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市场自主性增长因素的财政支出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支出论文,自主性论文,因素论文,政策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03年经济工作思路：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国民经济发展中市场自主性因素逐渐增强，经济开始步入稳定、健康的经济扩张时期；但是，国民经济中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会影响市场自主性增长因素的增强。创新财政政策，强化市场自主性增长因素有重要的实践作用。本文就强化市场自主增长性因素的财政支出结构政策，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市场自主增长性因素增强的主要表现
1.宏观经济形势趋好。1998年以来，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央果断英明的采取了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坚持以发展为主题，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目的的经济发展方略。5年来，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活跃、最快速的国家。1998-2002年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7.8%,7.1%,8%,7.3%,8%（备注：2002年为预测数据），这五年是建国以来经济波动幅度最小的时期。根据胡鞍钢的研究，1991-1995年中国经济波动系数为17.5%，1996-2000年的波动系数为12%。2002年国民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0万亿元，引进外资超过5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引资大国。2002年1-10月工业增加值25317亿元，同比增长12.3%；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2773亿元，同比增长8.7%；外贸进出口额超过5000亿美元，外贸依存度超过50%（《财经》）。2002年11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额为16.8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企业存款余额5.76万亿元，同比增长17.8%；各项贷款余额为12.86万亿元，增长15.7%，增幅是1999年4月以来最高的（经济日报）。
表1 1997-1998年世界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
世界平均 低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1997 6.16.5 4.1 3.3
1998 -1.04.0 0.0 1.9
表2 资本与商品库存占GDP比重
年份
资本存货增加商品库存
占资本形成总额比重 占GDP比重 占销售总额比重 占GDP比重
199615.13
5.17
17.0
10.6
199713.13 4.41
13.7
10.1
19986.93 2.42
6.7
4.7
19994.16 1.48
6.2
4.0
2000-1.13-0.41
5.1
3.7
2001-0.93-0.35
5.9
4.3
资料来源：胡鞍钢.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形势分析和若干建议.改革，2002年第5期。
2.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显著。1998年以来，政府利用通货紧缩的经济环境，在实施扩大内需的同时，注意对供给的调控，大力优化经济结构，核销过剩无效的生产能力，把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相结合，利用新技术发行传统产业，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1998年通过财政补贴、核销呆帐准备金等措施对纺织业大力度“压锭减员增效方案”，1999年先后采取措施淘汰过剩的生产能力；1999年中央财政提供技改贴息从1998年的7亿元增加到90亿，不仅带动1800亿-2000亿设备投资需求，而且还可带动信贷资金和地方、企业的配套资金投入。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质量明显改善，我们可以从资本和商品库存的变动就可证明（见表2）。资本与商品库存占GDP的比重大幅度的下降，说明产品供求结构平衡，才可能供销两旺。我们也可以从能源耗费情况得到证明，能源耗费总量增长率在“八五”期间为5.9%，“九五”期间为-0.5%，1991年每生产1亿元GDP，我国要耗费4.8万吨标准煤，到2001年，下降到1.38万吨，单位能耗比仪为1991年的29%，2002年1月美国《中国经济》季刊主编斯塔德维尔在出版的《中国梦》一书中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论据为，1998-2000年间中国GDP累计增长24.7%，但与此同时，能源消费却下降12.8%。这种“唱衰论”根本不顾结构、技术、管理、制度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些客观事实。目前房地产、通讯电子、汽车等新的支柱产业正在形成，仅2002年1-6月，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为30.8%，拉动经济增长大约3.8个百分点。制造业的比重占GDP40%，财税额的50%，出口创汇额的70%；制造业成为世界第四大国，有8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
3.市场制度的扩展。二十多年业，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的重要成就有：国有经济的战线显著收缩，国有工业企业总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近80%下降到2001年的44.4%；国有企业数量从1980年的8.3万个下降到2001年的4.6万个；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企业实现了公司制改造，相当一部分还通过上市和吸引非国有投资者，实现了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改造；在大多数领域包括电力、电信、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打破了国有经济的垄断，国有企业现在不得不参与市场竞争，面向市场经济生产，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大多数国有企业都通过强化内部管理制度，降低了经营成本，提高了产品的质量，盈利能力增强，2001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389亿元。我们告别了“所有制崇拜”，非国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2001年底，私营企业达202.85万户，总产值12316.99亿，非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为68%，（统计年鉴）尤其在沿海地区，一些区县的非国有经济占到绝对的比重。如浙江绍兴县民营经济占全县经济总量的95%，2002年企业利润估计为36亿，县财政收入预计超过20亿。2002年上半年全社会投资增长21.5%，同比增长6.4个百分点；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长17.6%，民间投资需求开始回升。2002年11月初，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等四部委发布了《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允许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的通知》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这三个文件，将掀起外资、民营资本并购国有企业股权的高潮，推动经济资源从非制度优势区间转移到制度优势区间，资源的配置效率将大大改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生产制度和分配制度日趋完善。
