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的诞生：文化、思想及科学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学家许烺光（Francis Hsu）1953年在他的一部著作中写道：
美国的孩子自一出生就习惯依附于单一的家庭权威，只有一套真理标准，也只认准一种绝对正确的生活方式。为了保持这种单一性，他必然会将科学知识与宗教融合在一起；而中国的孩子从一开始就习惯置身于多重的家庭权威，受众多观点的影响，有着变化不定的生活方式，最终必然会将自己的经历细细划分然后区别对待。①
时至半个世纪以后，这种观点在有些读者看来似乎是在援引粗陋的文化陈规。然而，最近尼斯贝特等人的心理学研究成果显然为“二分法”（酷似许当初说法）的存在提供了新的证据。尼斯贝特的著作中并没有提及家庭权威，而是认为受文化的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和诠释一方面是分析性的；另一方面又是整体性的，两方面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基于以上心理学研究成果，最近几年，有些哲学家指出主体对于世界的认知导向上的这些差异能够使现代数学科学起源的争论趋于明朗。例如，吕克·福彻尔（Faucher）等人的文章就提出了尼斯贝特博士及其同事们的心理学研究成果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现代科学起源于欧洲而非世界其他地方。
我对福彻尔等人的说法提出质疑。为了不至于断章取义，我们可以先从文化的本质谈起。实际上每一个关于“东方的”、“西方的”、“美国的”、“中国的”等概念的提法都应该被看成是标上引号的。忘记这点，则会陷入趋附于普遍概述的危险之中，认为一方面在种族、地缘政治和民族特征之间有着清晰的联系；另一方面，在文化或心理上又有着很多差异。在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孩子中，每当有一个适合许烺光所描述的“美国的”孩子，就会有几十个不适合的。如果不考虑这些孩子的种族，难道在文化上许烺光所描述的“美国的”孩子该算“中国的”？而每当有一个适合许烺光理论的“中国”孩子，则同样会有几十个根本不适合的，难道这些巧合是生于中国而又长在中国的“美国”孩子？
像“美国的”、“中国的”等说法的内涵是多重的：一方面它可指“思想”、“世界观”等抽象事物；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指真实的、个体的人。那么，又该如何区别出“美国的”或是“中国的”人呢？当许烺光在写“美国的”孩子在构建协调的知识体系中依附于单一的真理标准，明确而固定的原则且有着严谨的逻辑时，他可能是以地理政治和种族为标准挑选出两个组，发现其中一组绝大部分具有抽象的协调标准、合乎逻辑的严谨，而另一组则没有。如果他说的是对的，那么，一个人出生和居住的地方便被赋予了文化、心理、道德和智力上的意义。本文旨在说明许烺光提出的而后又为尼斯贝特等人所支持的那些结论，并不能对现代科学诞生的时间和地点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许烺光的言论以及我接下来要讨论的接近其时代其他人的著作，与对东西方思想的“通俗理解”（folk understanding）是一致的。通俗理解显然是太多地受了谬论、神话及偏见的影响。它认为所谓的“东方”思想是整体的，可能激发人们对环境和精神进行思考，个体与广泛的社会、政治和自然环境之间是极为微妙地相互依存着的。相比之下，所谓的“西方”思想则是分析的，强调的是个体与机械自然的分离，独立于物质变化过程和他人之外，预示控制自然的能力在不断增强。福彻尔及其同事认为中国社会的文化范式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整体的，而不是分析的；而古希腊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以及现代美国的文化范式则是分析的。而且他们宣称，两种文化范式之间的差别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现代科学会于某一时间出现于欧洲而非其他地方——比如中国。我们认为即使“李约瑟难题”是极易理解的，他们所做的解释也仍然是失败的。
一、关于“思想”和“文化”
在斐尔南德·贝奥得（Fernand Brraudel）看来，法朗斯（France）所说的“思想”（mentality）是指自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史。而雅克·勒·乔夫（Jacques Le Goff）和乔治·杜比（Georges Duby）认为“思想”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的集思广益，② 它可以激励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从不同层次上研究思想的发展与影响。如果某些经验以及支撑他们的认知结构是某一些人共同享有的传统，那么，就像哈顿（Hutton）所认为的，可能会产生由共同的认知结构而决定的“思维的沿袭”和共同意向。
