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域下中国边疆类型与治理模式拓展研究
徐 芳 吴楚克
[摘要] 为建构内外部沟通的“边疆”，有效推动中国边疆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本文在对中国边疆类型与治理模式进行了理论抽象、拓展与概括。从内外部环境、安全与发展的维度出发，用外部国际关系、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内部社会安全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作为衡量边疆特性的基本维度。通过4×4 矩阵可以划分为十六种类型：边缘封闭型、边缘封锁型、边缘合作型、边缘共享型、风险封闭型、风险封锁型、风险合作型、风险共享型、安定封闭型、安定封锁型、安定合作型、安定共享型、中心封闭型、中心封锁型、中心合作型、中心共享型。在此基础上，总结抽象出六种边疆治理模式：安全合作模式、安全孤立模式、发展合作模式、发展孤立模式、“钟摆” 模式和“多赢共享”模式。
[关键词] 边疆类型；边疆治理模式；内部环境；国际关系
一、研究缘起
美国大国崛起的路径中，其边疆拓展经历了从“大陆边疆” 到“海洋边疆”“太空边疆”或“高边疆”[1]，从“内陆边疆”到“利益边疆”“海外边疆”“全球边疆”[2]的现实延展。而今，正逢中美大国博弈的关键期，中国正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下，以一个崛起的大国形象加入全球治理。中国边疆在空间上得以重塑，成为一个对内对外双向开放的中心，使中国边疆发展进入区域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范围。[3]这种历史要求促使学术界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努力构建内外沟通的边疆治理结构与研究范式。
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鬼子躲在哨楼里，拿汽灯晃了几晃，见上千人排着整齐的两列纵队，个个穿着雨衣扛着枪，自然不怀疑，放开栏栅让他们一一通过。
方盛举提出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对内拱卫国家核心区，对外辐射周边国家，在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提升国家社会治理效能，建构中华文化认同，建设美丽中国，落实周边外交战略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4]何明提出边疆是国家型塑以及多重力量互动的产物，具有建构性、交错性和矛盾性的特征。领土边界、民族分布、民族矛盾、国家间冲突等要素共同作用，致使边疆同时存在着阻隔性与联通性的二重性。在不同历史与现实条件下，对立冲突与互联互通两种策略的选择、运用与平衡成为边疆治理战略博弈的重要内容。何明认为国家的边疆治理模式大体上分为放任型、强制型和刚柔相济型等模式。[5]方盛举、吕朝辉把中国历史上长期的边疆治理模式概括为软治理模式和硬治理模式。软治理包含基于情感认同、文化认同的政治认同塑造，“民为本”的价值追求、“政治关怀”的政策导向，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合法性建构的重视等要素和范畴。硬治理是基于边疆产业发展、国家安全、非传统安全等问题，强调经济发展、法治和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至上性。软硬与强弱结合的2×2矩阵，把边疆治理模式分成四类：“强软治理、弱硬治理”“弱软治理、强硬治理”“弱软治理、弱硬治理”“强软治理、强硬治理”，提出“均势有力、双箭齐放”的“强软治理、强硬治理”模式是中国陆地边疆治理的现实诉求和未来选择。[6]杨鹍飞提出社会安全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是衡量边疆特性的基本维度，根据边疆社会属性的两大维度——安全与发展程度的高低，通过 2×2 矩阵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纯粹型、 控制型、相对型和中心型。在此基础上， 总结抽象出边疆治理的基本路径： 安全优先模式、发展导向模式、“钟摆” 模式和安全发展并重模式。[7]张健认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地位与关系直接决定着某一阶段或某一国家边疆治理的性质与面貌，以此为参照，可将边疆治理的模式划分为市场自由竞争、政府计划主导、政府市场混合和地方多元治理四种类型。[8]谢尚果、张洪石提出 “合”边聚民边疆社会治理方略，旨在通过各类合作的开展，充实边疆地区的人口与经济基础，推进口岸型城镇化建设，进而推动边疆社会治理结构的多元化以及边疆社会治理制度的创新，最终达到兴边、强边、固边、睦边的边疆社会治理目标。[9]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迅速推进，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中美全球战略的分野，中国迎来了从安全到发展，从保守到开放，从合作到共享，从一元单一主体到多方协同共治，以建设强大边疆为主要目标的边疆治理模式转变。本文针对杨鹍飞研究员提出的四类边疆类型及对应的治理路径进行回应、拓展和丰富，力求在内外沟通层面多做文章，以推动边疆研究的进一步转型。该模式拓展了传统理论界对边疆类型的划分，并且加入了动态发展变化的方向性因素。传统理论局限于海、陆、空的三维地理纬度，或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传统五维度，虽然有拉铁·摩尔流动的边疆[10]的动态启示，但对中国边疆的历史动态变迁的理论总结与提升尤显不足。该模式亦有可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此四种类型仅仅建立在国内陆地边疆视域下，缺少海陆空结合的国际视野，缺乏外交元素考量。
