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汉论体文的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汉论文,论体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11）02-0035-07
一、西汉论体文的界定
论体文是中国古代散文文体中的一种。这里所说的文体，是指“文学体裁或文学类型”。① 论体文一般是指以“论”题篇、以辨明事理为主要内容的议论性散文。
西汉散文在前代散文发展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成就，杨慎说：“汉兴，文章有数等，蒯通、隋何、陆贾、郦生游说之文宗战国，贾山、贾谊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韩，司马相如、东方朔谲谏之文宗楚词，董仲舒、匡衡、刘向、扬雄说理之文宗经传，李寻、京房术数之文宗谶纬，司马迁记事之文宗春秋。呜呼，盛矣。”② 西汉散文的成就由此可见一斑。但西汉作家对散文的文体界限并不明晰。终两汉时期还没有出现“文体”一词。“文体”一词的出现，则是魏晋以后的事。梁代萧子显说：“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区判文体。”③ “仲治之区判文体”是指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体的分类，这大概是较早出现的“文体”一词。尽管西汉还没有出现“文体”这一明确的概念，但西汉散文文体的种类却已经相当丰富，后世散文中常见的文体在西汉的散文中基本能找到。唐代柳宗元的《柳宗直西汉文类序》说：“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以文观之，则赋、颂、诗、歌、书、奏、诏、策、辩、论之辞毕具。以语观之，则右史纪言，《尚书》、《国语》、《战国策》成败兴废之说大备，无不苞也。噫！是可以为学者端耶。”④ 柳宗元把西汉文体区分为赋、颂、诗、歌、书、奏、诏、策、辩、论十种，归纳不是十分全面。明代梅鼎祚编有《西汉文纪》一书，经他搜集整理的西汉散文涉及的文体就有二十多种，分别是书、谕、诏、令、誓、奏、铭、策、议、疏、论、制、序、檄、难、颂、戒、箴、传、诔等，他的归纳相对比较全面。清代刘熙载说“西汉文无体不备。”⑤ 由此可见西汉散文文体之盛。
在西汉散文的诸多文体中，论体是西汉散文文体中的独具特色的、成就很高的文体之一。从表现形式来看，西汉的论体文通常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单篇的形式出现的论体文，另一种则是出现在专题论著中的论体文。西汉的单篇论体文数量不多，但却极具特色，对西汉以后论体文的创作影响深远。现存的西汉单篇论体文主要有：贾谊的《过秦论》、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王褒的《四子讲德论》、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刘歆的《新序论》等数篇。据史书记载，司马相如撰有《荆轲论》五篇，许商撰有《五行论历》⑥，司马迁有《素王妙论》⑦，这些也应属于单篇论体文，惜这些文章都已失传。
所谓专题论著指的就是诸子著作，或者称子书。诸子著作的书名有的直接以“论”题篇，如桓宽的《盐铁论》六十篇，无名氏的《黄帝诸子论阴阳》二十五卷、《诸王子论阴阳》二十五卷、《三典阴阳谈论》二十七卷，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⑧ 等。而更多数的诸子著作书名则没有以“论”题篇，只是其中篇目以“论”题篇，如《淮南子》中有一篇是以“论”标题的，即第十三卷《氾论训》；《盐铁论》中有七篇也是以“论”题篇的，它们分别是：《论儒》、《论勇》、《论功》、《论邹》、《论灾》、《大论》、《杂论》。显然，诸子著作中这些以“论”题篇的文章应属于论体文。
而对于那些没有以“论”题篇的文章，无论是单篇文章还是专题论著，是否归入论体文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单篇文章如贾谊的《过秦论》最初就不是以“论”题篇，它被收入《新书》中已分为三篇，其标题分别是《过秦上》、《过秦中》、《过秦下》，标题中并没有“论”字，其分为上、中、下三篇也很可能是后人所为。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在引用贾谊的《过秦》时，都未出现“论”这个字。“论”字出现在《过秦》的标题中，是在魏晋时期。曹丕《典论》曰：“余观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滞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⑨ 陈寿《三国志·吴书》载“权尝问：‘书传篇赋，何者为美？’泽欲讽喻以明治乱，因对贾谊《过秦论》最善，权览读焉。”⑩ 所以，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云：“贾谊《过秦》，盖《贾子》之篇目也，因陆机《辨亡》之论，规仿《过秦》，遂援左思‘著论准《过秦》’之说，而标体为论。”(11) 显然，《过秦论》中的“论”是后世加上去的。像贾谊的《过秦》这种本属于“论”体却未以“论”标题的文章，在西汉的散文中应该是较为普遍的。又如蒯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颜师古说：“隽，肥肉也。永，长也。言其所论甘美，而义深长也。”(12) 因此，《隽永》也是属于论体而未标题为“论”。贾山的《至言》和贾谊的《过秦》都是借秦为谕，应该归属于论体文，但篇目中也未出现“论”字。
