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力的经久较量：若干历史范例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志力论文,范例论文,透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彼此间会在种种不同情势下，就一个重大的、涵义丰富和复杂的争端问题进行经久较量。此类国际较量的范例显著地可见于例如冷战史，并且也富有启示地可见于例如晚近或当代的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和中日关系。
四大经典范例
几度以严重危机形态出现在美苏冷战史上的柏林问题较量可谓一个经典范例。1947年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后，以很大的决心力图解决一个对大西洋联盟体系的形成及其全球优势至关紧要的问题：既将德国的巨大潜力动员起来服务于加强西方，又使一个复兴了的德国由于被西方“包容”（先是经济上、然后是政治和军事上）而唾弃其传统的极端民族主义，不致再度成为西方的祸患。从复兴德国西占区经济并将它与西欧经济彼此交织开始，到紧锣密鼓地筹备建立西德国家，美国及其盟国的行为终于激使斯大林实施“柏林封锁”，美苏两强第一次濒临开战边缘。然而，美国政府报之以低烈度但坚毅持久的西柏林空运，斯大林完全未能达到制止建立西德国家的目的。①随后，东西两个德国的正式成立标志欧洲冷战对峙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战略界限最终落定，而柏林已经并将继续成为美苏两国间的一个特别重大和经久的、实质性和象征性兼具的较量场所和“考验场地”。
1958年11月，踌躇满志、鲁莽冒失的赫鲁晓夫发动冷战史上所称的第一次“柏林危机”，力图在一个对西方至关重要但又易受伤害的薄弱点上靠威吓取得成功。他的估计并非没有道理：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都多少倾向于大致接受他关于西柏林的要求，因而与西德总理阿登纳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立场大相径庭。②然而，赫鲁晓夫昧于西方同盟内幕，且不免外强中干，因而一再推迟摊牌期限。
1961年6月，再次踌躇满志的赫鲁晓夫又一次鲁莽冒失，发动第二次“柏林危机”，美国新总统肯尼迪则外表强硬，内心恐惧，倾向于必要时撇开西欧盟国与苏联单独谈判，并在事实上断然拒绝波恩政府坚持的德国及柏林统一原则。③赫鲁晓夫的赌博一直持续到翌年10月下旬，其结局人所熟知：苏联导弹之被迫撤离古巴不仅宣告古巴导弹危机结束，而且宣告柏林危机平息，赫鲁晓夫差不多连续六年（从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威胁对英法本土进行火箭攻击算起）的恐吓外交破产。随后开始的美苏缓和逐渐发展到1971年9月苏美英法签订关于柏林的四方协定，柏林分割照旧，但从此再无关于该城的根本争端或激烈较量，直至1989年底柏林墙倒塌和其后东德消亡。
可以说，美苏柏林问题争端以四方协定告终。就此而言，这场经久的较量没有一个清晰的和决绝的结果：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危机迭起的争执到头来不分胜负，似曾解决亦未解决，以致要待18年后由当时与柏林争端并无多大关系的东欧剧变给它画上完全的句号。全非如此的是中美之间就美台断交和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经久较量，还有中苏之间就关系正常化的三大前提条件（“三大障碍”）的经久较量。
1949年4月底紧随“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后，毛泽东就向世界宣布，“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④从此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在他和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先后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将美国与台湾政权断交当作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的坚定不移和不可更改的根本前提条件，1954年以后又添上废除是年年底缔结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以及包括在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中宣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⑤。近30年经久较量的结果，是中国近乎大获全胜：在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中，“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⑥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废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⑦