在其他著作中，施蒂芬·施迪奇（Stephen Stich）和约纳森·温伯格（Jonathan weinberg）称“思想”为心理过程（如感觉、记忆、注意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信念、理论和价值观等的一系列相互作用。撇开它对机械论和宿命论的信奉，这种解释与哈顿的“思维的沿袭”及布迪厄（Bourdieu）的有着深远影响的习惯理论是一致的。布迪厄认为习惯是一种辩证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是客观的组织与社会和历史实践所促成的行为之间的；另一方面又是这些组织内在的经历与个体行为者相对固定的意向之间的。通过个体行为者使之内在化，习惯说明了个体行为者在任何特定的场合下的感知、意向和抉择。布迪厄的理论对当代社会学和人类学具有极大的影响，他的解释也影响了福彻尔等人的观点。依布迪厄的观点，问题是在“中国”与“欧洲”的习惯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可认识的差异能够解释为什么现代科学起源于欧洲。
通过对符号学的研究，克利福特·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指出人类以其自身活动编织着意识之网，而文化存在于其中；③ 塔尔图符号学家曾试图通过定义文化为某一群人的“非遗传性记忆”（non-inherited memory）来解释“思维领域”（universes of the mind），并通过故事、典籍及神话等保存并传承下来。这些学者的解释不仅表明文化本身是充满张力、争议和不一致的，而且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根深蒂固的传说和偏见会具有宗教力量。塔尔图的理论学家指出，在一个时期被人们认为神圣的东西，在另一个时期则很容易变成亵渎神灵的东西；许多本来是边缘或近乎灭绝的事物可以在瞬间占据文化的中心地域。
根据上面讨论的思想和文化模式，可知一定存在某种方法可以使几个世纪以来文化的持久连续性思想变得有意义。神话、民间传说、科学文化以及其他取自教材的或考古发现的证据都可被仔细筛选和考察，以剖析一个地区或社会一直以来在某些方面所特有的模式和主导趋势。当人类学家占有研究生物语言和行动的双重优势时，科学史家和比较学家却只能依靠译解大量的书面材料。就中国来说，这些材料的规模之大和纷繁芜杂使得人们对于文化的分析与概述有着非常丰富的假设。尼斯贝特和福彻尔等人的方法有一确定的好处是可以将书本的权威性与对有生命的物体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对中国思想的性质更为深刻的理解。
二、尚未成熟的理论及其对权威典籍等的借鉴
（一）尚未成熟的理论
福彻尔等人认为“中国”和“东亚”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与“欧洲”和“美国”人有着较大的文化差异。该文章问及阿里森·高普尼克（Alison Copnik）及其同事们的理论是否会为“1492问题”提供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高普尼克认为，五百年前发生的事情只是作为众多历史和社会因素的结果，少数思想家发现他们所遇到的新证据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有些对为什么星体和行星会像现在这样运行等古老问题的证明是无根据的”。④
面对这么好的机遇和如此丰富的证据，现代数学科学应运而生。中国和伊斯兰教的天文学远在1492年之前就已经确立了巩固的地位，很多划分土地、计算地球大小等数字和几何的计算模式在远古时代就经过了实验证明，因此，到1492年时，对这个世界的系统性研究在很多方面已经非常先进。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一定要使当时的自然科学成为现代的结构严谨、符合几何原理的形式确定时期的话，很多历史学家会选择17世纪而非15世纪。像葛瑞汉（Angus Graham）这样精明的比较学家会用“大约1600年左右”来给“现代科学的诞生”确定日期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是在17世纪，很多著名科学家所从事的工作也只能被认为是先现代科学的研究。比如说N.格鲁（Nehemiah Grew），尽管他常被人们认为是现代植物解剖学和科学农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的著作仍充满着文艺复兴时的虔诚、魅力和对自然的训导和规劝——与中国科学的发展相类似——不要期望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是易于理解的；死于1630年（比N.格鲁出生早11年）的乔纳森·开普勒（Johannes Kepler），以假定行星运动的新定律出名，却对炼金术及数字占卦术异常着迷，就曾试图以清晰的错误性假设来论证自己关于行星运动的推测。无论是在他的工作中还是在他从事工作的环境中，都存在着太多的“先现代”的东西。而1492年实际上只是哥伦布开始美洲航行的日子，现代科学的诞生与此根本毫无关系。