专题论著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刘勰《文心雕龙·诸子》曰：“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逮及七国力政，俊
蜂起。……并飞辨以驰术，餍禄而馀荣矣。”(13)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曰：“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14) 由此可见，诸子著作的基本特点是“立说”、“飞辨”、“入道见志”。而“立说”、“飞辨”、“入道见志”是离不开“析理”的，而这正是“论”体文的特点。曹丕《典论·论文》说：“书论宜理。”陆机《文赋》说：“论精微而朗畅。”刘勰《文心雕龙·论说》曰：“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萧统《文选序》说：“论则析理精微。”这些批评家都不约而同地指出论体文的根本属性就是“析理”，“析理”就是为了“立说”、“飞辨”、“入道见志”。可见，“以立意为宗”、“入道见志”的诸子著作与以“析理精微”的论体文具有某种相通的属性。因此，诸子著作中的相当部分也应属于论体文。
但刘勰在论述文体时是把“诸子”做为一种独立文体来看待的，并使它和“论体”区别开来。《文心雕龙·诸子》曰：“若夫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扬雄《法言》，刘向《说苑》，王符《潜夫》，崔寔《政论》，仲长《昌言》，杜夷《幽求》，或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何者？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实际上，“博明万事”的“子”与“适辨一理”的“论”不存在根本的差别，“子”中亦有“适辨一理”的“论”，我们不能因为诸子的“蔓延杂说”，篇幅较长而把它与“论”勉强分割。显然，刘勰把“诸子”列为一种文体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因此，后世的批评家在进行文体分类时也就不再把“诸子”视为一种文体了。刘永济先生说：“诸子者，六艺之支流，文章之渊薮也。而昭明选文，乃谓老、庄、管、孟之流，不以能文为本，略而弗录。是盖不知文之涵义，有非纯取藻绩者矣。”(15) 诸子是文章文体的渊源，后来的各种文体许多是从诸子发展而来，诸子不是一种独立的文体，论体文也源自诸子。所以昭明选文着眼于文体，已把“诸子”排除在文体之外也是理所当然。
二、借秦为谕与史论文的创作
西汉前期，战祸刚息，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汉书·武帝纪》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16) “拨乱反正、务在养民”便是摆在统治者面前的首要课题，要“拨乱反正”，就必须解决秦何以亡的问题，要“养民”，就必须解决汉何以治的问题。
较早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便是陆贾。《汉书·陆贾传》记载，“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有惭色，谓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17) 陆贾向汉高祖的建议表现了一个谋略家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他所写著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得到了汉高祖的高度赞赏。刘勰说“汉室陆贾，首发奇采”，(18) 明代归有光说陆贾《新语》“卓识宏议，为汉儒首唱”。(19)。可以说，陆贾是汉初第一个写作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主题的散文作家。
陆贾所著《新语》，其基本主题就是“论秦、汉之失得，古今之成败。”(20) 陆贾著论的成功启发了汉初文人士大夫，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参政、著论的热情。而“借秦谕汉”这一史论体裁也就成为著论的一个基本主题。据史书记载，贾山也善“言治乱之道，借秦为谕”，著书名曰《至言》。“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张释之也擅长“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汉所以兴者。文帝称善，拜释之为谒者仆射。”邹阳也善“引秦为谕，因道胡、越、齐、赵、淮南之难，然后乃致其意。”(21) 宋代洪迈曾列举二十二位西汉作家论述“借秦为谕”内容的文章，并说“凡汉人之论秦恶者如此。”(22) 由此可见西汉一代人们对秦之速亡的触动之深，因此总结有关“秦亡”的历史经验也就成为当时现实政治的一种需要，史论文的创作也因此繁盛起来。
