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衍续与媒介寻租：中国与俄罗斯的比较制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媒介论文,中国论文,权力论文,寻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685(2010)07-0050-06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市场转型模式孰优孰劣，一直是个学术热点话题，并且至今依然没有定论。然而，两国共同面临一个症结性的社会现象：腐败。在这当中，媒体的腐败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通常，在民主法治国家，媒体发挥着社会环境监测的功能，言论自由的程度大体与腐败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可是，在法治不健全的国家，媒体本身成为腐败的利益链条上的一环，那么，反腐败无疑更加困难重重，其缘由和出路何在呢？
比较研究的一个目的是深刻地认识社会变迁的因果关系，其策略是“找出一个诸多社会中(令人信服的)共存的简单问题，然后寻求分析不同社会中的人如何处理这个相同的问题”。①本文试图以中俄两国三十年(1980年代至2000年代)的媒介制度变迁为经纬，对其媒介寻租问题的形成路径、特征差异和可能出路进行分析，从而为媒体腐败的制度解决方案提供参考的思路。
概念阐释：媒介寻租与路径依赖
目前，中国传播学者对俄罗斯媒介转型的研究仍以现象描述为主，理论阐释较为薄弱；对于俄媒体腐败的研究也较为粗浅。相比而言，主流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对俄罗斯政治经济转型的讨论则要深入得多，其关于俄罗斯利益集团及寻租问题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而国际传播学界对于俄罗斯媒介转型的研究，长期以来受“媒介的四种理论”的影响，容易受限于“苏联共产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理论”的分析思路。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的研究者们逐渐试图探索“去西方化”的多种阐释路径，包括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思路。②
本文采取的是比较政治经济研究中的一种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新制度主义(包括理性选择的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是当今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股重要思潮。按照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观点，“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从而，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③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的制度结构包括正式制度(即成文的法律、政策等)和非正式制度(指各种风俗习惯和心照不宣的惯例)。
从理性选择的新制度主义来看，腐败实际上是公职人员和行贿者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动机驱使下经过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后所做的理性选择，而制度通过影响个人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而约束个人的选择。④“寻租型腐败”尤其凭藉隐蔽的非正式制度、利用公权力来谋取“租金”，其“成本”较低、“风险”较少，因而更为普遍。
现代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租金是指由于缺乏供给弹性的差价收入。但是，这种供给弹性不是某种生产要素自然性质或产权关系所产生的，而是由于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从而形成了差价收入。所谓“寻租”(rent seeking)，戈登·图洛克给出的经典定义是“利用资源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⑤“寻租”的概念不仅为解释腐败提供了一种科学化的思路，并且包含了一种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如果政府活动极大地超出了保护性的国家所限定的范围，并且在政府干预市场调整的过程中，租金耗散的趋势受到阻碍，那么，租金(超过资源所有者的机会成本的报酬)就会存在，寻租活动就不可避免。正如布坎南所言：“寻租活动是与政府在经济中的活动范围大小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直接相关的。”⑥
传播研究者将“寻租”的概念应用到媒介领域，是由于现代媒体作为一种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公共舆论机构，特别是在某些转型国家中，媒介机构与政府权力有着混沌不清的联系，因此媒体也可能运用自身的影响力作为一种筹码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即通过“制造‘注意力’，导致媒体寻租的机会”。⑦例如，为谋取特殊好处而发布偏向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言论，发布虚假信息或者软性广告信息，收受贿赂或进行信息讹诈而放弃媒体的公共监督职能，等等。
