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教室中的微观权力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微观论文,权力论文,教室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l926—1984)无疑是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最耀眼的明星。可以说福柯关于系谱学的研究一直是围绕“权力”这一核心主题展开的。他所关注的不是那些宏观的国家权力、政治经济权力以及制度权力而是渗透在社会毛细血管中的局部的、微小的权力形式，我们将其称之为“微观权力理论”。在福柯看来系谱学的微观权力包含两个基本的主题即权力与身体的关系——“生物性权力”(Bio-power)以及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真理政治学(Politics of truth)。福柯认为，教室是权力运作的秘密场所，可以说教室的每个角落都渗透着微观权力的影响。
一、教室中的生物性权力
福柯运用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抓住身体这一最为细微的权力运作点，分析权力与身体的关系。使权力的微观战略能够被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事实上，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1975)中，形而上学的认识主体确实被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身体，或者说，主体不再具有决定性了，它和身体一样不过是权力的产物。福柯指出，身体是可塑的、可强化的。身体处于流变过程中，它能够顺应不同节奏，正是这种可变性，使身体被各种力量塑造，它要经受种种训练和折磨，它要被权力生产和锻造。福柯指出：“身体也直接卷入某些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这种对身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与对身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连；身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在它被某种征服体制所控制时，它才可能成为一种劳动力；只有当它既是一种生产的身体又是一种被征服的身体的时候，这个身体才成为一种有用的力量。”[1] (P25)福柯通过对权力作用与身体的微观物理学的(micro-physics of power)分析，引申出了“生物性权力”（注：“生物性权力”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人体的解剖政治”，即，“以作为机器的肉体为中心而形成的”规训机制；二是“人口的生物政治”，即“以物种的肉体，渗透着生命力学并且作为生命过程的载体的肉体为中心的一连串的介入与调整控制”。福柯：《性经验史》P100-101.）、“生物政治学”(Bio-politics)的概念。这种作为对生命及其一举一动进行约束、监视、控制、评估、调节、矫正的全方位权力体系在他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被详细的加以阐释。他认为，“生物性权力”将与一种“规训技术”(Disciplinary technology)密切相联，这是一种建立在军事模型基础上的“规训技术”。福柯指出：“思想史的研究者往往认为18世纪的哲学家和法学家创造了一个完美社会的理想。但是当时也有一个军事社会的理想，其基础参照物不是自然状态，而是一部机器中精心附设的齿轮；不是原初的社会契约，而是永久的强制；不是基本的权利，而是不断改进的训练方式；不是普遍的意志，而是自动的驯顺。”[2] (P169)它所关心的并不是如：摧毁、破坏、阻碍等压迫性或否定性的权力力量，而是技术性，肯定性的权力力量。通过行使制度化和规训性的“生命管理”(life administration)创造出新型的，顺从的，训练有素的“听话的身体”(docile bodies)。就像安东尼·吉登斯(Antony Giddens)所指出的那样：“文明意味着规训，规训转而又暗示着对内驱力的控制，控制要卓有成效就不得不是内在的”。福柯的“生物性权力”和“规训技术”试图为我们展示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它将身体控制，空间编排，监视，规范化裁决等方面完整的融入其中，以一种精心设计的，谦逊而多疑的持久运作机制，实施其独有的权力规训统治。福柯以教育领域这个平淡、温顺、健康、重要的场所作为评价和批判的靶子，使人们意识到在一种疏忽和不经意间权力正侵蚀着每一个角落。他细致和清晰的揭示出存在于教育各个环节中权力的运作及影响，事实上生物性权力表现的最为集中和突出的地方就是传递知识的教室。
