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饮食在中华文明史及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史论文,世界上论文,在中论文,中国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饮食是中国文化的根基
饮食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它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饮食与哲学
饮食是人类生活经验中极其重要的部分，而这部分的生活经验又集中体现了人类早期的文化观念，而民族的哲学思维倾向也十分自然地包含在它丰富的内涵之中。
“和”是中国哲学与美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国语·郑语》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同样，“和”也是中国饮食中的重要思想。春秋时的晏子就用人们的日常饮食生活非常浅显地解释深奥的哲学道理：“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
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注：《晏子春秋》卷七《外篇重而异者第七》。）这种对饮食整体性的把握，便表现了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
中国饮食中的五味调和说，亦来源于中国哲学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所谓阴阳五行学说，即“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注：《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在古代，人们把自然现象和人的活动归结为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元素，并把饮食归于土的范畴，因为饮食中的基本成分是谷类食物，系土地所生，故属土。又，五行学说认为水、火、木、金、土在口味上的属性分别是咸、苦、酸、辛、甘，合称五味；五味受五行统辖。烹饪者要使五味调和，从差异到平衡，就必须掌握好“调”的本领，以达到“和”这一饮食的最高标准（注：如《吕氏春秋·本味》篇说：“凡味之一，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之变，人为之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羶，必其胜，无失其理。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
。”）。所以，在五味中求和，就是矛盾中求统一的朴素辩证法。这种五行和谐的思想在中国茶道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如陆羽所制的风炉茶具，其一足上铸“体均五行去百疾”的铭文。“体”指炉体；“五行”指金、木、水、火、土。风炉以铜铁铸之，得金之象；上有盛水器皿，得水之象；中有木炭，得木之象；用木生火，得火之象；炉置于地上，得土之象。这五行相生相克，阴阳调和，从而可以达到“去百疾”的养生目的（注：参见邹明华、张大为：《论唐代中国茶道的形成》，《中华食苑》第二集。）。
在五行学说的指导下，古人还总结出五味调和的季节性规律。“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注：《周礼·天官·冢宰》。）
由此可见，中国饮食文化是寓博大精深的哲学内涵于饮食活动之中，深厚隽永；而在西方文化中，是难以在饮食活动中把哲学思想体现得如此丰富和深刻的（注：参见姚伟钧：《论中国文化的根基——饮食》，载《中华食苑》第二集。）。
（二）饮食与宗教
饮食与宗教关系密切。早在史前时期，原始人的饮食生活就与灵物崇拜、图腾信仰等密切联系在一起。如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出土的彩陶盆上的一种人面鱼纹，有学者认为：“这些氏族以鱼为图腾，人面与鱼纹结合正是人与鱼共生了这些氏族。有些人面鱼纹附近还有网纹，可能是人们乞求图腾保佑捕鱼丰收。”（注：陶思炎：《中国鱼文化》，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至秦汉以后，佛、道、伊斯兰等教都对中国人的饮食生活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饮食影响最大者，当推菜食主义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素菜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中国传统菜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佛教的腊八粥、禅茶等也在民间广有影响。
道教对中国饮食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它的“木食”、“服饵”、“辟谷”等养生方法。另外，汉族地区普遍流行的重阳节饮菊花酒的习俗也来源于道教。
伊斯兰教（又称回教或清真教）对中国饮食也深有影响，它所创立的清真菜，是与佛教的素菜等并驾齐驱的，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两大支流之一。
