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阳明先生，弘扬王学精华——“纪念王阳明逝世4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年论文,精华论文,学术讨论会论文,王学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我国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先生逝世470周年。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会稽山旅游度假区和绍兴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纪念王阳明逝世4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最近在阳明故乡绍兴市召开。海内外专家、学者70余人参加了会议，其中来自日本、美国、韩国等国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代表有30余人。会议上学者们全方位地研讨了阳明学的各个方面，提出了不少新颖、深刻的见解。
一、阳明学的历史地位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张岱年先生在贺信中指出：王阳明是明代“心学”的宗师，他提出“知行言一”，具有肯定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意义；他提倡“致良知”，虽有先验论的倾向，但主要是肯定人的主体性，强调独立思考，这在思想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冈田武彦先生在祝词中指出：阳明学是中国哲学史发展的极致，而且最具有东洋的思想特色。因此，其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思想构造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西洋的文明、文化传播到亚洲，作为回应，我认为，应当多强调阳明学的意义和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先生指出：程朱道学对于纠正唐末、五代十国社会大动乱后所产生的理性权威、理性本体及人的本质存在的失落之弊，有其不可抹煞的功绩和作用。明中叶后，程朱道学逐渐僵化、教条化，成为士子们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失去了原有的理论生命，加上自身内在矛盾的暴露，表明了理学内部的紧张，意味着道学哲学的转换。化解紧张、实现哲学转换的代表人物就是王阳明。他既对明代现实社会的冲突作出回应，又对程朱道学所出现的思想僵化、学术空疏、道德虚伪进行调整，给理学注入有活力的、实在的、真实的内涵。这就规定了王阳明必须回到人自身，特别是指向心本体。心体的思维所向，是化理性本体为心体，“心即理也”。王阳明哲学的转换是化外在天理为内在良知，即化心外理为心内理，“心外无理”，“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这个哲学转换，具有理论革命的意义。因此，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和平民中产生了广泛的、深远的影响。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潘富恩先生指出：阳明文学的诞生，是当时思想界的一大革命，他以“狂者胸次”的英迈气概，“大破常格”，对已失去原有活力而变成僵死教条的程朱理学进行了冲击。
二、阳明哲学思想中的合理内核
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指出：王阳明为了补救朱熹“知先行后”论的偏弊而提出的“知行合一”论，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正确方面是主要的，表现在：其一，肯定认识必须依赖实际行动。在抨击朱熹“不行而言学”时，王阳明指出：“向、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其二，接触到了真知发源于直接经验的问题。在批评朱熹“知先行后”论时，王阳明说：“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先知食味之美恶者耶？”“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先知路歧之险夷者耶？”他甚至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其三，看到了知与行的某些辩证关系。如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既肯定“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又肯定“知”只有通过“行”才能完成。这些思想的正确性是无疑的，至今仍值得借鉴。
山东社会科学院刘宗贤研究员指出：王阳明倡言“圣凡平等”，主张“圣人之性，吾性自足”。追求心中的圣贤标准，其所谓圣人其实是人人心中自有的良知。良知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现实性、主观性和个体性特征，使得圣人观念也进一步内面化。这样，良知的相同便指向人人在本性上的平等，致良知的共由方法又使得人人本质平等的实现有了可能。他赞同的“满街都是圣人”，突出地表现了这种平等观；而“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可看作对这种平等观的论证。从陆九渊的“若能涵养此心，便是圣贤”到王阳明的“良知即是道”、良知“无间于圣愚”，将圣人内化推向了极端；而“满街都是圣人”，又将内化的圣人观引向了对现实人性本质的探求。藉此，才有了阳明后学将儒学推向平民化的趋势。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徐儒宗副研究员认为，王阳明在政治哲学方面也有不少可取之处。例如，他提出了“古今异宜”的观点，主张采取“因时致治”和“因势之所便而成之”的施政方法。在用人问题上，他又提出了“因材器使”和“量力受任”的原则。在政治实践中，王阳明主张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执中行权”法则，提出了“因时制宜”的施政方略。