在新制度主义的脉络中，本文更侧重历史制度主义的思路，这种观点倾向于在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的关系，强调在制度的运行过程中的权力的非对称性，在制度分析中强调产生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和意外后果的整合性。⑧历史制度主义是“制度的”，它吸取了理性选择论的一些观点，认为制度结构设定了政治及政策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给政治行动者提供不同的权力资源与利益等诱因，以形塑行动者的偏好与目标，并作出不同的决策选择。历史制度主义同时是“历史的”，它强调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即前一阶段的政策选择往往会决定和影响着后一阶段的政策方案。历史制度主义在致力于发掘重大政治事件以及对人类产生相当影响的政治进程如国家与社会革命、国家建设、民主化等问题时，不仅要找出那些共时性的结构因果关系，而且还要从事件变迁的历时性模式中发掘出因果关系。⑨
“路径依赖”并非一个必然的线性过程。在一些关键时刻，制度的均衡状态可能被打破，经过制度创新主体的博弈后形成一个新的均衡，但这个均衡不是终点，当其受扰动被打破后又开始新的演化，这就是一个“断续平衡”的过程。在转型国家中，社会行动主体的地位不平等，必然导致在既定制度约束条件下的资源争夺和权力转换。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政治转轨过程中的制度设计正具有这种断续的不确定性，我们需具体考察哪些因素制约着其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行动者又如何在其间实现权力的平衡。⑩
中国的媒介寻租：“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权力机制
当代中国媒介制度的源头是“延安模式”，即将媒介视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并通过科层管理来实现其政治沟通和组织功能。新中国成立后，“延安模式”实现了全国的强制性推广，传媒业全部转为党的一个意识形态宣传部门。文革结束后，经济改革启动，信息流量大增，尤其是财经信息和娱乐信息，过去单一功能的媒介组织架构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信息需求，同时也面临着财政短缺的困境。1978年底，人民日报社等首都八家报社联名向财政部要求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经营方针，被财政部批准。1979年4月，财政部正式颁发《关于报社试行企业基金的实施办法》，明确规定报社是党的宣传事业单位，在财务上实行企业化管理办法，从而正式拉开了“双轨制”改革的大幕。在广播电视领域，1983年颁布的中共中央37号文件，提出并演化为目前广播、电视行业“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原则和模式，其最大意义是向广电行业内引入了商业经营元素或成分，这一突破性的变化在当时又集中体现为中央与地方之间财力博弈的结果。
媒介“双轨制”的推出与实施对于市场力量的释放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正如国内研究者在追溯媒介寻租的原因时所指出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媒介“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二元运作模式正是各种失范行为的制度根源：一方面，市场经济给媒体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和一定的新闻运作空间，政府通过软约束摆脱“经费包干”的刚性财政负担；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媒体的特殊政治身份和事实上的行业垄断地位，原有党报体制没有应对行业寻租的制度设计，因此，内生型腐败随之滋长。(11)
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来看，媒介体现着政治和经济的制度属性，并呈现出历史环境的演进所标注的主体能动性及其惯性。媒介领域的双轨制，事实上依附于政治经济领域的“渐进式改革”。社会学者孙立平指出：中国“渐进式改革”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权力精英的衍续：“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中的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没有同时伴随政权的更替，因而政治资本的强势地位并没有受到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类型资本的相对独立性很难形成。通过政治权力的作用，整个社会中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高度不分化的总体性资本的状态存在着，而不是以相对独立的资本的形态存在着。”(12)
在传播领域，经济改革使中国传媒的权力性质由简单的政治权力走向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重叠。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中国的大众传媒属于“政治性企业”，是政府规制的对象。国家通过它的政策和政治作用影响传媒效益的生产和分配，尤其是通过执政党和利益集团的行动影响资源的分配，影响经济作用的成本和利润分配。那么，反过来传媒市场和经济力量又决定着执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也影响权力和利益在各方面如何分配。双向的政治收益和经济效率取决于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而一种形式的制度变迁要花费多少成本才为社会所接受则取决于既定现实社会的权力结构。
