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误区_政治体制改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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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提出的必然要求,中国所有重大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都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知一直存在着许多误区。当前,中国在步入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之后,随着社会自身运作机制日趋成熟,我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追求和具体进程就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那就是必须从民主化、多元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向功能化、规范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即从中国现实的变动及其政治要求着眼,依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理念追求式的政治体制改革中走出来,确立与市场经济发展进程相适应的政治功能机制与政治运作机制。从目前中国社会发展态势来看,确立适合中国目前国情和现状的政治体制改革战略,已成为关及全局的决定性力量。

政治体制改革误区形成的两大原因

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基本内容认为: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是目前世界范围内体现民主之价值的最佳模式,因而它也就代表着所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于是,西方民主制度所具有的那种强大的诱惑使许多人一度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模板。这一误区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它直接导致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是外在输入型的,而不是本土内生型的。这一价值取向虽然可以在特定的时期内能够掀起较大的轰动效应,但难以经受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检验。于是,这一政治追求在经过痛苦的洗礼之后,便日益失去它的合理性,中国人走出西方式民主困惑的过程也是中国人在政治智慧上日益成熟的标志。

中国传统虚无主义则是输入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论根基,其基本观点是中国传统精神缺乏民主的基因。它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出现了内在的价值冲突,因而必须对其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民主化、多元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要通过新价值要素的输入,来弥补传统精神的不足。这虽然是自近代中国以来曾经反复出现的文化循环,但它在当代中国依然具有不可低估的诱惑力。于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与传统决裂的观念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但是,恰恰是这一致命的缺陷使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陷入了误区。经过一系列心理和操作上的痛苦之后,我们已经走出中国传统虚无主义这一误区,对政治体制改革与传统的关联有了冷静而又成熟的认知,改革并不意味着与传统的决裂,而是与传统的有机契合。中国传统缺乏民主基因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武断的结论,特别是源远流长的伦理民主自然不同于西方的法权民主,但它毕竟是中国政治智慧的一个重要表达形式。如果我们漠视这一智慧,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丧失自我,导致在价值和制度上依附于西方,使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缺失真正的内容。

中国必须走独特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

中国的改革开放战略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包含着几个明显的突破点,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这一战略的推行,则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突破点。但是,这一突破虽然是充分吸收“市场经济”所包容的诸多普遍性的资源,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愈加显露。任何一项重大的改革举措,既是一个充分吸收外来资源的过程,也是一个极极大地开发本土社会之特殊性的过程。这两个方面如果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则会创造一个崭新的发展模式。所以,我们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并不是排斥人类共享的资源,但是,如果漠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则必然导致丧失自我、依附于他人甚至会冒牺牲掉现有成果的风险。中国社会自成一体的文明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汤因比提出的几种文明在经历漫长的严酷的挑战之后,只有中国文明滋生出了具有诱发新的生机的回应,因而也只有中国文明在今天依然充满蓬勃的生机并在国际上占据重要的位置。

从中国社会特殊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联来看,中国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民主传统,并且与西方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民主传统一样,都是人类社会最为伟大的精神财富,只不过我们没有把这一伟大的传统开掘出来而已。在西方文化霸权横行全球的今天,许多人已没有兴趣和精力去挖掘中国特有的民主传统,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中国社会的伦理特性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即中国社会的民主特性专注于社会关系的调节。所以,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注重人的关系的调节,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滋生出来的所有社会关系提供可以遵循的法则,因而这一改革的重心是功能性的,其过程是渐进性的,其特征是对新的挑战不断丰盈和充实的。试图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初始就建立一整套的理念系统来规范政治体系的运作,可能是有悖于中国社会的独特性。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应该是对经验主义的一种系统总结,而不是理想主义在有限时空中的显化,否则便是一种盲目的超越。

越是在社会变化迅速的时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就越引人注目。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来说,我们必须将政治体制改革与中国传统实行有机的嫁接,才能使政治体制改革从一种理想的追求转化为一种现实的功用。单纯依附于西方的价值观念和制度框架,无疑是对中国政治智慧和政治传统的毁灭。我们越是清醒地认识这种特殊性,就越能把握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内在规定性,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在中国社会的现阶段,必须拒绝民主、自由、平等等形而上的理念的诱惑,而应脚踏实地地诉诸于经验的总结和危机因素的剔除。

