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理论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伯恩论文,社会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的社会主义理论，展示的是第二国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发展的一种思考。据伯恩施坦声言，他的思考本质上是对恩格斯晚年对社会发展进行新探索的继续。他的这些东西对于恩格斯来说并不是秘密。时间推移到此，关于社会主义的见解有理由进行再改变：“随着民主制度的增加，在我们其他方面的社会生活缓慢地但是坚定地开辟了道路的那种更为人道的看法，在意义更为重大的阶级斗争面前也将不仅不却步不前，而且同样要为阶级斗争创造出更为缓和的解决方式。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① 他说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按照这个基本精神写成的。在此，我以《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为主要资源，对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分析和批判。
对唯物史观的折中主义理解
伯恩施坦认为，人们在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上往往具有轻视观念而夸大物质因素作用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十分有害。他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必需一个康德，他总有一天要十分苛刻地对传统的教义进行批判的审查和严厉的责备。他要指出，这一教义的表面上的唯物主义在哪些地方是最高程度的因而是最易引入歧路的空论，指出轻视理想和把物质因素抬高为无所不能的发展力量是自我欺骗，而传布这种欺骗的人已经自己通过行动随时发现了或者将要发现它的本来面目。这样的一个人将能以令人信服的尖锐性揭露，在我们伟大的先驱者的著作中，哪些是值得并且一定要永垂不朽的，哪些必须并且能够放弃。”②
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唯物史观的创立者，的确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把强调物质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而对非物质（非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注意较少。这使得他们的思想显得比较独断，“带有宿命论的音调”③。他认为；这是符合任何新理论的自然发展过程的。“一种新理论经常首先以断然的、独断的表述方式出现。为了给自己树立威信，它必须证明旧的理论站不住脚，而在这种斗争中，片面性和夸大自然是适当的。”④ 在成熟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就开始强调非物质（非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了。通过成熟时期的完善，“理论的基本思想并不因此丧失它的统一性，但是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却提高了。它有了这些补充才真正成为科学的历史考察的理论。”⑤ 伯恩施坦说，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人应该按照成熟的形态而不是按照起初的形态应用它，“这就是说，他有义务除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影响、还对每一时代的法权的和道德的概念、历史的和宗教的传统、对地理影响和其他自然影响（人本身的性质和人的精神素质的性质也属于这一范围）加以充分的考虑。”⑥ “如果从恩格斯在给康拉德·施密特的信和在《社会主义大学生》发表的信中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一成熟形式向后追溯到最初的一些定义，并且以此为根据而对它作‘一元论’的解释，这会是极大的退步。”⑦
在此基础上，伯恩施坦提出了对折中主义的看法。他说，社会历史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环境、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形成主观意志的客观基础。但是这一客观基础已经不是纯粹物质的东西了。伦理或法权观点，宗教信仰和科学理论在其中起重大的作用。”⑧ “纯粹的经济原因首先只是创造接受某些思想的素质，但是这些思想怎样兴起和传播以及采取什么形式，取决于一整系列影响的协助作用。”⑨ 如果人们把这种观点看成折中主义，那么折中主义倒是可以成为独断的教条主义的最好反拨。因为，“折中主义——从对于现象的种种不同的解释和处理方式中进行选择——往往只是对于企图从一物引出万物并且以独一无二的方法处理万物的教条主义渴望的自然的反作用。每当这种渴望发展过度，折中精神总是要一再以强大的自发力量为自己开辟道路。”⑩ 伯恩施坦认为，相对于任何教条所固有的把思想“用脚镣锁起来”的倾向来说，折中可以说是一种清醒的理智。(11)
所以，在伯恩施坦看来，唯物史观应该是多元论的、折中的历史理论。可惜的是人们总是忘记这一点而把唯物史观中的唯物主义作一般唯物主义的理解，从而导致决定论或独断论的观念。伯恩施坦说：“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基础，唯物史观在今天只有按照前述的扩大才能有效。一切应用，如果没有考虑或者没有足够考虑由这一扩大所指出的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的相互作用，那么不管它是出自理论的创始人自己还是出自别人，都应当据此相应地加以纠正。”(12)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解是对当时盛行于第二国际理论家中的庸俗经济决定论影响的抗议，其学理上的基本目的是强调精神因素、思想力量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从而强调历史主体的能动性。我认为，这种做法对于促使人们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有意义的。