由于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不可动摇，“事业属性，企业管理”的双轨制维持至今；随着传媒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和整个社会利益分化趋势的加剧，媒介寻租的机会空间只会越来越大，无形中编织出一张经济收益的“补偿网络”：“在旧的权力资源体制逐渐退却，而健全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新闻单位孜孜不倦地构筑以钱财为流通媒体，以价值交换为原则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个网络包括了新闻单位的广告客户、赞助商承包单位、自己经营的企业及商业，企业经营的伙伴等。在某种程度上，政府部门也已经成为(或被看作是)具有类似这种价值交换关系的各种社会实体中之一类”。(13)中央电视台等国家级的媒体正是现行媒介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中央电视台在90年代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市场化改革，利用其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占领市场；另一方面，广告商也看重了中央电视台独特的政治与经济背景，不惜血本投标广告，甚至严重扭曲广告市场价格。难怪2009年央视新大楼大火一烧，民众幸灾乐祸，这正反映了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和公信力已降到了最低点。眼下，媒介的寻租活动已不限于中央级垄断媒体，而是渗透到包括市场媒体在内的行业的方方面面。据业内人士报告，媒体人谋取工资外收入的路径实质上就是象征资源转化为政治和经济资源的路径，主要包括：收“红包”、有偿新闻、牵线搭桥的“佣金”、编辑和记者个人开公司等。(14)
一些海外华人学者曾提出一种修正的“国家法团主义”理论，视中国官方传媒为从原国家权力中在某种程度上“分立”出去的利益集团，后又被权力以各种方式纳回权力架构。这中间有各种的契约和利益交换，亦有“离异者”的主动受“招安”。(15)然而，从制度主义的观点来看，政治权力其实具有一贯的、路径依赖的支配性，媒体并不曾真正地有过“分立”，从未改变过其一贯的制度身份和组织约束。政治与经济的重叠又产生了寻租的空间，媒体的专业性和公共性就更加难有立足之地了。
俄罗斯的媒介寻租：“一个待价而沽的自由新闻界”
俄罗斯政治、商业领域的寻租是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早在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已经形成贪污受贿、徇私舞弊和渎职犯罪的腐败之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并不遵循“开放、突破、巩固”的三段式发展，而是进入了政治灰色区域：既非独裁，又无明显地朝民主方向演进。在叶利钦的“休克疗法”期间，特权阶层在一场“世纪大拍卖”中鲸吞国有资产，形成了金融工业集团的寡头，继续左右着国家的命运。
俄罗斯的媒介转轨可以简单地分为三个阶段：1980年代后期，前苏联自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后走向非党化；1990年代，俄罗斯媒体经过短暂的多元化阶段后，形成政府和金融寡头瓜分媒体的局面；进入21世纪，普京全力整顿金融寡头，媒体格局重归国家主导。俄罗斯的媒介寻租酝酿于1980年代，爆发于1990年代，金融寡头操纵媒体、谋取政治资本，使其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黑金公关”、“抹黑”等“信息战”的行为较为普遍。普京执政之后的政策转向，则是在关键节点上扭转了制度演化的方向，形成新的断续均衡。
权力博弈是理解俄罗斯媒介转轨的关键向度。(16)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由于叶利钦政府的经济改革没有给俄罗斯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竞选形势岌岌可危。在私有化中发家的金融寡头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开动他们所掌握的媒体机器，为叶利钦打造声势，最终帮助叶利钦成功连任。叶利钦为报答金融寡头，又将更多的国有媒体资源授予金融寡头，使其成为更加庞大的媒体帝国。于是，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在政治选举的仪式下形成了利益的共谋关系。从媒体所有权结构来看，媒体外层结构是政治竞选的宣传资源，内在的性质则是商业公司，媒介的寻租活动正由此产生。(17)
事实上，俄罗斯的媒体从业者更多地将自己视为政治选手(political play)，而非社会的看门狗(watchdog)或现有秩序的挑战者。(18)通过“黑金公关”(指制造、挖掘某人或某事的负面信息)操纵媒体，是政治选举中的常规手段。黑金公关充斥于市场的原因，一方面要归咎于记者们热衷于“以撰写文章来攫取高达一个月薪水外快”，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那些技术专家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贿赂记者。因此，新闻业催生了黑金公关，而黑金公关又反过来导致有偿新闻。此外，政客们还通过“抹黑”(诋毁性的信息)手段操纵选举，媒体则通过发布抹黑新闻会获得丰厚的隐形利益和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19)根据圣彼得堡一社会学研究机构在2001年3月至5月对全国的400名记者进行的调查，其中有12％的人“经常”撰写有偿新闻报道，18％的人“偶尔”为之，37％的人承认至少做过几次。(20)并且，俄罗斯记者们自己认为，他们的行为并无不妥，因为如若不然，可能他们的家庭、他们所在的机构都无法生存。此外，媒体上的失实消息也非常普遍，“被收买的记者和媒体”称谓的出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俄罗斯记者的职业道德水平下降的现实。有评论认为，“新闻事业变得越来越自私……它不是致力于收集和表达社会意见，不是尽力把它形成深思熟虑的和客观的信息。反之，它乐于刊登个人的或是编辑部的意见，以媒体需要的消息来取代客观的消息”。
在普京执政时期，政府着力发展国家电视台、兼并主要商业电视台，使媒体成为政府引导舆论的宣传工具。然而，这些举措造成了对言论自由的威胁，普京还曾被国际组织评为“2001年度新闻业十大宿敌”。媒体国家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金融寡头操纵媒体寻租的势头，那些“小报化”的市场媒体则将寻租活动从政治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通过“卖版面”或“封口费”等手段从广告或公关公司身上继续榨取利益。(21)2004年6月28日，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了弗兰克·布朗的文章《一个待价而沽的自由新闻界》，其中写道：“在莫斯科，‘新闻交易’几乎形成了一套可循的标准。一位深谙内幕的记者透露，某大型日报的每月‘封口费’高达两万美金。这意味着，在一个月内，该报纸将封锁任何有关该公司的负面消息。一位记者曾愤愤不平地说道，石油巨鳄尤科斯就曾向某发行量极大的印刷媒体支付了‘至少10万美金’，以杜绝七月至十月间有关公司及其所亲政党的负面报道。”(22)这种交易行为，在俄罗斯几乎是路人皆知，极大地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
