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及其动力机制研究——基于市场自组织与政府他组织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织论文,视角论文,城镇化论文,本质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5-03-11 中图分类号：F291.1；F1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15)04-0183-10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实施，有助于实现向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资源，还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而政府与市场都能对城镇化进程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在市场主导城镇化进程时，过度依赖汽车业的底特律市从辉煌走到破产，东莞的城镇化也因为“三来一补”的“寄生型经济”无法转型而正在失去前进的动力。而在政府主导城镇化时，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虽然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3年的53.7%，但也出现了环境污染严重、交通拥挤、城镇居民生活质量下降以及伪城镇化等问题。那么，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本文将通过探讨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梳理城镇化的自组织与他组织机理，来探究两者的边界。 二、文献回顾及评价 (一)有关城镇本质的讨论 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是城镇和乡村彼此分离的基本动因和历史前提[1]。群体与个体的活动网络构成了城镇的深层结构[2]。城镇首先是一个市场聚落，后发育成为聚落的经济中心[3]，继而演变为在有限地域内集经济实体、社会实体、物质实体于一体的复杂有机体[4]。学者据此认为城镇化的本质就是集聚[5]，包含产业集聚、新产业区与城市经济空间的整合[6]，也有学者进行了实证分析[7]。 集聚还使得城镇不仅有形而下的实体空间，还有形而上的组织与管理层面。但城镇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和人工构筑物，而是人性的产物，因而具有人文特色和人文精神[8]。彼得·霍尔首先意识到城镇化属于人的主体行为，正是人的基本需要及其能动性驱动着城镇的产生和延续[9]，是人类自身品格外化而成的物质环境构造体系和相关的制度[10]。究其本质而言，包含人性的理论、需要理论和环境理论三个方面[11]。在更为抽象的层面，城镇是人类本质的延伸和物化，是文明人类的存在形式和主要载体[12]，是一件杰出的文化产品[13]。城镇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反映着人类的文明成就。作为贮存、孕育和传承文化的“容器”和“磁体”，是人的生存场所、生活的剧场和心灵的栖息地，是冷却与凝结文化的贮模，并通过吸引、融合与传播[14]，实现人的生存意义、生活意义和发展意义[15]。 (二)城镇化动力机制的讨论 城镇化是一个以人为中心、以产业为驱动，通过聚集进而影响地域空间结构演变的过程[16]。在静态层面，城镇化动力包括追逐利润的资本、不断进步的技术和日益网络化的贸易[15]。在动态演变层面，三位一体的基础性动力将随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而呈现出结构性的变化[17]。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本动力，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动、市场的资源配置和政府的宏观调控构成了城镇化动力的主要方面[18]。经济全球化使得贸易、生产和资本输入主导了亚太地区城镇化进程，而城镇政策、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构成了城镇化的内部动力[19]。 在县域经济的范畴内，费孝通研究了现代小城镇成长和变化的内部动力[16]。在国民经济层面，城镇化动力主要来源于产业结构转换、国家政策调控以及科技进步和外向经济发展[20]。也有学者强调农业发展是城镇化的基础动力，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和加速器[21]，而市场化是乡村人口和资源向城市聚集的基础性动力[22]。总体而言，城镇化动力既包括经济全球化、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甚至还包括工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集聚经济等方面。 (三)研究现状的评价 关于城镇本质的讨论，国内学者早期的研究大多强调集聚，后期则侧重于探讨城镇的文化属性。但集聚只是一种行为，一种现象。对个体而言，其目的是分享人类文明的成果，获得更好的适应能力。而在类的层面，将通过创造和传承文化而促进入的全面发展。现有研究在探讨城镇化与人的自然本质、人的异化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方面还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也缺少从复杂系统理论的角度分析城镇经济的自适应特征，个体与城镇自适应之间的联系也有待说明。 有关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资本、技术与贸易作为城镇化的初始动力，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动力结构。但目前的研究仅局限于宏观层面，缺少在微观层面探讨个体、企业与城镇化之间的联系，城镇化动力各个侧面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尚未整理，城镇各子系统之间的自组织过程与机理还有待研究。 三、城镇是一个复杂自适应分工网络 (一)城镇经济是一个分工网络 城镇在形而下的层次上表现为实体性的地理空间，意味着各城镇的涌现所凭依的自然资源禀赋并不相同，而基于路径依赖的发展使得各自的资源比较优势得以显现。