（三）饮食与文学
饮食在文学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诗、词、散文、小说及语言文字中，都离不开饮食的作用。饮食，一方面为文学家提供了创作的动力，另一方面又成为文学家创作的一个百用不厌的主题。
诗与饮食自古以来便结有不解之缘。饮食中的酒，更是如此。“酒肠无酒诗不流，涩尽宫徵商羽角”（注：金天羽：《佩忍饷酒，以诗报之，效其体》。）；“饮中有妙旨，凭诗斟酌之”（注：唐晏：《饮酒之八》。）；“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注：《苏轼诗集》卷三五《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三。）……古人的这些诗句，生动地说明了酒与诗歌的密切关系。从历史上来看，饮酒确实是“诗人之通趣”（注：宋大樽：《茗香诗论》，第20条。）。他们作诗，往往借助酒所激发的激情、灵感来创作，借助酒的浓烈和力量使自己的诗更加浓烈和遒劲。三国时的曹操，晋朝的陶渊明，唐朝的贺知章、李白、白居易，宋朝的苏轼、陆游，等等，都是历朝诗人好酒的典型代表。宋人方勺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饮酒者八百首。”（注：方勺：《泊宅编》卷上。）王安石说李白的诗，“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注：《扪诗新语》卷八。）。与酒一样，茶与诗也结下了至密的关系。如唐朝白居易的“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宋朝王禹偁的“诗笔间茶瓯”、黄庭坚的“想见哦诗煮春茗”，明代高启的“如今独坐吟诗句，茅屋茶烟冷未消”，清代孔尚任的“茶成诗亦成”，等等，无不说明茶对诗歌创作的重要影响。而中国历史上的成千上万首酒诗、茶诗等，更成为中国诗歌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文饮酒，饮酒作文，是人们对作文与饮酒关系的精僻概括。宋代欧阳修在其散文名作《醉翁亭记》中说：“醉能同其乐，醒能述其文。”唐代王勃作《滕王阁序》，就是在酒宴上酣醉醒后援笔立就的。
小说创作与饮食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饮食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有助于文思；同时，小说创作又反过来促进了饮食的发展，为我们研究中国饮食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红楼梦》的创作，便是典型的事例。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人情小说》云：清代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贫居西郊，啜饘粥”，但也“时复纵酒赋诗，而作《石头记》”。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又用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对清代饮食文化活动进行了生动而细致的描述。“就其规模而言，则有大宴、小宴、盛宴；就其时间而言，则有午宴、晚宴、夜宴；就其内容而言，则有生日宴、寿宴、冥寿宴、省亲宴、家宴、接风宴、诗宴、灯谜宴、合欢宴、梅花宴、海棠宴、螃蟹宴；就其节令而言，则有中秋宴、端阳宴、元宵宴；就其设宴地方而言，则有芳园宴、太虚幻境宴、大观园宴、大厅宴、小厅宴、怡红院夜宴等等，令人闻而生津。”此外，《红楼梦》还载有186种食品，“所有这些食品可分归为主食、点心、 菜肴、调味品、饮料、果品、补品补食、外国食品八个类别。其中主食原料十一；食品十种；点心十七种；菜肴原料三十一种；食品三十八种；调味品八种；饮料二十三种；果品三十种；补食补品十一种；外国食品七种”（注：以上参见蒋荣荣等编著：《红楼美食大观》，第29 、 218—219页，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这些记载，为我们研究清代饮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他，如《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儒林外史》等小说，也都有大量的饮食描写。
与饮食有关的对联、骈语、成语、谚语等，也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重要遗产。以成语为例，与饮食有关的条目不胜枚举，如莼羹鲈脍、龙肝豹胎、炮凤烹龙（或烹龙炮凤）、琼浆玉液（或玉液琼浆）、山珍海味、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珍羞百味、珍羞美味、珠翠之珍、大吃大喝、酒池肉林、列鼎而食、日食万钱、炊金馔玉、食前方丈、粗茶淡饭、箪食瓢饮、茹毛饮血、饭糗茹草、羹藜含糗、家常便饭、山肴野蔌、食不兼味、食不重味、食不二味、朝齑暮盐、杯盘狼藉、别有风味、哀梨蒸食、无下箸处、残杯冷炙、残茶剩饭、馋涎欲滴、垂涎欲滴、长啜大嚼、觥筹交错、狼吞虎咽、饥不择食、饥餐渴饮、积谷防饥、嗟来之食、金谷酒数、津津有味、酒酣耳热、酒食地狱、酒足饭饱、烂醉如泥、酸甜苦辣、醴酒不设、民以食为天、酩酊大醉、千里莼羹、使酒骂座、使酒仗气、巧妇难为无米之饮、五味俱全、细嚼烂咽、一觞一咏、置酒高会、醉眼朦胧、甑尘釜鱼、肉食者鄙、痛饮黄龙、箪食壶浆、釜底抽薪、以酒解酲等等。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神话传说，也和饮食密切交融在一起。“钻燧取火”、“宿沙作煮盐”、“化益作井”、“昆吾作陶”、“神农尝百草”、“杜康造酒”等等，都是历史上著名的神话故事。