二、国际关系与国家发展程度两维度拓展
在一带一路战略指引下，中国边疆研究不能缺失国际视域，而国际视域亦从安全与发展两维出发，即一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包含良好与不良两个方向；二是与中国接壤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包含发达与不发达两个方向。国内因素中划分的四种类型，加入国际因素中四种取向，可划分为4×4矩阵十六种类型，尚能完整的概括中国整体边疆类型及其历史上的动态变化。在国际关系视域下，一方面，与之接壤国家的发达程度，决定了能提供给各个边疆省份的商业开放机会。在改革开放40年中，最先受益的是在海上边疆中与西方发达国家接壤的沿海省份，而内陆省份因发展机会缺失，错过了改革开放的红利。另一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刻影响着各边疆省份的安全程度、开放程度。一旦关系良好，开放程度高，各种合作机会纷至沓来，一旦关系恶化，保守趋势占上风，各种合作被切断，沟通渠道被堵截，甚至进入短期备战状态，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和当地安全稳定。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吉林、辽宁两省经济受中韩、中日关系影响较大，福建受台海局势影响较大。
国内因素中，社会安全属性和经济发展属性会受一些政治因素(制度、政策)、经济因素(发展战略)、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生态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动态的变化。国际因素中，国家间关系受地缘政治、国际秩序变动、大国博弈、利益分配等因素影响，接壤国家的发展水平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一般保持稳定，但在长时段中又会有比较大的变化。而接壤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同时受到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因素影响，在以中美为首的东西方两大国关系中，世界其他国家采取站队原则，一部分国家靠近欧美，一部分国家选择支持中国。在中国周边国家中，一部分国家是美国的同盟国，军事上依赖美国保护，比如韩国、日本、新加坡，一部分国家处于奉行“摇摆”战略，一部分国家选择成为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在国际选择中共进退。综合考虑四种因素及其动态变化，能够更完整的揭示出各个地区所属的边疆类型、历史阶段及其动态发展过程。
三、边疆类型拓展
该类型边疆内部区域发展程度低、安全程度低，与接壤的国家关系良好，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改革开放初期的东南沿海地区是处于这一类型阶段。内部因素中各方面条件需要一点一滴积累，营造安定环境，改革开放后引入市场机制，调动劳动力资源和各种生产要素，外部吸引各种资本投资、技术引进、人才引进，文化交流，合作交流频繁，开启了改革、开放、合作、共享、共赢模式。
说到底，她才是这段失败婚姻的缔造者，因为她从来都没想过何谓风雨同舟。这些年来，她习惯了躲在杜飞为她撑起的屋檐下，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岁月静好，却从未意识到她所享受的一切，都源于杜飞的负重前行。可惜，现在明白，为时已晚。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她一定要做那样的人：有足够的能力与爱人并肩前行，有足够的智慧寻找解决问题之道，有足够的意志负责未来。
图 1国内因素分类
图2国际因素分类
表 1十六种边疆类型
(一)边缘封闭型
该类型边疆内部区域发展程度低、安全程度低，与接壤的国家关系不良，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也比较低。该区域内部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生产要素缺乏、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人力资本不足，外部市场缺乏、与外部沟通联系渠道缺乏、或处于闭关封锁状态，导致内外部各种经济要素不能流动，不能产生合作，对经济发展水平产生负面作用。政治安全方面，该地区因民族、宗教等复杂因素，导致传统安全或非传统安全问题频发，政局动荡，当地政治控制能力薄弱，外部存在战争威胁或地区间冲突。中东部分穷国陷入战火的边境地区都属于此种类型。中国西藏地区的3·14事件以及中印对峙时期，都严重影响西藏的安全稳定与经济发展。西藏内部安全问题直接影响西藏作为世界旅游目的地对世界的开放程度和开放水平，中印边境冲突直接影响中印的旅游合作及其他经济合作，对西藏是重大挑战。
传统气象观测由于相关业务人员对农业知识了解不足而使得气象观测的内容缺乏针对性。要实现地面气象观测工作在现代农业中应用效果的提高，就要加强同农业部门的联系。利用农业部门的人才有时同相关气象业务相结合，建立起一整套针对农业生产的气象信息服务平台。同时在进行观测过程中要依据当前农作物生长可能受到影响的气象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气象观测。气象部门应该同农业部门加强沟通，了解农业部门的实际需求，使得在进行地面气象观测过程中有的放矢，提高应用效果，保障农业生产。
(二)边缘封锁型