中苏之间就关系正常化三大前提条件的经久较量同样以中国全胜告终，只不过它在苏联日益深重的内外交困形势中，所需岁月与中美之间的上述较量相比短得多。⑧1982年3月下旬，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并且建议双方就此磋商。邓小平立即指示中国外交部做出慎重但积极的公开反应，其中强调中国“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是年盛夏，邓小平在中央内部提出中苏关系的改善必须以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为条件，那就是“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按照这一坚定不移和从未更改的根本立场，中国政府从当年10月开始，与苏联政府经特使举行数轮政治磋商，其战略指导方针是邓小平关于“同苏联打交道弯转得不要太急，不要急于求成，太急了会为苏所用”的指示。这是一场经久的较量，“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气氛有时很激烈”。然而，苏联势难长久坚持在三大障碍问题上的立场。1985年7月底，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显示在前两大障碍问题上苏方立场有重要的积极变化。有鉴于此，邓小平一个多月后公开表示，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经过四年的持续较量，1989年5月中旬，在中苏外长《关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声明》——其首要核心内容为驻柬越军应在1989年9月以前完全撤出——发表之后三个多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终于像邓小平为会晤确定的主题那样，“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中日两国之间曾就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激烈争执长达5年，其中后半期发展到近乎白热化程度。这场争执提供了国际间就争端问题经久较量的又一个经典范例。从2001年8月到2006年8月，刚愎自用、顽固不羁和好玩“民粹”的小泉纯一郎六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决心以此姿态，连同其他强硬的甚而挑衅性的行为，以图改变在他看来的对华政治关系“磕头”模式，同时激发和推进他渴望振兴的日本“新民族主义”。⑨虽然2002年初冬往后约两年半时间里，中国领导人几次向日本做出一些旨在缓解紧张和改善关系的主动表示，但小泉不顾中国的反复劝说和再三强烈抗议，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同时碰撞特别敏感的台湾问题，并在其他中日争端问题上力图以日本单方面立场为标准改变现状。这些行为导致中国公众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乃至多个大城市发生反日游行，中国政府遂从2005年5月起改行以坚持不懈地对日强硬为根本特征的“新的”对日政策，直至近一年半后小泉下台。⑩由此，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从中日关系中的严重争端发展为中日之间近乎白热化较量的头号演示场，中国政府明确宣告并坚持日本首相不承诺不参拜靖国神社就不会有中日两国领导人会晤的立场。(11)这正如笔者后来总结的那样，当时的中日关系危机出自“非常深刻的、富含权势动能的结构性原因，连同严重的心理敌对；靖国神社作为意志力较量的象征性战场，如同美苏冷战高潮岁月里的柏林。”(12)中日间这场较量经步步升级而异常激烈，双方立场截然对立且变得坚定不移，每一方都担心自己的任何让步会被对方视为软弱，每一方都指望坚持下去将最终得胜，同时每一方似乎都因为内外顾虑而相信别无选择。如此，就形成了貌似彻底的战略僵局。
