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大众化背后的影响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等教育扩招的周期性
高等教育的扩招是周期性的现象。高等教育大众化背后的影响机制，以及由此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按照很多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往往都是在经济高度增长的同时，高等教育的规模也会出现跨越性的发展，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相关性的关系。
从各个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高等教育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加速化的现象。但是，同样也是在经济发展阶段，我们也发现，高等教育会陷于停滞不前的一种状况。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扩招是周期性的现象。
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循环，有高峰也有低谷，从这一点来说，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同样会出现这样的趋势。这种特征，无论从美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来看，还是从日本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来看，都出现了同样的倾向。因此我认为，这种趋势，这种周期性的变化趋势，也同样会出现在现在的中国或者是未来的中国。
首先，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路径。从1960年到2005年，高校入学率出现最明显变化的应该是1960年到1975年这15年之间。按照这个发展变动的趋势，可以把15年作为一个周期，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从1960年到20世纪70年代的中期，这是一个高速扩招期；在此之后，高等教育的入学率的增长出现了一个停滞的趋势，进入了15年的停滞期；但是在1990年之后，高校入学率出现了又一次扩大，进入第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高速扩招期，这个阶段其实是日本高等教育结构体系发生转折性变化、重要变化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时期。
那么，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可以说是日本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在这个扩招期当中，可以把其细分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启动期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加速发展期。
经济发展带来高校扩招
关于扩招，究竟是什么导致高等教育出现扩招以及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启动。对这个问题，可以从经济学的视角，同时也可以从社会学甚至政治学的视角来探讨。首先考虑经济的发展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一方面，它会导致国民的收入水准的提高，由于收入水准的提高，自然它会提高家庭的教育经费的负担能力；另一方面可以考虑经济发展能够推动整个劳动力就业市场对高学历劳动者需求的扩大，同时也推动人们对高等教育预期收益的上升。从日本以往的经济发展的阶段这个变化趋势来看，当时家庭收入以年均80％的比例增长，这种增长自然也会对家庭生活在各方面的消费，甚至包括对教育支出方面的一些影响和变化，这样的话，最终就会导致家庭教育经费负担能力的提高。
随着高学历劳动者的需求的扩大，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是否会出现上升？这种思路，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但在现实当中我们发现，往往是人们对这一方面的预期的收益出现了上升，但是实际上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并没有上升。
其实在常规的经济学理论当中，更多的是在假设经济保持均衡发展的状况之下，教育收益率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并没有关注经济在出现突飞式的或者跨越式的发展的情况下，其变化如何。比如，在假定经济保持均衡的状态之下，对比高校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收入。如果说高校毕业生收入10块钱，高中毕业生7块钱，但是经济一旦出现跨越式的发展，这两者收入增长速度是相同的，假设增长两倍，高校毕业生的收入增长到20元钱，高中毕业生收入增长到14块钱，原先大学生和高中生收入差距从3块扩大到6块钱，也就是说这里面高等教育的收益率出现了上升趋势，人们往往将之作为预期收益率的上升。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高等教育的成本的变化，保持均衡的状况，那么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是会出现上升的趋势的。
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从家庭经济、家庭教育经费负担能力，还是从个人预期收益的视点看，都出现了一个上升的趋势。这两种变化趋势，就形成了一个叠加的优势，最终推动高校升学需求的扩大。
