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的国际政治经济:经济全球化中的环境保护困境_环境污染论文

环境污染的国际政治经济:经济全球化中的环境保护困境_环境污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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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世纪的最后20年见证了以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但在此过程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也日趋严重。这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并且引发了反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因此,我们必须思考这样的问题:环境污染是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代价?环境保护与经济全球化是不是必然相互排斥?

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的迅速发展必然伴随着能源的大量开采和使用,而温室气体与有害物质的过量排放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与南极上空臭氧层空洞的扩大。对于这两个全球性环境问题,发达国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主要的肇事者。从地区层次来看,东南亚与南美洲地区的热带雨林——地球的两只绿肺——的面积在迅速减少。热带雨林面积的缩小不但给所在国家带来环境与生态灾难,而且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因为热带雨林能够吸收大量的温室气体。不过,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主要受害者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正在实施的工业化大大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它们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不利地位并没有改变,它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依然是那些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因此它们的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与环境的恶化;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其所具有的政治与经济优势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有害垃圾与污染型工业,这也加剧了后者所面临的环境困境。

二、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

从人类的角度来看,环境可以发挥三种作用:作为一种消费品(a consumption good),作为一种资源的供应者(a supplier of resources)和作为废弃物质的接纳者(a receptacle of wastes)。这三种功能有时是互相矛盾的。如果一种商品的生产或消费会带来一种无法反映在市场价格中的成本,那么“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就会产生。外部效应之所以能造成市场无效率是因为它阻碍了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传达关于均衡产量的正确信息,从而造成市场失灵。环境污染就是这种市场失灵最常见也是最典型的一种表现形式。一般说来,如果无法把污染所带来的福利损失内化到生产成本与市场价格中,那么市场就无法确保资源的最优配置。

环境污染问题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环境是一种公共资源。区分一种产品是私人产品(privategoods)、公共产品还是公共资源,主要是看它是否具有排他性(excludability)与竞争性(rivalness)这两个特征。私人产品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公共产品既没有排他性又没有竞争性,而公共资源则是居于这两者之间,它具有竞争性但不具有排他性。公共资源不具有排他性是因为无法确定它的产权,因此无法向公共资源的使用者(或破坏者)直接收费,从而也就无法排除任何人对公共资源的使用。但是,公共资源却具有竞争性,也就是说一个人对公共资源的使用会影响他人对公共资源的使用。由于人们不用为使用公共资源而支付费用,因此公共资源通常会被过度使用。

私人市场是否能够有效地解决外部效应问题呢?科斯定理认为,无论最初的产权界定如何(当然事先要有明确的产权界定),有关各方都能够通过谈判解决外部效应问题。但是科斯定理的前提——交易费用为零(zero transaction costs)——在现实中很难得到满足,河流上游的化工厂与下游的居民在谈判之前要调查与取证,在谈判过程中要反复地讨价还价,以达成一个令双方都能满意的协定;而谈判之后还要执行协定、监督双方的行为并寻求对违背协定的行为进行惩罚,这些肯定需要双方花费相当数量的时间和物质资源。如果污染者不止一家工厂,而受污染影响的下游小镇有好几个,那么“搭便车”现象也会使集体行动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此外,环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一方面使我们根本无法界定产权,另一方面环境污染所产生的负外部效应可能会对我们的后代产生影响,而他们是无法派出代表来与我们平等谈判的。因此私人市场无法有效地解决以环境污染为代表的市场失灵,这就需要政府出面干预市场。政府主要是通过征收排污税和发放许可证来使外部效应内部化。

三、全球经济中的环境问题:环境保护与国际关系

传统的经济学的分析是针对单个国家的环境污染问题,认为环境污染这样的市场失灵问题的解决最终要依赖于政府。但是对于国际性和全球性环境污染问题,传统经济学所提出的解决方法并不适用。环境污染与其他市场失灵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超越国界的扩散性。当一个国家的某个企业的生产会对邻近国家或全球的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时,负外部效应就产生了;而这个国家的决策者在制定自己的环保政策时并没有动力来考虑其他国家所承担的额外成本。