在这一系列总结历史经验的文章中，最有成就的当属贾谊的《过秦论》。此论一出，即确立其在史论文体中的经典地位。(23) 宋代王炎《松窗丑镜序》曰：“西汉以文名世者自贾谊始，政事一疏，《过秦》一论，鵩鸟一赋，笔力顿挫卓诡，此天下杰作也。”(24) 王十朋《杂说》曰：“贾谊《过秦论》，班固《公孙弘赞》，韩退之《进学解》，真文中之杰也。”(25) 吴曾祺说：“贾生之《过秦论》三篇，世之学为论者祖焉。”(26)清代冯班说：“《过秦论》，论之首也。”(27) 以致后世出现了许多“效过秦”、“拟过秦”、“追过秦”的作品。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28) 《文心雕龙·论说》曰：“至如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左思《咏史诗》曰：“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29) 张嵲《遣兴》曰：“少年豪纵志凌云，著论将期拟《过秦》。”(30) 杨万里《送子上弟之石井》：“作赋拟三都，著论追过秦。”(31)
贾谊的《过秦论》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它对于历史的深刻总结。《过秦论》是一篇著名的史论散文，“过秦”即言秦之过失，其主旨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异势也。”贾谊认为攻打天下和治理天下方法不同，要用权谋以攻，用仁义以守，才能达到目标。这一观点和陆贾“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32) 的“逆取顺守”之说基本一致。贾谊的话说得更加充分，(33) 体现出贾谊对于历史的远见卓识。历代史学家对贾谊的《过秦论》之所以赞不绝口也正因为此。司马迁把《过秦论》引入《史记》作为《秦始皇本纪》的传赞，并称赞“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34) 班固《汉书·贾谊传》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35) 唐代刘知几《史通·载文第十六》曰：“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36) 清代赵翼说：“贾谊《过秦论》，大指谓秦尚法律，不施仁义，以至一夫作难，天下土崩。史迁用之《秦本纪》后，最为切当。”(37) 王懋公曰：“若贾谊《过秦》入于《史记》，《治安》载于《汉书》，皆经济文章，堪为论策弁冕。”(38)
二是由于它出色的文学感染力。作者非常善于运用文学的艺术技巧来增强其感染力。首先是善于运用对比。《过秦论上》先极言秦先世之强，再极言秦之威烈，极言秦亡之易，然后以陈涉与六国形势反覆比较，自然引出文章主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鲜明的对比造成了极大的反差，带给读者的是强烈的震撼。其次是富有气势。贾谊受战国时期纵横家文风影响，又擅长西汉辞赋的创作，善于蓄势、造势，因此其作品表现出雄健激昂的气势，其《过秦论》表现得尤为突出。陈衍《石遗室论文》曰：“论辨一类，古今以贾谊《过秦论》称首。……三篇枢纽合在首篇末二句，则合三篇为一篇。气势尤觉雄骏，血脉尤觉贯注。”(39)
三、总结学术与文论的创作
对学术思想加以评述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庄子·天下》篇应是最早对当时学术思想进行批评的文章。《荀子》有《非十二子》、《解蔽》、《天论》三篇也都对当时学术进行了评述。但《庄子》、《荀子》对各家学术思想的评述并不十分严谨。
西汉初期承战国余绪，各派学术思想盛行。清代洪颐煊《读书丛录·汉初杂学》载：“《武帝纪》，建元元年，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颐煊案，《陈平传》，治黄帝、老子之术。《田叔传》，学黄、老术于乐钜公。《张欧传》，孝文时，以治刑名事太子。《晁错传》，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与洛阳宋孟及刘带同师。……《儒林传序》，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及窦太后崩后，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而杂学始废。”(40) 到西汉中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学术界一尊的局面逐渐形成。那么对前代学术的总结就显得十分必要。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所谓“论六家要指”，即论六家之大要。司马谈把先秦以来主要的学术思想归纳为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道，并引用《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来说明其共同的政治理想是“务为治”，他们的终极追求是相同的，都希望天下大治，所不同的是“直所从言之异路”，即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途经和方式有别。