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顺贵[1]2004年在《清代格调论诗学研究》文中认为清代格调论是格调论诗学的集成和总结。相较于明代格调论，清代格调论的研究尤显单薄与不足。本文试图通过对清代格调论发展衍变的历史轨迹作出较为系统的学术梳理，以见出清代格调论是如何在克服明代格调论的弊病并吸收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的。 《导言》：清代格调论研究的历史、现状及意义。辨析了清代格调论诗学研究薄弱的主要原因及其研究的局限，从而揭示出清代格调论诗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第一章《清代格调论的发轫》：时代变革下，清初格调论的孕育发展。清初格调论所关注的焦点：尊诗教、重人格、主性情、扬才情、标声调与追求目标——拟议与变化，初步进行救治明代格调论所出现的弊端，为清代格调论的集成作了重要的铺垫作用，但明代格调论的矛盾并未得到完善的解决。 第二章《清代格调论的集成——沈德潜的诗学观》：以沈德潜为研究的主体，论述了沈德潜格调论诗学体系主要内容：诗教为本，乐教为用；性情为本，人格先于诗格；拟议与变化；沟通神韵、性灵与折中融通的理论旨趣；格调观念下的唐宋诗格论等，体现出一种集成性的特色，并破解了明代格调论所遗留的许多矛盾与问题。沈德潜格调论诗学体系的缺陷及其在清代的接受，揭橥了沈德潜的格调论诗学与其它诗学思潮的互动关系。 第叁章《沈德潜的同调——清盛期其他格调论者》：着重辨析了薛雪、李重华、乔亿、黄子云、潘德舆等格调论诗学观与沈德潜的异同，旨在说明沈德潜的同调是如何进一步丰富与发展清代格调论诗学的，同时指出其局限，清代格调论诗学的丰富完整性得以完全呈现。 第四章《清代格调论的嗣响》：论述了刘熙载、朱庭珍、王闿运的格调论诗学观，说明“宋诗运动”的兴起，促使诗坛兴趣的转移；当新的观念和思潮涌入诗学领域时，格调论诗学已不可避免地走到它生命的极限。 《结语》：格调论诗学在清代的进一步发展；清代格调论诗学的局限；清代格调论诗学研究的当代意义。
刘慧萍[2]2012年在《一部系统研究清代格调论的开山之作(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评王顺贵《清代格调论诗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格调论是明代诗学的主流和正宗,在清代同样也具有深入广泛的影响,与神韵论、性灵论成叁足鼎立之势。何以同时作为格调论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的清代格调论竟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注意?难道明代格调论真的就是完整成熟的格调论,真的就没有遗留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矛盾吗?而清代格调论就真如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不过是明代格调论的延续与繁杂拼凑吗那
王顺贵[3]2005年在《清代格调论诗学概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清代格调论诗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格调论是明代诗学的主流与正宗,在清代同样也具有深入广泛的影响,与神韵论、性灵论成叁足鼎立之势。诚如廖可斌在《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一书中指出:"复古派人人讲格调,非复古派的历代文论家也常常使用这个概念。这表明‘格调'确实是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歌中的一种客观存在。"~①明代前后七子活动之时,格调论为其全盛之日;清朝沈德潜出现之时,格调论为其成熟之期。但遗憾的是格调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未
王顺贵[4]2009年在《沈德潜与薛雪格调论诗学观辨析》文中研究表明格调论是明代诗学的主流与正宗,在清代具有深入广泛的影响,与神韵论、性灵论成叁足鼎立之势。沈德潜作为格调论的盟主和集大成者,建构了比较完善的格调论诗学体系。故沈德潜的格调论影响有清一代,薛雪则深受其影响,作为沈德潜的同调,随后继起,与之桴鼓相应,声气相通。沈德潜与薛雪的格调论学理体系有许多共性:沈德潜和薛雪都非常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强调诗歌的经世精神,认为诗歌是用来"经风化、厚人伦"的,这是两人对儒家诗歌传统的共同传承;在人格与诗格二者的关系上,他们都强调人格重于诗格,这是两人对格调论诗学的丰富与发展;在诗歌拟议与变化关系上,他们都强调在宗古尊古的前提下,应注重创作实践中的神明变化;而在"格调"的具体界划上,沈德潜和薛雪则有所不同:沈德潜的划分是潜隐的,薛雪的划分则非常明确。可以说,沈德潜与薛雪的格调论诗学观既是中国传统儒家诗学的结晶,也是格调论诗学在清代的深入发展。他们一方面显现了趋于一致的内在本质,即熔铸传统诗学的成功经验,摆脱坚守六朝、强分唐宋的偏执,强调在学古的基础上别裁创获,建构新的诗学范式;另一方面沈德潜的诗论代表了格调论诗学的集大成性,是格调论诗学传统在清代的再继承与再发展,而薛雪的格调论诗学则代表了清代格调论向个性化的转变发展,并揭示了清代格调论诗学的独特性与丰富多样性。