——身体控制。福柯认为，规训技术不仅仅在于教授或强加一系列的特殊姿势。它还造成了一种姿势与全身位置之间的最佳联系，一个训练有素的身体是任何姿势甚至最细小动作的运作条件。同时一个被规训的身体是一种有效率的姿势的前提条件。他为我们展示出这样的场景：“保持笔直的身体，稍稍向左自然地侧身前倾，肘部放在桌上，只要不遮住视线，可以用手支着下颚。在桌下，左腿应比右腿稍微靠前。在身体与桌子之间应有二指宽的距离。这不仅是为了书写更灵活，而且没有比养成腹部压着桌子的习惯更有害健康的了。左臂肘部以下应放在桌子上，右臂应与身体保持三指宽的距离，与桌子保持五指左右的距离，放在桌子上时动作要轻。教师应安排好学生写字时的姿势，使之保持不变，当学生改变姿势时应用信号或其它方法予以纠正”[2] (P172)。福柯运用这种细线条的勾勒，已经将18世纪法国的教室场景与今天教育实践领域正在应用的教育方式吻合的天衣无缝，教室中对学生进行的身体控制被透视的淋漓尽致。在这里，身体的器官、功能，它的所有被认为是生物学意义的组织，都被动摇和改变了，都被认为是权力和社会的塑造产品。身体进入到权力的视野中，进入到社会的视野中，进入到制度的视野中。可以说，对身体的控制是行使规训统治的开始，教育对学生的规训首先是从作为“肉体”的身体的塑造开始的，在这里学生的身体并没有对权力的运作表现出任何实质性的反抗，这与笛卡儿(Descartes)的“身一心二元论”不同，教育首先成为身体的教育，而后又演变为灵魂的教育。权力在支配身体的同时，已经将某种规范和标准灌输在人的思想和意识之中，此刻，身体和灵魂统一成一个完整的规训主体。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保持标准的姿势是对身体的一种保护，当权力网络将目光转移到对身体的保护领域时，身体已经成为一种“公共性”的身体，它直接隶属于社会和国家，它变成了一种国家意志和“人力资本”。教育正是国家和政府的帮凶，它使学生在放弃身体的同时，学会了放弃灵魂，就像奉献身体一样将灵魂奉献给国家。
——空间的编排。福柯认为，在规训中，各种因素是可互换的，因为各个因素都是由它在一种系列中所占据的位置，由它与其他因素的间隔所规定的。权力通过对身体的定位来区别对待它们，但这种定位并不是要给它们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是使它们在一个关系网络中分布和流动。福柯指出：“在18世纪，开始用‘等级’来规定人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分配形式：即学生在课堂，走廊，校园里的座次或位置；每个学生完成每项任务和考试后的名次；学生每周，每月，每年获得的名次，年龄组的序列；依据难度排成的科目序列。在这套强制性序列中，每个学生依照其年龄，成绩和表现有时处于某一等级，有时处于另一等级。他不断地在空间系列中移动。有些空间是表示知识后能力的等级的‘理念’空间，有些是表示价值后成绩的物质的大学或教室空间。这是一种经常性变动。人们通过这种变动在由间隔序列划成的空间中替换着位置。”[2] (P167)拉萨勒梦想中的教室可以说与福柯的观点不谋而合。“教室，其空间分配能同时显示一系列的特点，即学生的进步，长处，性格，表现，整洁及其家长的情况。譬如，教室应该构成一个大表格，有许多项目，一切置于教师精密的分类目光之下：在每个教室里，座位是根据各门课的各种学生安排的。因此，凡是上同一门课的学生总是坐在同一个位置上。上最高课程的学生被安置在靠墙最近的凳子上。其他学生按照课程等级依次向教室中心排列。每个学生都有为他指定的座位，除非得到命令或经学校监督员同意，任何学生不得离开或改变座位”。[2] (P167)同样，在今天的教室里，教师按照一定的“等级”安排着学生的位置。如：按照考试名次的座次排列，按照能力高低的座次排列，按照日常表现的座次排列，按照学生家境情况的座次排列，按照教师个人情感的座次排列。教师将这些客观因素组织编排起来，为规训权力的运作发挥必要的补充作用。在这里“教育空间既像一个学习机器，又是一个监督，筛选和奖励机器。”[2] (P167)
——监视。福柯认为，纪律的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2] (P194)。他同时指出，规训之所以可能，完全有赖一个有效的观察和监视机制。这个机制通过使个体所思所作完全暴露于监视之下，以达致权力的行使效果。被威吓的个体受制于权力之下，一举一动都变得一目了然了。事实上监视已经渗透到了教室的每一个环节。教室中的监视可以分为以下方面：第一，教室中以人为主体的监视。普遍情况下，教师会从优秀的学生中，选任一批“班干部”——班长，班级的各部门委员，课代表，小组长等，分别负责自己分内的工作。同时，他们又是一个分层管理，逐级监视的体系。小组长负责监视普通同学，记录下上课说话和随便离开座位的同学，课代表负责监督小组长和普通同学，看小组长是否有包庇或不负责任的行为以及同学是否有不交作业的现象。依此类推，这里要说明的是，每一级别的监视者，都能够监督和管理在他以下的所有对象，教师无疑站在了金字塔的塔尖，班长成为整个学生群体拥有最高权力的管理者。这是一种层级监视的机制，在一定意义上，福柯赞同层级监视的机制，他指出，层级监视，一种明确而有规则的监督关系被纳入教学实践的核心。这种关系不是一个附加的部分，而是一种内在的，能够提高其效能的机制。第二，教室中以物为主体的监视。可以说，肉体的可见性是“规训技术”的关键。福柯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注：全景敞视主义源自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Bentham)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它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场景：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个监视者，通过逆光作用，监视者可以从瞭望塔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他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囚室中犯人的一举一动。全景敞视主义是一种新的“政治解剖学”的基本原则。其对象和目标不是君权的各种关系，而是规训和纪律的各种关系。它是一种通过使权力运作变得更轻便，迅速，有效来改善权力运作的功能机制，是从一种异常规训的方案转变为另一种普通化监视的方案。规训方案的传播并不是以封闭机构的形式，而是表现为观察中心在整个社会中的散布。）的概念。这是一种可见但又是无法确知的权力运作。