另外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财政收入也会出现增长。当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出也会出现相应的增长，由此会导致高等教育机会供给的增长。从这个结果来看，供求两方面最终都出现了扩大的趋势。如果供求双方增长都保持相同的缓慢的、稳定的增长势头，基本上能够维持升学需求供给的均衡状况。
供求矛盾需要政府调控
在现实中，供求双方往往会出现一种失衡。往往是升学需求的扩张会超过教育机会的供给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一方面推动家庭教育经费负担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提高了上学的期望值，正是这种期望值，在很大的程度上推动了升学需求的扩大。但是从政府的财政收入的增加速度来看，往往并不是只看国家GNP和GDP的统计数字，这两个数字往往并不是说GNP的增长会导致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政府的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往往会低于GNP的增长速度， 最终结果是需求在不断膨胀，但是教育机会的供给增长速度往往滞后于需求的增长。这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各个国家都会出现的一种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东亚国家，这种现象是非常显著的。
在供求的矛盾之间，自然会产生一种冲突、一种紧张。从社会的角度看，在这个阶段，社会对意识形态，尤其是对民主化的需求是不断出现上升的。
随着这种民主化的不断高涨，他们自然会要求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化，要求高等教育机会供给的扩大。但是与此相应的，政府往往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其担心由于扩招，一方面可能会导致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下滑，另一方面可能导致毕业生失业。有了这种担忧，政府在扩招问题上往往都带有抵触的情绪。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政府部门，包括日本，在很长时间内都会采用一种有计划的稳步扩招的高等教育发展政策。自然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和社会因为不同的需求，在这里就会出现碰撞，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可以说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需求达到了一个最高峰，结果从日本的发展经营来看，最后是通过一个政治的过程、政治的方式来解决的。
这里面出现了政治博弈过程，导致这个过程的背后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个从日本的发展过程来看，当时日本的私立大学对扩招有非常迫切的需求，同时私立大学对政府部门施加了很强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当时的执政党——自民党也倾向于扩招，因为其希望通过扩招，提高政治影响力和政治势力。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日本的高等教育稳步发展的计划遭到了抛弃，结果是日本进入了一个大扩招期，而且这种扩招主要是由私立大学推动完成的，这也是整个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启动的一个过程。
另外一个问题，高等教育所带来的就业率的差距是出现扩大还是缩小？人们常规的理解是，随着高等教育供给规模的扩大，自然是想让更多的无法升学的人进入更高的阶段去学习，所以这种情况会改善。其实，在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背后也有很强烈的政策意图。当时美国政府希望通过高等教育机会的供给规模，来推动整个高等教育机会的均等化、公平化。但现实是，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升学率会出现很大的增长。相对而言，低收入的群体的升学率也会出现增长，但是增幅远远小于高收入群体。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高等教育供给规模的扩大，在某一个阶段，反而导致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现象出现。
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在同样的收入增长的状况之下，往往是高收入的家庭出现了升学率增长的势头。也就是说，如果简单地从市场机制来推动高等教育的扩招，往往会带来恶化。在日本第一个大扩招的时期，从当时的调研状况来看教育机会的分布状况，其升学率增长势头更猛的是第五收入阶层，也就是最高收入群体。因此，我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在1999年开始扩招之后，高等教育机会在地区分布方面也出现了失衡。
不能只以市场机制为主导
我这里特别想强调的是，在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高等教育的扩招，会导致三个问题的出现。首先是教学质量的下滑，其次是高校毕业生的供给过剩问题，第三是教育机会差距的进一步恶化的问题。这三个问题最终会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的膨胀。