接着，作者对六家实现其“为治”理想的途径和方式进行评述，指出它们各有利弊。作者对阴阳、儒、墨、名、法五家都一一指出了他们的利、弊，唯有对道家充分分析了它的利，而没有指出它的弊。作者认为，道家优越性有二：一是“澹足万物”，没有过度的私欲；二是它的方法正确，能“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像海纳百川一样兼容并蓄，取彼之强，补己之短。由此可见作者对道家学术的肯定和赞扬。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是对先秦以来直至西汉前期各种学术思想的一个总结，他以“六家”来归纳概括众多的学术流派，较之庄、荀要更加科学而合理。梁启超说：“庄荀以下论列诸子，皆对一人或其学风相同之二三人以立言，其櫽括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用科学的分类法，厘为若干派，而比较评骘，自司马谈始也……谈所分六家，虽不敢谓为绝对的正当，然以此櫽括先秦思想界之流别，大概可以包摄。”(41) 自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之后，刘歆“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42) 其中《诸子略》在司马谈的六家之上增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梁启超说：“彼为目录学上著录方便计，原未始不可，若纯以学术上分类之轨则，则殊觉不伦。”(43) 可见，刘歆、班固在这一点上并没能超越司马谈。
四、士不遇与讽论的创作
曾巩说：“自古以来天下之士不遇者多矣。”(44) 而抒写“士不遇”也就成为古代文学的一个基本主题。故司马迁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45) 司马迁所列的这些圣贤发愤之作都创作于先秦时代，它们虽不全是抒写“士不遇”的内容，却是圣贤处于不遇的困境中完成的，不遇是这些贤哲完成巨著的强大动力。
到了西汉，创作士不遇题材的作品开始大量出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战国时代，“诸侯各擅其土地，士不遇于齐则之楚之魏，无不可者，非一国所能专制也。故士于斯时有不为臣之义，时君苟无尊德乐道之诚心，不足与有为，则虽欲亟见之且不可得，况得而召之乎！”(46) 所以，“一般游士是很受时君世主的尊重优待的。‘诸侯卿相，皆争养士’。那时士的地位非常之高。至于士不得志以致像屈原那样遭到放逐的事，是很少见的。”“自秦朝统一天下，士的地位陡然下降，于是很多人感到不满，‘入则腹诽，出则巷议’。而有些人刚一发泄牢骚便被坑杀，连《离骚》那样的作品也没留下。到了汉代，士的地位虽然没有多少提高，但汉法究竟比秦宽大，允许士发牢骚，于是便陆续出现了一些骚体之赋。”(47)
从文体的角度来说，抒写士不遇主题的大多采取赋体的形式，最典型的就是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模拟此作的有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此后这类作品代有出现，如东晋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宋代周紫芝的《感士不遇后赋》、明代伍瑞隆的《惜士不遇赋》(48) 等等。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严忌的《哀时命》、扬雄的《逐贫赋》等虽未题篇为“士不遇”，但实为“士不遇赋”。
抒写士不遇内容的西汉散文除了采用赋体的形式外，也有采用其他的文体形式，如东方朔的《答客难》属于“对问”体，扬雄的《解嘲》《解难》属于“解”体。后世模拟这类文体的作品非常之多，“班固《宾戏》，崔骃《达旨》，崔寔《答议》，蔡邕《释诲》，陈琳《应议》皆出于《客难》而作。”(49)
作为抒写士不遇内容的论体文，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是很独特的一篇，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其选择的“论体”这种文体形式。刘勰说：“述经叙理曰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50) 也就是说，论体是一种说理性的文体，而东方朔却用它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的确是一个独创。《非有先生论》中的非有先生和司马相如赋中的子虚、乌有先生一样同属作者的虚构。文章写非有先生和吴王的对话，中心主题是表达有志之士的进谏之难和君主的纳谏之难，四个“谈何容易”反复出现，贯穿于文章的始终，突出了文章的主题，它既表达出对君主的强烈不满，有对君主劝谏和讽刺之意，也寄寓了一种很深的士不遇伤感。非有先生实是作者的借词，作者只不过借他来抒发自己之牢骚。但文章的意义是它已超越了东方朔个人不遇的界限，表达出了西汉社会君臣遇合的普遍问题。