尽管福彻尔等人接受1492年作为标志性日期，还是对高普尼克的陈述提出这样的质疑：“如果高普尼克及其同事们是对的，那么认知方法自第四纪的更新世起就应该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为什么人类只是在最近的五百年才有科学呢？”⑤对这个问题最明显的答复就是不考虑它。然而作为回答，福彻尔等人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主张：第一，科学是一种有着标准规范的活动，而且不同的文化保留不同的标准。第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为什么现代数学科学会出现在欧洲而不是中国”。根据福彻尔等人的观点，文化差异尤其是欧洲和中国文化间的差异，会为解释现代科学在欧洲的出现起到一定的作用。
为了能使这两个主张站得住脚，福彻尔等人只能求助于心理学家尼斯贝特及其同事们的著作，认为现代科学系统的出现或多或少是由于欧洲思想家能够采纳重要的新标准。既然注重逻辑的欧洲人是希腊分析“思想”的继承者，那么，如果这个新标准为人们所接受的话，他们就能够去发展科学系统的现代模式。
（二）对权威典籍的借鉴
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些主张呢？如前所述，现在我们讨论过去的人们及其理论很大部分是依据书面的材料。福彻尔等人依据的首要证据也正是中国现存的传统权威典籍：
尼斯贝特及其同事们的著作有些受一项长期的学术传统的激励，该学术权威认为在古希腊和古中国社会之间存在着系统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中的大部分到现在仍然存在于那些受古希腊和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文化之中；该权威同时表示这些文化差异是与不同的“思想”相互关联的——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希腊人感知和理解他们周围世界的方式与受……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完全不同。⑥
当适当地求助于权威典籍已不是问题时，就不得不提福彻尔等人是否会求助典籍的问题了。尽管最新的比较希腊和中国科学的著作出现得太迟，无法援引；但仍有大量现成的材料可供他们引用，奇怪的是，在他们的文章中也没有出现这些。事实是即使他们曾经参考过这些典籍，也不会就中国的习惯、思想和世界观达成协调一致的观点。那些对传统了解很深的人们并没有就这些古代传统的全面特征形成统一认识，也没有就福彻尔等人的“科学”出现在欧洲的问题形成一致意见，更不用说“为什么那种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这样更有针对性的问题了。
对于现代科学起源的问题学术界有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呢？考虑到中国天文学在十四五世纪的辉煌成就，人们可能会惊讶于现代天文学理论和模式为何会出自于哥白尼、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开普勒和伽利略等人？为何植根于欧洲？通常人们在为中国天文学进行辩解时，都会指出由于政治和宗教事件使得中国的思想家很少接触到欧洲天文学发展的信息。中国关于欧洲发展的信息主要来自于耶稣会——传教士们对宇宙哲学和神学的信奉与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冲突的。中国的天文学在15世纪就地球与行星和恒星的关系曾有相对比较“现代的”观念，这种观念很快调整并改进了哥白尼学说。然而，布拉赫的耐地压模式却是到19世纪中期时才被中国人所接受。既然中国的天文学家和思想家实际上是被隔绝于新的天文学和机械力学得以产生的争议和辩论之外的，他们自然也就没有参与讨论的可能了。
如果一个国家的工程学和实践技术只是次要的成就，评价体系是与文学艺术、政治策略和军事技术相吻合的话，那么，它是无法激励重要科学的发展的。18世纪初的杜达尔达（Du Dalde）认为中国的评价体系中“人道主义”偏见可以作为解释中国在科学推理方面滞后的原因。近来，德克·布德（Derk Bodde）指出尽管中国的文本本身有许多富有诗意的表现，但都是含糊不清的，是无法与新的科学思想进行交流的。
也有的学者强调早期希腊、埃及和中国之间的关联，强调亚里士多德的经验论，从8世纪到14世纪伊斯兰教文化中天文学的发展以及这些影响融合在欧洲文艺复兴这个大熔炉内的事实。文艺复兴时的欧洲充斥着迷惘、流离失所、宗教和种族的歧视等等。不同种类文化的传承与同化一定是发生在这一时期，而且这本身也包括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所谓“阿拉伯人的”数字——数学科学发展的核心——最初的起源应该是中国，⑦ 是蒙古帝国等诸多中间环节使一部分中国技术和科学发明进入了西方。关注这些历史和文化的关联，考虑到复兴文化的流动性和同时期发生在欧洲的大动荡，我们实际上可以问先前想问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在欧洲？
