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观转型与中俄安全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中俄关系突破了大国关系不是结盟就是对抗的传统模式，致力于发展不结盟、不对抗和不针对第三国的伙伴型国家关系，在十年多的时间里连续上了三个台阶。（注：1992年，相互视为友好国家；1994年，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更是成绩斐然，两国基本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共同创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实现了中亚地区安全合作的机制化，并致力于维护国际战略平衡，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本文试图从冷战后安全观转型的视角来探讨中俄安全合作之所以取得成功的问题。
一、冷战后安全观的转型（注：参见拙作：《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从安全观转型视角评析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J]，《欧洲研究》2003年第1期。）
在本文中，安全就是指事物的主体在客观上不存在威胁，在主观上不存在恐惧的一种生存状态。安全观是指人们对安全问题的最一般看法与观念，主要包括谁的安全、谁的什么安全和如何获得安全，即安全主体、安全内容和安全手段等内容，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反映了一定时期的国家或政治集团对安全利益及其实施途径的不同认识。转型主要是指事物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换。安全观转型就是指从传统安全观向新型安全观的转换。
笔者认为，根据冷战后安全研究的现状，目前的安全观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安全观、过渡型安全观和新型安全观。
传统安全观是以现实主义的假设为基础的。现实主义认为，权力只是“一种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小或太大都会有风险……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所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注：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中文版序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个自助的体系，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直接来源于两个事实：首先，国家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而对国家的现实威胁或可能的威胁随处可见，从而使国家之间总是相互猜忌或彼此敌视。其次，安全困境的存在，即一国为保障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意味着降低了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结构本身就是国家之间竞争和冲突的决定因素，国家间的竞争是处于国家外部的、普遍的现象，没有必要从不同国家的国内特征来寻找其行为的根源，安全就是和战争有关的问题。决定安全特性的是权力如何在国家之间分配，获得安全的手段则是军事力量。
由于传统安全观只盯着国家所面临的来自境外的军事威胁，即使在冷战时期（尤其在冷战后时期）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冷战的结束使安全研究发生了形态转换。人们被迫重新思考支撑安全研究的基本假说。……安全研究的一些关键性概念面临着变更：安全、权力、冲突，以及民族国家。”（注：［澳］克雷德·A·斯奈德等：《当代安全与战略》[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新型安全观是以抨击传统安全观为前提，以自由主义的假设为基础的。它重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加深，军事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中所起的作用在下降，民族国家安全主体的绝对地位面临挑战。它强调个人的安全，而不是国家的安全占有首要地位。以军事为核心内容的安全不再是国家追求的最重要目标，个人的生活质量和政治权利才是国家应该最关心的事情。全球化时代在无视他国安全的情况下，单个国家已无法获得自身的绝对安全，真正的安全只能来自制度化的国际合作。国家是安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与国外敌人相比，国家更可能成为其公民人身安全和福利的直接威胁。所以，民族国家是过时的概念，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应该落实到个人。
表一 传统安全观、过渡型安全观和新型安全观的异同比较
三种类型安全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下图
从目前的客观形势来看，传统安全观的某些内容（如绝对的国家中心主义、军事至上主义）无疑是不合适宜的，但它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新型安全观虽然对安全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想法，但还不是很成熟，某些主张甚至是脱离现实和超前的（如民族国家是过时的概念，强调个人的安全主体地位）。因此，笔者主张，在传统安全观和新型安全观之间还存在一种过渡型安全观，它综合了传统安全观和新型安全观的某些特点，使其更符合国际安全的现实。三种安全观的异同比较见表一。
在这里，为了与冷战后不少国家提出的所谓“新安全观”的概念相区别，我们没有使用“新安全观”这个概念，而是使用了“新型安全观”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在本文中“新安全观”和“新型安全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根据笔者对安全观的分类，现在经常提到的所谓“冷战思维”就是典型的传统安全观，而现在也经常提到的所谓“新安全观”却与本文所说的“新型安全观”不是一个概念，其含义与本文中提到的“过渡型安全观”大致相同。“过渡型安全观”由于既注意到了传统安全观所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又不像“新型安全观”那样超前和脱离现实，从而为大多数国家所信奉，成为冷战后占主导地位的安全观。
二、冷战后中俄安全观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对话代替了对抗，经济战代替了冷战，发展成为各国面对的主要课题，这一切对中俄两国的安全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明确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注：参见1997年江泽民在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演讲；1999年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大会上的讲话；2002年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俄罗斯也对传统安全观进行了自己的思考（注：参见Торкунов А．Внещ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н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992-1994.М．:РОССПЭН,2000 r.（托尔古若夫：《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1992-1999》，莫斯科，2000年版）），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中国认为，武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争端与矛盾，以行使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为基础的安全观念和体制难以营造持久和平。冷战后的国际安全形势突出表明，当今世界安全威胁呈现复杂化、全球化的趋势，一个国家难以单独对待；与此同时，各国在安全上的共同利益增多，相互依存加深，以国际合作来寻求安全是大势所趋；安全已经演变为一个综合概念，其内容由军事和政治扩展到经济、科技、环境、文化等诸多领域，再也不是单纯的军事安全；维护安全的手段日趋多样化，对话与合作将成为寻求安全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摒弃旧的观念，以新的方式谋求和维护安全。
中国提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与相互通报。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协作，是指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也认为，国家面临的安全形势日益复杂，继续沿袭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旧观念，制定以保障军事安全为宗旨的国家安全战略，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因此，必须更新安全观念，制定保障国家综合安全的战略。