全球性环境污染的产生会带来负外部效应,而它的治理则会带来正外部效应,解决全球性环境污染问题的一个主要困难就是因为不存在一个超越所有主权国家之上的超级中央政府来制定并实施环保政策。任何一个国家的环保政策只能是在其国境之内生效,而国家之间的合作只能建立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

因此,全球经济中的环保问题不是单个国家而是整个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而且,全球经济中的环境问题要远比国民经济中的环境问题复杂得多。这是因为全球性环境问题不仅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并且通过各种因素的互动交织在一起,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际关系问题,特别是发达同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问题。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不断发展与深化,环境领域中的国际矛盾与争议也日趋频繁化与尖锐化。

国际社会在大气环保方面所做的努力在于通过缔结大气层环保公约,限制各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然而作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没有缔约并且没有作出任何有效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就没有义务和动力去缔约,因为现在的许多全球性环境问题主要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即使缔约,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的条件下,如何评估缔约的效果也是难题。因此,在这样一个多边博弈机制下,缔约和不缔约的博弈均衡是相同的,最终都会陷入“囚徒困境”。无论其他国家采取何种策略,一个国家所能选择的最优策略就是按照自身的目的来排放气体,而并不顾及对其他国家和全球环境的影响。

跨国公司的资本流入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但是随之而来的森林砍伐、公害输出、污染工业转移等问题则陷发展中国家于两难之地。从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征收惩罚性税收等措施来解决这些由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但是目前的状况恰恰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这种谈判能力,因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在国际关系中的谈判能力。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试图对跨国公司这样的污染者进行惩罚时就不得不考虑跨国公司母国的反应。

四、全球环保困境的根源:国家利益的差别与矛盾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处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并且有不同的收入水平,因此,它们之间在经济利益与国民偏好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也决定了最佳污染程度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不同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并且拥有很高的收入水平,所以它们更偏好于清洁的环境,因此有充足的财力来规划本国的环境保护事宜。在强大的公众压力下,发达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在本国境内实施严格的环保政策来限制企业的污染行为,而且发达国家也有足够的能力(通过跨国公司)以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为代价来实现本国的环保。

我们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它们在自己的国内实施严格的环保政策,同时它们也要求发展中国家执行同样的环保标准并在国际贸易中利用“绿色壁垒”等环保借口来惩罚发展中国家;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又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工业和输出公害来恶化后者的环境问题,而且它们并没有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臭氧层空洞不断扩大等全球性环境问题上为发展中国家做出表率。

但是,发达国家为什么不能承诺为全球的环保做出必要的贡献呢?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高度物质消耗基础上。由于发达国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全球环境的主要污染与破坏者,而同时它们又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因此发展中国家也就没有动力来保护全球环境,所以全球环境治理的效果肯定是有限的。

全球环保困境在另一个层面上涉及发展中国家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环保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发展中国家迫于贫困和人口增长等社会问题的压力,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环境以获得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尽管发展和环境治理并行是理想的选择,但是发展中国家仍然走上了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即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发展中国家的逻辑:一是无法忍受因大规模进行环境保护而丧失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贫困;二是既然发达国家不能成为全球环保的典范,发展中国家也就没有义务来承担这一责任,何况全球环境污染问题的诱因更多是来自于发达国家。

结论

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可能会导致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在这一方面,传统经济学并没有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法,因为它的分析只适用国民经济而不是全球经济中的环境问题。单个国家无法解决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以全球环境恶化为代表的市场失灵的扩散化。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们所涉及的有关各方都是主权国家,而且国家之间在经济利益与偏好上存在着差别与矛盾。

国内环境问题的解决可以以政府为最后的希望,但是对于全球性环境问题来说,由于没有一个超越所有主权国家之上的超级中央政府来制定并实施合理的环保政策,所以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取决于主权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取得相互信任并进行合作,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而现在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建立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来鼓励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方面开展合作,因为国际合作是解决全球性环境困境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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