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北洋军阀史研究述论（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洋军阀论文,之二论文,史研究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
历史需要史实的编织，而史实又贵在翔实可靠。由于北洋军阀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流传下来的可资利用的各种资料极为丰富。但这些资料一方面比较分散，涉及历史档案、传记、专集、地方志、笔记杂著、资料汇编和报刊等诸多方面；同时在记载、反映某些基本史实时，各种资料又常常存有异说。这种情况无疑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但更重要的是也为广大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驱策驰骋的天地。同时，利用方方面面的资料，对一系列个案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以澄清某些基本史实的真相，也就成为北洋军阀史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一个方面。
就专题研究的进展而言，五六十年代虽然有些具体的论述文章，但数量有限，论题范围也不广。“文革”期间北洋军阀史实际上成为革命史的陪衬，有关研究几成死角。80年代后随着北洋军阀史在史学研究领域中独立地位的确立，专题研究的进展明显加快，成果明显增多，旧问题逐步取得一致，新问题不断提出，禁区逐个打破，空白次递填补。兹以北洋军阀集团的兴衰起落的线索，对一些争议相对较大或在北洋军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专题的研究情况，简述如下：
1.北洋军阀的兴起、发展和形成时期
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至1912年他出任临时大总统，是北洋军阀逐步奠定军事、政治基础，并最终成为军事政治集团的重要时期。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分歧则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1）北洋军阀兴起与形成的时间问题。关于北洋军阀的兴起， 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其发源应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算起，如乔志强《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一文（注：乔志强：《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山西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等； 另外章开沅主编的《辛亥革命》和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也都持此观点，并专门叙述了其发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过程。但对北洋军阀的形成时间却存有三说：来新夏等认为应以袁世凯窃国为标志，理由是：北洋军阀正是以辛亥革命为契机夺取了对全国的统治权，从而由一个军事集团一跃而为统治全国的政治军事集团（注：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3页。）。任恒俊认为从1895 年小站练兵开始到1905年练成北洋新军六镇，北洋军阀集团遂告形成（注：任恒俊：《北洋军阀成因浅探》，《河北学刊》1985年第4期。）。 李新则认为从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继而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这一时期，是北洋军阀的形成阶段（注：李新：《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 年第3期。）。意见不一的关键不在于时间的早晚，而在于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衡量，标准确定则形成时间问题自可迎刃而解。（2 ）北洋建军过程及其评价问题。来新夏认为北洋建军过程大致经历了新建陆军、武卫右军、北洋常备军和北洋六镇四个阶段（注：来新夏：《北洋军阀的来历》，《文史知识》1983年第1期。）。 而邓亦兵认为袁世凯的建军实践分三个时期：第一是新建陆军时期；第二是武卫右军及其先锋队时期；第三是北洋陆军时期（注：邓亦兵：《论袁世凯的建军实践》，《北方论丛》1988年第3期。）。 北洋建军过程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对它的时期划分不能仅仅依据部队名称的变化，而主要应体现北洋军由一支一般意义上的清末新军（当时南方有自强军）而一步步发展成为军事集团的阶段性特点。对北洋建军的评价，学者们已突破了以往将北洋军阀的反动性与当时的军制改革混为一谈的认识局限，对两者作了理性的区分，给予了不同的评价。如吴兆清提出：不能将北洋新军的军制改革与北洋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混为一谈，不能以北洋新军的罪恶来认定以资本主义军事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军事制度的进步意义；而承认北洋新军的军制改革在我国军事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也并不否定北洋新军的反动性质和它在历史上的反动作用（注：吴兆清：《袁世凯练新军改军制及其历史地位》，《历史档案》1987年第1 期。）。邓亦兵、姜廷玉等人对此也基本持相同的观点（注：姜廷玉：《略述袁世凯的军事教育思想及实践》，《历史教学》1990年第11期。）。
2.北洋军阀的全盛时期