资源禀赋的差异及其比较优势诱导了专业商人的出现，而远程贸易的发展将各专业城镇的经济活动逐步链接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每一个城镇都是经济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对单个城镇而言，经济活动只能以专业化为原则。从城镇起源及其演变的角度来看，农业技术的累积性进步促进了剩余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持续增加，诱致了交换场所的固化。随着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以及手工业生产在固定交换场所的集中，城镇的雏形开始涌现。基于技术进步的正反馈机制和持续的制度创新，手工业拥有了原始工业的形态，并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改造而成为城镇的主导产业。与此同时，随着市场规模的增加、人口的集聚以及现代工业对辅助性服务部门的需求，诱发了城镇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在现代工业经过信息化改造而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逐渐成为城镇主导产业。可以认为，城镇产业结构的演变就是城镇经济活动的专业化过程，并同步决定劳动力就业结构、城镇消费结构以及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在产业层面，城镇经济因分工协作而耦合为一个系统。在产业内部，单个企业因其专业化特征而耦合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分工网络既是单体城镇的经济本质，也是城镇网络的本质属性。 (二)城镇经济系统的自适应 城镇是由分工网络中的行为自主体构成的一个复杂适应系统[23]，是源于个体与环境以及个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而涌现的宏观现象，个体对适应的追求使得城镇也拥有了自适应的特征。一般而言，复杂适应系统中个体能主动地感知环境的刺激，基于信息媒介与其他个体进行交互作用，自主地修改自身的规则，并调整自己的行为。正是个体基于其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最终实现其适应的目标[24]。 在分工网络中，个体适应与企业家才能关系密切。面对共同的技术-制度环境，个体将敏锐地感知环境信息，发现和把握环境中因技术进步或制度变迁而出现的机会，并在自身的知识储备和信息图景中进行解读，重新组合现有的信息或知识拼图，不断地寻找、发现新的目标和手段，以获得自身的适应能力[25]。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家才能是独特的、个人的和不可重复的，因而每一个个体的企业家才能都可以发挥出来。即使是那些最缺乏知识，只拥有点滴知识或片段信息的个体，都能基于本能的警觉来采取行动，获得自身的适应能力。因此，在分工网络中，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基于其自身的知识储备，自主地选择合理的专业化水平，并通过与分工网络中其他个体的交互作用，实现其适应的目标。但个体企业家才能的发挥也有可能无法改善其适应状况。这种无效的应对将促进个体的学习和经验积累，最终能领会源于交互的反馈信息，并调整其行为以改善其适应能力[26]。 城镇系统的适应性既表现为短期的个体适应，也表现为长期的系统演变。在分工网络中，个体之间的互动大多表现为学习怎样相互协调的过程。正是这种后天习得的调适技巧，使个体拥有了自主地追求其特定目标和利益的能力，也是分工网络得以存在和发育的基础。虽然每一个个体都能基于其局部小环境刺激，并行地、独立地改善各自的适应状况[27]，但分工网络中的个体在追求其适应能力时，必须彼此依赖，相互协作。对个体而言，虽然在制度知识的领悟和专业知识的储备方面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但也有可能因环境涨落而导致个体差异扩大化，也有可能因公共知识的积累而促进个体之间的聚集。当个体之间基于某种经济联系或规则而相互协作时，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开始逐渐强化，于是相互协作的个体“粘合”为一个新的聚集体，意味着新的层次和结构涌现于个体之间的强交互作用[28]。而且在城镇系统层面，企业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促进产业链的延伸和分工的精细化，并可能诱发新的产业以及交换与分配过程的专业化演进，改善了城镇系统的整体适应能力。 四、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 (一)人的自然本质与城镇化 人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类而存在，维持其生存是第一要务。在这个意义上，人具有自然的本质[29]。城镇既是人的自然本质的体现，也是个体适应环境的最佳场所。 人的生存只能通过自己的物质生产活动和实践活动来满足。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专业化策略逐步成为个体获得适应能力的唯一手段，而个体专业化策略互动的结果，使得城镇作为一个发达的分工网络而涌现。在个体层面，“天人合一”作为获得适应的原则，既体现在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也体现在分工网络中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现实的人”作为生产主体，总是处于一定历史条件下并受各种历史条件所限制[30]。在城镇系统这个分工网络，个体专业化活动只能在现有的技术-制度环境中进行，还必须在其它个体的协作下才能顺利开展，而且个体专业化策略互动的结果也将更新现有的技术-制度环境从而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在人的类层面，城镇作为社会经济和文化中心，既是自由自觉的社会实践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逐步摆脱自然束缚，实现人类社会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载体。城镇化也因此获得了永久的动力。 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民本思想，其旨意在于肯定和重视人的自然本质。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着力解决进城农民工最基本的生计和生活问题，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并通过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为城镇居民的安居乐业提供保障。