理想的类型一定是第十六种类型，其他十五种都需要创造各种条件，最终演变成第十六种类型，即四高类型，高经济增长、高社会稳定、良好周边国家关系、周边国家高经济增长。一带一路战略、“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在宏观上都是可以创造出“中心共享型”中国边疆的价值与行动，但在实际操作中会有各种变化和曲折的路径。笔者在杨鹍飞提出的四种模式——安全优先模式(纯粹型→控制型→中心型)、发展导向模式(纯粹型→相对型→中心型)、“钟摆” 模式(纯粹型→控制型→←相对型→中心型)、安全发展并重模式(纯粹型→中心型)[7]基础上，增加国家关系变量综合考虑。因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属于他国内因，目前中国干预的力量比较有限，暂时放弃考虑干预该因素。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中国国家战略必然会影响他国经济发展，这也是未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必然途径，周边国家会受惠于中国的安全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关系中有两个方向，一是推动国际合作，使国家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二是拒绝国际合作(孤立主义)，对一些影响国家主权安全的国家适度打压，并不放弃使用武力解决争端。大棒加金元战略，软硬皆施。结合国际战略、外交政策之后的边疆治理模式可分为6种。
该类型边疆内部区域发展程度高、安全程度低，与接壤的国家关系不良，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边疆内由于矿产、石油、天然气、森林、水资源等自然资源丰富，该区域内形成资源型城市或城市群，致使该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较高。同时，内部由于阶层分化严重，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相交织。外部因素中，由于与周边国家关系不良，导致封锁、对峙、冲突甚至战争的紧张态势。国外分裂势力或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利用内部民族、宗教、阶层矛盾制造恐怖事件，造成非传统安全威胁。这种内外部不安全的局面往往会让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使经济增长昙花一现。若要保住经济发展的局面，需要对外处理好国家间关系，对内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新疆7·5事件时期，处于这种类型中，但比较短暂。中国政府对外运用外交手段，化解国家间矛盾，并有效联合俄罗斯、美国等大国共同反恐。对内实施援疆政策和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解决当地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经济利益矛盾，维持民族团结，保障经济局面。但消除此类恶性安全事件影响的过程很漫长，这种类型充满高风险。
(三)边缘合作型
该类型边疆内部区域发展程度高、安全程度高，与接壤的国家关系不良，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这类边疆是由其他类型的边疆发展而成，是由于资源富集并开发程度较高，同时资源共享的社会政策比较完善，阶层分化不明显，影响社会稳定的阶层对立、族群分层、宗教冲突现象不存在或问题不严重。建国后的东北地区整体属于这种类型，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国家动员力量大力开发，比如开发黑龙江的北大荒，国家投入资本建设重工业基地。目前的吉林省，由于与朝鲜大面积接壤，两国关系一直比较微妙，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朝鲜开始闭关锁国，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每次朝核危机，都造成中朝贸易中方损失巨大，影响吉林整体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
1.加强饲养管理。饲喂母猪全价日粮，加强母猪在妊娠期的运动管理，增强体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给予充足青绿多汁饲料。产前一星期每天按妊娠后期料量递减，产仔当天禁食或少喂，产后1星期之内每天按0.5 kg的饲料量递增。产后第8天至断奶前3～5 d，在保证旺盛食欲的基础上足量供食。断奶前3～5 d迅速减料。
(四)边缘共享型
综合考虑国内安全、国内发展、国际关系、国际发展四个因素，各自两个方向的动态变化，分出十六种类型。在名称命名选择上，国内因素部分笔者沿用了杨鹍飞的分类，但将名称进行了部分更改，更改后如下：边缘型、安定型、风险型、中心型。国际因素部分总结出四类名称：封闭型、封锁型、合作型、共享型。两种分类如下图：
(五)风险封闭型
（6）养护。基层碾压验收合格后应及时洒水并覆盖土工布进行养生，养生周期一般不小于7d，每天应洒水3次以上，养生期间应禁止车辆通行，若无法封闭交通，应限制轴重，且速度不得大于30km/h。
(六)风险封锁型
该类型边疆内部区域发展程度高、安全程度低，与接壤的国家关系不良，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第五、六、七、八这四种类型都属于风险型，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内部安全稳定环境较差。中东的一些石油富国，因资源而富裕，但因内部矛盾重重，阶层、民族、宗教矛盾冲突剧烈，政局不稳。外部与周边国家关系不良，存在战争风险，被一些大国封锁或操控，容易陷入这种局面，致使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七)风险合作型
该类型边疆内部区域发展程度高、安全程度低，与接壤的国家关系良好，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新疆目前属于这种类型，虽然恐怖主义被充分控制住，但安全度并未上升到很高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案例，苏联解体时期，与中国接壤的俄罗斯一侧边疆地区勉强属于该类型。俄罗斯是资源大国，解体前是世界超级大国，但因苏联解体造成的一系列内部动荡，社会矛盾尖锐。而那个时期的中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中俄边疆地区的经贸往来都受到影响。安全问题对发展有致命的制约作用。