从1912年袁世凯以大总统身份执掌对全国的统治权至1916年他因帝制自为而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自毙，是北洋军阀集团达到权力最高峰的大发展时期。对这一段，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以及李宗一《袁世凯传》、侯宜杰《袁世凯一生》与《袁世凯评传》、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等专著均给予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反映了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这方面的论文，以往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局限主要集中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白狼起义和“护国运动”等几个方面；近年来则呈现出以下两方面特点：一是研究视野不断扩大。不少论者对一些以往未曾涉及或涉及不深的问题，如袁世凯统治时期的盐务和“盐务改革”、政治制度以及袁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与议会的关系等进行了探讨（注：王仲：《袁世凯统治时期的盐务和“盐务改革”》，《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贺渊：《袁世凯时期的政治制度》， 《中国行政管理》1991年第3期； 庄鸿铸：《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质》，《新疆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张华腾：《袁世凯与民初议会》，《殷都学刊》1996年第2期。）， 揭示了这一时期诸多历史问题的真相。二是观点上有所创新。如对袁世凯代替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问题，过去一直以“窃国”骂名相加；九十年代以来，有不少论者通过充分挖掘材料，并经对当时中外多种政治力量、主客观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察与分析，提出了与之截然不同的观点。如常宗虎认为袁世凯所以能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是因为：（一）南京临时政府从筹备组建就期盼着袁的反正归来；（二）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政府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下去的政权，袁完全有能力将它置于死地，而无需“窃取”；（三）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这两个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选择了袁作为新政权的核心。由此他得出结论：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职位并非窃夺而来，而是历史机遇所赐，是资产阶级拱手让与的结果（注：常宗虎：《试论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的是非》，《人文杂志》1992年第1 期。）。周彦则从孙中山在南北议和中活动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孙中山主动让位于袁世凯”的观点，并认为这是孙中山为了适应客观历史条件而采取的灵活斗争的策略，是其整个民主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周彦：《南北议和与孙中山让位问题之我见》，《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5期。）。 孙中山去位与袁世凯掌权实际上是一个问题（政权嬗递问题）的两个方面，不难看出，从这两方面对该问题所进行的研究，虽角度不同，但观点上有越来越接近的趋向。
3.北洋军阀衰落时期
从1916年袁世凯自毙至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 是北洋军阀集团由统一走向分裂、由极盛走向衰落的时期。揭示这一时期直、皖、奉等主要军阀派系各自的基本发展线索，并对它们之间及其各自内部所经常发生的矛盾冲突、纷争混战进行具体分析，是准确把握这一段复杂多变的历史的关键，也是学术界研究这一段历史的重点所在。
皖系军阀在北洋各派军阀中资格最老、势力最大，并率先登场执掌对全国的统治权，因此，有关它的研究在各派军阀中是比较受关注的。关于皖系军阀的基本情况，黄征等人编著的《段祺瑞与皖系军阀》一书给予了比较完整的专门介绍；另外，单宝、莫建来、胡晓等人的文章也对皖系军阀的形成、发展、衰亡及其特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注：单宝：《皖系军阀的兴衰和特点》，《历史教学》1984年第4期； 莫建来：《试论皖系军阀的形成》，《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 《段祺瑞攫取统治权与皖系军阀的发展》，《江海学刊》1990年第3期， 《皖系军阀的特点及其评价》，《江海学刊》1992年第1期； 胡晓：《论北洋皖系集团的形成、发展与衰亡》，《合肥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勾勒出了这一军阀派系历史演进的基本轮廓。由于皖系军阀的历史与日本有着不解之缘，因此，弄清其与日本帝国主义关系的真相，是皖系军阀研究中碍难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一书以及有关这一问题的多篇论文，对此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论述，基本理清了日皖关系的纷乱头绪。直系军阀作为北洋军阀集团中的后起之秀，其在政局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主要表现在直皖战争以后；直皖战争以前则由于高层领导不太得力以及阵营不甚稳固等原因而少有重要事迹可寻。这一特点决定了有关这一军阀派系的研究出现了前期历史研究相对薄弱、后期历史研究较为集中的不平稳状况。对冯国璋和吴佩孚这两位直系重要人物研究中所出现的畸轻畸重现象，即说明了这一点。近年来，随着有关资料的进一步发掘，对直系的研究特别是对其前期历史的研究有一定进展。陆续面世的公孙訇编《直系军阀始末》和吕伟俊、王德刚编著《冯国璋和直系军阀》等专著及一些论文，介绍了直系的一般梗概，从中可得这一重要军阀派系发展的大致脉络。奉系研究依托东北地方史研究的荫庇，成果令人注目。