这个战略僵局既是真实的，又是貌似的，因为在国力持续增长、国势日益增进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为时近一年半的坚定不移的对日强硬瓦解了小泉对华态势的国内支持和国际同情。日本舆论乃至自民党内的权势集团日益忧虑对华严重交恶，从而日益质疑和抨击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与此同时日本在历史问题和对华政策方面开始陷入颇为明显的国际孤立。(13)2006年9月末，首相小泉——被《纽约时报》盖棺评作“将日本对华关系降至几十年最低点、并且主持国内狭隘民族主义兴起和日本在本区域的外交孤立”(14)——终于下台，日本对华政策变更之门因为“政权变更”而被打开。尽管继任的首相安倍晋三大概企图更起劲地推进日本的“军事正常化”和民族主义政治文化（这很快证明昧于国内心理形势），但他在对华政策方面显然忧惧多多，教训多多，急切地要大幅度软化对华姿态，而就此唯一的重要关碍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肯做出不作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明确承诺。出于对日本对华态势转换趋向的准确辨识和难能可贵的政治勇敢精神，中国最高领导坚决地做出了一个明智的“战略实验”决定：即使安倍不明确承诺不参拜靖国神社也接受他访华，以恢复中断多年的中日最高级正式会谈，造就两国关系的“破冰”转机。
这一让“中日关系问题专家大跌眼镜”(15)的决定证明非常正确和成功，中国事实上赢了中日彼此间就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经久的激烈较量：从安倍上台至今，先后五位日本首相均未参拜靖国神社；(16)与此同时，中日关系固然困难犹存，与小泉当政时期相比却无疑大相径庭，甚或可称恍若隔世。不过严格地说，中国在这场较量中的胜出仍是含糊的、并非决绝的：不仅中国搁置了（虽然是正确地搁置了）承诺不参拜才有最高级会晤这前提条件，而且仍有未来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因而再度掀起中日就此问题激烈较量的可能性，尽管可以说它已经由于中国的胜出而大为减小。
意志力较量的凸显
在以上的每个历史范例中，关于所涉的每个争端问题的两国较量无不重大，关系到双方各自界定或设想的自身紧要利益，无论其为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抑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两者兼具，因而它们为之经久争斗，并且愿意承受或相信不能不承受颇大的相应代价。这种较量是经久的，意味着很长时间内其中任一方都无法迫使或诱使对方放弃既有的根本立场而退下或败下阵来，因而完全可称是双方在所涉问题上的“战略僵持”。不仅如此，这种较量之所以被双方视为重大和值得经久从事，往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被赋予了丰富的、因而复杂的涵义，其中既有就问题本身而言的直接利害关系，又有就超越问题本身的大局甚或全局而言的广泛利害关系。正是这设想中（而且至少往往事实上确实）关乎大局甚或全局的广泛利害关系，将象征意义或连锁效应赋予一个特定争端问题的具体较量，使之成了一个被认作众目睽睽之下的“考验场地”，因而在其中进行的较量本身便是有广泛涵义和影响的“演示”。(17)
在争端问题上较量什么？较量实力；较量战略和外交素质；较量意志力。这里的实力首先是双方在争端问题上各自可用的物质实力，它总是受到相关国家彼此关系的根本性质、争端问题的特征、国家紧要利益或对外政策基本目标的多样性、国家所处的总体国际环境等要素的限制，因而总是比较有限或相当有限的。然而另一方面，可用物质实力的差距对较量的进程或结果的确能够有重大影响。(18)还有一类实力是国家在争端问题上经久承受狭义和广义较量成本的能力，它是一种“历史性”能力，双方就此能力而言的历史性此消彼长无疑是最基本因素之一。这种“历史性”能力是导致上述前三项争端较量的最终结局经及第四项较量的至今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19)这种“历史性”能力实际上代表或反映了一种大的历史趋势，它大概在终极意义上最为重要。然而，在双方就争端作经久较量的很长甚至大部分时间里，它只是潜在的或未定的，或者没有被至少其中一方认识到，否则这争端很少可能经久。
再者，争端较量过程中，双方各自从事较量的战略和外交素质也至关紧要。例如，在历时数年但终以苏联败退结束的柏林危机当中，赫鲁晓夫像他在其他多个方面那样，树立了战略和外交素质糟糕的一种典型：好大喜功，钟爱表演，鲁莽肇事，惯常恫吓；与此同时外强中干，拙于规划，以致再三虎头蛇尾，直至狼狈溃退。(20)相反，无论是毛泽东和其后邓小平就美台邦交与美国的30年较量，还是邓小平在就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与四任苏联领导人的周旋，都体现了他们作为特别卓越的战略家的伟大战略素质，还有就周恩来和邓小平而言的杰出外交家素质。(21)还需强调的是，战略和外交素质可以在争端较量过程中显著优化，早先的重要缺陷能否大为消减甚或消除构成决定成败的一大要素。例如与赫鲁晓夫在柏林危机期间战略一错到底完全相反，中国领导人在为时约五年的中日关系严重紧张、包括就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争端较量期间，大致实现了这种显著优化。(22)