它通过监视使权力的效应能够抵达最细小，最偏僻的角落。它确保了权力关系细致入微的发挥作用。在全景敞视主义中，权力更多的是位于该结构之中，而不是位于设计和占据它的人身上。它稳定、高效、而且事实上消除了监视者和被监视者之间在身体上对抗的可能性。更加重要的是，它的权力增加了，因为被监视者开始自我控制。福柯指出：“只要有注视的目光就行了。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这个办法真实妙极了，权力可以如水泻般得到具体而微妙的控制，而又只需花费最小的代价。”[3] (P158)为了行使这种权力，必须使它具备一种持久的，洞察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监视手段。这种手段能使一切隐而不现的事物变得昭然若揭。它必须像一种无面孔的目光，把整个社会机体变成一个感知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全景敞视主义表现的最为集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教室中的监视器。它将规训的对象限定在了教师和学生两个客体上，用监视器这个“物”替代人作为权力运作的主体。同时它位于教室的中央监视点，作为一种权力实施的核心，一个知识记录的中心，以及学校管理的“天眼”的全新形象，替换了全景敞视监狱中的瞭望镜。这种监视权力的运作无需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更为隐蔽，深入，射人心房，它放弃了那种语言的权威，放弃了给人以恫吓和表面化的刺激，代之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精神威逼。
——规范化裁决。在一切规训系统的核心都有一个小型的处罚机制，它享有某种的特权，有自己规定的“法律标准”以及特殊的审判形式，它是一种人为的秩序，通过可观察到的自然进程发挥作用。福柯认为规范化裁决就是一种“微观刑罚”就是一个小型的“法庭模式”。教室中的规范化裁决可以表现为由教师或学校管理者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评判标准，他们可以运用惩罚，奖励，训练，矫正，批评，肯定等多种方式实施评价，评价的内容也几乎涉及学生学习，生活的所有方面如：对时间的规定(有无迟到，早退)、对活动的控制(是否全力以赴，是否积极参与)、对行为的监督(能否遵守纪律，尊敬师长，乐于助人)、对成绩的划分(优，良，中，差)、对言论的把握(不讲脏话，不粗野，遇到长辈要问好)、对学习态度的强化(刻苦努力，积极思考)等。在教室中，学生通过这种规范化的权力被控制，权力的实施是十分有效的，因为学生看不见它，它们已经被泛化在日常生活中，学生的行为不是通过明显的压抑而被管制，而是通过一套与正常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标准和价值来加以约束，这套标准逐渐形成一张弥散在教室中的权力网，使权力的实施被赋予一种肯定性的意义。
二、教室中的真理政治学
福柯指出，“微观权力”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权力，系谱学的核心是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福柯习惯的将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连用，在他看来，系普学所揭示的权力与知识是相互包含，融为一体的。他深受尼采(Nietzsche l844-1900)“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的影响，尼采曾指出：“知识之所以是知识，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是因为它能够满足权力意志的需要”。因此福柯认为，“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的建造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造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3] (P29)就像利奥塔(J·F Lyotard 1924—1998)反对“宏大叙事”一样，福柯不但反对“宏观政治学”而且反对“宏观知识”。事实上福柯的系谱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那些偏离自然科学，不受尊重，孤立，不完全，甚至被认为“不合格”的知识辩护。即“系谱学不是回到实证主义这种更精确形式的科学，而是反科学的。”[4] (P83)福柯的与众不同还表现在他关于真理与权力关系问题的研究上，他指出：“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隔开来。”[3] (P3)在福柯看来，“求真意志”(The Will to Truth)与“权力意志”有着共同的含义，尼采曾说，意志就是支配，在意志的每个动作中都有一个支配着的思想。因此它们都是一种具有支配力，统治力，影响力的强大力量。福柯认为，真理就像知识一样，它的产生和认定渗透着权力的影响，权力的运作同样依赖真理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保障——“真理本身就是权力”。由此可以看出，知识，权力，真理这三个不同维度的概念，在福柯眼中已经被等同为一体。所以我们即可以称福柯这一理论为“真理政治学”，也可以称之为“知识政治学”(Politics of knowledge)。