张迈[5]2016年在《徐增诗学研究》文中提出徐增是明末清初的诗人与诗论家,其作品集诗学理论与诗学批评实践为一体。本文试图从徐增诗学形成的背景、徐增几个重要的诗学概念,诗歌批评特点以及《而庵说唐诗》一书的编选体例四个方面对其诗学进行梳理。探讨其诗学的时代意义与理论价值。本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叁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包括徐增诗学的研究意义、徐增诗学的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设想,最后指明文章的创新之处。正文部分包括四章,分别介绍徐增诗学产生的背景、徐增诗学中的重要概念、徐增唐诗批评实践的特点,以及《而庵说唐诗》一书的编选情况、编选宗旨和标准。下面对四章内容进行分别论述。第一章介绍了徐增诗学产生的背景。文章从明清之际诗学与徐增诗学的关系出发,分别考述格调派诗学、竟陵派诗学与徐增诗学的关系;同时从徐增所处的地域及其交游情况入手,探讨徐增的交游情况对徐增诗学的影响。第二章介绍徐增诗学思想中的一些重要概念。从性情与法律、师承与妙悟、寄趣、体裁和脱化叁个部分入手,论述徐增在诗歌创作、诗歌本体以及诗歌接受叁个方面的基本观点。第一节分别论述“性情”与“法律”。性情之真与性情之正是徐增对“性情”这一概念的总体要求。更重要的是,好的诗歌应该传达性情之“真”之“正”同时合乎诗法。第二节则从学诗的角度出发,提出初学者学诗则要从前人的成就出发,师承前人体式,妙悟前人之性灵,二者的结合正是初学者学诗的重要途径。第叁节关注的是诗歌本体的重要内容。寄趣、体裁和脱化叁者则分别是诗歌的内容、形式以及诗歌与前人作品的关系。从这叁个方面入手,徐增对格调论诗学进行合理化取舍,适应了当时的诗学发展方向。第叁章论述了徐增在诗歌批评方法上对以往批评方法的继承与完善,同时探讨了徐增诗歌批评的特点。首先,徐增反驳了“诗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这一观点,认为诗歌是可解的,强调理性分析在诗歌批评中的重要作用。其次,徐增借鉴明代评点这一批评方法,对诗歌进行细致的分析。徐增以诗法论诗,从诗歌的外在形式去探析诗歌的内蕴,将诗歌批评落到实处。最后,徐增注重批评家主体作用的发挥,其诗歌批评不仅是对诗歌的阐发,更是徐增个人思想的表达。第四章论述了徐增唐诗选本《而庵说唐诗》的编选体例、编选宗旨及标准。他以“有益于初学”为其编选宗旨,将杜甫诗歌为初学者的诗法范本。然而从其本人的审美偏好来讲,徐增选择了王维作为典范。其次,在格调论诗学的影响下,徐增重视“辩体”的意义,他对各体诗歌的审美风格和外在形式进行了分别论述。
王顺贵[6]2006年在《试论清代格调论诗学兴起的时代条件与诗学背景》文中研究指明清代格调论诗学的诞生与明末清初时代的变迁以及学术思潮的丕变息息相关,面对山河陆沉,宗庙被毁,“异族”高压,由明入清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发生这一裂变的具体原因,经过认真深刻的反思,他们他们将“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之祸归咎于宋明以来脱离实际的空疏学风,故而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与此同时,在诗歌领域,他们对明代诗学作了深入的检讨,论析其利弊,评判其得失,为清代格调论诗学的兴起,作好了理论上的铺垫。
曹学琴[7]2016年在《乔亿诗学批评考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格调派是清代诗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诗歌流派之一,沈德潜是清代格调派的集大成者,他与其他格调论者,诸如李重华、乔亿、薛雪和黄子云等人共同将格调派诗论发扬光大。目前学界对格调派领袖沈德潜的研究较多,相对而言,其同调者却很少受到学者的关注。乔亿作为清代格调派的代表人物,格调论是他诗学观点的有机组成部分。