日本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政府的政策取向出现了变化。其实这种政策像调控政策的转换，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1975年、1976年就出现了变化，整个政策的转型可以总结为三个要点：对新办高校的控制；开始向私立高校提供日常运作经费的财政补助；政府创办专修学校（类似于中国的高职）。日本私立大学，由于有宪法的保护，政府不能对私立高等学校进行行政干预。在当时，文部省作出的一个选择是通过向私立高校提供财政补助，把这个作为一个交换条件，对其扩招包括增设专业施加影响。
通过这三种举措，日本对高校扩招采取了调控措施，从此之后，日本的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基本上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
现在看来，日本的高等教育以15年为一个周期，出现了周期循环。中国是否也会出现类似的周期性变化呢？观察两个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背后的影响机制，我认为存在很多相同点。从结构来看，两国之间存在着非常相似的地方，尤其是在加速化阶段。在这个阶段。我有个疑问，在高校毕业生的供给过剩，同时教育机会不公平不断恶化的情况下，虽然中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对高校扩招进行调控，但从我接触的一些高校来看，为什么很多高校还是希望进一步扩招呢？
另外一个担忧是，我发现很多中国高校为了应对在校学生规模的不断增长，更多地通过融资的方式、以银行贷款的方式来改善学校的一些基建设施，现在随着这些贷款偿还期的接近，问题会越来越严峻。因为为了还贷，高校会不得不采取继续扩大招生规模来维持学校的经费收入。所以，我认为，尽管日本的周期是15年，但中国的周期会是压缩性的扩大结构或者收缩结构，可能是以7年为周期， 甚至以日本周期的1／3为一个增长周期，也就是5年为一个增长的周期。
那么，中国在1999年之后出现的扩招，在当时的政策转型背后，有怎样的各相关利益集团的博弈的过程呢？当初教育部对整个扩招是否也持赞同态度，还是抵触态度？根据我的理解，中国高校1999年之后的大扩招，一方面有政治性的因素，同时另一方面和中国的宏观经济的变化因素有很大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当时整个国民的过度储蓄的现象是影响或者是推动政府作出高校扩招选择的一个重要原因。
图中演讲者为金子元教授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供图
升学与未来收益成本的关联
在高校，扩招的趋势并不只是简单的出现，还有更进一步加速化的趋势。对于这一点，不同的学术领域有不同的解释。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释放效应。因为周边的群体都选择了升学，所以其他人有一种从众行为，也选择升学。另一个是学历膨胀现象。以前单位可能选择初高中毕业生，现在可能要求更高学历的毕业生。很多社会学者从这两个角度解释了高等教育的加速化。但是，我认为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对这种规模扩招的加速化作一个解释。
这里首先建立一个大学升学行为的模型分析，首先升学的时候需要一个成本C，此外因为升学也会获得部分的收益B，如果B大于C的话，那么人们往往会选择升学。
比如，北京大学的学费基本上是每年5000元左右，但是这个5000元对于不同收入的家庭所形成的支付能力，或者他支付的实质性的成本可能不一样。对高收入的家庭而言，负担的程度并不是很高，5000元可能只相当于低收入家庭的3000元，但是对于低收入家庭，负担就显得非常高。
从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通过高等教育我们获得的利益，也是完全不同的。一般情况下，能力高的学生通过高等教育最终能够获得较高的收益，一些能力低的学生最终只能获得很低的收益。可能对于北京大学的学生，在选择升学的时候，更多的考虑是否能够通过严格的选拔考试顺利升入高校。如果换一个角度，层次比较低的学校，例如民办学校的学生，他的选择能够给他带来多大的收益是他选择学校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一般情况下，人们看到其获得的收益能超过其支出的成本时，往往会选择升学。其实，选择升学也有不同的类型，比如有一种类型，可能他的收益很低，但相对而言，因为承担的成本也很低，所以他选择升学。
另外一类群体，他的家庭虽然比较困难，这样他所承担的教育成本是高额的，也就是说他的C是高的，但是由于他成绩非常优秀， 他以后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的收益，B是一个高值，在B和C都高的情况下，B依然大于C， 那么这种情况也会出现选择升学。总而言之，C和B之间，如果出现B大于C，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时候，人们往往选择升学行为。
而在经济学的解释里，C通常是短期的成本，大家能够很清楚地估计到，但B是一个终生的边际收益，很难估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解释人们升学的动机呢？这个问题在教育经济学方面有很多实质性的研究，但是尤其在收益判断方面，准确地说，更多的是一个期待收益，是一个判断值。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往往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人们期待收益会出现一个增长幅度。一个在安徽省某高中在校学生中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经济发展阶段，升学者对预期收益其实已经超过了他未来可能真正获得的收益。
现场问答
问：中国分东部、西部、东北、中部，从它的条件成熟来看，有点不一样，所以，是不是有可能不同地区会呈现这个教育规律；但又因为国家是一个整体，是否是一种整体效应跟局部的叠加？