然而，所有上述历史范例都清楚地表明，从事争端经久较量并避免最终败阵、甚而实现最终胜出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前提是意志力——足够强劲、足够坚韧的意志力。就此而言可以说，实力不足和战略／外交素质欠佳之患虽大，但大不过意志力软弱之患。不仅如此，关于国际关系史上若干经久的战略僵持的战略史探究昭示，足够强劲坚韧的意志力至少是最终避败、得和甚或得胜的一大绝对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是往往给战略史家留下最强烈印象的人类“非结构性”力量。(23)而且，较量双方物质实力差距越大，弱方若要避败、得和甚或得胜，其意志力的强劲坚韧就越重要。
在上述历史范例中，意志力较量实际上是最突出的较量，是决定争端经久较量结果的根本因素。美国以坚持柏林空运的意志力在柏林封锁中赢了苏联；在柏林危机中，艾森豪威尔与其继任者肯尼迪的意志力并非强劲坚韧，但有阿登纳和戴高乐的意志力予以支撑和弥补，而且赫鲁晓夫的意志力证明更弱于美国总统的意志力；毛泽东及其后邓小平数十年毫不动摇、毫无折扣地坚持美台必须断交，其意志力简直无与伦比；接着，邓小平又再次以坚韧的意志力，经久坚持中苏关系正常化必须先行搬掉三大障碍；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下台，与中国领导人尤其从2004年往后在此问题上展示的特别强硬的立场和意志力大有关系，而且这还使从安倍开始至今没有任何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我们还可以多少借鉴极富思想权威的克劳塞维茨对最激烈的人类政治较量即战争的论说，以帮助我们理解意志力在国际争端经久较量方面的根本意义。在《战争论》第三篇“战略总论”论说“战略诸要素”时，克劳塞维茨首先分章谈论“精神要素”、“首要的精神要素”、“军队的武德”、“勇敢”和“坚毅不舍”，先于包括数量优势、兵力集中和兵力节省等约十项非精神的战略要素。他强调：“精神要素在战争中跻身于最重要的要素之列。它们构成弥漫战争总体的精神……与推动和引领整个大军的意志确立一种紧密的联系，实际上与之合并为一，因为这意志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素质。”他还形象地说，“物质要素似乎几乎不过是木柄，而精神要素是纯钢，是真正的武器，精磨的锋刃”。首要的精神要素和军队的武德主要是爱国精神、英勇大胆、服从命令、严守纪律和坚韧顽强。关于坚毅不舍，他特别满怀理智和激情地总结说：“由于人在压力之下倾向于屈从物质羸弱和思想缺陷，因而只有意志的伟力才能带领达到目标。坚定不移将赢得世人赞誉，后代称颂。”对此，他在“战略总论”篇首所说的更是至理名言：“为了坚定地实行到底，为了贯彻计划，为了不被数以千计的牵制和干扰甩出轨道，就需要性格的伟力，连同头脑的清澈和精神的坚毅。”(24)
意志力的行使目的
非常概括或比较抽象地说，之所以要在国际争端经久较量中行使意志力，主要是为了达到以下一个或另一个目的：改变对方的基本意图，或曰改变对方在包括争端在内的更广大（甚或广大到双方基本关系）问题上对己方的根本态度或政策；或者，在对方的基本意图已经对己方有利、或者大方向已定地趋于有利的情况下，改变对方在争端问题上的立场，或曰逼使或促使对方改变轻重缓急次序和政策自相矛盾，使之在争端问题上的立场大体从属或符合上述基本意图或其转换趋向。在前一类场合，意志力及其行使通常必须更为强劲，尤其是更为坚毅，因为达到目的的难度大得多，如果目的可以达到则所需时间也往往长得多。相反，在后一类场合，前景通常乐观得多，改变对方立场的信心可以或应当大得多，而且所需时间也往往短得多，倘若有与达到这较易目的相符的、足够强劲和坚毅的意志力。明了这样的区别在实践中至关重要。
上述历史范例也说明了这番道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在柏林争端中要改变的实际上与美国在冷战中的基本意图和紧要战略休戚相关，亦即（就斯大林来说）阻止西德国家建立和损坏马歇尔计划，（就赫鲁晓夫来说）显著加强东德政府的有效生存力、逼使美国保证不让西德染指核武器和离间西德与美英法的盟国关系，(25)还有（就他俩来说）在冷战核心地区以苏联就西柏林的成功施威来打击美国在其各盟国中间的可信性。然而，斯大林当时的实力不济（或许意志力也嫌不足），赫鲁晓夫在柏林争端中的意志力更可谓微乎其微，结果完全无法逼使西方在争端中退败。相反，面对很长时期里强大蛮横和强烈敌视新中国的美国，毛泽东经过异常坚毅的22年斗争，终于斗到了美国改换对华根本态度和政策，并且因此和尼克松一起开启了美台断交的大方向。可以说，这样的胜利结果首先来自他在这场大斗争中贯穿始终的卓越非凡的意志力。(26)无疑，中日两国之间在小泉执政时期就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从事的激烈较量也以改变对方的基本意图为各自的目的，中国从2005年5月起历时一年半的坚持不懈、毫不更改的对日强硬展示了最终导致中国胜出的意志力。