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古典文学研究“与国际接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典文学论文,也谈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国际大背景与学术小环境
全球化的汹汹浪潮，正在冲击着中国社会的传统壁垒。中国学者应该以开放的心态与海纳百川的气度，坦然面对这一国际浪潮。但问题在于当前的国际文化交流基本上是单向的、片面的。照我的理解，“地球村”里各种文化的交流融汇与经济的全球化是有所不同的，它不应该是某种“强势文化”趁其经济和科技的优势来“化”掉其他种类和形态的文化（事实上这一点是不可能做到的，我始终坚信任何一种优秀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决不会被别人“化”掉），形成其一统天下，而应该是各种文化加强交流与对话，互相取长补短，造就全球良好的、健康的和平衡的文化生态环境，形成百花争艳、多元共存的全球文化发展大格局。可目前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不是国际大家庭各成员共谋发展，而是强势文化的推行者单向地来“化”别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全球化”及其语境中的文化霸权已经形成，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的文化正在风靡全球，挤压、侵占或支配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市场。不管学者们讨论中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是否成立，国际大家庭的大部分成员可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这种文化霸权的压力。
面对这种国际文化霸权的压力，我国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们近年来作出了程度不同的回应。在这一片回应声中，便有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界的一些同行仿照其他行业、其他领域而提出的“与国际接轨”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使得我们这个近年已经渐趋边缘化的领域一下子热闹起来、时髦起来。君不见，在这个口号出来之后，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界新名词、新术语、新观念、新方法和新理论增多了，真是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与此同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研究成果的文字表述却趋于单一化和程式化，同行们所发表的论文、所出版的著作全都千篇一律和千部一式地有了据说是国际统一的体例与格式：先是中英文篇名、中英文提要（限300字以内）、中英文关键词，接着是正文、脚注、尾注，最后是引用书目、参考文献……不一而足（据说国际上就是这么规定的）。本人一向认为，文学既然是一种审美形态，文学研究就应该主要是一种审美的研究，相应地，研究文章和专著应该自具特色，写得生动活泼、多姿多彩，并且文字优美，可读性强。可如今不是这样，展眼望去，当今的许多文学研究论文和书籍已经不像是各具特色的精神产品，而更像是由现代化工厂里的流水线上大批量生产出来的类型化商品，每一件的配料都一样，每一件上都贴着统一的标签，每一件都进行了统一的包装。有人比之为那满街的“麦当劳”，我看也真像。
我希望我的这些话不会被误解成是反对与国际接轨。与国际接轨，是势在必行、而且实际上早就有人提倡和推行的一件事。现在的问题是，如上所述的：赶时髦的、单向的和流于形式的学习外国，将“土特产”换上“洋包装”，乃至事事“照葫芦画瓢”，向人家“看齐”，这就叫“与国际接轨”吗？面对以上情景，古典文学同行们赞同者有之，非议者有之，困惑者有之。总的情况是对这种现状完全赞同者少，而非议与困惑者多。不少学友和同行问我对此“有何高见”。我本人也正处在观察和思考之中，尚未形成十分成熟的观点和意见。但当今信息社会，形势十分逼人，容不得学者长时间地闭门思索，我只好将自己并不高明的一得之见发表出来，供切磋讨论之用。
二 新口号与旧事业
“与国际接轨”是近年才出现的一个新口号，但如果通过回溯学术史而究其实的话，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与国际接轨”（确切一点说，应该叫“与国际对话和交流”）乃是自20世纪初就不断有人在提倡、在探索、在推进的一项事业，它已经历时百年之久了。提起这个话题，我首先就想到了学贯中西、精通好几门外文并从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与国际接上了轨的老一辈学者钱锺书先生。他是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国际接轨”这项事业的一位先行者与示范者，因而是最有资格谈论这个话题的一位学者。从他的一些言论和主张来看，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实现与国际接轨，其精髓和要义乃在于研究者要具有自觉的现代性的意识，其具体途径则是借助国际上先进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实现这个专业从为古典而古典的传统“国学”向现代人文学科的转型，并阐发出我国古典的东西里的现实意义，以贡献给现代的中国和世界。