（四）饮食与美学
中国古代的美学，产生于人们的饮食生活。如《说文解字》释“美”字为：“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羊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被人们视为美味的象征。古人正是在长期的饮食生活中，从羊的内在价值上认识美的意义。此后，美学观念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饮食中。色、香、味、形、器五佳的饮食美学观，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饮食文化史的结晶。赵荣光先生在《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十美风格”述析》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饮食的审美思想，主要体现在十个方面，即：买办司厨合璧功——质地美；十步之外颐逐然——闻香美；秋云琥珀明丽色——色泽美；批抹精巧出心裁——形制美；绿叶红花好衬映——器具美；万千变化致中和——味觉美；脆爽滑嫩均适宜——口感美；潺湲起伏如流泉——节奏美；花间楼上畅酬酢——环境美；劝珍敬盏尽欢候——情趣美（注：载李士靖主编：《中华食苑》第二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有的研究者还认为：中国古代多层次、全方位、多途径、多功能的饮食美学实践活动，不仅有其自身的特色、内涵和规律，而且它与自然美学、社会美学、伦理美学、工艺美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上述饮食美学还构成了中国古代饮食美学体系的四大支柱，在追求、实现的目标与效应上，则是中国古代饮食自然美学活动——通过“食色”、“食香”，所要实现的目标与效应是人与自然界（带有感情色彩）的和谐美。饮食社会美学活动——通过“食味”、“食声”，所要实现目标与效应是人与社会（带有求存色彩）的协调美；饮食伦理美学活动——通过“食享”、“食用”，所要追求实现的目标与效应是人际之间（带有理性色彩）的伦理美；饮食工艺美学活动——通过“食形”、“食器”，所要追求实现的目标与效应是人源于自然、社会（带有智慧色彩）的创造美。总之，无论是中国古代的饮食自然美学活动、饮食社会美学活动，还是饮食伦理美学活动、饮食工艺美学活动，它们所要综合体现、达到的价值与功能，都是要多层次、全方位地实现中国古代饮食美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和目标，即从“饮德食和”进达“政通人和”；从“食艺调谐”而进达“天人之和”（注：参见林永匡、王熹：《论中国饮食文化中的“和”》，载李士靖主编《中华食苑》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版。）。
（五）饮食与艺术
中国饮食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艺术。人们在追求色、香、味、形、器统一的同时，又讲究美食与良辰美景的结合。宴饮与赏心乐事的结合，并把饮食与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杂技等艺术欣赏相结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
绘画和雕塑的产生，与史前人类的饮食生活密切相关。当时，人们在追求美味的同时，还在陶盆、陶罐、陶壶等饮食器具上绘上人面、鱼纹、蛙纹、方格纹、几何纹等，这些图案便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绘画作品。此后，饮食更成为画家们竟相描绘的重要对象，《东汉庖厨石刻图》、《唐代野宴图》、《调琴啜茗图卷》、《韩熙载夜宴图》、《宋代斗茶图》、《品茶图》、《卢仝烹茶图》、《惠山茶会图》、《事茗图》、《市肆筵宴图》、《春夜宴桃李园图》、《万树园赐宴图》、《玉川烹茶图》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杰作，成为中国风俗画的重要组成部分。
饮食在书法艺术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清人唐晏在《饮酒（第六）》诗中曰：“昌黎昔饮酒，为文俟其醺。张侯借酒力，草圣卓不群。古人所以饮，为屏世虑纷。酒为翰墨胆，力可夺三军。夫岂乐为此，故违沫诰文。”确实如此，酒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功不可没。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在会稽兰亭与孙绰、谢安等41人聚饮后所写的《兰亭集序》，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千古名迹。唐代的张旭，喜欢大醉后落笔，有时竟以头发濡墨而书。其书上下贯通，迂回流连，龙飞凤舞，变化多端，神奇莫测，潇洒磊落，奇丽惊人，被人称为“草圣”。杜甫《饮中八仙歌》赞曰：“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注：杜甫：《饮中八仙歌》，《全唐诗》卷二一六。）此外，汉代的蔡邕，唐代的贺知章、怀素，宋代的苏舜钦、苏轼，明代的朱耷，清代的傅青等等，都是以借助酒力作书的。与酒一样，茶也与书画结成了“茶墨缘”。宋代的苏轼就对茶与书画的关系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操同也。譬如贤人君子，妍丑黔皙之不同，其德操韫藏，实无以异。”（注：苏轼：《苏轼文集》卷七○《记温公论茶墨》。）其意是说：品茶与书画虽然形式各异，但对人们所产生的美感却是相通的。有鉴于此，书画家梁