对奉系的研究往往与对其首领张作霖的研究连在一起，如常城主编《张作霖》、陈崇桥主编《从草莽英雄到大元帅——张作霖》两书虽为评述人物之作，但从中可见奉系军阀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轨迹。其论文则多偏于后期，且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奉系内部矛盾，如对郭松龄倒戈，枪毙杨、常事件等，均有不少文章从不同角度予以论述（注：毛履平：《郭松龄事变的性质及其失败原因》，《学术月刊》1982年第5期；高红霞：《郭松龄倒戈失败剖析》， 《学术月刊》1987年第12期；常城：《略论“东北易帜”与枪毙杨常》，《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陈崇桥：《试论“杨常事件”》， 《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二是奉系与日本的关系，如潘喜廷、 韩信夫、郑敏、习五一等人的文章（注：潘喜延：《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学术研究丛刊》1980年第2期； 韩信夫：《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与张学良东北“易帜”》，《人民日报》1982年10月1日； 郑敏：《略论日本干涉郭奉战争的原因》，《学术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 习五一：《“满蒙铁路交涉“与日奉矛盾激化》，《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 5期。 ）， 对奉系与日本既勾结又争斗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对直、皖、奉各派军阀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纷争混战问题的研究，是这一时期专题研究的重点，其中“张勋复辟”、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等对北洋军阀集团的历史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的重大事件，尤为研究者所关注。
“张勋复辟”是一个为人熟知而又论述不够准确的老问题。60年代初章开沅等曾进行过较全面的评述（注：章开沅、刘望玲：《民国初年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江汉学报》1964年第4期； 刘望玲：《张勋与“丁已复辟”》，《历史教学》1964年第6期；章开沅、刘望龄：《论张勋复辟的历史机缘和失败的必然性》，《新建设》1965年第3 期。）。80年代初焦静宜又旧题新作，对复辟的诸种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次复辟活动既有张勋本身顽固的封建观念，也有当时社会上封建势力的基础影响，以及各派军阀的争斗和帝国主义怂恿等方面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的张勋复辟，就不再是历史给予这一介武夫的偶然机遇，而是使人由此透视到辛亥革命后的社会面貌（注：焦静宜：《论“张勋复辟”》。《学术月刊》1984年第6期。）。
直皖战争是北洋军阀分裂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军阀混战。这次战争“冷战”长达二三年，而“热战”不过五天时间，便以直胜皖败的结局而告终。这一戏剧性的结果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王华斌从直皖人心向背和战略技术得失两个方面，具体分析了直系大胜、皖系大败的原因（注：王华斌： 《试论直皖战争直胜皖败的原因及其后果》， 《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 而章伯锋认为造成皖系在战争中一败涂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日本因迫于英美的压力而未公开支持皖系（注：章伯锋：《直皖战争与日本》，《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莫建来则从奉系军阀的角度对战争爆发原因与结局进行了论述，认为直皖战争虽是直皖两派军阀长期存在并日趋激化的矛盾和纷争的必然结果，但奉系军阀的居中挑拨、推波助澜以及直接出兵参战，对战争的发生及其结果无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注：莫建来：《奉系军阀与直皖战争》，《学术月刊》1989年第 9期。）。至于这次战争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后果，多数论者认为这是一场争权夺利的不义之战，战争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削弱了北洋军阀控制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外交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对华的侵略政策，客观上一定程度地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独立和进步（注：王华斌：《试论直皖战争直胜皖败的原因及其后果》，《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 这种分析应该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直皖战争使北洋军阀内部各派系之间，尤其是直皖两系间的力量消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标志了北洋军阀史上的一个时期即段祺瑞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的基本结束。
