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看待中国宏观经济出现的重大转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机论文,清醒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2000年7月，朱镕基总理在布鲁塞尔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经济出现了重大转机。2000年9月财政部长项怀诚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举行的第七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政部长会议上发言时也指出：中国经济已初步扭转减速增长的趋势，出现了稳步回升的良好势头，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已成功地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宏观经济出现了重大转机。
重大转机的标志具体表现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2%，增速比去年加快了0.6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1%。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了3.7个百分点。今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上半年进出口分别同比增长38.3%和36.2%，半年实现贸易顺差124亿美元。至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586亿美元，比去年末增加39亿美元，人民币保持了略有升值的态势。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经济效益明显改善。上半年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8%，利润增长2.06倍。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增幅达近几年最高。另外，通货紧缩已经得到有效缓解。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持续两年下降后，开始止降趋稳，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首次出现正增长。这是在人民币保持不贬值的情况下通过全国人民努力取得的成就。这表明中国政府不仅拥有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而且开始掌握了有效控制通货紧缩的办法，表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们在看到经济发生重要转机的同时，还要注意到，当前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回升还不属于经济自发增长能力的表现。
一、重要转机形成于出口高增长的拉动和扩大内需政策的推动
今年1月份～6月份，经济形势的变化主要是受出口高增长的拉动和扩大内需政策的推动。工业品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27.2%，据测算，由此拉动工业增加值增长约2.9个百分点。出口的高增长表明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基本消失，外贸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大体恢复到危机以前的格局，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外需继续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今年扩大内需政策对当期生产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据统计，新增存货在资本形成总额中所占比重1997年为11.6%，1998年降为7.3%，1999年继续下降到5.6%，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这表明1998年和1999年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更多地体现在消化产品库存，对当期生产的拉动作用不是十分明显。去年下半年以来，通过消化存货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已明显减弱，扩大内需对即期生产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其中发电量、钢材和货运量等的强劲回升反映了这一特点。今年1月～5月，发电量同比增长9.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4.6个百分点；全社会货运量增长1.9%，比去年同期提高1.5个百分点；钢材产量增长9.9%。这表明扩大内需政策对即期生产的拉动作用增强。
同时，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消费和出口增长，增加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提高社会保障的标准，提高纺织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等。这些措施都对拉动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扩大内需上升为战略方针，意味着我国短期宏观调控政策所依据的基本形势判断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事实上，在过去20年的开放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已经从产业与供给扩张转变为需求拉动。这些变化反映在市场上，就是短缺已让位给过剩，供大于求已经成为了供求格局的常态。这就要求我们要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方针，必须坚定的推行。这不但是我们现在经济发展的应急之策，更是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客观需要，不能因经济发展的一时好转而放松这一战略决策。
二、重要转机的基础尚不稳定，保持发展还需努力
对当前经济出现的一些积极变化，一些专家指出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出现“拐点性变化”，新的一轮经济增长即将来临。甚至有人认为通货紧缩趋势已经结束，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也已基本解决，宏观经济政策应向适度中性化方面调整，提出要减弱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力度。显然，持这种观点的人对当前经济增长的回升估计过高。我们应当看到，当前经济的回升和效益的好转还是初步的、恢复性的和有限度的，回升的基础尚不稳固，一些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