二、创新财政支出政策的需求
1.积极财政政策是否淡出的争论。目前学术界对积极财政政策是否淡出争论的主要观点有：第一，主张应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余永定认为，如果一旦停止当前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而GDP增长趋缓，国债占GDP的比重就会上升，那才是真正的危险。戴圆晨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真的要淡出的时候时，操作起来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取消任何一项财政开支都要经过财政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反复磋商。胡鞍钢认为，在世界经济衰退尚未复苏和世界贸易增长低迷，以及国内需求仍显不足的情况，不要急于淡出，还需要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不要继续依靠扩大发行国债规模，而是提高中央本级财政收入。第二，主张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逐步淡出。蒋洪认为，巨额的国债将形成新一批国有企业，为未来改革背上包袱，由于政府在开放投资领域资产转让价格、国有企业退出等方面尚无多大进展，私人投资远远不能代替政府投资。马拴友认为，国债投资的确对经济增长发挥了正向作用，但效应不能过分高估；虽然带动了社会投资，但没有达到启动民间投资的预期目标；如果最初没有挤出效应，那么长期执行必须关注其挤出效应。通过对国债和通货膨胀的动态稳定性分析，发现在经济增长率大于利率时存在鞍点均衡，但这在长期是不可能的。积极财政政策本质是一个政治决策问题。
积极财政政策是否淡出之争，关键的问题是对市场自主性增长因素较弱与积极的财政政策之间谁是因？谁是果的判断。如果市场自主性因素增长较弱是因，积极财政政策是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政府有所作为的表现；如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因，市场自主性增长因素较弱是果，那么，政府的行为就是越位的表现。从1997年下半年，我国经济遭遇通货紧缩，出现过剩经济新问题；同时，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美国的“911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等，国际经济环境恶化，世界经济进入缓慢增长时期。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我国内需不足，是多个深层次原因的综合性并发症，如体制性、结构性、经济周期性、国际性、工业化战略、城市化战略等多因素交叉作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化解内需不足的内核，非一早一夕，不可能毕其功一役。综合性因素交叉作用最明显的领域，如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城市里下岗再就业、养老失业保险等问题。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只能是中国式的方法，不能在标准的阿罗——德布鲁范式新古典经济学中寻求答案。经济学的视野如果没有人存在，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经济学存在的价值在那里？
2.分风险是目前积极财政支出政策最大、最有效的目标。经济体制改革过程既是“分利”的过程，也是“分风险”的过程。过去，我们谈“分利”谈得很多，谈“分风险”谈得很少。渐进式改革其实是风险后置法，也就是平时人们常说的容易的就改了，剩下的都是难攻坚的，吴敬琏先生称之为“我们正在过大关”。“分风险”就是经济体制转型中成本与收益合理分布在社会利益主体结构之间。事实上，社会主体利益结构之间力量的悬殊，使得体制转型的成本与收益分布不合理，由此风险集中化，如城市下岗失业弱势群体，他们往往具有同质性、集体性特征。我们在谈论内需不足，虽然有很多原因；如果看不到现象背后是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失衡；那么内需的主体就不是居民家庭自然人和公司法人了，而是一些简单、无生机、现象化的“物”微观性质的消费函数理论，认为消费函数理论，认为消费函数是收入的函数；只不过收入有的是表示当期货币收入、持久性收入、购买力收入、他人收入的差异。宏观性质的消费函数理论即财富效应，如庇古的财富效应、托宾的q值等都与收入分配格局相关。扩大内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就必须调节社会各个经济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增强弱势主体进入市场获利能力，整合各阶层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整合就是分风险。
我国内需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又主要是农村消费需求不足，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偏低（见表3）。目前占劳动力总量的70%农业劳动力，创造的GDP份额只有15%，这15%包括农民的收入和三提五统等税费的份额；这意味国民收入宏观分配中城乡居民之间分配比例失调（见表4）。人口的大多数消费主体有消费欲望，而无消费能力，70%农村居民购买的零售商品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占37%。扩大社会消费总需求，就必须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是不现实的。茅以轼先生曾说，市场经济对穷人来说，是可怕的制度。为什么可怕？按照“经济理性人”的假设，“穷人”是能自主选择自己最优的经济行为，追求收益最大化目标。“经济理性人”，是无差异、中性、超社会、超历史的人；然而，人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历史条件下的人，“经济理性人”的假设是对历史的反动。人对利益的追求，必须凭借一定的物质条件，不可能“赤手空拳”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仅有物质条件还不够，还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信息、技术等人力资本条件。对农民来讲，进入市场追求自己的利益，增加收入，缺乏的就是物质、人力资本条件。积极财政政策对农民占有物质、人力资本应该“有所为”。增加农民收入，产生对积极财政政策“有所为”的潜在需求。
表3 需求结构占GDP比重国际比较(1999)
私人消费 政府消费 投资需求 净出口需求
中国 4713373
低收入国家
681122-1
下中等收入国家 5714263
上中等收入国家 6115220
美国
671420-1
日本
6110263
资料来源：Wor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1,P226-228.