但是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解本身是有重大缺陷的。其一，伯恩施坦对唯物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的理解是片面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肯定各种因素对社会历史的作用，肯定这些因素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但是他们坚定地提出物质因素的决定作用，强调精神因素、思想力量的物质根源，坚持历史领域的唯物主义一元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不是否定精神因素、思想力量的历史作用的独断论，也不是把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等量齐观的多元论和折中主义，而是对社会历史既唯物又辩证的理论把握。其二，伯恩施坦强调精神因素、思想力量的作用，当然是想弘扬历史主体的能动性。但是，具有康德主义情结的他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始终没有走出抽象认识论的圈子。他不知道单纯认识领域，主体的能动性是非现实的。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具体的、历史的，同时又是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才是主体能动性的现实基础和现实途径。离开实践，精神因素、思想力量从何而来，又何以发挥历史作用呢？如果面对马克思对实践的唯物主义理解和对唯物主义的实践理解，那么伯恩施坦的多元论和折中主义情愫相信就会在理论上消散。
阶级斗争学说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重要理论成果。但是伯恩施坦认为，与唯物史观一样，阶级斗争学说也经历了一个从起初到成熟的发展过程——起初存在着严重的思辨性独断，硬是把阶级斗争设想成尖锐得马上要把资产阶级社会炸破的程度，“一件需要几个世代才能实现的事竟……被看成一次整治革命的结果”(13)。而“这一发展在于，在坚持主要观点的同时，对起初是独断地提出的原理加以限制”(14)，特别是晚年恩格斯对某些观点进行了更改。例如，“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为《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毫无保留地承认了马克思和他在估计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所需时间方面所犯的错误。”(15) 不过伯恩施坦认为，这样的更改在理论的统一性及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是存在一定矛盾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重新使理论获得统一性和重新建立理论同实践之间的统一性的任务，留给了他们的后继者”(16)。因此，我们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实质上不过是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志，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前发展和改进罢了。
对辩证法的实证主义诘难
伯恩施坦提出，唯物主义历史理论在初创时期之所以犯独断论的错误，同时这些错误在理论成熟时还或多或少地存在，其哲学方法论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违背从经验事实出发的实证主义原则而导入黑格尔的辩证法。“不管事物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一旦我们离开了可以凭经验确认的事实的土地并且超越这些事实而思考，我们就要陷入派生概念的世界，而如果我们然后遵循黑格尔所提出的那个样子的辩证法规律，那么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进了‘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黑格尔的矛盾逻辑的巨大科学危险就在于此。”(17) 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最致命的地方就是按照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来设想阶级斗争、社会历史和社会革命而不顾社会经验事实本身。“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正确推理的陷阱。”晚年恩格斯虽然有所觉悟，但“恩格斯不能或者说不愿超越它。他仅仅就政治斗争的一定方法和形式从已经得到的认识作出结论。他在这些方面所说的话尽管是意义重大的，但是毕竟只涉及现在提出的问题范围中的一部分”(18)。
伯恩施坦还指出，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使得马克思主义染上了无视现实的激进的布朗基主义的色彩。在他看来，布朗基主义的理论“完全不过是关于革命的政治暴力及其表现即革命的无限创造力的理论”(19)。这样的理论在任何时候都是激进或令人振奋的，然而又是在任何时候都是没有真实的结果的。可惜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理论时就没有拒斥这样的理论。《共产党宣言》中那些违反时代的革命纲领就是“彻头彻尾的布朗基主义”(20)。在成熟时期，马克思主义在行动方法上虽然克服了布朗基主义，但是在过高估计革命暴力对于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创造力方面，它几乎从来没有完全摆脱布朗基主义的见解，直到恩格斯的晚年，这种情形才有一定的改变。而这就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导入黑格尔辩证法的结果。“黑格尔主义的逻辑筋斗五光十色，显得激进和才气横溢。它像鬼火一样给我们指出彼岸的前景和模糊的轮廓。但是只要我们一旦本着对它的信任来选择我们的道路，我们就一定会陷入泥潭。”(21)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加注意地放过布朗基主义的最重要的错误，“这首先要归咎于他们自己理论中的黑格尔的杂质”(22)。