在《承晋斋积闻录》一书中说：“品茶试砚，是人生第一韵事，是吾辈第一受用。”唐代怀素的《苦笋帖》，便是中国书法史上的杰作。
音乐起源于劳动。史前人类在狩猎、捕鱼和牧养家禽等活动中创造了音乐艺术。自夏商时期开始，“以乐侑食”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统治阶级在进食时，好以音乐歌舞助兴，用来渲染气氛，激荡情绪，增进食欲，引导程序，张大威仪。如《墨子·非乐上》谓夏启“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言太康“甘酒嗜音，峻宇彫墙”。《竹书纪年》记少康时“方夷来宾，献其乐舞”。《新序·刺奢》言桀“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这种“以乐侑食”的现象，历久而不衰，至今犹然存在。
歌舞的起源，同样与史前人类的饮食活动有关。相传为黄帝时所作的《弹歌》，其歌词为：
“断竹，续竹，
飞土逐宍（肉）。”（注：《吴越春秋》卷八《句践阴谋外传》。）
这一原始简单的歌词，说明史前人们是用竹制的弓，发出泥制的弹丸以追杀动物。他们虽然没有说明他们所追打的究竟是鸟类还是兽类，但无论如何，他们却已说明了他们所追杀的是一种可供食用的“肉”（注：刘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 第5 页， 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版。）。舞蹈在史前人类的饮食生活中也有表现。1973年秋，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一座马家窑文化类型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绘有舞蹈纹饰的彩陶盆，这是迄今为止出土文物中可确定时代的最古老的一幅原始舞蹈图。此后，封建社会中盛行的茶歌、酒歌、茶舞等，都是中国古代歌舞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饮食与科技
饮食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密不可分。首先从科学技术知识的萌芽和起源来看，就得力于饮食。如人们在采集、狩猎和从事原始农牧业中，包含着动植物学的初始知识；而农、牧业发展的需要又促成了物候、天文和数学知识的早期积累。而火的使用、弓箭的发明、陶器的产生等，都离不开饮食的需要。火的使用，使人们从“茹毛饮血”的生食变为熟食，使食物范围扩大，对人的大脑和体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弓箭的发明，大大促进了狩猎的发达，从而扩大了人们的衣食之源。陶器的发明，使人们处理食物的方法除烧烤外，还增添了煮蒸的方法；陶制储存器可以使谷物、水和液态食物便于存放（注：以上参见杜石然等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正如谯周《古史考》中所说：“黄帝时有釜甑，饮食之道始备。”我国古代化学的起源，就是从酿酒开始的。《淮南子·说林训》曰：“清
之美，始于耒耜。”高诱注：“，清酒也。”在当时，一些粮食因存粮设备的简陋而导致受潮发酵；某些吃剩的食物也因搁置而发酵。在发酵过程中，淀粉受微生物的作用，引起糖化和产生酒精，这就成了天然的酒，即所谓“单发酵酒”。当人们有意识地让粮食发酵来获取酒浆时，化学知识就从原始的酿酒技术中萌芽了！
此外，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科技发明，也与饮食有着间接或直接的联系。如公元前2世纪发明的旋转式风扇车（即所谓飏车）， 是用于食品加工的；中国人发明的塑性物质——漆，最早应用于饮食器具上（注：河姆渡遗址第三层发现的一件木质漆碗，为世界上最早的漆制品，距今已有6500年左右的历史。）。
（七）饮食与医学
“医食同源，食药同用”，这是自古以来人们的普遍认识。
中国传统医学，是从史前人类的饮食生活中产生的。“神农尝百草，始有医学”的传说（注：这一传说在《史记·补三皇本纪》、《淮南子》、《通鉴外纪》等许多文献古籍中均有记载。），便说明了这一点。在史前时期，人们不仅将一些动植物作为食品，而且也将其作为治病防疾的药品。如谯周《古史考》曰：“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穴居野处。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饮血茹毛；近水则食鱼鳖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是圣人造作钻燧出火，教民熟食，民人大悦，号曰燧人。”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医学滥觞于史前人类的饮食过程中。
此外，汉字中的“医”字也与饮食密切相关。“医”的繁体字是“醫”，其上半部分是殹，下半部分是酉，即酒。而酒被古人视为“百药之长”，不仅具有活血、养气、暖胃和辟寒等作用，而且还是一种优良的引剂。萧家成先生在《论中医药酒的保健作用》一文中，将酒医之间的密切关系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用酒治病；二是用酒泡制药物；三是用酒服药；四是制作药酒。