另一方面，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就美台断交与美国的较量，还有他就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与苏联的较量，都是在美苏各自对中国的根本态度已变得对中国有利、或者大方向已定地趋于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的，其目的笼统地说在于促使对方改变就争端问题本身持有的立场，使之大体从属或符合已经或正在改变的对华根本态度。就中国来说，这两项较量与前面的那些范例相比较为容易，在其间中国大可怀抱乐观期望和胜出信心。然而足够强劲和坚毅的意志力依然是胜出的必要条件，这在邓小平——钢铁般的意志力为其一大秉性(27)——那里理所当然，不成问题。
意志力的来源
作为在争端经久较量中非常突出的一个根本因素，意志力从何而来？可以大略地说，它来自对争端所攸关的利害关系的意识，来自对它的潜能——即其可能的广泛和长远效应——的期望，来自对总体环境中争端经久较量的大趋向的预计和信心，来自争端问题上己方阵营的内部统一团结，来自政治领导者或曰较量统帅的个人秉性。争端所攸关的利害关系不仅是争端问题直接关乎的那些，而且是（往往被认为更重要）就超越该问题本身的大局甚或全局而言的广泛的利害关系。(28)如前所述，正是这后一类利害关系将象征意义或连锁效应赋予一个特定争端问题的具体较量，使之成了一个考验场地和演示场所。毋庸赘言，这些断语对上面的所有历史范例都是适用的，而适用程度之大莫过于柏林争端和参拜靖国神社争端。就严肃认真、负责忠诚的国务家而言，利害召唤意志，利害关系越大且所涉的困难越大，所要求的意志力就越强。用马基雅维里政治哲学的话语说，“必需”是产生“美德”（以意志力为其根本的“英勇”）的原因性压力，存在越大的“必需”，也就会有越多的“美德”。(29)
不仅如此，在经久的较量中之所以有强劲坚毅的意志力，往往还因为期望以此使对方、甚而还使其余世界留有己方在核心利益上强劲坚毅、决不败退的深刻印象，那将获益巨大，包括预防未来其他一些重大较量的“无形威慑”效应。在上面的历史范例中，除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与斯大林就柏林坚决和经久对抗的杜鲁门——“密苏里最犟的骡子”——长于此道。(30)强劲坚毅的意志力还大大得益于对历史趋向的预计和由此而来的长远信心：毛泽东惯于史诗式和哲理性地遥想未来趋向，大概从未怀疑美国迟早不得不接受“换了人间”的中国；邓小平在1982年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须以苏联消除三大障碍为前提时，苏联已陷入的多种困境无疑助成他坚信坚持下去必定胜利；杜鲁门在卸任前夕表述过他关于美国与其体制和联盟势将赢得美苏冷战的真实信心，(31)这大概是他从未考虑过在柏林封锁面前退让的一个终极原因。强劲坚毅的意志力还以己方阵营的内部统一团结为前提，这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也是智识意义上的，亦即对基本形势和战略（特别是坚持经久较量）有基本的共识，否则就会削弱甚至形不成必要的意志力。(32)
最后，政治领导者或较量统帅的个人秉性极为重要。这里毋须重复前面已经就此谈论或提到过的东西，亦即毛泽东、邓小平、赫鲁晓夫以及杜鲁门的有关的个人秉性，还有这种秉性与他们的意志力较量表现以及较量结果的关系。在此，需要提到著名战略史家、《最高统帅》一书作者埃利奥特·科恩从几位非常杰出的领袖人物那里发现的大战略领导素质。其中，属于本文谈论的意志力的包括：意志顽强甚而顽固，决心坚定不屈不挠，勇敢面对胜负未卜的最大挑战，并有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心理准备。除了自我节制，科恩在大战略领导素质当中最强调的是勇气。勇气是使大战略统帅能够首尾一贯坚持到底的根本素质。它“不是鲁莽冲动的赌徒之勇，或绝望之人的孤注一掷，而是一个国务家的勇气，无论祸福都有能力正视现实而非一厢情愿，不顾失望而坚持不已，知道众多失去了的机会和仍在前面等着的危险，尽管明了下属和同僚不足胜任或心怀敌意却照样领导他们”；这是“一种比甘愿冒枪击炮轰之险更罕见的勇气。没有它，其余一切全无用处”。(33)或者，用科恩援引的卓越统帅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说：“勇气被正确地视为头号人类素质……因为它保障所有其他的素质。”(34)
主要启示
作为现今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透视争端问题上国际经久较量的上述历史范例当然不仅出于智识兴趣，也出于对中国对外关系中尚存的争端经久较量的现今关切。在这些尚存的争端较量中间，最重要、也几乎最经久的就是关于美国对台军售的争端，从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和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以来一直在进行。美国政府坚持违背1982年中美“八·一七”联合公报，坚持向台湾出售金额巨大、质量先进的武器系统，其行为完全不符合它在该公报中做出的表示和承诺，即“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35)