从文体的角度看，《非有先生论》应属于论体，它最早出现在班固的《汉书》中即题篇为《非有先生之论》，班固明确视它为论体。此后的《文选》、《艺文类聚》、《西汉文纪》、《文章辨体汇选》等类书皆以论体收入。但也有把这篇文章归属于传而称之为《非有先生传》，如任昉的《文章缘起》说：“传，汉东方朔作《非有先生传》。”(51) 清代顾炎武的《日知录论文》也说：“梁任昉《文章缘起》言传始于东方朔作《非有先生传》，是以寓言而谓之传。”(52) 考虑到任昉的《文章缘起》早已亡佚，现存的《文章缘起》是后人所补，其中存在不少错漏，因而它的准确性值得怀疑。顾炎武是就文章内容上的特点而说的，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其“论”的文体属性。实际上《非有先生论》也有赋的特性，郭预衡先生说它“也是文体之赋，虽命篇为‘论’，其实与赋同类。”(53) 但我们不能说它就是赋。明代贺复征的《文章辨体汇选》把论体文分为八类，“一曰理论，二曰政论，三曰经论，四曰史论（有评议述赞二体），五曰文论，六曰讽论，七曰寓论，八曰设论。”(54) 依此说，《非有先生论》似应归入讽论更为合理。
和《非有先生论》类似的还有王褒的《四子讲德论》。《四子讲德论》仿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而作。四子者即微斯文学、虚仪夫子、浮游先生和陈丘子四人，文章写他们四人之间的对话。虚仪夫子“专精趋学”“而久怀宝”，“欲显名号，建功业”却“无介绍之道”，不遇于时，与微斯文学游于西州。浮游先生和陈丘子晓之以天下治平，“今圣主冠道德，履纯仁，被六艺，佩礼文，屡下明诏，举贤良，求术士，招异伦，拔骏茂。”贤人士子应“推而咏之，扬君德美”，(55) 规讽劝谏之意非常明显。所以张溥说王褒之文“意主规讽”。胡樸安《读汉文记》说：“《非有先生论》亦设为问答，王子渊《四子讲德论》效之，其体遂卑。”(56)
五、文人议政与政论文的创作
西汉后期，社会危机加深，矛盾加重，统治者调整汉武帝以来的一系列统治政策势在必行。为此，朝廷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西汉后期的经济政策，即“盐铁”问题。“盐铁”问题的基本内容就是如何处理“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57) 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代表政府的丞相、御史和代表民间的贤良、文学展开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辩论。《盐铁论》就是这次大辩论的直接成果。
《盐铁论》的成书是在汉宣帝年间。此时汉宣帝依然延续武帝时期的施政措施。宣帝表面上奉行儒家的治国方略，实质却是儒霸杂用。“霸王道杂用”实质上还是重法轻儒。《盐铁论》成书于“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58) 的宣帝朝，但它带有明显的黜法崇儒、复兴儒学的思想倾向。全书共分六十篇，除最后一篇《杂论》是作者的评论外，其他全是丞相、御史和贤良、文学的论辩。每当论辩双方出现激烈交锋、互相说服不了对方时，文中常常以“大夫缪然不言，盖贤良长叹息焉”、“御史默不对”、“御史默不答”、“大夫不说，作色，不应也”、“大夫默然”等这样的方式结束辩论，这些明确表达出作者对贤良、文学立场、观点的同情与肯定。这种情感也体现在全书的最后一篇《杂论》中，作者在总结论辩双方的辩论时说：“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万生之伦六十余人，咸聚阙庭，舒六艺之讽，论太平之原。智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陈其词。訚訚焉，侃侃焉，虽未能详备，斯可略观矣……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广可以附远；知权利可以广用，而不知稼穑可以富国也……而务畜利长威，岂不谬哉！”(59) 这也就是历代书目为什么列《盐铁论》于儒家之原因。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说：“所论虽食货之事，而言皆述先王，称六经，故诸史列之儒家。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改隶《史部·食货类》中，循名而失其实矣。”(60) 《盐铁论》的基本议题是“盐铁、酒榷、均输”，但全书所论及的问题却不仅仅是“盐铁、酒榷、均输”，围绕盐铁议题，论辩双方探讨了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一是力本，二是富民，三是兴教化。《盐铁论》的出现，代表着西汉后期儒学复兴的开始。《盐铁论》中有一篇即题为《复古》，“复古”即恢复古道，也就是文学所说的“辅明主以仁义，修润洪业之道”、“议五帝、三王之道，《六艺》之风”。(61) 《复古》篇揭示了双方辩论的实质是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显然，贤良、文学是以传统的儒家理论为依据来反击丞相、御史的，又把复兴传统的儒家思想作为实现天下治平的理论依据。从中我们看到贤良、文学参政议政热情的高涨。
