽宗朝的宰相之所以出现总体状态极差的原因以及宰相集团的总体堕落给北宋王朝带来的危害。
王德利[3]2013年在《太上皇与北宋靖康政局》文中提出金兵灭辽后，很快逼近开封，宋徽宗为了避敌卸责，遂内禅为太上皇，并仓惶南逃至江南地区。由于事出突然，宋徽宗并没有规划好退位后的权力分配等问题，不甘大权旁落，逃到江南后企图另立朝廷，东山再起；宋钦宗当然不会放弃好不容易得到的帝位，于是徽、钦二帝置内忧外患、北宋大厦将倾的局面而不顾，为皇权展开了明争暗斗，使靖康年间的混乱政局更是雪上加霜，最终父子二人双双做了亡国奴。太上皇对北宋晚期政局的影响较为复杂，有利有弊，但弊大于利。首先，宋徽宗退位，对缓和和调节当时的政治危机、国家危机起到了一定作用。其次，太上皇的南逃，给江南社会带来混乱。第叁，太上皇贪权恋位的各种小动作，给北宋的抗金斗争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第四，太上皇的存在，使北宋晚期本就动荡不安的国内政局更加混乱不堪。宋钦宗即位后，一直受到“太上皇”直接干涉和无形牵制的影响,这种皇权重迭现象,是造成宋钦宗平庸的原因之一。理论上，从皇权继承角度上看,太上皇可起到辅助新帝作用,使其有一熟悉理政的过程,易于控制政局。但作为太上皇的宋徽宗实际上却起到了相反作用。太上皇的出现，不仅没有消除宋代社会的各种矛盾,反而给统治者制造了更多的麻烦；不仅没有解决民族矛盾,反而削弱了自己抵御外辱的能力。太上皇的出现，加速了北宋王朝的灭亡。
范桢[4]2016年在《翟汝文与两宋之际的礼制改革》文中研究指明对有宋一代的判断,有发轫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有刘子健等学者提出的两宋变革说,都是在整体观察下的判断,本文是基于这类整体判断的个案研究,试图利用理论视野还原历史的复杂性、以丰富事实加深对艺术史和历史的感知。过去学界对靖康前后风云变幻二十年的研究,历来多关注它政治、军事,而较为忽视靖康之变对艺术、文化和思想状况的影响。翟汝文恰好生活在两宋之际的乱世,政治生涯横跨徽、钦、高叁朝,他逃过了金兵对开封的洗劫,却没有逃开不安政局对文人的倾轧。北宋末期隆礼作乐,翟汝文参与了《政和五礼新仪》编订和新成礼器制作,最后未入功臣之列;在南宋东逃西窜的初期,他坚持礼法尊卑,暂居参知政事,但很快被排挤。带着不满,翟汝文开始了辞官归隐的生活,崇道信佛、画像塑雕、注史编礼、教化乡人,似乎就是刘子健所说南宋及以后"道德保守主义"的代表。终宋一代,复古一直是宋代士人的理想追求,"叁代"在宋人眼中拥有特别的含义。当通过"考古发掘"古器、碑铭来考证叁代礼仪文字的金石之学兴起后,"叁代"概念被加强,"叁代"似乎成为一个切实可触摸的存在。除了文人学者,帝王开始利用古器宣示统治的强盛,宋徽宗成立议礼局、礼制局,改革礼乐制度、制作新成礼器,试图从礼仪上接续叁代正统。出入徽宗宫廷的道士魏汉津、林灵素等,也利用古器营造出来的叁代想象,附会道教中的相关概念,迎合宋徽宗"成一代盛典"的帝王意志。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翟汝文是实际的执行者,他不仅直接造成了徽宗朝礼仪活动的面貌,也被这些活动影响。本文以翟汝文的人生为脉络,分别叙述他在北宋礼制改革、南宋礼制重建中的角色,以及为官以外的精神生活,包括信仰、艺术和对家族的培养。通过对翟汝文人生的回顾,笔者发现:1、因为宋徽宗个人的好尚,北宋末年道教与儒家思想在宫廷中结合,又通过影响官员、文人而投射到民间。2、士大夫会随着政治变动、宦海沉浮而趋向保守,他的后代又会根据后世舆论来塑造、调整其个人形象。
王化雨[5]2017年在《蔡京去留与宋徽宗朝初年政治》文中研究指明元符叁年,徽宗即位,向太后垂帘听政。朝中的多股政治力量,围绕着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的去留问题,进行了反复博弈。最终,徽宗利用有利形势,采取巧妙策略,成功逐走蔡京,强化了自身的权力,也改变了政局走向。透过蔡京一事,可以对徽宗初年复杂的政治形势以及所谓"建中之政"的成因,形成更为深入的理解。
刘爱芳[6]2014年在《画学与徽宗朝的政治研究初探》文中研究指明画学是北宋徽宗崇宁兴学运动中首次建立的由国子监大学监管的中央绘画教育机构,是士人接受绘画艺能和提高文化道德素养的专业教育组织。无论是画学的兴废经过,学官及学生管理,抑或学生培养体系(包括教学内容、考试方法及评价标准),均是在徽宗朝绍述宋神宗熙宁、元丰新政的政治语境中形成和逐步更新完善的。徽宗朝的政治运作使得画学带有鲜明的官方政治及意识形态控制的色彩,画学也在此种境遇之下表现出集艺术和政治于一身的特征。同时,它与徽宗崇宁新政中的其他“新法”,如诗词音律、天文历算、医学等六艺之学甚至宗教相生相成,缔造了徽宗朝“盛世太平”的政治形象,在主观上共同支撑和促进着徽宗“绍述”和“自我作古”的政治理想。本文选取画学机构及其隐含的指导思想和教育原则为研究视角,同时结合宋徽宗的艺术嗜好及备受徽宗宠信和任用的以蔡京为首的新党推行的崇宁新政中其他诸项艺术“新法”的分析,论证在徽宗文人和帝王双重角色、蔡京集团执政等因素影响下的徽宗朝政治气象。
王曾瑜[7]2015年在《宋徽宗时的奸臣羣》文中认为欲较为细致和深入地论述宋徽宗在位时的贪腐黑暗政治,仅为宋徽宗个人画像肯定是不够的,而必须昼一张百丑图或羣魔图。百丑图或羣魔图中,除了宦官羣之外,另须有一批重要的奸臣羣等。除蔡京已有专门论述之外,本文主要介绍和敍述蔡攸、王黼、朱勔和高俅四个奸臣的事迹。着重説明,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中国历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的体制,当贪腐积累到极致,必然会从量变转向质变,国势如同到了雪崩的尽头,不偾不止。宋徽宗时的政治自然是典型之一。