在国家主义的政策管制下，俄罗斯媒体不得不与政治活动保持距离。经济独立的传媒领导者认为，与政权的和平共处是成功经济的保证，“我们欢迎民主，但不使用它”；传媒貌似变成了一门“在商言商”的生意，俄罗斯新闻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范式”的转换。(23)但实际上，俄罗斯媒体仍然不可能转为纯粹的商业公司，因为国家的“远程控制”依然在无形中发生作用，而只要继续存在行政特权的垄断，寻租行为就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下，俄罗斯媒体特别重视运用公共关系工具来化解市场上的危机，而公关活动又极容易在行政权力的介入下被扭曲为一种寻租行为。(24)
结语与讨论：权力垄断的制度惯性
中国和俄罗斯过去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传媒都发生了市场化转型，但媒介寻租的原因不尽相同：前者源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双轨制本身的政策漏洞，后者则源于金融寡头和政府在政治斗争中以经济手段操纵媒体。不过，通过前文的历史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二者有一个共同之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权力精英的衍续性，包括从政治精英向市场精英的身份转型，以及由此衍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果要追溯这种权力的来源，则不能不归因于过去中国和苏联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实施的集权主义体制。中国和俄罗斯启动市场化改革之后，或者缺乏政治改革的有效配合，或者是民主转型的不彻底，使权力精英得以充分运用政治权力的行政干预职能，在政治精英的身份外逐步叠加或贴敷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的身份，最后在赢家通吃的逻辑下获取和扩大市场寻租的机会，导致整个社会出现形形色色的腐败问题，媒体领域的腐败和寻租只是表现之一。
由于初始条件(政体不变与政体转换)以及转轨路径(渐进改革与激进自由化改革)的不同，中俄媒介寻租的政治经济后果也有所差别。俄罗斯的转型有政治经济集团化的趋向，金融寡头操纵媒体的最终目的是俘获政府，为其所用，最后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挑战，因此遭到了威权政府的回击。中国的利益集团也有政治经济集团化的倾向，但在政治一体化的背景下，媒体不需要为竞选制造新闻和广告，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实业领域中，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而媒介寻租其实是作为等级化和序列化的政治经济代理人的信息佣金或信息讹诈费。
对照世界各国的经验，目前世界上大致有三种媒介体制：其一，以美国为代表的私有私营为主的媒介体制；其二，以西欧为代表的公营和私营并举的媒介体制；其三，国有国营和有限商业运作的媒介体制，大多数转型中国家属于这个类型。由于新闻专业主义、公共传播体系以及宪政法制的保障，媒介腐败与寻租较少发生在第一种和第二种体制下，而出现在第三种体制中。中国和俄罗斯目前正是处于第三种体制中。出于制度惯性的原因，从一种体制向另一种体制跳转需要经过政治行为体的反复博弈，而目前中国和俄罗斯的权力博弈都无法改变当下相对均衡的格局。中国方面，三十年的渐进式改革或“增量改革”后遗留的问题皆是根深蒂固，要打破现有的“双轨制”的路径依赖、启动“存量改革”，有相当大的难度。俄罗斯则陷入“自由化”和“国家化”的两极震荡，尽管通过强人政治可以扭转制度演化方向，但是基于公众认同的媒介制度架构依然没有建立，反而是媒体的公共性越来越淡化。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民社会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出现，并打造出自身的独立媒体，则有望打破这种博弈的力量对比，解决“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两难困境。而目前的现实是，尽管中国公民社会的话语运动方兴未艾，但仍受到既有体制的诸多限制；苏联解体前曾短暂地出现“革命性公民社会”并产生大量的、被称为“改革私生子”的独立媒体，但在1990年代，其公民社会组织迅速衰退，并且至今仍不大活跃。其共同点在于，由于社会整合的不成功，在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同时，新的价值体系不能与原有的社会共识有效结合或分离，亦不能够在公共领域建立有政治文明内涵的制度权威。因此，尽管目前中国和俄罗斯的媒介制度所存在的权力寻租的空间令人忧虑，但作为现实力量博弈的结果，这种困境在短期内将难以打破。
注释：
①西达·斯考切波编：《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91页。[Skocpol,T.(ed.),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ress,2007,p.391.(in Chinese)]
②See McNair,B.,"Power,Profit,Corruption,and Lies:The Russian Media in the 1990s",in Curran,J.& Park,M.J.(eds.),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New York,Routledge,2000; Sparks,C.,"Media Systems in Transition:Poland,Russia,China",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8,Vol.1,No.1.