“八·一七公报”发表至今已28年，中国依然坚持公报的原则和规定，坚持反对美国对台军售，美国则依然对台出售武器，坚持对台湾问题的这一影响重大和恶劣的干涉。这形成了一种经久的“战略僵持”。然而，在这僵持中，中国的较量方式大抵是发布抗议声明和反复暂停中美军事交流，美国的较量方式则是反复对台出售武器，外加间或的推迟出售（推迟的原因有时大致仅在于台湾岛内党争背景下的美台争执），因而它显然是一种美国多少占有实际优势的战略僵持。
2010年初，中美两国就奥巴马政府对台出售64亿美元武器装备再次激烈争执，构成几个月里中美关系多方面紧张的可谓最重要方面和最重要原因。其后，中美关系迅速和非常显著地改善。对这轮几乎是急剧起伏的争执，美国政府作的评估或总结大概有如一位著名的华盛顿智库成员作的评估：“此乃格外灵巧地驾驭中国人，此乃经过筹划的外交局面”；“美国官方认识到，中国已随时准备重新交好，可是需要帮助，以便解脱他们自设的困境。”(36)也许，中国对美国这轮对台军售的某些反应多少促成了这么一种评估：中美军事交流只是局部暂停，而不像先前数次那样全部暂停，同时中国似乎没有落实“中方将对参与售台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相关制裁”的宣告。(37)这样的评估很快证明是局部的、虚妄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意欲4月访华，但遭中国拒绝；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在美国看来接连对美“呛声”，特别是公开宣告非常反对以美国核动力航母为主力的美韩黄海军演和在南海东海的美国海空军侦察活动；在因“天安舰事件”而高度紧张的朝鲜问题上，中国政府坚持与美国之间的巨大立场鸿沟。(38)
然而，这些并未减小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中美经久较量的至今总格局的醒目程度，即如前所述，是美国多少占有实际优势的战略僵持。为了争取朝对中国有利的方向改变这样的格局，需要从争端问题上国际经久较量的上述历史范例获得的启示，以供借鉴。特别重要和适切的启示是：意志力较量在其中是最突出的较量，是决定争端经久较量结果的根本因素；在对方对己方的根本态度已变得对己方有利、或者大方向已定地趋于有利的情况下，行使意志力的目的大致只在于改变对方在争端问题上的立场，使之大体从属或符合已经或正在形成中的这一根本态度；就此而言，前景通常比必须变更对方的根本态度乐观得多，改变对方在争端问题上的立场的信心也可以或应当大得多，倘若有与达到这较易目的相符的、足够强劲和坚毅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来自对争端所攸关的利害关系的意识，来自对它的潜能——即其可能的广泛和长远效应——的期望，来自对总体环境中争端经久较量的大趋向的预计和信心，来自争端问题上己方阵营的内部统一团结，来自政治领导者或曰较量统帅的个人秉性。
在这最后一个方面，毛泽东和邓小平从事的中美、中苏间基本争端之经久较量始终贯穿着他们卓越非凡的意志力，他们是当今和未来中国的伟大精神榜样和意志楷模。
注释：
①“当斯大林未干预（对西柏林的空运）时，美国的政策便胜利了。为创设一套符合美国安全利益的力量格局所必需的外交、经济和政治行动的确激怒了克里姆林宫，但美国的战争能力和原子弹垄断投下的阴影使苏联人不敢升级到全面战争的门槛。”Melvyn P.Leffler,A Preponderance of Power:National Security,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and the Cold War,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504.
②Henry A.Kissinger,Diplomac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4,pp.571-580; Thomas A.Schwartz,"The Berlin Crisis and the Cold War",Diplomatic History,Vol.21,No.1 ,Winter ,1997,pp.145-146.
③Michael R.Beschloss,The Crisis Years:Kennedy and Khrushchev,1960-1963 ,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1,pp.225,226; Kissinger,Diplomacy,p.586; Schwartz,"The Berlin Crisis and the Cold War",Diplomatic History,Vol.21,No.1 ,Winter ,1997,pp.146-148.