三、与近代进步教育学说每多一致的教育主张
潘富恩教授指出：“致良知”是阳明学说的核心和基石，是他一生讲学的宗旨，它具体地体现在阳明的教育目的、内容、方法及其过程之中。“良知自知”、良知人人具有，这就成为“有教无类”的理论依据。“致良知”的重点是在“致”这个动态过程的工夫上；“致知”者应有正确的学习态度，“不以聪慧警捷为高，当以勤确谦抑为上”；要注意“致知”与“力行”的有机统一，做到“知行合一”；在“致知”过程中还要有“当利害经常故、遭屈辱”的生活磨炼。教师要根据学生不同的“开悟”程度，实行因材施教、“随才成就”；对儿童要注意其心理特点，实行愉快教育，反对体罚；师友之间要相互切磋学问、讲究文德，不可“矜己之长，攻人之短”；在教学中要反对经学独断论。
上海大学教授、香港孔教学院顾问兼院长助理陈增辉先生指出：王阳明的与近代进步教育学说每多一致的主张，主要表现在十个方面：第一，全面发展、德育优先。王阳明规定的课程，综合起来正好是德智体美四者；其中，德育居首位。第二，反己责善。他贯彻德育首位的重要措施是“反己”、“责善”。他说：“学须反己”；“责善，朋友之道。”责善时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第三，教学相长。他不同意“师无可谏”之说，认为谏师之道可“直”、可“婉”，直非“犯”，婉非“隐”，“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第四，独立思考。他说：“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只有打破垄断，才能使道、学成为“天下之公道”、“天下之公学”。第五，着实躬行。认为学就是“学做这件事”，做这件事就是“行”，所以说“不行之不可以为学”。第六，因材施教。他把学生分为年龄之异、才能之异、禀性之异等，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教以不同内容。第七，随时就事。他说：“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他善于联系身边的具体事例，生动活泼地说明深刻虚玄的哲理。第八，循序渐进。他说：“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功，渐渐盈科而进。”反对走捷径。第九，量力而行。他说：“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他在教学中注意从学生的接受能力出发，量力而行。第十，少而精熟。他说：“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上述主张，集中反映了王阳明教育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和长期教学实践的经验，值得吸取。
四、阳明学的深远影响
日本原京都大学教授小野和子说：阳明学在唤起具有良知的人的自觉的同时，深化了有关知识与实践的关系的思考。万历时期，在东林书院讲学的人士继承了这种精神，在政治实践上表现出强烈的意欲。小东林复社也继承了这种精神，关心现实政治问题，对时事政治加以尖锐批判，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清议”。在阳明学里面，存在着一种可称为“狂气”的东西，它在抗清斗争中明显表现出来。
韩国学者洪允植指出：作为日据韩国时期阳明学代表人物的郑寅普，根据阳明哲学思想对当时哲学及其他思想所作的批判中，证实“精神”观念在其民族主义历史观中具有一个根本性的位置。而“精神”这一观念是从良知——阳明哲学中一个最为根本的概念——中发展而来的。由于他运用阳明学研究韩国独立运动中的现实问题，他被誉为“一个将其研究基于阳明哲学的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为寻求现代方法论的第一个阳明哲学家”，“实行阳明哲学的最后一个儒家”。阳明学对韩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贵州师范大学哲学所副所长余怀彦指出：王阳明是中国封建社会转折时期的哲学家、思想家，由于王学体系中含有许多可以吸取的养料和可资利用的因素，使它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和一面旗帜，具备了一个新世界观的胚胎。但是，由于它在内容上受传统的严重束缚，主观上为维护和挽救封建专制制度，就使它和启蒙思潮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汤恩佳博士指出：王阳明的凡圣平等、学道公有等思想，起到了打破偶像崇拜、发展个性、解放思想的作用，这在泰州学派那里非常明显。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从李贽、黄宗羲、唐甄直到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等时代先驱的思想，几乎无一不与阳明学存在某种血缘关系。关于阳明学在国外的影响，当首推日本。从“近江圣人”中江藤树开创日本阳明学派，到“泰山北斗”佐藤一斋，突破了朱子学独尊的局面，开了幕末王学之先河。随后，阳明学又成了下层武士和市民、农民倒幕维新的指导思想，其作用可见一斑。在新加破，1984年教育部主持编写的《儒家伦理》课本，把王阳明列为与孔子、孟子、荀子、朱熹并称的五位“儒学大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