总之，西汉论体文的主题已十分广泛，它涉及西汉社会的方方面面，并随着西汉社会的发展进程而不断演变。聂石樵先生说：“西汉学术思想之演变，可分三个时期。前期行黄老刑名之学；中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所尊之儒术，即以儒学为主，刑名学为辅之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后期行纯儒学，所谓纯儒学，即西周所行之以温柔敦厚之《诗》学为核心的儒家学说。”(62) 西汉论体文的主题之变化实与西汉学术思想之演变密切相关。大体来说，西汉前期“行黄老刑名之学”，思想相对自由开放，少拘谨束缚，因此，这个时期的论体文创作出现了大量富有批判精神的文章，最典型的就是总结秦朝速亡教训的史论和总结先秦学术思想的文论。西汉中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汉书·儒林传赞》）但儒生步入仕途、进身上层并不是一条坦途，因此，表现“士不遇”的讽论成为这个时期论体文的基本主题。西汉后期“行纯儒学”，思想界要求改变“以霸、王道杂之”而代之以“纯任德教”，表现出复古的倾向，这个时期儒学地位得以提高，文人积极参政、议政，政论杰作《盐铁论》即是受到了这种思潮影响的结果。
从文体发展的角度来看，论体至西汉才真正进入成熟期。表现在：一是后人常把论体的源头追溯到西汉。梁任昉认为论体始于西汉王褒的《四子讲德论》。(63) 如果从纯文学的角度看，也许不无道理。所以胡朴安先生说：“文章体裁至西京备矣，彦昇言之最详。……彦昇谓论始於《四子讲德》。彦和《文心雕龙》则云：‘庄周《齐物》，以论为名。’此彦和之失。……彦昇著《文章缘起》，取《四子讲德论》，识见过於彦和远矣。”(64) 二是西汉已经有对论体文文体特征的理论探讨，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要略》中说：“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65) 这里的“书论”即是论体的一种，刘安把论体的特征归纳为“理”，的确是真知灼见，这也是最早对论体文的文体特征进行理论归纳。三是西汉论体文已成为后世论体文创作的典范。西汉之后出现大量的“效过秦”、“拟过秦”、“追过秦”作品，即充分表明了西汉论体文在论体散文中的地位。
［收稿日期］2010－11－09
注释：
① 郭英德：《前言》，《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② 杨慎：《汉文》，《升庵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0册，第369页。
③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2年，第907页。
④ 柳宗元：《柳宗直西汉文类序》，《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09页。
⑤ 刘熙载：《艺概·文概》，《历代文话》第六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546页。
⑥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1，3604页。
⑦ 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7册，第65页。
⑧ 班固：《汉书》，第1727，1767，1950页。
⑨ 李昉：《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8册，第485页。
⑩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49页。
(11)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1页。
(12) 班固：《汉书》，第2167页。
(13) 刘勰：《文心雕龙·诸子》，《文心雕龙解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32页。
(14) 《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769页。
(15) 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3－65页。
(16) 班固：《汉书》，第212页。
(17) 班固：《汉书》，第2113页。
(18)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文心雕龙解说》，第927页。
(19) 归有光：《诸子彙函·云阳子》卷十四，《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97页。
(20) 都穆：《新语后记》，《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95页。
(21) 班固：《汉书》，第2327，2307，2338页。
(22) 洪迈：《秦隋之恶》，《容斋随笔·续笔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1册，第439—440页。
(23) 吴承学：《〈过秦论〉：一个文学经典的形成》，《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24) 王炎：《松窗丑镜序》，《双溪类稿》卷二十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册，第721页。
(25) 王十朋：《杂说》，《双溪类稿》卷二十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1册，第288页。