对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方法的责难正好说明了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肤浅性。他一方面似乎遵循马克思主义从现实事实出发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不理解在马克思语境中现实事实本身具有辩证的意义。马克思指出：“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表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23) 这种实证科学就是对世界发展真实过程的把握，在历史领域也就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一定的真实结果。马克思说：“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而已。”(24) 但是，与旧的直观的唯物主义不同，同时也与实证主义不同，马克思不是把认识仅仅理解为对事物表象的把握，而是把认识规定为通过事物表象对隐藏在事物内部的本质的探索和把握。其中马克思特别注重的是认识从事物的特殊本质深入到历史总体本质的能动过程。马克思认为，如实地描述现象，固然是认识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是仅仅把理论研究局限于此，并把这种描述封为真理，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惯用手法。因为对颠倒的世界现象进行如实的反映得到的只能是似真实伪的认识。这些认识在乎日生活中也往往轻易地被认定为毋庸怀疑的真理。然而，如果我们把握历史总体的本质就会看到这些现象对历史总体本质的颠倒性，就会发现这些被平日生活认定为自然真理的思想和认识是那么的虚妄。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我们直面、如实地反映的事实，不是现象的堆积，而是现实存在的现象和本质及其关系的总和。科学的原则最根本的是如实地把握历史总体的本质及其发展，并据此昭示历史上各种现象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以科学原则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即历史的前提因而也是科学历史观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25) 伯恩施坦想用康德主义的知性方法来抗拒辩证法，实在是这个大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素养可怜的一个表征。
伯恩施坦的哲学立场是漂移性的。一方面，他“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进行康德主义解释，并着力摒弃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法因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历史总体性沉思的特质和强大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他又始终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自居，努力地把自己的思考限定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中，而不是跳出马克思主义或颠覆马克思主义。我认为，这种立场漂移性的根源不应该主要到伯恩施坦个人的理论品格中去寻找，而应该从他所处的社会生活条件中去探寻。19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的相对稳定和无产阶级状况的变化，使得现实革命性哲学出现边缘化的趋势，而渐进改良性哲学特别是文化意义上的改良哲学却成为当时时代的反映。伯恩施坦似乎是在顺应这样的社会生活。他想阻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边缘化，于是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施化革命为改良、化“灾变”为渐进的修正。例如，他提出以多元论替代一元论来解释历史发展的根据，似乎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没有产生革命危机反而形成和平稳定的情况下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寻找一种在场的历史依据；他提出辩证法的虚狂，似乎是在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稳定时期无产阶级斗争的“现实”出场方式。但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这样的修正非但没有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增色，反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基本的精神实质，转变成至多是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工具，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思想武器的特征却因此而削弱乃至消失。尽管这一点并非伯恩施坦的本意。他再三强调自己对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热衷，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最终实现并不是漠不关心(26)，但是客观的结果则恰恰走向了本意的反面。
对社会主义的非革命性主张
以上面的哲学主张为基础，伯恩施坦提出他的社会主义的具体主张。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走向合作制社会制度的运动或者合作制社会制度”(27)。这不仅有语源学的依据，而且也是一种普遍的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以平等正义的法权关系和合作制经济为基本内容的社会制度，是现代社会继续发展的不可避免的需要，是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就是作为阶级的政党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事业，无产阶级为了这一目的必须夺取政治统治。”(28)