④《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238页。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1/28/content257045.htm.（上网时间：2010年7月28日）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1/28/content_257063.htm.（上网时间：2010年6月28日）
⑦U.S.Supreme Court:"Goldwater v.Carter" (444.U.S.996[1979]),http://www.answers.com/topic/goldwater-v-carter.（上网时间：2010年6月28日）
⑧本节的以下叙述主要依据钱其琛著：《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一章；李鹏著：《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一部分。
⑨在先前约30年里，大凡中日两国间发生重要的政治或战略争端，日本政府往往（甚或大多）最终选择先做实质性让步。然而，尤其从2004年初起，小泉立意变更这一对华行为模式，大致不再选择先做实质性让步，甚或无论先后大致不再做实质性让步。“日本政府形成了一大决心，那就是立即对中国表现为……‘平等的’政治强国，无论……如此会制造出多少政治或战略争端，或者会怎样加剧已有的争端。”时殷弘：“2005中美中日：构建平衡与步入僵局”，《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12月22日。又见James Brooke,"The Dragon for Trade,The Eagle for Safety",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6,2005.关于小泉和当时的自民党主流派之激发和推进日本“新民族主义”，参见J.Sean Curtin,"China Hits All-time Low in Japan Pop Charts",Asian Times,December 25,2004; "Playing with Fire:Japan's Ruling Party Wants to Inject Patriotism into Schools",The Economist,January 20,2005.
⑩Shi Yinhong,"China-Japan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the Imperative Strategic Management",in Niklas Swanstr
m and Ryosei Kokubun eds.,Sino-Japanese Relations:The Need for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Newcastle upon Tyne,UK: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08,esp.sections 1 and 2.
(11)2001年初小泉出任日本首相后，由于他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仅先后在俄罗斯、智利和印度尼西亚参加多边国际峰会之际与他会晤过三次，从未在中国或日本领土上与他会晤。中国政府的上述明确宣告见：“2005年5月24日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http://www.fmprc.gov.cn/ce/cebe/chn/fyrth/t197024.htm.（上网时间：2010年6月26日）；“胡锦涛会见日中友好七团体负责人”，2006年4月1日，http://news.sina.com.cn/c/2006-04-01/09248584890s.shtml.（上网时间：2010年6月26日）
(12)Shi Yinhong,"China-Japan Relations:Look Back and Look Forward",draft of a speech at a symposium on China-Japan relations,University of Hong Kong,June 10-11,2008.
(13)参见Yinhong Shi,"The Need for a Composite Strategy in China-Japan Relations",in Gi-Wook Shin and Daniel C.Sneider,CrossCurrents:Reg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Northeast Asia,Stanford,Calif.:Shorenstein APARC,2007,p.220; Christian Caryl,"A Very Lonely Japan",Newsweek International,October 31,2005.
(14)Norimitsu Onishi,"Departing Japanese Leader Shook Up Politics as Usual," 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9,2006.
(15)韩咏红：“胡主席葫芦里卖着什么药？”《联合早报》，2006年10月6日；Shingo Ito,"Japan's New PM Heads to China on Fencemending Visit",Agence France Presse,October 8,2006.
(16)其中三位即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和菅直人对中国一向颇为友好，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一向大致端正，因而不认可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17)这些论断毋须有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或证明，因为每个比较了解冷战史和当代中美、中苏、中日关系史的人想必都不会怀疑它们。
(18)例如，美苏两国在柏林争端中都始终决不诉诸热战，那是限制双方可用物质实力的最重要一点：斯大林不敢击落任何向西柏林空运物资的美国飞机，从而只能坐视他的柏林封锁失败，杜鲁门则不敢派一兵一卒去冲击苏联对西柏林的陆上封锁，从而只剩下柏林空运这一项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较量途径。然而，当时可用物质实力方面以空运能力代表的美国优势确实决定了柏林封锁的结局，尽管它远远无法结束柏林争端。
(19)对于了解冷战史和当代中美、中苏关系历程的人来说，这实属不言自明。就中日之间关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争端而言，它已由上面的有关论述得到解说。
(20)就这其中大多数特征来说，他与出身完全相反的德皇威廉二世相似乃尔，后者浮夸虚荣，极易激动，反复无常，粗俗肤浅，在对外政策上骄横莽撞，到处肇事，“每隔几年就以战争威胁另一个国家，而不能确定一个有意义的目的”。引语见Kissinger,Diplomacy,p.197.
(21)参见钱其琛著：《外交十记》第一章和李鹏著：《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第一部分；Li Jie,"China's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U.S.Relations,1969-1979"和Gong Li,"The Difficult Path to Diplomatic Relations:China's U.S.Policy,1972-1978"，均载William C.Kirby,Robert S.Ross,and Gong Li,eds.,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An International Histo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5.