以上这些观点却忽视了解释历史变迁时常用的一些主要因素。包括土地使用和农业制度、殖民扩张以及导致现代资本主义形式出现的因素。可以看看带领一支中国“商队”横渡印度洋到达非洲的郑和：郑和商队的商船比先前建造的任何船只都要大得多，也舒服得多。但有趣的是，这支船队并没有佩带枪支——不同于1498年出现于同一航线上的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小帆船队。由此可见，西方科学的发展是源于对军事力量的需求，受与殖民统治和领土扩张相适应的殖民主义政策驱使，且被致力于皈依和扩张且制度化了的宗教所支持和掩饰。很明显，潜在的解释因素林林总总，他们可以合并、调整、修改以产生几十个能够解释现代科学、现代欧洲、现代世界诞生的理论。面对如此多的变化，对权威典籍的借鉴——无论处理得多么仔细——就尼斯贝特和福彻尔等人讨论的问题仍不可能得出任何定论，因而是根本没有说服力的。
（三）对相关人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借鉴
由前面的讨论可知：福彻尔等人对史学权威典籍的借鉴根本没有可信度。再看看借鉴心理学研究成果是否会有好一点的进展？尼斯贝特等人认为古希腊和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有着文化差异，而且可以通过心理测试得出。而在尼斯贝特的研究中，有些实验的主体是美国大学学生——其中有些是中国血统。这便引出了一个很难的方法论上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美国”、“中美”、“欧美”等说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从古希腊到美国革命这么长的时间里都没能形成延续的、可被认同为“欧洲人”的群体，那么，“欧美”这个说法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这对于福彻尔等人来说无疑是个坏消息，因为他们所依赖的是一个没有明确说明的关于文化传递的假设。
那么，推测中的区分中国人与希腊人的“世界观”或“思想”的心理学研究内容到底包括哪些呢？福彻尔等人是这样总结的：第一，连续与分离：一个事物与事物间相互重叠交错的整体世界（中国式的）和一个由互不相连的个体构成、按事物的总体性质分类的世界（希腊式的）。第二，范围与事项：定位于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综合范围（中国式的）和关注于中心重要事项及其属性（希腊式的）。第三，总体对个体：关注事物之间的联系、总体环境的变化（中国式的）与关注脱离于总体环境的个体行为种类（希腊式的）。第四，辩证与逻辑：“中国人看上去没有寻求支持数学程序或科学假设的首要原理的动机……他们没有形成任何正式的逻辑体系或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推理之类的东西……中国人以辩证法取代逻辑，包括协调，超越或是接受明显的矛盾。”第五，直觉感知与抽象分析：“中国人……寻求的是瞬间对事物的直接感知”导致的结果是中国思想特别注重具体的事例。与之相反，“希腊人偏爱逻辑的认识论以及抽象的原理。很多希腊哲学家，尤其是柏拉图及其弟子们，根本视具体的感觉和直接凭经验得出的知识为不安全、不可靠的东西（从好的方面看）；往坏的方面看，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误导”。⑧
福彻尔等人认为，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注重对整体范式的执著追求；而欧洲人注重的是更加高度分析化的模式。这里立即出现了两个问题：首先，关于文化差异的一般观点是否有理？其次，具体的心理学发现是否认为独特的思想或认知结构真的能区分这两个群体？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先看第四条，它认为中国的思想家缺乏对逻辑推理、抽象分析和首要原理的寻求。第五条最接近比较学家所认为的“差异性”。显然在古代中国没有形成形式逻辑以匹配斯多葛学派的基本命题之逻辑，或是亚里士多德的演绎式推理。然而，中国的思想家以及后来的墨子信徒们表达了一种对与古希腊的推理相对照的悖论和争议的偏爱。
思想家公孙龙关于“白马非马”问题的争论更能显示他对合乎逻辑的辩论原则的严格运用。中国尽管对几何学缺乏重视，但后来还是提出了一种计算“天空高度”的方法，用的技巧与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s）用来估算地球大小的技巧大同小异。战国后期，中国人对逻辑学、自然科学、伦理学和测量法的系统研究，都是对上述第四点分歧的有力驳斥。那时的中国在文化上已经可以和希腊相提并论了。
尼斯贝特、福彻尔等人皆认为这些古代分歧的“影响”不仅持续到了16世纪至17世纪，而且存留到现代。在这样的背景下，第5条列出的对立意见也只是草率的结论。文艺复兴思想是受经典学问的复苏，以及对伊斯兰教教科书的翻译与研究和对新旧柏拉图主义迷恋的刺激。哥白尼所用的原理来自于当时在意大利广泛流传的伊斯兰教天文学知识。像开普勒和笛卡儿等思想家，依照第五条，他们似乎更应该属于“中国式”的，却为现代科学的诞生做出了杰出贡献。另一方面，这种分类也不适合中国的思想家，像宋代思想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用“距度星”将宇宙整体与我们可以测量的具体现象区分开来。在他看来，好像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只会产生具体事物的知识而不会产生作为整体“天”的真理。但是，这并不是他受某种“思想”或文化机制引导而得出的结论，而是通过非常系统且具有启发性的讨论得出的。按照尼斯贝特的观点，沈括更像一个希腊人而不是中国人。我们还有许多类似的个案，如汉代著名的《九章算术》通过长和宽计算土地面积等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普遍性。林力娜（Karine Chemla）认为《九章算术》应被视为检验多种不同算法优劣而提供的一系列方案，而不是针对单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假设其解释正确，那么，从形式上来说，中国算术更具“希腊”特点。