(八)风险共享型
该类型边疆内部区域发展程度高、安全程度低，与接壤的国家关系良好，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目前，与俄罗斯接壤的新疆段，与中国接壤的俄罗斯段都勉强属于该类型。内部的安全稳定会影响合作的质量和效果，即便国家间关系良好，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但区域内安全程度低，也会使各种合作充满风险，效果大打折扣，合作成本高昂。
(九)安定封闭型
该类型边疆内部区域发展程度低、安全程度高，与接壤的国家关系不良，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此类边疆地区，自然环境限制条件较多，资源条件较少，比如生态脆弱地区，地广人稀，经济发展要素不足或缺失，国家行政能力不足或有效投入较低，交通设施落后，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方面因素，造成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由于在国家间关系中处于关键地缘位置，或具有较高的战略地位，国家在社会稳定方面投入较大。此种类型属于杨鹍飞提的“控制型” 边疆，即国家通过社会控制手段保障社会安全。目前，处于中印对峙紧张关系中的西藏属于此种类型。国家的大力投入与全国援助西藏的战略，缓解了西藏社会内部的阶层、宗教、民族矛盾，提升了西藏的社会安全性。内蒙古自治区一直是安全性比较好的中国边疆地区，但经济发展受制于干旱、多沙漠、草原等生态环境与自然条件限制。由于蒙古国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实行远交近攻的外交战略，中国与蒙古国关系微妙、合作有限，蒙古国经济发展也处于较低的水平，对中蒙边境的边疆地区经济拉动作用不足。
(十)安定封锁型
以上是十六种类型，理想类型本身会与现实存在一定距离，此种划分只是提供给我们认识现实的一种工具。任何现实与类型进行对照时，现实永远都是更丰富、更生动的，所以文中所举案例有时有些牵强，在所难免。但十六种类型的划分本身，让我们更多维、更立体、更历史性地看待中国边疆的现状、历史与变迁。
下料装置是把定量的饲料由料仓送入料槽。计量准确是该装置需要保证的基本问题。常见的饲料计量方法有容积式计量法和称重式计量法，容积式计量法结构简单、计量速度快，但要求物料粒度、密度均匀、湿度稳定，计量精度较低，为l.5%～3%。称重式计量法的下料速度慢，生产率比较低，但计量精度较高，能达到0.1%～1%[4]。为了保证合适的下料速度和较好的下料精度，同时考虑螺旋的加工成本，本设计选用容积式计量法，即采用等径等螺距的螺旋送料方式完成下料。下料的速度取决于螺旋的尺寸和转速，如图3所示每一圈螺旋容积大小为
(十一)安定合作型
该类型边疆内部区域发展程度低、安全程度高，与接壤的国家关系良好，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云南、贵州、广西都属于这种类型，这三个省份在地理条件上属于多山地的高原地区或山区，交通不便，各种要素流动的障碍重重。文化层面上属于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资源丰富，但现代化人力资本不足，经济发展处于爬坡阶段。该地区自然资源禀赋极高，气候适宜，降水充足，处于亚热带地区，森林、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国家需要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将各生产要素有效连接起来，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推动少数民族人力资本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升级，将有效解决该地区经济发展困境。该地区整体社会稳定，安全性较高，与周边国家关系整体良好，与东盟各国充分合作将是未来发展的重要契机。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虽然目前还不高，但发展速度迅猛，将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和地区，东盟各国发展潜力巨大。该地区若能实现充分的经济合作，就能够实现经济发展的双赢结果。
(十二)安定共享型
该类型边疆内部区域发展程度低、安全程度高，与接壤的国家关系良好，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与中国接壤的一部分东盟国家，内部比较安定团结，靠近中国的边疆地区都属于此种类型。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国家，与中国都有经济合作，受益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虽然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他们正处在经济增长的快车道上。这其中有极个别国家内部政局不是很稳定，或者领导人有反华倾向，无论是内部安全问题，还是与周边国家关系问题，都会影响其自身的经济发展。
(十三)中心封闭型
该类型边疆内部区域发展程度低、安全程度低，与接壤的国家关系良好，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比如西藏地区，单看国内因素，是属于典型边缘型，但接壤国家中关系有好有坏，经济发展水平虽略有差距，但总体以不发达为主，这就限制了西藏地区总体开放水平以及从对外交流中获得的经济利益。西藏接壤的国家中，尼泊尔与中国关系一直保持良好，尼泊尔已经成为世界游客赴西藏旅游的重要中转站，国家间合作关系一定意义上是优于对抗关系。中国西南、西北边疆的很多区域都属于这一类型，中国与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巴基斯坦共和国)，与部分东盟国家(老挝、缅甸)关系一直保持良好，而这些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这就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和土壤。