不仅医食同源，“食药同并”或“药膳同功”的现象也十分突出。如元代吴瑞的《日用本草》一书收集了500 余种既是药物又是食物的品种；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了谷物、蔬菜、果品和水产、动物类药物共700多种，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既是药物又是食物。
由于饮食与医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饮食被医家广泛用于疾病治疗和养生健身之法中。如我国周代时已实行医食合一、厨医相通的医食制度，有专门管理宫廷饮食的食医，对疾病进行饮食疗法；而“疾医”更是直接指出应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注：《周礼·天官·疾医》。）。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认为：“为医者当洞察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注：转引自孙思邈：《千金要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版。）而同一时期的医书《黄帝内经》也说：“凡欲诊病，必问饮食居处。”这些理论与实践，后来便发展成为中医治病的基本原理。
（八）饮食与礼仪风俗
中国在世界上有“礼仪之邦”的誉称，而这“礼仪之邦”的产生便是从饮食活动发轫的。《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说文·示部》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豐；豐亦声。”又《豐部》：“豐，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在《释礼》一文中认为：“许君（慎）不知存知
字即玨字，故但以从豆、象形解之，实则豐从豐在凵中，从豆乃会意字而非象形字也。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
若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禮。”（注：《观堂集林》第一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由此可见，原始的礼仪是从人们的饮食行为习惯开始的。此后，饮食更是成为中国古代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外在、最普遍的表现形式。王力先生指出：“圣人制礼作乐，关于吃这一层总算是想得尽善尽美了。然而咱们的先哲犹嫌未足，以为食而不让则近于禽兽，提倡食中有让，……于是劝菜这件事也就成为《仪礼·乡饮酒礼》中的一种重要节目了。”（注：王力：《龙虫并雕斋琐语·劝菜》，《中国烹饪》1986年第6期。）当然， 这种“尊让”“致敬”（注：《礼记·乡饮酒义》。）的精神和宗旨，意在要求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都得遵照礼的规定程序去从事饮食活动，以保证上下、老幼有别，从而达到“贵贱不相逾”（注：《韩非子·有度》。）的生活方式。由此形成的养老、敬老礼俗也影响中国社会达数千年之久。
另外，文字、市场交易活动等的产生和发展，也无一不与饮食发生密切的联系。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与饮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中国饮食在世界上的地位与贡献
在漫长的中国饮食史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饮食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高度评价了我国的饮食文化，他说：“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又说：“中国不独食品发明之多，烹调方法之美，为各国所不及。而中国人之饮食习尚暗合乎科学卫生，尤为各国一般人所望尘不及也。”（注：《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
从孙中山先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饮食在世界上的地位与贡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一）中国食品发明之多远远胜于世界各国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说：“夫中国食品之发明，如古所称之‘八珍’，非日用寻常所需，固无论矣。即日用寻常之品，如金针、木耳、豆腐、豆芽等品，实素食者之良者，而欧美各国并不知其为食品者也。至于肉食，六畜之脏腑，中国人以为美味，而英美人往时不食也，而近年亦以美味视之矣。”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中国人在食品上的发明真是不胜枚举，大米、小米、大豆、韭菜、白菜、萝卜、芒果、荔枝、龙眼、百合、枸杞、山药、茶等食物的发现、培植和创造，大大开拓了人类的食物资源。特别是茶，不仅已成为中国的国饮，而且也成为世界上与咖啡、可可并行的三大饮料之一。大豆和大豆系列制品的开发利用，同样给人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植物蛋白来源。正如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所说：“大豆为奇美物品，在植物中含有最丰富蛋白质之物，早为中国所发明；经用以代肉品，不下数千年。”