在这个问题上，钱锺书先生早就有过明确而精到的论述，他说：“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里的现实意义。”（《人生边上的边上·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据我有限的见闻，这是老一辈古典文学专家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现代性问题。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若干年以前那个闭关锁国的中国，而是国际大家庭里重要的一员，因此，“现代”的必然是世界的，“与国际接轨”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个问题上，钱锺书先生曾用自己的语言表述道：“‘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个世界，因为你绝没有办法走出这个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人生边上的边上·〈走向世界〉序》）钱先生所说的“走向世界”，其含义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与国际接轨”。
但是，“走向世界”或“与国际接轨”的口号在语义上容易使人产生一种单向的和被动的理解，认为这似乎是要我们片面地、被动地学习和吸收人家的东西，或一厢情愿地向人家推介我们的东西。实际上，中国、外国互为“国际”，东方、西方共同组成“世界”，从来的国际交流都是双向互动的关系，而决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单向和片面的。“与国际接轨”也应作如是观。钱锺书先生正是洞悉此中的道理，所以他在赞同“走向世界”提法的同时，补充论证道：“中国‘走向世界’，也可以说是‘世界走向中国’。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闭关自守’，‘门户开放’，那种简洁利落的公式语言很便于记忆，作为标题或标语，又凑手，又容易上口。但是，历史过程似乎不为历史编写者的方便着想，不肯直截了当地、按部就班地推进……”（同上引）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证明了钱先生这些论断的正确性，例子毋庸一一列举了。
通过对钱锺书先生这个“个案”的介绍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与国际接轨”这个人文科学的历史命题，在老一辈学者那里是一个已经从理论上解决了的问题。在实践上，从上个世纪初王国维等人开始，到钱锺书等人，一批学贯中西的古典文学大师，一方面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一方面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使外部世界增加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吸收。他们的理论和实践证明，所谓“与国际接轨”，是一项已经有历史有规模有成就的事业。那么为什么在20、21世纪之交还有“与国际接轨”的主张提出来，一似我们中国从前根本没有与国际接过轨呢？
我想此中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古典文学同行们受到了如上所说的“全球化”国际大趋势的压力，而思有以应对；二是我们的理论、方法与人家相比还不够先进，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尚未完成，而思向人家看齐。作为当代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的一员，我对这两点感同身受。因此我对“与国际接轨”这个口号的提出表示理解，并从大的原则上表示赞成。但这个口号比较模糊和抽象，对于我们要接什么样的轨，从哪儿接起，以及接轨的目的是什么，人们似乎还没有进行过专门和系统的讨论。这就容易滋生误解和混乱。鉴于这种情况和如上所说的国际大背景，我主张对这个口号的目的、所指范围与具体内容要做论证，具体实施时要持慎重态度，而不能盲目跟风。
简而言之，古典文学研究与国际接轨，如果指的是进一步加强与国际人文科学界特别是与国际汉学界（主要指日本、韩国、欧洲与北美等地的中国文化研究机构和专家们）的沟通、交流、对话与合作，则我不但赞成，而且要身体力行，以使我们传统文化里优秀的东西更多更快地走向世界；如果指的是更自觉地、有选择地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理论与方法，以加强我们研究的当代性，提升我们的学术水平，则我也十分赞成；如果指的是我们的研究手段还比较落后，应该急起直追，尽早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早日实现研究工作的电脑化、信息化和科学化，则我更加无条件地赞成；再有，如果指的是我们的研究成果（专著和论文等）尚不完全符合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比如引用他人成果和引证文献资料未加说明或未作规范化的注释，某些书写体例和习惯不符合国际上的一般要求等，这些方面需要进行规范和改进，则我以为也属题中应有之义。但如果问题超出以上四个方面，则大有商榷的余地了。比如有人提出“接轨”，是基于这样一种错误的判断：即认为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是处于封闭状态，从来没有与国际接过轨，如今似乎一切都要从头做起，要比照外国的一套来全盘改造我们的研究体系和话语系统。对于这个判断和主张，我期期以为不可。更有甚者，国内不少古典文学工作者（包括一些期刊、出版社的古典文学编辑，也包括港、澳、台等地区的一些研究者）误以为“接轨”就是外国人（包括外籍华人学者）怎么做的我们就该怎么做，外国人怎么说的我们就该怎么说，一切唯外国人马首是瞻，甚至连论文和专著的体例、格式也必须完全比着外国人来。这后一种倾向，我就更加不赞同了。