③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3页。[North，D.C.，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Shanghai,Truth & Wisdom Press,2008,p.3.(in Chinese)]
④何增科：《反腐新路：转型期中国腐败问题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9页。[He,Zengke,New Path to Combat Corruption:A Research on the Issue of Corrup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Beijing,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2002,p.9.(in Chinese)]
⑤戈登·塔洛克：《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页。[Tullock,G.,Rentseeking,Chengdu,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ublishing House,1999,p.27.(in Chinese)]
⑥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1页。[Fang,Fuqian,Public Choice Theory,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0,p.131.(in Chinese)]
⑦热若尔·霍斯普：《媒体寻租的社会》，参见吴敬琏主编《比较》第12期，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99页。[Hosp,G.,"The Media Rent-Seeking Society",in Wu,Jinglian(ed.),Comparative Studies(Vol.12),Beijing,China Citic Press,2004,p.99.(in Chinese)]
⑧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载薛晓源、陈家刚主编：《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96页。[Hall,P.& Taylor,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in Xue,Xiaoyuan & Chen,Jiagang(eds.),Globalization and New Institutionalism,Beijing,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2004,p.196.(in Chinese)]
⑨陈家刚：《前言：全球化时代的新制度主义》，载薛晓源、陈家刚主编：《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6页。[Chen,Jiagang,"Preface:New Institutionalism in the Global Era",in Xue,Xiaoyuan & Chen,Jiagang(eds.),Globalization and New Institutionalism,Beijing,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2004,pp.5-6.(in Chinese)]
⑩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McFaul,M.,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Political Change from Gorbachev to Putin,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ress,2010.(in Chinese)]
(11)展江：《记者站腐败的制度分析》，《财经》，2006年，第11期。[Zhan,Jiang,"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Corruption in Journalist Station",Caijing,2006,No.11.(in Chinese)]
(12)孙立平：《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Sun,Liping,"Practical Soci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Market Transition Process",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2,No.5.(in Chinese)]
(13)潘忠党：《补偿网络：作为传播社会学的概念》，《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3期。[Pan,Zhongdang,"Web of Subsidies:A Concept of Media Sociolog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1997,No.3.(in Chinese)]
(14)尹连根、王海燕：《论大陆媒体人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以广州三大报业集团为主要考察对象》，《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2期。[Yin,Liangen & Wang,Haiyan,"Profiting from the Media Industry:Common Practice of Reporters and Editors in China," Modern China Studies,2007,No.2.(in Chinese)]
(15)何舟：《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路向》，《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He,Zhou,"Approaches to China'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Journalism Quarterly,2008,No.2.(in Chinese)]
(16)Zassoursky,Ivan,Media and Power in Post-soviet Russia,New York,M.E.Sharpe,2004.
(17)Koltsova,Olessia,News Media and Power in Russia,New York,Routledge,2006,p.84.
(18)Norris,P.(ed.),Public Sentinel:News Media and Governance Reform,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p.181.
(19)阿莉娜·V·莱德尼娃：《俄罗斯社会的潜规则》，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36、37、88页。[Ledeneva,A.V.,How Russia Really Works:The Informal Practices That Shaped Post-Soviet Politics and Business,Changchun,Jilin Publishing Group Ltd.,2009,p.36,p.37,p.88.(in Chinese)]
(20)周乃菱：《俄罗斯媒体：废墟中的呻吟》，《传媒透视》(香港)，2001年，第10期。[Zhou,Nailing,"Russia Media:Groaning in the Ruins",Media Digest,2001,No.10.(in Chinese)]
(21)阿诺德·戴比尔.约翰·梅里尔：《全球新闻事业：重大议题与传媒体制》，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283-287页。[De Beer,A.S.& Merrill,J.C.,Global Journalism:Topical Issues and Media Systems(5th Edition),Beijing,Huaxia Publishing House,2010,pp.283-287.(in Chinese)]
(22)Brown,F.,"A Free Press,for Sale; Too often,the Russian media is its own worst enemy",Newsweek,June 28,2004.
(23)拉佐夫斯基：《俄罗斯大众传媒：范式转换》(非出版物)，北京，第六届中俄大众传媒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2010年。[Lozovsky,Boris,"The Russia Media:Changing the Paradigm"(non-publication),Beijing,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Sino Russia Conference on Mass Media,2010.(in Chinese)]
(24)格林贝格：《经济危机对于作为公共关系发展因素的大众传媒体系的影响》，(非出版物)，北京，第六届中俄大众传媒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Greenberg,"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Crisis to Mass Media as Development Factor of Public Relations"(non-publication),Beijing,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Sino-Russia Conference on Mass Media,2010.(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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