乔亿生平与沈德潜相交善,他们的诗论中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对其诗论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以乔亿诗学批评为研究对象,侧重于乔亿对历代诗歌评点的考察,在此基础上整理和抽绎出乔亿的诗学批评观,力求对乔亿的诗学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全文共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乔亿诗学批评思想渊源背景考略。首先,对乔亿深厚的家学渊源进行考察,以期了解乔亿诗学思想的形成与乔氏家学的关系；其次,对乔亿与沈德潜、沈起元、方观承叁人的文学交游进行分析,由此发掘乔亿在文学交游中所受到的诗学影响；最后,对乔亿所处的清代前中期诗坛的诗学思潮进行梳理,阐述乔亿诗学思想的独特之处。第二章：乔亿对历代诗歌的批评。本章依照时代顺序,以乔亿论述较多、对其诗学观点有重要论证意义的诗人及诗歌为考察对象。在先秦两汉诗歌批评中,着重论述乔亿对《诗经》、《楚辞》以及汉乐府的品评。在魏晋南北朝诗歌批评中,侧重于乔亿对“叁曹七子”、陶渊明以及“元嘉叁大家”的品评。对于乔亿唐代诗歌批评这一部分,本文将其分为初唐、盛唐和中晚唐叁个时期进行分别考察,着重论述乔亿对盛唐诗和中唐诗的品评。最后,考察乔亿对宋、元、明诗歌的批评,由此可见乔亿诗学批评中较为通达的一面。第叁章：乔亿的诗学批评观。本章建立在乔亿对历代诗歌品评的基础上,由此梳理出乔亿论诗时的四大诗学论点,分别是“诗教为本,人格为重”、“诗贵学古,重在创新”、“性情为体,崇尚真趣”以及“着意全篇,强调自然”。其中既有格调派的基本论点,又不乏乔亿的创新之论。
王学婷[8]2018年在《乔亿《杜诗义法》研究》文中指出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反映了广阔的社会面貌与民生疾苦,被称作“诗史”。前辈学者对杜甫诗歌以及评杜着作有很多研究,出现了众多优秀的学术成果,但是几乎很少涉及到乔亿的《杜诗义法》,学界对乔亿及其《杜诗义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乔亿是清代格调派的杰出大家,着作颇丰。乔亿受到深厚的家学传承的影响,一生致力于诗歌的创作与研究,走上了严谨治学的道路。同时,受当时学界儒家诗学政教精神的复兴与朴学之风的影响,乔亿形成了自己的诗学理论观。本文对乔亿《杜诗义法》的选诗体例与诗评观念作了说明介绍,乔亿的诗评观念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包括重视“格调”与“神韵”,注重创新,还结合杜诗阐释关于“义法”的内容。他的《杜诗义法》具有一定的诗学价值,通过将《杜诗义法》与沈德潜的“格调论”、王士祯的“神韵”说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乔亿对前人论诗观的继承与创新。对杜诗的写作方法进行阐释,将乔亿的《杜诗义法》与《大历诗略》这两部着作进行对比,可见二者的互补关系,它们共同承担了乔亿文学主张的倾向性。乔亿点评杜诗的优点与不足之处:其优点表现为叁点,一、融汇诸家,诗论通达。二、独抒己见,卓有见地。叁、注重联系,诗评新颖。乔亿评杜诗的不足之处则主要表现为不录原诗与评论失误两个方面。乔亿的《杜诗义法》共评杜诗233首,他在这部着作中提出了许多独树一帜的看法,体现了其深厚的诗评功力。对乔亿的《杜诗义法》进行研究,是对乔亿论诗观的归纳与总结,也可以对清代杜诗学研究起一定的促进作用。
王顺贵[9]2010年在《沈德潜与其同调乔亿格调论诗学观的比较》文中提出格调论发展至乾隆之时,已呈现出较为成熟的态势,沈德潜为格调论的集大成者,乔亿作为沈德潜的同调,与之桴鼓相应,声气相通。通过对两人格调论诗歌观念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二者的诗学观在强调诗歌政教功用、人格优于诗格、性情与音调、宗唐祧宋等方面具有较多的共同性,但也有些微的差异。这说明清代格调论的发展与完善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过程,它也昭示了一种诗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既需要领袖人物的振臂一呼,也需要广树坛坫,有一批得力干将的支持。
李国新[10]2015年在《明代诗声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诗声理论研究是阐释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维度,是一种微观、纵深、精细的研究,它与中国传统诗乐合、离的更迭发展流变关系颇大。诗声即诗歌的声音,以声律为主,其形成主要在声韵、节奏、字法、句法、章法、体式等六个层面,并主要呈现为自然之声和人为之声。明代诗声理论丰富,明人将诗学与哲学、美学等联系起来,从声气关系、声义关系、声情关系、声形关系等几个方面来展开讨论,使明代诗声理论既有回归传统诗学的倾向、又进一步发展至诗学之很高境界——神韵。