三 学术史三个阶段的回顾：经验与教训
先说说第一种倾向。我以为那是一个因为不了解历史、不明白现状而产生的盲目举动。事实是，我们的古代文学和文学史研究早已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融合着国际先进理论和方法的新的学术体系和规范。我们已经是在国际的“轨”上运行，现在的任务是进一步改善和提高自己，以便更好地在国际的“轨”上继续运行，而不是迷失自我，从头做起，去另外寻找什么“轨”来对接。
之所以会产生如上所说的迷失自我的倾向，主要原因在于许多年轻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对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不了解，不知道那百年之中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与国际接轨”，从而已经建立起了一个与旧“国学”传统有别的具有现代形态（亦即国际形态）的新的传统。因此这里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20世纪的学术史。
在20世纪以前，古老的中国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不要说古典文学研究，就是整个传统的“国学”，都与外界没有什么联系和交流，遑论乎“接轨”！但自19、20世纪之交西学东渐以来，情况已经完全改变。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整整一个世纪中学者们不断地引进和借鉴了西方先进的哲学、文学理论与科学的方法，对我们传统的学术进行了根本的改造，经过两代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鲁迅、陈寅恪、闻一多、郭沫若、钱锺书等等的前赴后继的努力，已经完成了这个学术部门的现代化进程，建立起了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统系。这个新的统系，本来就是与国际接轨的产物。
先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撰著为例。我国本是个重“史”的国度，但几千年来却没有人想到过要为文学修史，截至19世纪末，国内没有一部文学史著作产生，而只有一些零零星星的文学家传记、诗文评和选本式的东西；世界上第一本《中国文学简史》，竟然是外国人写的。20世纪初，情况开始改变。中国人与国际接上了轨，开始运用“文学史”这种外国书写形式来为中国文学作史。最初的一批由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即林传甲、黄人、谢无量等人的文学史著作，尽管关于“文学”的范围和概念都十分驳杂，但他们的尝试无疑开启了文学史研究和撰著与国际接轨的局面。以后，随着文学观念的进步和国际交流的扩大，文学史研究者的现代性日益增强，科学的、符合国际规范而又自具民族特色的文学史著作在20、30年代，50、60年代，80、90年代几个阶段分别大量地产生，文学史在古典文学领域终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分支体系——一个书写形式取自外国但在本土生根之后已经中国化并有了自己的一整套学术规范与运动轨迹的体系。有关这一过程，我本人作为主编之一的《中国文学史学史》一书有详细的描述和论证，这里不赘。
立足于古典文学学科的全局来进行纵向考察，可知在20世纪的百年之中，我们学习、吸收、借鉴西方科学的先进的理论与方法，来改造传统的“国学”，建立健全属于新时代的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研究体系，经历了三次“与国际接轨”。
第一次“接轨”是20世纪开头的前三十年。在那段时间，西方文化思想的输入，引起了古老的中国内部从文学观念到研究方法的初次变革，带动了几位得新时代风气之先的学者把古典文学研究从“经学”、“国学”的含混甚至无所不包的领域中分离出来，开始独立为一个现代学科。王国维、梁启超以及比他们年辈稍晚的胡适、鲁迅等人之所以成就卓然，并成为一代宗主，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敏锐地吸收了外来的西方先进学术观念，改变了思维方式和审视角度，因而对传统的材料作出了新的阐释与论证。他们的充满近代、现代意识的新成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次“接轨”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开头十七年，其时代背景是先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取得了在国家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对于我国来说也是一种外来的文化影响，它刚来到中国时也曾被一些“国粹派”视为异端。可一旦它在中国社会各领域显示出其科学性、正确性与普遍真理价值之后，一切都改观了。古典文学研究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指导下经历了它与国际的第二次“接轨”。对于这次“接轨”的主导倾向、主要内容及其历史意义，钱锺书先生曾发表《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一文，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和中肯的评价。