(十四)中心封锁型
该类型边疆内部区域发展程度高、安全程度高，与接壤的国家关系不良，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东北地区的外部发展环境一向比较微妙，地理位置不如东南沿海优越，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气候和地缘政治的限制。中国与东北亚周边国家关系时好时坏，直接影响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与水平。黑龙江地区出现过中苏边境冲突，半岛从朝鲜战争到朝韩对峙，再到现在的朝核危机，一直使东北边疆安全处于不平静的状态中。中国与日本由于历史上的侵华战争，只能开展有限的经济、文化交流，有效的政治互信的形成过程极为漫长，一波三折。韩国部署萨德之后，中韩关系跌入冰点，直接影响整个东北的对外开放步伐。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东北也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上。与东北类似处境的还有东南地区的福建，其发展受台海局势影响较大。
(十五)中心合作型
该类型边疆内部区域发展程度高、安全程度高，与接壤的国家关系良好，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海南地区一定意义上属于这一类型。一部分东南亚国家依然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中国与大部分东南亚周边国家关系还算良好。海南地区发展主要受益于自然资源环境的优越、旅游资源的高效率开发，以及国家给予一系列政策和资本支持，比如建立免税岛、国际旅游岛等措施，形成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十六)中心共享型
该类型边疆内部区域发展程度高、安全程度高，与接壤的国家关系良好，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东南沿海地区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优越的自然资源，享受改革开放的红利，利用海洋边疆的地缘优势形成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的窗口。该区域能够方便快捷的引进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人才，从出口加工开始原始积累，到世界工厂，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与产业腾飞，经济实现飞跃式发展。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同时，社会保障水平亦不断提高，并依靠政府治理能力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桥头堡。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该类型边疆内部区域发展程度低、安全程度高，与接壤的国家关系不良，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中国比较难找出对应的此种类型，国际范围内，与中国接壤的蒙古国边疆地区属于该类型。蒙古国总体政局较稳定，但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与中国关系疏远，保持不战不和的边缘状态。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要远远高于蒙古国，蒙古国如果改变外交战略，放掉戒备，与中国通力合作，将有利于蒙古国边疆地区发展。
四、边疆治理模式拓展
前四种类型中国内因素都是相似的，只是国际因素有差异。该类型边疆内部区域发展程度低、安全程度低，与接壤的国家关系不良，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却很高。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处于断交状态，比如与美国、欧洲诸国建交之前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内部各种发展要素缺乏，处于贫弱状态，外部被西方发达国家封锁，经济发展的外部机会缺乏。一旦改革开放，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逐渐改善，中国沿海地区内外部经济环境不断优化，并已经成功完成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化。中苏冲突时期的黑龙江地区，亦处于这种类型中。
表 2六种边疆治理模式
(一)安全合作模式
边疆治理主体采取安全优先的思路，保持边疆社会稳定，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寻求国际合作，之后促进经济发展。这一模式适用于内部矛盾尖锐，社会安全稳定比较低的区域，优先解决安全问题，优化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与区域安全合作战略，建构比较安全的内部与外部环境。在安全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与合作。
(二)安全孤立模式