从安全的主体来看，俄罗斯把个人、社会、国家，直至整个国际社会都看成是安全的主体，国家虽然仍是安全的基本主体，但不再是安全的惟一主体。俄《安全法》指出，“安全的基本对象包括：个人——其权利和自由；社会——其物质与精神价值；国家——其宪法制度、主权和领土完整。公民、社会和其他团体及联合会是安全的主体，国家是安全的基本主体。”（注：Олейников Е．Основ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М．：ИЗО“Бизнес－школа”Интел－Синтез”，1997.c.24.（转引奥列伊尼科夫：《经济安全原理》，莫斯科，1997年版，第24页。））俄学者也明确指出，“俄国家安全分为三个层次：个人、社会和国家。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社会关系、政治稳定和内外威胁的程度。”（注：Олейников Е．Основ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М．：ИЗО“Бизнес－школа”Интел－Синтез”，1997.c.24.（奥列伊尼科夫：《经济安全原理》，莫斯科，1997年版，第24页。））尽管如此，俄依然认为，国家仍然是安全的参照物，占有绝对优先的主体地位。
从安全的内容来看，俄罗斯把安全区分为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信息和生态等领域，不再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从而实现了安全内容的综合化。其中，俄罗斯对来自国家内部的安全问题给予了格外的关注，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视，甚至在1996年专门制定了国家历史上第一部《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俄还认为，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具有互动性，保障国家安全与维护周边、地区和全球安全密切相关、不可分割，借助单边和多边力量，在次地区、地区和全球范围建立相应的安全保障机制，对维护地区和全球和平具有重要的意义。维护国家安全仅靠一国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加强国际合作，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实现国家安全是困难的。（注：Олейников Е．Основ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М．：ИЗО“Бизнес－школа”Интел－Синтез”，1997.c.24.（奥列伊尼科夫：《经济安全原理》，莫斯科，1997年版，第24页。））尽管如此，俄罗斯仍然认为，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当前情况下，军事手段不仅仍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将起决定性作用，因此，绝不能放松国家军事力量的建设。
从安全的手段来看，俄罗斯强调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的综合运用，不再一味地突出军事手段的作用，从而实现了维护安全手段的多样化。由于国家面临的威胁日益复杂化，安全的内容日益综合化，这必然要求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要多样化，单纯的军事手段已经不能很好地解决日益复杂的安全问题。尽管如此，俄罗斯仍然认为，在当前正常的国际关系体系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军事手段的安全保障作用仍然不可替代，依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重要手段。可见，俄不仅重视运用非军事手段，通过国际组织和各种安全协调机制，以合作与对话的形式来维护国家安全，而且依然注重运用传统的军事手段维护国家安全。
由此可见，俄罗斯安全观念实现了安全主体的多元化，安全内容的综合化，安全手段的多样化，不再把国家安全仅仅看成是与军事相关的事务，也不再把目光仅仅盯在国家之外的威胁，主张用系统的综合手段来追求国家安全。但俄罗斯依然强调国家的安全主体地位、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和军事手段对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定作用。
总之，通过我们以上的叙述和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出，从理论上讲，中俄两国目前奉行的都是过渡型安全观，这就为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必要而坚实的基础。
三、中俄在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及其所取得的成绩
一方面，冷战后由于安全观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中俄两国的安全观念日益趋同，另一方面，由于中俄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国际安全领域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因此，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相当广泛，进展得相当顺利，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绩。
首先，在双边安全领域，中俄之间本着平等协商，相互尊重，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和平谈判，先后签署了《中苏［俄］东段边界协定》、《中俄边界西段协定》两个重要协定，并且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两国边界的实地勘界工作，目前除了三个岛屿的最终归属尚未确定之外，基本上解决了两国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历史已经证明，边界问题是两国关系的最大的隐患问题，该问题的成功解决为两国关系的长期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
其次，在地区安全领域，中俄合作共同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从而为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安全与和平，开展地区安全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上海合作组织是在“上海五国会晤机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国达成了双方应采取将两国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两国正常睦邻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并为在边境地区加强信任、保持安宁作出努力的共识。1989年11月中苏外交和军事专家小组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次谈判。苏联解体后，这种谈判于1992年7月变成了以中国为一方，以俄、哈、吉、塔四国为另一方的谈判。1996年“上海五国会晤机制”正式启动，在此后的五年时间里，共举行了五轮会晤，最后一次会晤决定在“上海五国会晤机制”的基础正式成立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并吸收乌兹别克斯坦为正成员国，实现了机构的首次扩大。从“上海五国会晤机制”的启动到“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立，几年来，该组织的成员国在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中吉、中哈、中塔之间签定了《中吉国界协定》、《中吉国界补充协定》、两个《中哈国界补充协定》、《中塔国界协定》、《中塔吉关于三国国界交界点的协定》等协定，基本上解决了中国与中亚三国之间的边界问题。随着边界问题的妥善解决，成员国之间在军事领域的互信程度明显增强，透明度逐步提高，边界地区裁减军事力量的工作逐渐展开。1996年以来，该组织成员国先后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把严厉打击“三股邪恶势力”作为了该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2003年8月，上海合作组织举行了首次以反恐为主题的多边联合军事演习，震慑了“三股邪恶势力”，长达7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成为了友好、和平与安全的地带。
最后，在国际安全领域，中俄两国都反对西方国家推行的所谓“新干涉主义”、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和发动伊拉克战争，在这一系列的国际斗争中两国之间进行了很好的战略协作，为保持国际战略平衡，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和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标签：军事论文;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论文; 俄罗斯军事论文; 中国边界论文; 中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