实现社会主义具有一系列先决条件，其中，一定的资本主义发展是普遍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先决条件，而由工人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行使政治统治是第二个先决条件。伯恩施坦详尽地对这些条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实际上是物质先决条件，这个条件在当时只不过部分具备。对于第二个先决条件，伯恩施坦说，可以有种种不同的想法：“经过以利用选举权和一切其他合法手段为方法的议会斗争道路，或者经过采取革命方法的暴力道路。”“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直到相当晚的时候都认为这后一条道路都几乎是必经之路。”(29) 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暴力的革命并不能使无产阶级政治统治取得进展，相反，议会斗争则使得工人的政党获得一定的切实权力。原因是实际存在的无产阶级并不是理论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他们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分化，他们“通常过着很不相同的生活，有着很不相同的需要”(30)，有着多种多样的利益。即使在资本主义财产关系面前，“他们的共同利益（或者至少是相同的利益）固然多于对立的利益，但是只要目前的有产者和统治者被剥夺了财产和地位，他们立刻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和利益的多种多样性。”(31) 所以，从先决条件看，社会主义运动当下存在暴力革命的方式是不适宜的，无产阶级整体发动的暴力革命不仅不能得到无产阶级的积极推动而使社会民主党获得政治统治权，反而使社会主义力量遭遇损失。先决条件的思考是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前提性内容。
同时，伯恩施坦提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并不重视的、在实践中又连遭失败的合作制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表明自己的生命力。“在一切先进的国家中，合作制的规模和活动领域都在迅速增加。”(32) 这些合作制对于导致工人摆脱雇佣关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当然，“到目前为止，生产合作社只是在以消费合作社为后盾的地方或者本身在组织上接近这一形式的地方才表现出生命力。这就指点我们，在最近的将来必须按照哪一方向寻求工人合作社的最有成功希望的继续发展。”(33) 与之相应，伯恩施坦指出，工会或工联在争取工人权力和解放斗争中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针对当时社会民主党内有些同志把工会、工联同革命政党对立起来的思想(34)，他声言：“工会或工联从它们的社会政治地位来说是工业中的民主因素。它们的倾向是摧毁资本的专制主义，使工人能够对工业的管理发生直接的影响。”(35)
在伯恩施坦看来，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没有民主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对于“民主”这个古老的概念，伯恩施坦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他说，从消极的意义看，民主是对阶级统治的销蚀。在民主的社会状况中，任何阶级都不能享有同整体对立的政治特权，无论这个阶级是少数人的阶级还是多数人的阶级。民主被理解为人民的统治，但并不能因此被解释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伤害。因此，民主这个概念应该包含一个法权观念：社会一切成员权利平等。而这个观念就同一切人的尽可能最高程度的自由具有同样的意义。这样的民主作为制度可以保障社会走向合理化。伯恩施坦说：“一个现代国家中的民主制度存在得愈久，对于少数人的权利的尊重和照顾就愈增加，党派斗争就愈失去憎恨感。”(36) 这样的民主进一步地发展下去，就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含义是一致了。
在此基础上，伯恩施坦提出了他的批评：有些人醉心于暴力，认为没有暴力行动就不可能设想实现社会主义，并且不顾现实的社会状况，四处寻找机会进行暴力行动，设想通过暴力行动就可以达到最终目的。但是他们应该仔细想想，他们的暴力行动是否真正可以达到在层次上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积聚下来的民主成果从而构成对“自由人格的培养和保障”呢？如果不能，那暴力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他说：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如果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也毫无保留地站到普选权和民主的立场上来，并且接受由此得来的一切有关自己战略的结论，那么它就再也不能比这样更好地促进这一进展了。”(37)
由此，伯恩施坦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原则。他说：“在今天的社会是，我们的建设性的纲领是围绕着以下两个主要原则的：在现存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扩大人民的权利和提高劳动阶级的物质生活。”他认为，相对于这些现实的原则和依照这些原则而进行的运动，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人们把将来理当发生的事思辨地搬到现在来，或者硬说它属于现在。那么人们就还是没有克服空想主义。”(38) 这就是伯恩施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引起重大争论的运动目的说。