从民主化的改革走向功能化的改革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一种理想化的追求转化为一种现实化的功用,体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其显明的标志便是从民主化的改革走向功能化的改革。所谓民主化的改革意指改革的是最高原则是民主的扩展和普及,政治体制所有层面的改革应当围绕民主这一神圣的观念进行,至于政治体制本身的功用则是被置于民主化启动之后,只有民主的体制得以确立,民主本身的功用才能实现。可见,这一思路的价值前提便是只要民主化在政治体制中得以贯彻,其他问题便可一劳永逸地获得彻底解决。但是,民主化的改革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首先,其价值前提是从西方社会输入的,并不是从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开发出来的;其次,既然是从西方社会输入的,就不能忽视这一价值前提与中国社会的嫁接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能解决,不但民主化蜕化为一种单纯的形式上的追求,而且反而激起各种力量的无规则运动,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这样,最终导致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缺乏对现存体制之合理性的分析,使得理想与现实断裂。因为任何一种体制能够长期存在,绝对不是凭借个人的力量所能充分驾驭的,体制中渗透和包含着强大的历史惯性和文化成分,所有这些因素不是依靠一种理想主义的追求就能完全驱除的。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就在这里,因为它面对的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结构化的体制,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和久远丰富的历史的遗留。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采取经验主义和渐进主义的改革方式,从功能的角度提高政府的能力,改善政治运作机制,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所谓功能比的政治体制改革意指在现阶段不是以民主立即转化为一种可以体认的现实作为自身追求的目标,而是对政治体制在现实生活中的功用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功能化的改革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对民主化给予恰当的定位,并使政治体制改革所包含的不同层次的目标追求与社会发展的规律紧密相连。所以,功能化的改革在现阶段注重的是政府能力的提高以及政企关系的界定,以此来铸造一种现代化的管理体制,唯有如此才能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稳固的保障。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政治功能的强化实际上也是在基础层面上为民主化的扩展和普及创造理性化的前提,否则民主化就会停留在形式主义这一肤浅的层次上,而失去了真正的内核。

民主从现实命题向逻辑命题的转化

民主化的改革之所以把民主作为最高的价值信条,并且把民主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起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相信民主是一个现实命题。也就是说民主一旦被视为一个现实命题,其迫切的任务就是如何使现实的政治生活立即奉行民主的原则,并认为民主会自动在有限的时空中迅速转化为现实力量,只要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那么它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便具有立竿见影的效应。这实际上是对民主的曲解。因为,民主一旦作为一个现实命题,便失去了它对人类生活的导引力量,其魅力的丧失也就成为必然。这是由于人们——旦对现实的所谓民主制度丧失信心,也就不会相信有什么真正的民主可言了。所以把民主作为一个现实命题来看待,不仅是一个致命的理论错误,而且在现实中也是十分危险的。

民主从来就是作为一个逻辑命题出现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逻辑命题意指民主作为一种理论的推设是合理的,但它仅仅存在于概念的演绎之中,在现实中永无准确对应的可能。也就是说,民主仅仅是在逻辑推理中才能获得充足的内容,民主虽然对现实生活有着强大的诱惑,但是作为一种逻辑命题是永远不能完全现实化的,民主的价值也恰好在这里,它能够为人类政治生活提供一种希望,提供一种神圣的追求。这对我们认识民主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具有的导引作用有清醒的认识。

民主从现实命题向逻辑命题的转化是我们走出政治体制改革之误区的显在标志。它可以使我们把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存在于观念系统中,在现实的改革进程中则诉诸于以功能强化为中心的战略。这样民主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诱惑就不会转化为激进的运动与追求,政治体制改革则沿着稳健、富有建设性的轨道进行。当然,这并不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拒斥民主,而恰恰是认识到了民主的本质,才能从肤浅的民主化改革走向真实的功能化改革。这恐怕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的根本前提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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