在此基础上，通过促进城镇经济的快速发展，满足城镇居民对富裕的追求、对幸福的渴望这些人生的基本目标。事实上，民本思想认可人民群众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既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也是新型城镇化的最终目标[31]。 (二)人的异化与城镇化 人的异化是劳动异化的形式及其结果。既是劳动产品与劳动本身的异化，还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的异化，并导致外在的经济依附和内在的心理依附[32]。在分工网络中，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并成为支配和控制人的行为的因素，致使主客易位[33]。在个体层面，分工网络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而影响和支配着个体行为。日益细化的分工限制了个体综合能力的发挥，剥夺了人全面发展的可能，使每一个个体都成为固定化、片面化的畸形人，导致劳动产品的异化和劳动本身的异化。在城镇经济中，个体只是参与产业活动的某一个环节，无论是个体劳动本身还是劳动产品都必须相互依赖，才能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作为人的类本质，劳动异化与劳动产品的异化是城镇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我们也不能因为人的异化而抛弃分工，否则就只能永远停留在自给自足状态。 在分工网络中，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产品与劳动本身的异化是可以避免的。人的自由活动完全可以基于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来实现，而自觉则可以通过理性的支配来摆脱本能的冲动而自主地从事所选择的活动，从而避免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促进城镇化进程正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而做出的选择，城镇经济的专业化属性及其文化本质，将为个体理性的发展提供基础，从而可以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自主地选择适宜的专业化水平。 (三)人的全面发展与城镇化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人的异化将随着分工网络的发育而深化，也将因此而获得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事实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需要经过从人的异化到人的自主性再到人的自由个性发展三个阶段。城镇作为创造物质财富的载体及其文化本质，将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可能。 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人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人的需要、人的能力、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34]。首先，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既是城镇化的动力，也是城镇化的目的。个体在追求适应的驱动下，将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参与城镇经济的专业化活动，以满足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个体在精神层次的需要也将因为城镇的承继、创新和传播文化功能而得到满足。其次，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是城镇化的基础和保障。个人能力的发展可能会受到社会分工的制约，但累积性的实践能力、认识能力、审美能力将正反馈于人类社会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在促进分工深化的同时，有利于人的能力的进一步加强与完善，能够更好地把握和理解城镇化规律。最后，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可以在城镇这个文化容器里得到实现。城镇作为文化中心可以改善个体的自觉能力，使其能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价值，并能基于自身的企业家才能，经过不断地自我调节和控制，自主地选择合理的专业化策略以维持其生存与发展，从而成为自身的主人。 需要强调的是，教育之于人的全面发展非常关键。卢梭就强调要通过教育在人民中培养仁爱与正义的美德，引导人民以低层次的、由欲望和本能驱动的自我来服从高层次的、富有理性与道德意识的自我[32]。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也非常注重教化，通过增进德性，明辨是非善恶，知人伦道德，来培养良好的行为和精神寄托[35]。城镇作为贮存、孕育和传承文化的“容器”和“磁体”，为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提供可能，是实现人的生存意义、生活意义和发展意义的载体。 五、城镇自组织动力分析 (一)城镇自组织微观动力 在分工网络中，个体与企业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就越能获得较高水平的适应能力。分工与协作的需要使生产要素的集聚成为一种必然，于是农民工进城，企业向城镇集聚。正是个体与企业对适应的追求促进了城镇的自组织发展。 1.农民工为获得更好的适应能力而聚集于城镇 相对农村而言，城镇经济有较高的分工水平，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和满意的适应能力。每一个农民工都可以根据自身的知识和信息储备，发挥他的企业家才能，选择不同等级的城镇，获得满意的适应能力。 农民工在城镇找到工作后，生产过程中“干中学”机制的启动，有助于生产技能和技巧的快速积累，并促进“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变。“显性知识”的扩散会进一步提高城镇经济的专业化水平和生产效率，改善农民工的适应能力。