由以上分析可知，福彻尔等人最崇尚的这两点根本没有根据。对于比较学家来说，其他三点更没意义。所以，对于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求助并没有解释清楚文化传统中整体式与分析式的区别，只是显示了一种混乱。
三、认知策略及文化
由前面的讨论可知，心理学研究成果最多可能显示有些当代中国人和东亚人拥有的文化带有同时代不同文化群体的特征。这与福彻尔等人所关心的现代数学科学起源的问题实际上是无关的。需要注意的是，福彻尔等人的论点似乎有一个隐藏的前提——文化的持久连续性——在中国社会内部，不仅是最近的500年，而且延续了过去的2000年。前面说过，以格尔兹—塔尔图模式，一定会有一种方法可以使文化的持久连续性变得有意义。这种方式至少在原则上为中国人在这两千年里保持文化的持久连续性提供了支持的证据。从横向上看，欧洲则没有办法讨论这种文化的持续性，因为“欧洲”没有统一的地理政治、社会及文化可以用时间去度量。即使存在这样的比较研究同时适合欧洲和中国，它仍然不能揭示现代科学起源的问题。
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性质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这揭示出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思想家所遵循的文化范式是有分歧的。有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解释文字记载中一致性的缺乏，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对文化范式的搜寻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科学”起源问题是没有关系的。例如，在同一次试验中，当百分之七十的所谓“东亚”人做了一个选择，而仅有百分之二十的“美国”人做出同样的选择。与百分之二十的美国人做同样选择的那百分之七十的“东亚”人可能证明了布迪厄理论中的两种不同习惯的存在，也证明了塔尔图意义上的明显的文化记忆与范式的存在。但是，这样的发现与科学发展与创新之间又有何联系呢？科学的发展在任何特定时间都不需要依赖于大多数人的癖好，也没有理由相信伽利略、牛顿等会以任何方式成为他们所处时代和社会的思想模式或文化标准的典范。创新实际上可以出自于一个个体或一小群个体对普遍教条或世界观的抵制。换句话说，中心地位总有被周边地区的思想所取代的危险。
从符号学观点看，每一种文化实际上都充满了冲突与争议。对任何具体事项的争论都会形成一种思维领域，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反对意见，因此，我们只能从宏观上去谈一种长期的文化“支配”倾向。有些学者指出，现在我们对于文艺复兴已没有希腊的古典艺术和中国的墨家学说那么容易领会。彼得·伯克（Peter Burke）说：“文艺复兴正以一种越来越快的速度远离我们。”⑨ 而葛瑞汉也曾指出考虑到维特根斯坦（wittgetnstein）和莱尔（Ryle）的思想与后来的中国墨家思想的共性，“我们好像离古典中国哲学家越来越近了”。⑩
心理学研究成果与“现代科学”起源之间的不相关性现在应该非常清楚了。一个社会某一特定时间的主流世界观可能容易使人们在那个时间采纳某种特定的认知策略。然而，正如福彻尔等人所引用的研究成果本身所表明的，主流标准和趋势并不能普遍适用。特定的文化中不是每个人都会采纳绝对相同的认知态度和策略的，文化的创新也未必需要发自于中心地区。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长大、受理性思想教育的人们很有可能在尼斯贝特和福彻尔的文化分类中“分析性的”方面得分很高。而欧洲血统的当代美国公民有着很高的“分析性”认知导向并不能表明他们文艺复兴时欧洲的祖先会得相似的高分，更不要说那些遥远的古希腊的祖先。假设“现代科学”是三四百年前形成的，那么，它一定是从不同的思想中产生的而且是从不同种族、传统、国籍和文化中产生。但它也利用了其他的思维方式，对典范与和谐的寻求，对权威的炼金术士和占卜家的依赖。事实上，注重分析的思维模式只是最近一段时间才广为传播的说法可能是真的。因此，它在当代社会的支配地位则更可能是结果而不是“现代科学”的起源。
四、结论
即使在文艺复兴后期和17世纪欧洲确实存在“科学革命”，福彻尔等人的理论也并不能说明为什么它会发生在17世纪的欧洲。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分裂和动荡的欧洲是一段文化破裂及多样性融合的时期，那么，“现代科学”时代就不是文化持续性的产物，也不是某些希腊式欧洲人偏好逻辑、分析思想的展现。