(26) 吴曾祺：《涵芬楼文谈附录》，《历代文话》第七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632页。
(27) 冯班：《钝吟杂录》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6册，第577页。
(28) 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0页。
(29) 左思：《咏史诗八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32页。
(30) 张嵲：《紫微集》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1册，第400页。
(31) 杨万里：《诚斋集》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0册，第68页。
(32) 班固：《汉书》，第2113页。
(33)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36页。
(34)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76页。
(35) 班固：《汉书》，第2265页。
(36) 刘知几：《史通·载文第十六》，《史通》，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8页。
(37) 赵翼：《过秦论三处引用》，《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页。
(38) 王之绩：《铁立文起后编卷之五》，《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93页。
(39) 陈衍：《石遗室论文》，《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688页。
(40) 洪颐煊：《读书丛录·汉初杂学》，《丛书集成新编》，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册，第695页。
(41) 冯天瑜：《中国学术流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3页。
(42) 班固：《汉书》，第1701页。
(43) 冯天瑜：《中国学术流变》，第347页。
(44) 曾巩：《拟辞免修五朝国史状》，《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91页。
(45) 司马迁：《史记》，第3300页。
(46) 杨时：《龟山集》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5册，第173页。
(47)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第209页。
(48) 《御定历代赋汇》外集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5册，第173页。
(49) 洪迈：《容斋随笔》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2册，第373页。
(50) 刘勰：《文心雕龙·论说》，《文心雕龙解说》，第360页。
(51) 陈懋仁：《文章缘起注》，《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32页。
(52) 顾炎武：《日知录论文》，《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42页。
(53)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第225页。
(54) 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06册，第699页。
(55) 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62页。
(56) 胡樸安：《读汉文记》，《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069页。
(57) 王贞珉：《盐铁论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1页。
(58) 班固：《汉书》，第277页。
(59) 王贞珉：《盐铁论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522页。
(60) 《四库全书总目》，第771页。
(61) 王贞珉：《盐铁论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62) 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03页。
(63) 陈懋仁：《文章缘起注》，《历代文话》，第2525页。
(64) 胡朴安：《读汉文记》，《历代文话》，第9077页。
(65) 刘安：《淮南子·要略》，《淮南子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10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