一是就消费需求而言，突出的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较低，1998年其恩格尔系数为53.4%，这仅相当于城镇居民80年代初期的水平，说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上升空间较大。但是农村市场这种巨大的需求潜力在目前尚难表现为现实的购买力，主要是因为近几年来农产品价格下跌，乡镇工业发展趋缓，外出务工回流增长，因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的低水平必然压抑其消费欲望。估计今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幅度只有1%左右，不仅大大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也比去年同期的增幅低3个多百分点。这一现象如不能迅速加以解决，势必影响农村市场的开拓，也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不利。
二是城镇居民消费有望实现较高增幅，但很难出现“井喷”现象。这是因为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升级期，由吃穿用向住行方向发展，但由于中国住、行产品的特殊性，因此人们在这方面的消费在一段时间出现“齐步走”是不大可能的。今年上半年城市出现了一些新消费亮点，如旅游热（假日经济）、教育消费热和网络热。但这些只是局部性的消费热点，近期内不可能成为主导型消费热点。而汽车消费、住房消费等要真正成为主导型消费热点，还有较大的难度和缺乏充分的条件。
三是从企业效益改善来看，发展不平衡问题还比较明显，效益改善更多的是依赖一些外在因素，真正依靠转换机制、加强管理等内在因素求得效益提高的成分还比较小。前5个月，由于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石油开采业新增利润占全部工业新增利润的49.1%；由于银行连续降息、核销呆坏帐、实施债转投等政策性因素影响，企业减少利息支出占新增利润的16.2%。石油、电子通讯、电力3个行业实现利润占全部工业利润的54.4%；大中型企业实现利润占全部利润的70%以上。由此可见，外部因素稍有变化，企业效益就可能出现逆转。
四是从投资需求看，当前投资的增长更多的依赖于国家特别是国债的支持，持久的投资增长机制尚未形成，社会投资不够活跃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从国债投放规模上来看我们目前也不容乐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最明显的表现是1998年下半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1999年，在年初预算安排500亿元国债资金的基础上增发600亿元国债。一般来说，判断国债规模是否适度主要看国债的相对指标，即国债依存度和国债负担率。国际上对国债依存度有一个模糊的经验性的安全控制线，中央财政则为25%～30%。无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央财政国债依存度的平均水平均低于控制线。而我国中央财政国债依存度从1994年起连续超过50%，1998年更高达71.1%，超过国际控制线一倍以上，显然是过高了，不可能还有很大增发余地。作为一个拥有巨大的内在消费市场潜力的国家，在国民总支出预期不强、国家财政支付能力不足、企业赢利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单靠政府扩大债务支出来刺激投资需求，难以长久为继。所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关键环节在于必须启动民间投资，扩大民间消费支出，尽快地促进企业投资和企业生产经营活跃起来，从而增加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活力。
三、GDP健康快速增长，有赖于整体经济进入新的运行周期
前两年，人们对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增速下滑、生产能力过剩、物价连续负增长等日益严重问题的认识，大多还停留在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变化的层面上，对这一矛盾所隐含的转折性意义的认识是很不充分的，因为经济发展周期性升降的规律的基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市场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长期商品短缺的状况已基本改变。进入90年代中后期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特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运行周期上有别于以往，旧周期固有的一些特点正在逐渐减退。一是农业的发展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面临较为严峻的局面，收入增幅不断下降的约束下不断萎缩，最终改变农产品的供求关系，新周期有望在这一供求关系上运行。二是物价走势处于一个转折点上。原材料价格，特别是主要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既会加大生产企业的成本负担，也会对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构成威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产品价格的上涨，并不会改变产品供大于求的总体格局。这都说明，经济快速增长时机还没有到来，我们要努力作好各方面工作，使新的周期早日到来。
另外，从短期发展角度看，投资需求的增长对总需求的扩张乃至对整体经济的增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使我国多年来持续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循环链条中断的话，那么对我国经济发展而言，是十分可惜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因此，无论是从长期发展的角度考虑，还是着眼于扩大当前的国内需求，适度的投资力度均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从投资方向看，目前我国也有许多领域可以投资。如：基础设施投资；国民教育投资；企业升级改造投资；环境建设的投资；城市化建设的投资等。我个人认为扩大内需的战略与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偏废，如果因为扩大内需而丢掉应在起很大拉动作用投资那是不明智的。在国家大力度投资有困难时争取全社会投资，这样经济快速增长新周期才能早日到来。
在以上增长格局下，短期经济增长将主要受扩大内需和投资增长的约束。因此只有依靠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投资的适度增长，以避免经济增长出现反复。总的看，上半年经济形势的变化主要受国际经济环境改善的拉动和扩大内需政策的投资增长推动，还不是经济自发增长能力增强的表现，也不是经济转上良性循环轨道的开始，因此当前经济形势的好转还不具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考虑到当前就业和农业生产形势仍然比较严峻，因此对变化估计不能过于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