在福柯的“真理政治学”中，“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被突显出来。他认为，在现代权力网络中，知识分子必须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即追求真理又追求知识，他们即渴望成为真理王国的统治者，又试图将自身创造的真理送上政治，经济，最有权威的宝座。他们在掌控真理时，也掌控相应的权力，他们在为真理斗争的同时，也在为权力摩拳擦掌。有所不同的是，几乎所有社会学的研究者都将求权者与掌权者之间的冲突与意识形态相联系。他们认为权力的冲突时刻处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之中，知识分子作为真理和知识的统治者不但要使知识变得合法化，还常常使用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将它渗透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中，从而保持权力的控制力。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赋予其思想以普遍性，并表示为唯一合理、普遍妥当的东西”。但福柯却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权力是知识积累的结果，权力运行需要“观察方法”，“记录技术”，“调查程序”“控制装置”等。所以权力所涉及的是知识而不是意识形态[4] (P102)。但他又指出，所有科学都具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知识的生产不可避免地与历史上具体的权力体制紧密相关。因此，这已经形成了一个逻辑上的悖论。权力不可能不是意识形态的。只要存在知识与权力，就会有一种意识形态在发挥作用。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布迪厄(Bourdiea)、阿普尔(Apple)都曾深入探讨过学校、课程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布迪厄曾指出，学校被看做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它不断制造国家政治权力下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强制，并使这种强制合法化。可见学校和教室都是意识形态场域，学生不仅受到权力，知识的控制并且早已被圈定在一个附加的意识形态中。教室中的意识形态与权力＼知识传递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话语。在福柯看来，权力的多种运作方式体现的最明显，但也是最难识别的地方就是话语。话语构成了一般文化实践的基础部分。话语传播着权力的影响。在整个现代社会体系中，它是权力的替代品。在福柯看来，人实际上是受话语支配的。语言就是权力的眼睛，“正是在话语中，权力与知识结合在一起”。“话语分析、检验权力、知识复合体在一种微观层面上如何运作，如何产生出真理王国的特殊方式。”[5] (P11)也就是说，话语发挥着阿尔都塞所谓的“意识形态的质询”功能，其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控制机制。“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同样，在教室和课堂中，话语是一种保持和巩固通过课程所传递出的经济、文化信息的政治手段，是制造“真理”的工具。在课堂中，教育者运用固定的语言显示着自身的权威，这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语言，一种不可一世的语言。在这种语言的威力下，教育者不但可以顺利的对受教育者进行规训，还能够将他们限定在一个特殊的话语类型中使之变得教条、仪式化。在受教育者使用一种话语形式的同时，禁止其占用和靠近其他话语类型，从而规范话语的传播。
——检查。检查(examination)是知识传递的一个重要方式。福柯认为，所有微型技术中，最明显地和教育相关的就是“检查＼考试”，它是现代知识权力和现代所有无微不至的规训控制方式中最精髓的体现。福柯指出：检查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检查显示了被视为客体对象的人的被征服和被征服者的对象化。检查作为知识的中转站，把知识从有权势者传授给相对无权势者，那些有权施行检查的人再通过强迫主体接受检查来获得额外的知识，并由此获得更多权力。用福柯的话来说：“权力关系和知识关系的强行介入在检查中异常醒目”。检查在教育中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考试”，考试使“贵族教育”的时代结束，它成为规训制度发展为现代形态的焦点。它以一种教育实践的形式，附酌在某种知识上，使权力得以跃居前台，突显出来。可以说，它是在教育实践领域，知识和权力最关键的联结方式之一。因此学校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断考试的机构。考试自始至终伴随着教学活动。它越来越不是学生之间的较量，而是每个人与全体的比较，这样才可以进行度量和判断。通过一种不断重复的权力仪式，考试被编制在学习过程中，考试使教师在传授自己知识的同时，把学生变成了一个完整的认知领域。在考试中，学生已经不由自主的变成了“个案”，他既成为知识的客体，又成为控制的客体。可以说，学校中的考试是一个永恒的知识交换器，它确保知识从教师流向学生，因此，它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同时也是一个霸权体系，通过考试的形式，强迫学生接受思想家，科学精英以及“权力支配者”创造出的宏观，合理的知识。从而压制那些不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看起来“低人一等”的知识。