在长期内，随着专业知识的不断累积和制度创新，可以形成新的专业化生产领域，延长现有的产业链，实现更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城镇也将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人口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参与分工的个体通过“干中学”而累积的专业知识，使其有可能在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分工网络中找到工作。个体在跃迁到分工网络中的更高层级之后空余出来的就业岗位，可以为专业知识储备较低的其他个体所占据，并进一步改善他们的适应能力。这种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单向跃迁还使得进城农民工的数量不断增加，继而刺激城镇消费需求总量的增加，从而诱致产业链的横向生长，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吸引更多的农民工进城就业。事实上，城镇经济的这种专业化演进将永不停歇，创造的就业岗位也将越来越多，吸引农民工的数量也将越来越多。于是，农民工为了获得更好的适应能力而进城，城镇也因此而获得了发展的动力。 2.企业为改善其适应能力而向城镇集聚 企业为了获得不断改善的适应能力而集聚于城镇，以获得较大的市场规模、熟练的专业工人以及知识和信息的外溢等好处，还能降低生产运营成本，获得规模效益。 企业可以基于其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选择适宜的专业化水平来参与城镇经济的分工，并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持续地获得满意的适应能力[36]。这主要是因为：(1)市场中介的突现及其专业化，能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涌现于个体交易活动之上的市场中介，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也在通过交易技术的进步和交易制度的创新，以获得不断改善的适应能力，从促进了交易效率的提高和交易成本的降低。(2)城镇作为固化的交易市场，随着企业集聚和人口数量的增加，集中了企业经营必需的生产要素和原材料供应商、中间产品供应商、销售中间商以及最终产品消费者，有助于交易费用总水平的降低。(3)城镇系统中知识和信息的外溢，有助于交易效率的改善。对每一个集聚于城镇的企业而言，无论选择哪一个层次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改善的交易效率既有助于生产要素及中间产品的购买，也能促进产品的销售。长期而言，分工与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还能促进专业化生产与市场扩展的良性循环。当企业选择新的专业化水平时，交易费用的增加可以通过市场中介的专业化而获得改善，为企业获得满意的盈利水平创造条件。 城镇经济系统不仅可以通过提高交易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吸引企业参与城镇经济的专业化活动，还能基于信息和技术的外溢等好处，为企业选择更高水平的专业化策略创造条件，以占据分工网络中更高的经济势能节点，持续地获得满意的适应水平。 (二)城镇自组织宏观动力 城镇作为涌现于农业经济活动之上的宏观现象，是农业专业化演变、农村市场网络以及农村工业分工演进在特定地域叠加并诱发城镇服务业的结果。正是这四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城镇自组织的宏观动力。 个体“各向异性”的自主行为之间的相互调适，使得个体之间的经济联系既有可能更为紧密，也有可能出现分化。前者表现为产业链的涌现及其进一步的专业化演进，后者则呈现出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专业商人与市场中介以及城镇服务业的突现。但这种分化并没有否定各子系统之间的必然联系[25]。事实上，通过不断引进手工业、原始工业及现代工业的专业化分工，基于自身的技术进步和经营制度创新的农业专业化，将先后完成由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和农业产业一体化的转变，最终进入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阶段。而与之同步演变的是农村市场的网络化，并产生两个方面的结果。其一是农产品种类和数量的增加，将诱发市场中介的专业化，并通过创新交易技术和交易制度以提高交易效率，扩展市场容量和潜力，为农业经营者选择新的专业化提供可能。其二是农产品种类和数量的增加，将诱导农副产品加工业的突现。随着农村工业的专业化演进，农村工业企业将出现分化。一部分加工农副产品，通过农村市场网络向城镇和农村市场销售；一部分企业将不再生产最终产品，而是生产各种中间产品；还有部分企业将为市场提供生产或生活服务。 农业、农村工业与农村市场之间因专业化演进而相互叠加的结果，将在特定地域突现为城镇，也因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获得生长。以技术创新为动力的农业现代化，将基于生产专业化原则而逐步提高生产率，不断增加的农副产品将逐步推动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工业或服务业，农村市场因为农民收入增加而成为城镇工业产品的出口。农村工业的专业化将基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协同，导致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吸引更多的就业人口，并进一步促进产业链的横向生长。 以物联网和云计算为标志的信息化，不仅能加速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还能显著地改善市场交易效率，也是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之一。信息化之于农业现代化的促进不仅体现在农业生产决策的科学化、农产品交易的网络化和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以及新型农民的培养等方面，还体现在农业生产过程的智能化①。农业现代化对信息技术的需求也将促进信息化进程。源于工业化的信息化不仅能降低单位产品能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还能实现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带动多媒体技术、通信技术、智能计算机技术和交互式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诱导出工业机器人和3D打印等新的产业形态，从而促进传统工业向新型工业的转变。