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理论表达的是他对社会主义在场性的思考。当时的社会状况、工人阶级状况和社会主义党实际境遇是伯恩施坦这种思考的客观背景。我不认为伯恩施坦主观上具有放弃社会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取向的意图，因此人格层面的分析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着重探讨的是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在意识形态理论层面上的含义。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的正面预设、对社会主义革命主体的怀疑和对目的与运动的分离。伯恩施坦实际上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根据内在逻辑可以演化出社会主义社会来，因此革命的希望有所失落。但是伯恩施坦同时也否认资本主义是那个社会唯一的逻辑，他试图以别样的逻辑来影响之，也就是用具有社会主义取向的民主政治或道德的东西掺杂到那个社会中去。在他看来，这可能就是社会主义最好的在场，除此，社会主义则无处可存在。而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在伯恩施坦看来，生活状况的改善已经使他们失去在死亡线上所具有的与资本主义的势不两立，他们只希望生活越来越改善，用伯恩施坦的话来说，社会主义绝不是使人类全面无产阶级化，而是使广大工人过上与资产阶级同样的好日子，工人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不断提高。而这些希望离开当下的资本主义就有可能落入乌托邦——这甚至是广大工人的想法！因此伯恩施坦才提出了他的目的与运动相分离的观点。从这个观点看，伯恩施坦没有忘记目的，只是感觉目的的渺茫，感觉它与运动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与其抱住渺茫的目的，不如从点滴运动中实现工人的利益，从
而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
今天，我们来看伯恩施坦所谈的社会主义的这些特征，会发现他的思想离我们并不遥远。从某种角度看这些思想也情有可原。然而，理论的运动如果为当时的现状所束缚，那就不具有其特有的超越现状的功能了。马克思整个理论的魅力恰恰是其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中蕴涵着新社会的因素。离开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革命理论就失去了根据。马克思早就指出，从现象层面看，资本主义的一切都似乎是合理的，然而从历史总体看，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就凸现出来了。伯恩施坦的失误归根到底还在于他对辩证法的蔑视。关于革命主体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成长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过程，他们在历史中锤炼，在历史中成熟。不能以某一国、某一时的工人现状来否定工人阶级作为革命阶级的角色。只要资产阶级利益的特殊性还存在，只要资产阶级有将这种特殊性打扮成普遍性的企图，工人阶级就存在，工人阶级的奋起就是历史的必然。从这个意义看，伯恩施坦的观点太表面化了。目的与运动的分离本身是一种反辩证法的做法。在马克思看来，最终目的本来就是存在于运动中的，没有游离于具体运动之外的最终目的。共产党人要做到的是，每一个历史的运动都体现出这个目的，代表着历史进步的方向。伯恩施坦却忘却了这一点。
从意识形态理论的角度看，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理论解决不了工人阶级在思想意识上的解放，而这种解放不解决，工人的实际解放是不可能的。表面上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这样，资本主义就成了历史终结的标志了。伯恩施坦或许不想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逻辑的推演得出的必然如此。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2)(13)(14)(15)(16)(17)(18)(19)(20)(21)(22)(26)(27)(28)(29)(30)(31)(32)(33)(35)(36)(37)(38)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7、265～266、51、53、57、53、57、33、55、55、58、70、64、74、65、68～69、75、70、70、87、87、5、145、145、148～149、152、150、176、184、188、191、194、262页。
(11) 伯恩施坦在此还有一个重要的补充。这个补充可以进一步说明伯恩施坦对折中主义的看法。他说：“这样说，当然既不是否认折中主义的庸俗化倾向，也不是否认一元论理解事物的努力的巨大理论和实践价值。没有这样的能力，就没有科学思想。但是生活比一切理论都包罗更广，因此一本正经的教条最后仍不得不降低身份，偷偷地向折中主义者这个在生活的花园里老脸皮厚地到处偷吃的花花公子借钱，而在全世界面前却通过如下的办法解决接受这笔借款，即在事后声称，它‘基本上也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想法的。洛克和笛卡尔所没有想到的，天才和心却完成了，而他们也立刻证明，做到的可能性。”（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55页。）
(23)(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67页。(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34) 伯恩施坦说：“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工会在他们眼中只是一种施教的实物，用来在实践上证明除了政治革命行动以外的任何其他行动的无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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