表4 国民收入宏观分配中城乡居民之间分配比例(%)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农民 47.7 46.6
47.3 48.9
48.7
市民 52.3
53.4
52.7
51.1
51.3
资料来源：刘书明.靠“费改税”解决农民负担管用吗？.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4期。
三、强化市场自主性增长因素的积极财政支出政策
1.增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历史欠账太多。在改革前，依靠粮食统购统销、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户籍制三套马车呼拉走了农业全部剩余，满足超重工业化战略。据有关资料研究计算，1952-1978年，26年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形式从农业转移资金3917亿元，以税收等形式转移出资金935亿元，两项合计4850亿元。扣除同期财政返还给农业的各项支出，农业向外净流出资金3120亿元，相当于同期全民所有制农业固定资产原值的73.2%（王积业，1996）。传统体制下，留在农村用于公共产品的资金少得可怜，但是，户籍制使农村劳动力难以转移到其他产业，农村公共产品的生产可依靠大量的劳动力投入来解决。由于受制于技术、资金等条件，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远远满足不了农业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后，不管是先期的分灶吃饭财税承包制，还是后来的分税制，都难以保证中央、地方财政资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交给下级政府去做。上级政府凭借特殊的地位，希望少给财权，多给事权，往往把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下级政府去做。下级政府预算内资金的支出结构安排上，政府官员在任期内要追求政治租金最大化，由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生产周期长、见效慢、投资大，投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是理性的选择。然而，下级政府要满足上级政府的偏好：希望下级政府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下级政府的资金从哪里来？下级基层政府凭借组织、经济资源优势，以投资源优势，以投资公共产品的名义，在三提五统之处于监督的盲区，难以按时、足额用于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如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不能纳入政府的预算资金，要想减轻农民负担，难度大。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就是投资农民、解放农民、富裕农民。农村公共产品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道路交通、人畜饮水、动力照明、广播电视电话线网等基础设施物质性公共产品；另一类是基础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保健等知识精神性公共产品。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国家财政政策是农村地区居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政策。我国近些年实行经济财政政策的实践也同样证明，国家投资农村地区发展道路等基础设施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重要途径。政府增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既能体现效率，又能兼顾公费负担的歧视性制度安排；政府用于公共产品的资金投入，主要集中在城市，这与偏离农村工业化战略是一脉相承的。增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利于校正国民收入宏观分配中城乡居民之间分配失衡格局。第二，农村税费改革需要与农村公共产品融资制度改革项配套，才能提高农村税费改革的绩效，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可支配现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消费能力，从而增加社会总需求，提升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发展经济学认为，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有产品、要素、市场、外汇的贡献；在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发展阶段，农业的基础地位主要表现在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市场贡献。第三，能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增加，有利于农村生产要素向中心城镇集聚，避免农村生产要素大量向大城市、经济发达地区转移，造成农村生产要素空洞化。第四，有利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知识、信息、技术等人力资本要素的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就业结构、利益结构的调整，如果由于人力资本因素，不能顺利调整产业结构，意味着农民因人力资本缺口，农民无力进入市场获取经济利益。