他说：“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倾向是应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评价个别作家、作品和探讨总体文学史的发展。当然主要的倾向不等于惟一的倾向；非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方式的文学研究同时存在；形式主义的分析、印象主义的欣赏、有关作者和作品的纯粹考订等都继续产生成果，但都没有代表性。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钱先生认为，这次“深刻的变革”最可注意的有两点：第一点是“对实证主义的造反”，第二点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认真研究理论”。关于第一点，钱先生认为它的意义是使古典文学研究者普遍认识到：“文学研究是一门严密的学问，在掌握资料时需要精细的考据，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能让它喧宾夺主、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关于第二点，钱先生最为着重，因为他认为这是这次“深刻的变革”最大的收获所在，所以他着重论述道：
在过去，中国的西洋文学研究者都还多少研究一些一般性的文学理论和艺术原理，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几乎是什么理论都不管的。他们或忙于寻章摘句的评点，或从事追究来历、典故的笺注，再不然就去搜罗轶事掌故，态度最“科学”的是埋头在上述的实证主义的考据里，他们不觉得有文艺理论的需要。……应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文学就改变了解放前这种“可怜的、缺乏思想的”状态。要写文学史，必然要研究社会发展史；要谈小说、戏曲里的人物，必然要研究典型论；要讲文学和真实的关系，必然要研究反映论；其他像作者动机和作品效果——德·桑克梯斯强调的“意图世界”和“成果世界”——的矛盾、作品形式和作品内容的矛盾，都是过去评点家、笺注家、考据家可以置之不理或避而不谈的。现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认识到躲避这些问题，就是放弃文学研究的职责，都得通过普遍理论和具体情况的结合来试图解答。
诚如钱锺书所述，第二次与国际接轨的主要功绩，在于唤起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对理论的重视。尽管由于历史条件所决定，当时我们只有一种理论——马克思主义，只有一种方法——社会学的批评方法，但这次单向和一元的“接轨”毕竟成功地改变了古典文学研究界“缺乏思想”、“什么理论都不管”的状态，使古典文学研究成为科学，并推进了这一学科的现代化。
无可讳言，在“文化大革命”十来年的时间里，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中国的古典文学学术研究同其他人文科学领域一样，与国际上基本脱离了联系，也就是说一度和国际脱了轨。但自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重新“走向世界”。这就是我们与国际的第三次“接轨”。在新时期的二十多年中，我们与国际上开展了更大规模的对话和交流，引进了更多的外国理论和方法，对从前辈大师们手中接过来的学术统系有所增益和提升，使之更具当代性和国际性了。与第二次“接轨”相比较，这一次范围更广，规模更大。如果说，第二次接轨较多地呈现单向的和一元的特征的话，那么第三次“接轨”则已经是多向和多元的大格局。钱锺书先生1980年11月在日本爱知大学文学部作了一个题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文学情况》的讲演，其中说到中国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只有马克思主义一家独鸣，而国际上现行的文学研究却有多个流派。他表示期望道：“我想我也希望，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学研究也会出现这些派别，造成另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百种禽鸟鸣叫各自的音调，而不是同种的一百头禽鸟比赛同一音调的嗓子谁高谁低。”从那时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中经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理论新方法热，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已经逐渐形成了如钱锺书先生所殷切期待的具有国际色彩的多元化格局。我认为我们现在还正处在第三次接轨的过程中，我们的任务是加快完成这次接轨，而不是去另起炉灶。
当然，三次“接轨”虽都有不同程度的成功，也有许多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特别是第三次“接轨”中出现的一些弊端，真该及时予以揭示和纠正，以利于我们较圆满地完成这次“接轨”。我以为弊端主要表现在引进、学习、试验新方法新理论的盲目性和“一窝蜂”上。记得十多年前，新理论、新方法热方兴未艾，这一热潮在给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带来新气象的同时，也产生了盲目乱用、生搬硬套、牛头不对马嘴等等弊端，引起了不小的混乱。在老成持重者纷纷批评新名词新术语新概念满天飞的混乱现象时，我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一番冷静的分析和思考，在我编著的词学研究学术史著作《宋词研究之路》中发表自己的看法道：