总之,明代的诗声理论及与之相应的诗歌创作实践均颇有特色与价值。笔者首先从历时的角度对明代诗声繁盛的状况及原因进行了认真考察,继而从零散、冗杂的明代诗学材料中抽绎出一些主要命题以个案的方式来窥探明代诗声理论的大体状貌,最后探讨了明代诗声理论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诗学成就。本文的引论首先确定了本命题的研究范围,从以明代诗声理论为专门研究对象的着作、涉及明代诗声理论的着作、论文等叁个方面梳理了目前国内外取得的学术研究成绩,继而简论了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以及价值与意义。本文第一章首先从先秦至魏晋、隋唐、宋元、明代和清代等四个阶段梳理了各时期诗声理论的发展情况。通过历时考察指出,明代是中国诗学史上诗声理论最繁盛的时代。同时,考察了明代诗学有如此繁盛的诗声理论的七个原因：一是中国诗乐合一传统的审美诉求；二是以诗声为策略修正宋代以理为诗背景下的诗乐分离；叁是郑樵诗以声为用观念的影响；四是元代音乐文学的影响；五是明代礼乐教化的政治导引；六是明代通俗娱乐文化的逗引；七是诗学家对声情练达的唐音的自觉学习、实践与理论总结。唐诗的声音是明人学习的重要对象,整理唐诗就成了明人的第一要务。经元转明的杨士弘,其唐诗选本《唐音》提供了这种可能且完成了这一工作,其从树立标杆的角度强调唐诗的正统地位,提出“审音律之正变”。继之而来的高棅编选《唐诗品汇》、《唐诗正声》,表达出“以声选诗”的理念,同时提出了衡量诗歌声音的标准“声律纯完”。两位选者均强调了诗歌的声音并为唐诗的经典化路程作出了铺砖缀玉的成绩。同在明初的李东阳从传统价值观的角度提出诗教与乐教沟通的必要性,并更准确地表达出“以声衡诗”、“以声辨体”的具体方法。这是本文第二章的内容。本文第叁章讨论以声调为核心的复古诗论。前后七子及其余绪把杨士弘、高棅、李东阳的诗学理论具体化,进一步提出“格调”范畴,并有“真诗乃在民间”、“求声调”、“体格声调”等观点或提法,这些讨论虽然重在强调格与调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把追求诗歌的声调作为诗学的重要命题。如谢榛讨论了求声调的过程：择韵、调韵、审音等,并把“四关”作为衡量诗歌声音美听与否的标准。另外,胡应麟与许学夷以声气、体制格调、唐体来总结、提升前人的复古诗论,从诗声的角度回归中国重质的诗学传统。晚明郝敬的“诗主声”说、陆时雍的“神韵”说、王夫之的“诗乐理一”说,叁者皆以明代前中期的复古诗论为批判对象,本文第四章就集中探讨此叁家的诗声理论。郝敬的“诗主声”是最耀眼的明代诗声理论,其将明代诗声理论重声的讨论归向强调声音在诗歌中的重要地位,“诗主声”表明了这个时代诗声理论的核心话题和论争方向；陆时雍将诗歌分为可见的词调、不可见的神韵,并通过微、无的方式将格、调、境融而为“绝去形容、独标真素”的神韵意境。在此过程中,陆氏通过推崇以声色、声律为重要特点的六朝诗歌来贬低唐诗的地位,进而达到批判前后七子的目的；王夫之从比较诗、乐审美机理的角度出发,发现诗歌声音之感、和、情的价值和诗乐之韵谐、度雅、微发、穆耳协心共同的评价标准。其中,“声情”是王夫之诗学中突出声音价值的重要范畴,是其“诗乐理一”说的内在构成之第五章分析了明人非常关注的有关诗声理论的几个主要问题：声气关系、声义关系、声情关系与声形关系以及明代诗声呈现的自然之声与人为之声。另外,在以上对明代诗声理论认真梳理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明代诗声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诗主声”——强调声音在诗歌构成要素中的突出价值；二是“求声调”——使声调包括的内容更加具体,且将体格、声气等与声调结合起来阐述拓宽了(比单纯从声调来鉴赏)诗歌的鉴赏维度；叁是“诗乐理一”——在沟通诗乐关系的基础上探讨诗歌与音乐的共同机制。结语概括了全文关于明代诗声理论的研究,勾勒了明代诗声理论研究的主要脉络和发展线索,并归结了其中的一些基本规律、研究重点和突出的问题,同时说明了明代诗声理论在中国诗声理论史上的地位以及其对于中国诗学的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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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增诗学研究[D]. 张迈.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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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明代诗声理论研究[D]. 李国新. 云南大学.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