在我国发明的成千上万种食品中，有许多已传入世界各国。如茶叶、大豆、豆腐、豆芽、豆酱、苹果、柑橘、面条、馄饨、煎饼、春卷、大饼、油条、米酒等，自隋唐时期开始便陆续传播到邻近的日本、朝鲜、越南、菲律宾、印度及欧美各国。特别是我国的豆腐已普及到日本和欧美各国，成为继茶叶之后又一世界范围内的畅销食品。1981年，美国的《经济展望》杂志曾预言说：“未来十年，最成功而又最有潜力的商品不是汽车，也不是电子产品，而是中国的豆腐。”十多年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预言。目前，中国人发明的豆浆已成为风靡世界的植物性“牛奶”，在当今的欧美超级市场上，到处可以看到“维他奶”的豆浆（注：周三金：《孙中山与中国饮食文化》，载《中华食苑》第一集。）。
（二）中国烹饪技术精良，为人类创造了一个完整、科学的烹饪技术体系
孙中山先生指出：“烹调之术本于文明而生，非深孕乎文明之种族，则辨味不精；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中国烹调之妙，亦足表明文明进化之深也。”又说：“昔日中西未通市以前，西人只知烹调一道，法国为世界之冠；及一尝中国之味，莫不以中国为冠矣。”历史事实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漫长的中国饮食史中，中华民族创造出了上万种烹饪菜点。这些菜点，不仅名目繁多、风味各异，而且大都具有色、香、味、形、器俱佳的特点，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称赞，被公认为“世界烹饪王国”。50年代，英国前首相麦克米伦曾经说过：“自从罐头问世以来，要想享受饮食文明，只有到中国去。”（注：转引自 1982年1月18日《市场报》第三版短评《大力挖掘烹饪遗产》。）70年代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在品尝中国菜后，也曾称赞“中国的烹调举世无双”。
由于中国烹饪技术十分精良，因此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自近代以来，中国餐馆开始遍布寰宇，可谓“食”被天下。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自豪地说道：“近年华侨所到之地，则中国饮食之风盛传。在美国纽约一城，中国菜馆多至数百家；凡美国城市，几无一无中国菜馆者。美人之嗜中国味者，举国若狂。”又说：“中国烹调之术不独遍传于美洲，而欧洲各国之大都会亦渐有中国菜馆矣。日本自维新以后，习尚多采西风，而独于烹调一道嗜中国之味，故东京中国菜馆亦林立焉。是知口之于味，人所同也。”至今，“随着华人的足迹走遍世界，中华饮食文化的热风也吹遍了全球每一个角落。据统计，居住在世界各国的华侨、华人约有3000万，约有16万家中餐馆。其中，英国4000多家，法国3000多家，澳大利亚6000多家，德国和比利时各1000多家，意大利500多家，瑞典500多家；美国多达16000多家， 占全世界中餐馆的10%”（注：引自1990年12月8 日《经济参考》所载的《中餐是取代法国菜的“明日之星”》。）。由此可见，中国膳食已是世人公认的美味佳肴。
日本著名学者石毛直道先生也认为：“蒸食技术在世界上属中国最为发达，因而它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烹调方法之一。这一技术还影响了朝鲜半岛、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的饮食文化。”又说：“中国人在利用火的热量方面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被称作火工的加热方法分为炒、炸、爆、烧、蒸、烤等许多种类，并由此形成了可以称之为火的艺术的烹饪体系。善于利用油脂也是中国烹饪的一大特色”（注：[日]石毛直道：《中国饮食文化在世界的地位》，载中山时子主编《中国饮食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三）中国饮食合乎科学卫生，为“世界人类之师导也”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一书中认为：“单就饮食一道论之，中国之习尚，当超乎各国之上。此人生最重之事，而中国已无待于利诱势迫，而能习之成自然，实为一大幸事，吾人当保守之而勿失，以世界人类之师导也。”他举例说：“夫中国人之豆腐尚矣，中国人之造豆腐多矣，甚至穷乡僻壤三家村中，亦必有一豆腐店，吾人无不以末技微业视之，岂知此即为最奇妙之有机体化学制造耶？岂知此即为最合卫生，最适经济之食料耶？又岂知此等末技微业，即为泰西今日最著名科学家之苦心孤诣研求而不可得者耶？”又，“中国常人所饮者为清茶，所食者为淡饭，而加以菜蔬豆腐。此等之食料，为今日卫生家所考得为最有益于养生者也。故中国究乡僻壤之人，饮食不及酒肉者，常多上寿。又中国人口之繁昌，与乎中国人拒疾疫之力常大者，亦未尝非饮食之暗合卫生有以致之也”。孙中山先生的这一观点已为现代科学所证实，以闻名天下的北京烤鸭为例，它就是一种非常卫生的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