三、评述及启示
首先，福柯堪称是后现代最重要的权力理论家，在受海德格尔(Heidegger)“认识论断裂”的观念以及尼采权力意志学说中“非连续性”理论的影响下，福柯采取了一种系谱学的研究范式去考察权力的运作，他超越了前人那种对历史线性进化的连续话语描述，代之以一种非因果纽带联系起来的话语“档案”进行断裂的、零散的追问。不可否认，从这种特殊研究视角所获得的结论是新鲜的、有震撼力的。他所描述的微观权力一度使我们毛骨悚然。在他看来“权力是所有社会关系的一个肯定的特征，这种观点产生出一种思想，即主体并不先于这些关系而存在，主体事实上是这些关系的结果。”[5] (P186)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重新审思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我们发现，福柯在极力批判现代理性那种形而上学，宏大叙事思辨模式的同时，已经将自己陷入其中，在他眼中那种被权力包裹的身体、知识、语言已经转变成了迷离于时空、社会的漂泊体，他们无灵魂、无意识、唯一能接触到的就是权力。权力的系谱至此不但控制着“他者”，也控制着福柯自己。他所划定的思考疆域陷入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先验预设和形式上的虚无主义，他已经不能超脱无处不在的权力思维，而演变为思想的桎梏。反思人类思想发展的整个脉络，我们惊奇的发现，这种形而上学的先验预设思维似乎存在于任何一种理论和思想家的头脑中，只要它是根深蒂固的，只要它是不可动摇的，它就如同“魔咒”一般控制着人的灵魂和思想——尼采疯了，蒙尔德林疯了，这不仅仅是福柯难以逾越的界限，也是整个人类思维的盲点。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人类不能就此而沉沦、堕落，我们需要一条关乎思维、命运和发展的根。
其次，在福柯细致入微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场“血淋淋”的规训发展史，那种从酷刑演变过来的残暴的、野蛮的规训方式正以一副伪善的面孔隐藏在社会的角落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消极、否定、压制的象征。但“规训”是好是坏，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此，“福柯的理论不能解释，尽管规范性的力量对于主体化过程具有超决定作用，但是个人为什么还能够没有完全被这些力量所征服。”[5] (P186)福柯一味批判的加之于“精神病者”、“囚犯”身上的规训，我们认为那是必要的。试想如果现实社会真的解除了对这一群体的控制，稳定乐观的社会环境、健康幸福的生活，又从何谈起？回头看看教育实践领域，长久以来，许多教育家，思想家都振臂高呼教育的民主、自由、平等、师生之间的相互尊重，反对一切的控制与束缚。但作为教育理论工作者，我们更应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待自由和规训的问题。正是因为人类理性不断的进行自我否定，不断的用规则和秩序要求自己，才使人类逐渐趋向生产劳动，最终完成了由猿到人的转变。从一种习俗的传播到完善法律系统的制定，“规训”或隐或显的影响着一定文化背景，一定种族信仰，一定价值取向的个体，使其克服自身愚昧无知，向着一种理性化、道德化的方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规训”意味着文明的进程。今天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社会的日益发展，随着新生事物和文化的引进，网络、媒体以及一些新的行为方式已经侵入教育实践，并且腐蚀着学生的思想，学生不再是“天使”，不再是天真无邪的“孩子”。人性“恶”的一面正威胁和阻碍着他们的健康成长。因此，教育中适当的规训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不能简单的将这种对“恶”的规训控制视为不民主以及对学生的压制与摧残。
再次，我们固然已经深刻的体会到了今天意识形态对知识的影响与控制，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知识更多的被限定在固有的轮廓中，那种被称为“本质”、“真理”的知识，不但绝对化和教条化了本该受到质疑的知识本身，同时限定和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导致了认识上的“谦卑”和“归顺”。但辩证的分析后我发现，福柯对其理论中的标志性符号“知识＼权力”的理解，由于他先验性的思想预设使其演变到了一种极端的程度，在他眼中，不存在任何客观、公正、价值无涉的知识，在他眼中，知识的作用仅仅是规训、控制人的工具。对于“知识就是力量”的明言他不但置之不理，甚至是根本的否定。我们认为，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毫无疑问是中性的。它存在于也可以被不同意识形态背景，不同种族信仰，不同价值取向的群体所接受。尽管在历史上，在今天乃至在未来，由于政治、信仰、经济等因素的影响，知识会被扭曲，会被异化，甚至成为统治力量，但从人类总体发展上讲，知识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推进人类进步的最重要的力量。今天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过去、现在和将来也仍然要以传递知识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