信息化使服务业成为城镇经济的支柱产业。目前正在建设的信息化云服务平台，有助于城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通过优化需求结构和挖掘消费需求，促进城镇服务的快速发展②。物联网、电子商务以及在线支付将改变政府、企业和居民传统的交易和消费行为，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 总体而言，基于农村市场网络化的现代农业与农村工业的专业化演进，促进了城镇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信息化通过推动三大产业的分工演进而逐步成为城镇经济的主导产业。正是这三者之间的共生演变构成了城镇化的宏观动力。 六、城镇他组织动力分析 (一)城镇他组织的必然性 一切合理地生成、存在和延续的系统都是自组织与他组织的辩证统一[37]。系统整体行为可以是自组织的，而各子系统之间可能会出现伺服和控制的他组织现象。在多层次结构系统中，高层次对低层次、中心部分对边缘部分、城市对乡村都存在他组织。控制论、运筹学以及管理科学等都是他组织实践的理论化。 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管理者，可以借助于政策、法律、文化以及舆论等系统序参量，诱导或强制引导个体及组织调整其行为，改善社会经济系统的适应能力[38]。城镇作为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是宏观调控的主要对象。一方面，在城镇发展过程中，日益深化的专业化分工致使城镇之间、城镇与腹地之间、城镇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联系错综复杂，以及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等问题，客观上都需要他组织的存在。另一方面，我国东西部城镇化水平的差异、农村城镇化以及农民工的市民化等问题，也需要政府施加他组织的影响。 (二)城镇他组织机制分析 1.城镇空间布局的他组织 从我国城镇化的历史阶段来看，明清时期突现于江浙地区的小城镇是自组织的结果，其他时期，政府作为他组织主体都施加了比较重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主要通过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城镇发展规划、产业政策以及相关制度，对城镇的空间布局以及城镇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1978年以前，政府对城镇化布局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建立重工业体系时期，重点建设的工业城市只有北京、太原等7个，重点扩建城市有鞍山、沈阳等20多个，局部扩建城市有南京、济南等15个[40]。“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后，国家执行压缩城镇人口、精简企业职工的逆城镇化政策。1964年的“三线”建设促进了十堰、成都等城市的发展[41]。 1978年以后，政府的宏观指导仍然关键，但市场主体的自组织现象逐步显现。197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1979年试办深圳、珠海等4个经济特区，同时开放广东、福建2省，1984年确定14个沿海开放城市，1985年开辟珠三角、长三角以及闽南三角洲为经济开放区；1989年颁布《城市规划法》，1990年浦东开发，1991年审定26个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开放北部4个边境口岸，1992年进一步开放沿边、沿江城市，开放内陆地区11个省会城市[41]。以上这些措施塑造了城镇的空间布局，极大地促进全国的城镇化进程。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国企改革、商业银行改革、汇率并轨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实施，极大地释放了市场活力。《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以及《汽车工业产业政策》，促进了城镇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热情。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的快速进入以及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极大地推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中部城市群规划，为我国城镇空间的均衡布局指明了方向。目前，城镇化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也将为下一阶段的城镇化打上他组织的烙印。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城镇化来源于他组织与自组织的耦合，但基于市场力量的自组织仍然是城镇化的基础力量。因而需要借鉴欧洲发达国家“政府主导，市场推进”的城镇化模式，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使之成为城镇化不竭的基础性动力。 2.智慧城镇化的顶层设计 智慧城镇化是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42]，涉及城镇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生态五个方面的运行与管理，既要“强政”还要“惠民”、“兴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43]。智慧城镇化已经成为城镇社会经济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的战略选择[44]。目前，我国已经启动了智慧城市和智慧项目建设。但基于市场机制的自组织动力仅限于智慧城镇化的微观层面，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只能借助政府的他组织。 (1)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核心是人的需要和体验。