由于与相关周边国家关系无法调和，边疆治理主体放弃改善关系，甚至做好战争准备，内部采取安全优先的思路，保持边疆社会稳定。在孤立模式下，经济发展速度会放缓，可以寻求边疆向内开放的路径，利用中心区域援助，共享资本、资源、人才、技术和市场，完成经济发展。这一模式有助于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增强国家内部区域合作与内部团结。
(三)发展合作模式
该模式相信发展是硬道理，用“发展解决问题”，加强国际合作，运用一切国际资源发展当地经济，不断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使民族、宗教矛盾在发展中化解。 但由于边疆社会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该模式适用于有一定社会稳定基础的区域。
(四)发展孤立模式
该模式适合于境外分裂势力较为猖獗的边疆地区，但孤立策略下，发展经济需要有更多的政府投入、更高的执政能力、更强的区域内部合作、沟通的意愿与能力。对外必要时可以实施远交近攻战略。该模式适用于经济基础较好，能够吸引到其他国家投资，经济上可以依靠欧美国家的资本和市场，政治上可以有效孤立一些干扰势力。孤立也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对印度、韩国等国家。
(3)隐爆-侵入角砾岩对矿化、矿产的富集起着重要作用，是重要的找矿标志。隐爆角砾岩中心往往是最佳成矿位置[18]。香夼矿区及外围隐爆-侵入角砾岩的发现，可以帮助寻找隐爆中心，进而探寻深部隐伏斑岩型矿床，有助于矿产资源规模的增长。
(五)“钟摆”模式
这种模式是一种现实主义思维，执政主体将内部发展、安全，与对外合作、孤立作为边疆向“中心共享型”发展的手段。内部安全出现较大问题时，便采取强制措施控制社会稳定；当局势稳定后，则采取“经济至上” 的态度，努力发展经济。对外，当周边国家危害国家安全时，义无反顾的采取孤立、打压、封锁等一系列措施，维护国家利益，绝不让步。当国家安全危机度过之后，亦可以努力破冰，通过谈判、对话恢复合作关系。遵循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的现实主义原则。对内对外四种手段可以灵活来回切换，这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弹性提出较高的要求。
(六)“多赢共享”模式
此模式一般是长期的国家战略，指国家从顶层设计制定边疆治理战略路线图，以边疆社会安全、经济发展、区域合作、国际合作为主线实行“四条腿走路”策略。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皆属于此种边疆治理模式。
以上六种边疆治理模式是基于边疆理想类型划分的一种理论抽象，也是对现实经验世界的概括性回应。现实中治理模式的选择会更加多元，考虑因素更无限丰富，比如国际秩序、国家战略、外交政策、综合实力、政治制度、区域性事件、自然地理因素、民族宗教文化因素、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等方面。为实现建设伟大、富强、民主的中国这一目标，不同历史时期，国家会在不同地区探索不同的治理手段和方式。正是不断的探索、及时的纠错、果敢的行动，推进中国边疆治理模式转型、升级，治理能力向现代化、国际化跃进。
参考文献：
[1]夏立平.“高边疆”理论视阈下美国全球快速常规打击计划[J].国际观察，2014(5).
[2]石庆环.从“大陆边疆”到“全球边疆”——美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J].辽宁大学学报，2005(4).
[3]朱金春.边疆治理的转型与重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3).
[4]方盛举.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J].探索，2015(6).
[5]何明.边疆特征论[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1)．
[6]方盛举，吕朝辉.中国陆地边疆的软治理与硬治理[J].晋阳学刊，2013(5)．
[7]杨鹍飞.“边疆”再探:概念、类型与治理路径[J].广西民族研究, 2017(2).
[8]张健.边疆治理的模式类型及其效应研究——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为视角的分析[J].思想战线，2013(1)．
[9]谢尚果，张洪石.“合”边聚民：新时期边疆社会治理的有效方略[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7(3).
[10][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DOI: 10.3969/j.issn.1674-9391.2019.02.004
中图分类号： D8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91(2019)02-0041-08
基金项目：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边疆学原理研究”中期成果，(2017AZD0019)、北华大学2017年校级青年课题“社会学专业社会工作类课程产学研一体化改革”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徐芳( 1982-)， 北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边疆政治学、社会工作。吉林 吉林 132013 吴楚克( 1960-)， 男，内蒙古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边疆政治学、跨界民族研究。北京 100081
收稿日期： 2018-12-12
责任编辑： 王 珏
标签：边疆类型论文; 边疆治理模式论文; 内部环境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北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