(22)被大为消减甚或消除了的早先缺陷包括：2005年5月以前的两年半时间里对日政策态势变化过多过频，而且每次刚刚“浅试小试”即告中止，因而战略尝试大致得不到确知其可有效果所需的时间和深度；维持日本多数公众舆论的对华好感或至少“困惑”（而非恶感甚至敌意）的决心过弱，基本上由于国内舆论制约未作力度和坚韧度尽可能大的引导和调控；不重视中国崛起和中国对日态度使日本产生或加剧的忧惧，否则可以有较大的积极性去优化中国的对日态势和行为；在对小泉对华态度的斗争中，不很注意如何争取国际舆论同情中国，如何将这斗争与中国和平崛起和“负责任国家”的对外政策纲领协调起来；中日关系中有些不同性质的问题未得到较适当的区分，将它们过度地互相“连结”。
(23)参见杰弗里·帕克著，时殷弘、周桂银译：《腓力二世的大战略》，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四章；William J.Duiker.The Communist Road to Power in Vietnam,2nd edition,Boulder,Colo.,1996,chapters7-11; Victor Davis Hanson,A War Like No Other:How the Athenians and Spartans Fought the Peloponnesian War,New York:Random House,2005,chapters 5-9.它们分别探究了(1)荷兰独立运动何以在它最困难的22年里挫败了国力巅峰时代的哈布斯堡帝国；(2)越南劳动党何以坚持总共21年战争先后打败法国和美国；(3)斯巴达何以最终赢得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24)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Book Three,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p.178,185,186,193.
(25)参见时殷弘著：《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0-242页。
(26)与他决不屈从任何外国强权的超级中国爱国主义、不畏万难的超级刚毅性格和“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的超级浪漫信心密切相连。
(27)对于这位在个人性格和政治特质方面与之大为不同的国务家，意志力卓越非凡的毛泽东在晚年赞曰：“钢铁公司”“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见“叶剑英：‘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http://www.fx120.net/scribble/gnyw4/200601131657415096.htm.（上网时间：2010年6月28日）；李君如：《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二部分“毛泽东论邓小平”。
(28)争端较量结果所攸关的，除了有国家利益和其他重大的公共利益，当然还有较量统帅的政治声誉甚或政治命运在内的个人政治利益，这历来非同小可，甚或往往头等重要。对此有一个事后反证，那就是赫鲁晓夫和小泉的下台与他们在本文所述的较量中败退密切相关。
(29)［德］弗雷德里希·迈内克著，时殷弘译：《马基雅维里主义》，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97页。
(30)［美］克里斯·华莱士著，程克雄译：《危机时刻的大国领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十四章。
(31)Leffler,A Preponderance of Power,p.495.
(32)基本共识的缺乏一般出于两个主要原因：(1)政治领导者较为软弱或缺乏足够的技能，未能将自己的定见转变为基本共识；或者(2)他或他们缺乏定见，就形势和战略内心困惑不明，从而无从产生基本共识。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两次柏林危机期间大致属于第二种状况。
(33)Eliot A.Cohen,Supreme Command:Soldiers,Statesmen,and Leadership in Wartime,New York:Anchor Books,2003,pp.211-224.218,224.科恩所说的自我节制包括政治节制和情感节制，亦即政治上、战略上和个人情感上富有分寸，不走极端，灵活机动，善于应变，严于自律，懂得胜利时分应适可而止，最黑暗时分应保持信心，曙光初照时却预感忧患。
(34)Eliot A.Cohen,Supreme Command:Soldiers,Statesmen,and Leadership in Wartime,p.224.
(35)“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1/28/content_257069.htm.（上网时间：2010年6月28日）
(36)引自John Pomfret,"Private Help Resolve Public Tensions between U.S.and China",The Washington Post,April 10,2010.
(37)“外交部谈制裁对台军售美国公司敦促其停售武器”，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10/02-02/2105704.shtml（上网时间：2010年6月28日）；6月下旬，中国国航宣布向波音公司购买20架波音737-800飞机，总价约14亿美元，见“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机购买交易公告”，http://big5.airchina.com.cn/cn/ir/news_center/announcement/images/2010/06/28/906B7F72719DAA56DA63C34E9D3BD19F.pdf（上网时间：2010年6月28日）。波音公司是主要对台军售美国公司之一。
(38)参见Michael Wines,"Behind A Military Chill:A More Forceful China".The New York Times,June 8,2010; John Pomfret,"In Chinese Admiral Outburst,A Lingering Distrust of U.S.",The Washington Post,June 8,2010；朴宗世：“中国偏袒北韩安理会制裁受阻”，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0/07/03/20100703000006.html.（上网时间：2010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