对欧洲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在不同的阶段发生过颇多变化。研究工作的好坏取决于政治状况及不同的个体所做的工作。思想的变化有很多来源，可能来自希腊人、塞法迪犹太人、中国哲人以及伊斯兰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经济条件、农业生产力、对抗性的竞争和冲突也能解释发生变化的原因以及从一个思想的提出到真正成为系统知识的一部分之间的时间上的间隔。文化范式也许可以解释变化的发生，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强调它们的作用。
像“美国的”、“欧洲的”以及“中国的”这些说法的内涵是多重的。他们可以指种族和地缘政治特征上的人，也可指“思想”、“世界观”、文化实践和民族特征。第二种意义上的“欧洲”或“中国”等说法并不能得出福彻尔及其同事们所需要的结论。相反，像“西方的”或“欧洲的”等分类可以用以研究以发现人们的认知和文化取向。
假设“欧洲的”及“中国的”被当成是地域而非文化的分类，这也不会对福彻尔等的分析产生任何作用。无论是1492年，还是1600年，都不存在任何一个种族团体或政治组织可以被认为是“欧洲的”——更不用说“西方的”——想象中的“科学革命”发生的场所。那个时段的欧洲有着很多现代化的单一民族国家，是不同民族和传统间冲突、分裂、迁移、战争、政治动荡不定的地方区。天主教派在当时确实占据统治地位，基督教及它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原则影响了那个时代的很多思想，而且被誉为促进了对自然的系统研究。天主教派内部的派系、宗教法庭、宗教改革（运动）、基督教的学者以及有着其他宗教传统的信徒问的联系——都有可能被援引来解释“新科学”是如何出现在17世纪的。但是福彻尔等人的文章和“基督教信仰”或“天主教派”是否是现代科学的源头这一问题毫无关系。
总之，福彻尔等人实际上只是回答了一个含糊不清、毫无意义的问题。因为17世纪既没有“现代科学”得以产生的地理政治上统一的“欧洲”，也没有单一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人们甚至缺乏完备的原则和实践来准确定义“现代科学”。
注释：
① Hsu,F.Americans and Chinese:Passage to Differences(3rd ed.)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1,p.326.
② Le Gof,J.Time ,Work and Culture in the Midde Ag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p.225—236.
③ Geertz,C.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Basic Books,1973,pp.4—5.
④ Faucher,L.The Baby in the Lab-coat:Why Child Development Is An Inadequate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Cambrideg:Cambrideg University Press,2002,pp.338—339.
⑤ Faucher,L.The Baby in the Lab-coat:Why Child Developmnet Is An Inadequate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p.338.
⑥ aucher,L.The Baby in the Lab-coat:Why Child Developmnet Is An Inadequate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p.355.
⑦ 参见李约瑟1954年及以后各版本的《中国科学与文明》(Needham,J.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Multiple vo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 and so on)。
⑧ Nisbett,R.Peng,K.Choi,I.,& Norenzayan.A.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Holistic vs.Analytic Cognition,Psychological Review,2001,p.294.
⑨ Burke,P.The European Renaissance:Centres and Peripheries,Oxford:Blackewll,1998,p.3.
⑩ Graham,A.C.Disputers of the Tao.La Salle:Open Court,1989,1989,p.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