杨小敏[8]2015年在《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文中认为有关蔡京、宋徽宗及北宋晚期政局,相对于整个北宋史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蔡京在徽宗朝四次任相,北宋很多政策的出台与推行,都与蔡京有关。之所以将蔡卞同列于选题,亦是考虑到蔡卞作为王安石思想的继承者在北宋晚期政治舞台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借助政治学、心理史学等方法,对哲宗、徽宗时代北宋政局的频繁波动、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揭示出政治生态环境与政治人物命运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本研究介绍了
张小花, 庆振轩[9]2018年在《曾布“建中之政”的失败与徽宗朝初期政局演变》文中认为宋徽宗执政初期的元符叁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0—1101)这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围绕着国策走向与权力分配,新旧两党与执政的各方势力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曾布作为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命运基本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政局演变。他与其弟曾肇的家书透露出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兄弟二人治国理念的差异,他们的分歧是当时各方势力博弈的缩影。曾布"建中靖国"政策的失败和蔡京的上台,不仅使北宋失去了扭转颓势和化解党争的最后机会,对北宋晚期的政治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也给整个南丰曾氏家族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李洪霞[10]2010年在《邹浩研究》文中指出邹浩(1060～1111),主要生活在北宋神宗至徽宗朝。元丰五年(1082)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历扬州、颍昌府教授,邹浩拒绝范纯仁属撰《乐语》的事迹,为后人所称颂。元符二年(1099)九月,哲宗亲擢为右正言。他性格耿直,敢于直言,所上章疏往往色正词严,深中时弊。因为屡次弹劾章敦，并上疏反对立刘后，被除名勒?抗苄轮荨;兆谑保?复右正言,迁左司谏、中书舍人,曾上疏《乞先恤公议而后谨独断》、《乞至诚始终纳谏疏》《请继述五朝善政》等,一度受到重用。后遭蔡京陷害,入元佑党籍。被除名勒停,昭州居住。邹浩一生为官时间并不长,主要是作为台谏官活跃在宋哲宗和宋徽宗时期的政坛上。但是,他敢于直言,反对立刘后;和章敦、蔡卞、蔡京等人展开的不懈的抗争，更是赢得了时人及后人的尊敬。但是邹浩的仕途也因此颇受压抑,尤其到徽宗朝,邹浩更是被纳入“元佑党籍”。邹浩关心教育事业,多次提出兴办学校。重视选拔人才,提出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主张对人才要赏罚分明、赏罚一致,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使人尽其才。对我们今天选拔任用和管理官员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邹浩一生交友广泛,与苏颂、吕嘉问等人交往密切,政见相似,仕途上相互帮助;与杨时多为学术上的交流与探讨;与陈瓘为患难之交,二人志趣相投,关系交好,政见相同而彼此欣赏。这些人在为官、人格、思想方面对邹浩影响颇深。
参考文献：
[1]. 蔡京与宋徽宗朝之政局[D]. 刘美新. 暨南大学. 2002
[2]. 宋徽宗朝宰相群体研究[D]. 韩虹.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3]. 太上皇与北宋靖康政局[D]. 王德利. 河南大学. 2013
[4]. 翟汝文与两宋之际的礼制改革[D]. 范桢. 浙江大学. 2016
[5]. 蔡京去留与宋徽宗朝初年政治[J]. 王化雨. 史林. 2017
[6]. 画学与徽宗朝的政治研究初探[D]. 刘爱芳. 浙江大学. 2014
[7]. 宋徽宗时的奸臣羣[J]. 王曾瑜. 中华文史论丛. 2015
[8]. 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J]. 杨小敏.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5
[9]. 曾布“建中之政”的失败与徽宗朝初期政局演变[J]. 张小花, 庆振轩.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10]. 邹浩研究[D]. 李洪霞. 河北大学.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