农户家庭具备了一定的物质、人力资本条件，能顺利进入市场获取经济利益，收入提高了，激活农村市场，自然，市场自主增长因素就得到强化。
2.做实做强社会保障基金。积极财政政策，“积极”顾名思意，就是要发挥财政政策的内在稳定器、政府支出乘数的功能，反经济周期的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内在稳定器功能是依靠所得税累进制和政府转移支付发挥作用的，政府支出乘数效应是依靠消费函数中边际消费倾向(MPC)的高低发挥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反经济周期，关键点是提高社会公众的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高低按照凯恩斯理论取决于当期收入，当期收入的高低与边际消费倾向大小成负相关，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取决于持久性收入，消费信贷理论认为取决于消费信用。如何提高公众的边际消费倾向？对我国目前来讲，做实做强社会保障基金十分关键。我国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同时也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下岗、失业人员，成为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见表5）。
表5 1994-2000年下岗、失业情况
年份
登记失业（万） 下岗人员（万） 登记失业率(%) 失业率(%)
1994
476
79 2.82.94
1995
520
564 2.95.53
1996
552
815 3.06.71
1997
570
11413.18.24
1998
571
892 3.16.89
1999
580
937 3.17.03
2000
585
950 3.17.02
世界银行一份专题研究报告的统计，中国年均发生破产案件，1989-1993年为277起，1994-1995年上升到2100起，1996-1997年5640起。下岗、失业，对员工的家庭收入、生活影响较大。有关部门1999年对北京1000名下岗人员的调查显示，职工下岗前后个人收入平均下降61.5%；2001年10月苏州市工会摸底调查，2001年新增城镇困难家庭贫困因素中，涉及下岗的占65%，失业占34%，企业效益差占19%。
政府主导型的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方向是正确的，但操作上国有资产的代表——政府与初始出资人之一——国有企业职工难以处于相互协商、谈判的平等地位。从企业是以一组契约关系角度来看，政府与职工签订了“铁饭碗”契约。因为政府用低工资“借”了职工明天的钱（医疗、养老等支出），政府是债务人，职工是债权人。国有企业改革要砸“铁饭碗”，需要政府与职工平等的相互协商、谈判，政府要建立利益补偿机制，买入与职工原有的“铁饭碗”契约关系；否则，就是政府不讲信用。政府不讲信用，社会公众又不能选择与政府不打交道，其结果政府就表现为“不作为”，制度创新就丧失了制度伦理的公正性。1997年，养老基金发放时收不抵支的省市有5个，1998年扩大到21个，1999年增加到25个。专家估计，2000年底，政府隐性债务中仅社会养老基金负债达37000亿元，政府可用于偿债的最大资产量，1999年为44071.85亿元，按可动用资产存量计算的政府总负债（包括显性负债、隐性负债务、或有负债之和）比率为199%（刘尚希、赵全厚，2002）。国有经济结构战略大调整，需要积极财政政策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化解政府前期的“不作为”带来的潜在风险。
社会保障基金发生空转，大大影响社会公众的预期，强制储蓄，压低边际消费倾向，是对预期不稳定的替代，出现消费需求低迷。从1996年上半年起，连续8次降低利息，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不降反增，现在超过8万亿元。原因在于社会保障基金空转，大家对未来缺乏信心，不敢花钱，货币需求表现出很强的内生性。2002年第二季度，央行对储户储蓄目的调查显示，子女教育19.8%、养老13.6%、医疗失业11.1%、得利息5%（经济日报）。做实做强社会保障基金就是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资金从哪里来？国有资产可以从国有企业形态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形态，也可开征社会保障税。社会公众预期稳定，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才会统一，边际消费倾向才会提高，8万亿的储蓄存款才可能从银行流到市场中去。边际消费倾向上升，市场需求扩大，有了需求，市场自主增长力量自发推动经济增长。你的需求，我的财富，时尚的一句话就包含了市场自主性增长力量必须在有需求的空间才能强化。如果社会公众预期不稳定，压低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了政府投资支出乘数，大大缩减财政政策反经济周期的能力。
积极财政政策是与发行巨额国债相联系，但不是一回事，积极财政政策我们只能从功能上理解，而不能理解为单一手段。手段有多种可供选择，我们不能一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就等于发国债搞基建。目前财政政策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以承担社会保障显性或隐性债务：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等为主，提高财政支出质量，稳定社会公众的预期，激活消费需求，实现扩大社会总需求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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