在引进、试验和使用新方法时，应采取严肃慎重的态度。现在介绍到我们国土上来的西方世界形形色色的理论与方法，大致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不但思想新颖、方法先进，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对我们的古典文学和词学有开启思路与借作手段之用的；另一种是虽然思想新颖、方法先进，但只适应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某些特定学科，而和文学研究、特别是古典文学研究方枘圆凿，对不上路子的；第三种是虽然挂着新的招牌，实际上是在别人那里已经流行过，并已被证明不好的旧货色，只是我们不知道，还当新的好东西谈论而已。对这三种类型的东西，我们应该抱着为我们自己的专业所用的严肃态度，进行慎重而细致的鉴别。对于属于第三种情况的东西，我们必须抛弃。对于属于第二种情况的东西，尽管它们对于别人是宝贝，但与我们的专业无干，我们也不必奇货可居。尤其是对于第三种，切切注意不可上当。早在1918年，梁启超欧游回国时曾对当时接受新思想的情况进行反思，他说：“现在我们所谓新思想，在欧洲许多已成陈旧，被人驳得水流花落。就算他果然很新，但不能说‘新’便是‘真’呀。”（《欧游心影录节录》）这话对我们今天如何对待新方法仍有启发意义。……即使对于既有科学性，又对于我们的专业工作有一定实用价值的某些批评方法与研究方法，我们也不能生硬地照搬，急急忙忙地往研究对象身上乱穿乱套，而应该通过认真的研究与分析，决定使用范围和层次，然后消化吸收，使之有机地融汇到自己的研究体系中去。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会“走火入魔”，或消化不良，使一场有意义的科学实验归于失败。（见拙著《宋词研究之路》第151-15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我在当时表明的这一态度，也是我今天面对新的一波新名词新方法热的基本态度。
回首以往，我本人恰是在第三次“与国际接轨”之初加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的。从业二十多年以来，我与海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同行多有接触和交流，接触和交流的结果使我可以充满自信地说：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虽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汲取的东西，但无疑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交流的中心就是我们中国——因为我们这里有着自身深远的文化传统与完整的、科目齐全的现代研究体系，有着较多较好的研究成果。我认为我们对所谓接轨问题不可作片面的理解。国际间学术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从来都是双向乃至多向的，中国已经是国际大家庭中重要和活跃的一员，而在古典文学这个部门来看我们又处于中心的地位，那么为什么只要求我们去和别人“接轨”，而不可以是别人来接我们的“轨”呢？为什么我们要迷失自我，放弃自己的主体地位，而去另找什么“轨”来接呢？
四 余话
上文说到，在“与国际接轨”中有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即一切都向别人看齐，连论文和专著的体例、格式等等都要一一地比着别人来。对于这种倾向，我不再多费笔墨加以批评，只想举出我所经历的两件事来表明我的态度。一件事是，前几年美国某著名汉学家主编一本中国文学辞典，通过我的一位学友约我撰写其中若干宋词的条目，我欣然应命。不料稿子完成交去之后，居然被退回叫修改。我还以为是自己的文字中有什么错误，谁知一看对方的批语，才知是我的写法有不合其“规范”之处，比如，连对在中国妇孺皆知的岳飞等人，也必须在行文中提到其人时括注其生卒年；连引用一首中国三岁小儿都能背诵的宋词名作，也要求注明是出于《全宋词》某出版社某年版第几册第几页。我当时很生气，表示不愿改稿。后经具体组稿的朋友解释说，这样做一是便于他们去核对资料，二呢，此书的读者对象主要是美国人，美国人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学不熟悉，必须详细作注他们才会明白。这样我才照他们的要求改了。过后想起来，对方其实并没有强求我们接其“轨”的意思，无非是编撰某一部书提出一些具体要求。却不料近年我们的一些杂志和编辑竟把这类要求奉为金科玉律，要求我们自己的文章也搞这种繁琐和不必要的注释之类。这样“接轨”有必要吗？另一件事是，前几年海外某大学主办过几次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研讨会，我的一位朋友两次接到邀请书都来找我商量，问去还是不去。让他为难的是，会议主办者要求与会者提供的论文必须至少引证几百条材料（具体数目规定我现在记不清了），而他要写的论文是无论如何不需要引证这么多材料的。据说那边决心“与国际接轨”，这种要求就是按国际会议论文的标准提出来的。我不知道国际上有哪一家权威机构会提出这种荒唐的要求，当时就对朋友说：这样的会，去不去悉听尊便，要是我，我就不去，这样的莫名其妙的“轨”，我不接也罢！