答：对中国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家，我可能了解的还是表层的一些现象。首先我感受到中国目前非常大的一个特征是，在市场化的机制下，不断地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市场化的这种背景下，以往计划经济下被压制的区域的多样性开始膨胀、爆发出来。区域的多样性开始出现，但是如果政府对这种多样性或者地区的复杂性，不进行一定的行政干预或者调控手段的话，这种多样性、复杂性背后也会带来种种危机。
我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体会最深的是，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显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是另一方面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控力量是非常强势的，在强大的政治干预力量和高等教育自身拥有的多样性、复杂性及他们之间会形成怎样的变化， 这是我非常关注的， 也是我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中国高等教育从1999年开始的扩招，从某一方面充分发挥了中国高等教育或者中国经济社会所储备的一些能量，但是如果再进一步推动扩招的话，可能会导致各种危机的出现。
从区域的角度或者地区的角度观察，有一些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如果简单地转向为调控政策、控制政策，可能会导致某一些地区的不满。尽管中国高等教育或者中国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很明显的区域的复杂性或多样性，但是高等教育的政策具有单一性，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所以说，在面对这样的政策过渡阶段，在调控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多样化的区域间政策的调整，只有经过这种区域间的调整之后，才能逐步转向真正调控、控制的一个阶段。
在日本也存在地区的多样性问题，所以说，当时文部省在高等教育的调控方面，也会针对不同的地区采用不同的对应政策。从这个问题上考虑，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或者是发展的模型，可能会和美国类似，但是美国是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当中，更多采用一种国家福利的政策，联邦政府在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问：日本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实际上是私立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情况跟中国不太一样，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不是公立学校更多一些？日本怎么调控私立学校的招生规模？
答：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由私立学校来完成的，在中国，是由公办的学校来完成的，但有一个情况，即当时中国的公办学校存在着师资过剩的现象，相反，通过扩招，反而实现了中国高校教师人员的经济合理性。因此，中国目前的发展在整个国际的发展趋势中，是一个具有非常独特性的发展模型，通过公立学校的发展，同时在整个扩招的过程当中，提高了公立学校对学费的依赖性。也从一个层面上说明了它的合理性。
日本从整体的趋势上来看，在扩招时期，政府对国内高校的财政投入是增加了，但并不是要让国立高校扩招，而是教学质量的改善，是在质的层面上提升。对私立大学而言，政府所采取的是归制、缓和的措施，由于政府的这种归制、缓和的措施的推动，导致了私立高校出现了扩招。那么，国立大学通过教学环境的改善，最终得到了经济的发展。相反，私立大学的贡献，更多的是增加了教育机会的供给量。
问：是不是很多人都要上私立学校呢？
答：没错，是当时的现实。由于财政能力的限制，政府更多的还是通过公立学校的低学费、高质量的教学来满足学生的升学需求。相反，一些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想上大学，因为其学业能力问题，他可以选择去私立大学。
当时，日本政府把私立大学和国立大学整体作为配套，学业能力高但家庭收入低的学生能够进入国立学校就读，因为学费低。如果学业能力低，那么就进入私立学校去就读，但是学费高。这种政策的背后，意图是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低学费政策，推动经济的发展，提高人们的收入，最终改善低收入阶层的经济状况。
问：日本政府如何引导私立高校？
答：日本的国立大学基本上是在政府的管制下，但由于宪法的保护，日本政府对私立大学的政治影响力是非常薄弱的。当时日本政府选择财政补助的手段，但是这种财政补助是有条件的，条件包括几个方面，有一系列的指标。如对学校的招生人数、教学质量等的规定，私立学校要保障一定的教学招生现象，不维持合理的招生规模的话，就无法得到财政补助。
还有一点我想强调的是，当时私立大学的经营目标总是希望自己的学生规模不断上升，那么对私立大学来说，经营目标从短期来看，可能希望学校规模的形成、学生规模的扩大，但这并不是其长期目标的选择。我认为，私立大学的最终追求或者一个长期的经营目标是学校发展经营的稳定性。
当时日本政府在提出采用财政补助制度的时候，希望通过财政补助制度来降低其学费，因为私立大学的收费太高，但在现实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私立大学的学费在这种状况之下，出现了进一步提升的现象。我想强调，尤其对私立高等院校，因为政府对其干预非常弱，那么它们分别有什么样的经营选择，这是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