智慧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高级阶段，特别强调要以人的体验和需求为核心，重视公共服务的便利和均等，提升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质量和水平。通过创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循环高效的经济模式，改善交通、环境和公共安全等领域的智能化水平，促进城市与生态环境和谐统一，实现绿色低碳、智能和可持续发展。注重区域协同与城乡统筹，分享城镇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 (2)智慧城市顶层设计要以复杂系统理论为指导，以综合集成方法为基础③。智慧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融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于一体，涵盖经济、政治、人文、环境及生态等方面，因此，智慧城市顶层设计需要借鉴系统工程的总体设计思路和综合集成思想。具体而言，需要将智慧城市系统分解为经济、人文、环境以及公共服务等子系统，研究各系统物质、信息和能量的变化特征，并经过定性综合集成、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定量综合集成三个阶段，在智慧城镇系统层面进行综合集成。这个过程需要循环往复多次才能理解智慧城镇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另外，运用综合集成方法可以构建智慧城镇系统的组织管理技术体系。从方法和技术层次上看，智慧城镇综合信息系统是人机结合获得信息、知识和智慧的方法，既是人机结合的信息处理系统，也是人机结合的知识创新系统，还是人机结合的智慧集成系统。正是这个高度智能化的入网系统使城镇拥有了智慧，也使智慧政府、智慧民生和智慧经济成为可能。 (3)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总体思路。根据《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智慧城市建设要在试点先行和因地制宜的基础上有序推进。需要在统筹规划设计的基础上，开展智慧教育、智慧国土、智能环保、智能电网、智能交通、智能水务、智慧医疗、智能养老、智慧社区和智能家居领域的智慧工程建设。在试点示范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各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因地制宜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4)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总体架构。智慧城市以信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主要基于空间地理信息系统、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及大数据系统等平台，通过数据融合、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实现智慧政府、智慧民生和智慧经济的目标。从技术层面来看，智慧城市建设应包括基础服务层、行业应用层和综合集成应用层。基础服务层主要通过城市公共部门和公共基础设施的信息资源共享，提供基础性的公共服务和应用支撑。行业应用层的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平台以基础服务层为支撑，是政府部门和组织功能得以实现的平台，也是基础服务层的信息源和综合集成应用的基础。以基础服务层和行业应用层为基础的综合集成应用层，通过数据挖掘、整合与共享，构建智慧城市管理信息系统，服务于智慧政府、智慧民生和智慧经济的建设目标。 (5)智慧城市建设的综合保障体系。组织保障方面，需要成立跨部门协调小组，组建咨询研究机构和专家委员会，建立智慧城市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各部门资源；政策与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方面，严格执行相关政策措施，无论是智慧城市规划，还是施工技术标准都要以此为基础；资金保障方面，要通过财政预算保障重点项目建设和运维资金，完善智慧城市投融资机制，充分依托地方投融资平台，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智慧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鼓励条件合适的地方政府适量发行智慧城市建设债券；评估体制和机制保障方面，评估标准和指标体系的筛选要以智慧城市规划目标为基础，创新评估办法，实时调控智慧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技术保障方面，政府要加大信息技术研发投入，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通过信息技术的集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6)智慧城市顶层设计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智慧城镇化建设需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也要通过顶层设计予以引导和调控。政府可以研究制定鼓励市场化投融资、信息系统服务外包、信息资源社会化开发等政策，积极引导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承包商、咨询公司及运行与维护承包商等市场主体参与智慧城市建设。 ①物联网和云计算的发展能够将农业生物技术、种养殖技术、现代农业机械、农产品加工储运、农业自然灾害防控监测以及农业资源环境控制链接为一个有机的整体[39]。 ②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网络购物用户3.1亿人，交易额达1.85万亿元。 ③这部分内容主要参考了于景元先生在“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深度研讨会”上的发言，该研讨会于2013年8月15日在湖北大厦(北京)举行。标签：新型城镇化论文; 城镇体系规划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组织环境论文; 产品专业化论文; 自组织网络论文; 适应能力论文; 自组织论文; 农村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