拉拉杂杂地说了以上这么一些话，绝无“泼冷水”之意，而只是想说明：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古典文学工作者提出“与国际接轨”这一战略口号时，似应注意：一、对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应有充分的评估，对于我们在国际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位置应有准确的定位；二、接轨的目的是什么，对接点在哪里，范围如何，应该心中有数，万不可盲目跟风；三、接轨要重内容而不要重形式。其实，就我对现状的了解，我认为我们这个部门的当务之急，不是与国际接轨，而是要尽快摆脱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在当今社会上的边缘化状态，调整研究格局和目标，加大创新力度，更有效地参与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中去。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韩经太评议：
刘扬忠先生此文，郑重提出“国际间学术交流需要双向乃至于多向”的核心观点，以批评单向（一厢情愿）式的所谓“接轨”；同时，又指出，“与国际接轨”，已是一项进行了百年之久的事业，而其间的经验与教训非常值得总结。文章回顾学术历史而概括为三个阶段，其有关分析显然都是求真务实的，“我们已在国际的‘轨’上运行”的结论，也是令人信服的。20世纪初的情形，容再论说，50年代以后的情形，大体都有记忆，至于“新时期”，大家都是过来人，扬忠先生的分析论述，必将引起我们对“世纪学术心路”的探询热情，其意义因此而重大。
问题之症结在于，所谓“与国际接轨”者，有一个确认“国际”之“轨”之具体内涵的关键性课题。如扬忠先生所言，50年代乃以“苏马”阐释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为“国际”之“轨”，当时所谓“国际主义”者，也是“苏马”言下之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如此意义上的“接轨”，意味着以“政治正确”为首要标准的学术规范运动。与20世纪初的“接轨”，有很大的区别。而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以来的又一次“接轨”，恰恰契合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于是正好是对前一次“接轨”的突破和超越，并因此而具有回应上世纪初的特定意味。也因此，三个历史阶段，实际上形成了“开放”与“封闭”作为矛盾两极的思想课题。无论如何，“开放”自己这一意义上的“接轨”，总是值得提倡和肯定的。
但问题毕竟还有隐在的一面。学术界的动向，未见得都是学术性的。在许多时候，学术动向反映着“学术人”在特定生存状态中的文化心态，从而，使问题最终成为一个非学术问题。“与国际接轨”的呼声，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复杂的“学术人的心声”，它实际上曲折反映出国内学者希望“走向世界”的正常心态，同时又折射出国外学界在相关领域里的自我中心意识，而这种状态的现实动因，恰恰是经济改革不断推进而政治改革、文化建设未能及时跟进的社会现状所造成的。
刘先生的分析和感慨，我们既理解又赞成。同时，我想说，问题的复杂性，恐怕还在古典文学研究之外。“难言之隐学术外”，这就是我最后要说的一句话。
程章灿评议：
扬忠先生在这篇论文中对古典文学研究“与国际接轨”之说提出了质疑，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我觉得，与其说古典文学研究如何与国际接轨，不如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如何现代化，后者也许显得更科学、更全面——实际上，在很多年以前，王瑶先生就提出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问题。显然，要实现这种现代化，可以也应该借鉴的不仅有现代西方的学术资源，也有中国传统的学术资源。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来说，中外学界的交流本来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问题是当下的讨论容易单向化，这也就是“与国际接轨”说产生的背景之一。对此，刚才韩经太先生的评议已经从心理层面作了很好的评析。通过提倡“与国际接轨”而强调学术研究操作的规范化，拨乱反正，严肃学风，这当然是很有必要的，但同时也要警惕走向研究操作的程式化、绝对化，论文面目千篇一律，失去学者的个性风格，而文学研究尤其是不能缺少个性、审美性和多样性的。实际上，所谓“与国际接轨”也是一个相当模糊的说法，我常说，国际的轨绝不止一条。我在南京大学开设“欧美汉学原著选读”课，选录了十几篇论文，每一篇都不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至少有十几条轨了。细分起来，欧洲汉学家与北美汉学家之间、甲学者与乙学者之间，彼此的“轨”并不相同；研究诗歌与研究小说戏曲的轨辙肯定也不同。我的意思是说，国际学术界也是多样化的，我们不能片面狭隘地理解国际之轨并强与之接。如果按照狭隘理解的“与国际接轨”的规范，《管锥编》恐怕只能说是一部不合格的著作。最重要的还是尊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实际，充分考虑研究对象的特点，来决定我们的研究之轨。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真正能够生根的外来知识必须是本土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属于国学研究，更应该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中实在有许多很好的资源未被注意，未被开发，未引起足够注意，其中既有现成可接的轨，也有稍加磨洗便能大放光芒的轨，有待发现者尚多。总之，这一方面可做的事太多了，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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