发生于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和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虽同为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的军事较量，但战争结局却大不一样。不少论者对这两次直奉战争出现不同结局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如苏有全从人心向背、军队素质、战略战术和外交背景四个方面，对第一次直奉战争出现直胜奉败结局的原因进行了论述（注：苏有全：《论第一次直奉战争直胜奉败的原因》，《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而李军、 娄向哲、郁慕湛等人则分别对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的败因问题作了具体分析（注：李军：《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失败的原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娄向哲：《论第二次直奉战争》，《史林》1987年第4期；郁慕湛：《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的政治原因》，《河北学刊》1987年第2期。）。其中李军的文章有一定的代表性， 他认为直系军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惨遭失败，既有深刻的内在根源：（一）内部激烈的矛盾斗争与分化，（二）严重的财政危机，（三）武力统一政策的破产造成了有利于反直力量的客观形势；又有复杂的外部原因：（一）直系军阀残酷镇压人民运动和曹锟贿选等丑恶行径使其成为全国各界人民反对的最主要的敌人，（二）反直同盟的形成，（三）国际背景方面又处于不利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对这两次直奉战争进行了比较研究。如俞辛焞在《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一文中，具体分析了日本军部和外务省在两次直奉战争中的不同态度与表现，由此对奉系军阀在两次战争中的不同结局作了颇具说服力的诠释（注：俞辛：《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 而丛曙光《两次直奉战争结果迥异之剖析》一文，则对直、奉两大军阀在两次直奉战争中的政治得失、军事形势（包括战前准备、士兵士气、武器装备及军事部署等）、财政经济状况和国际环境等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作了对比分析，得出了两次直奉战争不同结局的出现绝非偶然的结论（注：丛曙光：《两次直奉战争结果迥异之剖析》，《辽宁大学学报》1994年第 4期。）。同一交战双方两度交手，而结果迥异，这本身就是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课题。这方面研究的深入，无疑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军阀混战爆发原因、结局及特点等的认识。
“北京政变”是北洋军阀走向衰落的标志之一，一直是热门题目，但往往随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有忽高忽低的评价。关于这次政变的性质，主要有以下三种分歧意见：（一）“首都革命”说。这是早期研究这次政变的一般观点。（二）武装政变说。这是80年代以后比较一致的看法，其中可以王宗华、赵晓天两人的文章为代表。王宗华认为从政变中冯玉祥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实际行动来考察，这次政变既不是一次革命，又不是反革命的，而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改良性质的武装政变（注：王宗华：《试论一九二四年北京政变》，《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 赵晓天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认为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班师回京的活动，既有倾向国民革命、采取激进行动的一面，也有软弱动摇和持有改良主张的一面，因此，其性质“应该说是一次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改良性质的军事政变（注：赵晓天：《冯玉祥北京政变新探》，《西北大学学报》（哲社）1988年第3期。）。 （三）直系军阀内部权力斗争说。如有论者认为冯玉祥发动政变的原因既不是不满于曹锟、吴佩孚所实行的“大政方针”，也不是不满于军阀割据混战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更不是受孙中山影响和革命形势推动而发动的，而是与曹、吴因权势利益分配不均产生矛盾而导致的必然结果，而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各种势力的联合反直及战争本身都给冯提供了发动政变的条件和机会。“那种把北京政变说成是冯玉祥受孙中山和国民革命影响和推动的一场推翻直系的进步运动的说法超越了一定的历史范围，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注：王红勇：《北京政变性质与原因新探》，《学术月刊》1986年第7期。）。这一观点虽应者寥寥， 但从冯玉祥思想发展和活动的全过程以及北京政变的历史条件来看，应该说有它一定的合理成分。关于北京政变的历史作用，多数论者给予了较高的肯定性评价，认为政变给当时最强大的直系军阀以沉重打击，削弱了根深蒂固的北洋军阀势力，造成了有利于革命的客观形势，对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以及日后的北伐战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驱逐溥仪出宫，则从根本上铲除了复辟祸根，使封建顽固分子的复辟梦想最终破灭（注：刘敬忠：《冯玉祥北京政变初探》。《河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王宗华、 赵晓天也基本持相同观点。）。但也有不尽一致的意见，如有论者在对冯玉祥武力驱逐溥仪出宫事件的评价上，就对“这一行动铲除了复辟祸根，打击了封建残余势力”的观点提出了疑义，认为“这个评价不仅过高，而且完全忽视了这一事件所产生的恶果，即客观上为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拉拢、利用溥仪的机会”。能否把溥仪后来投靠、依附于日本归咎于北京政变，显然还有进一步研究论证的必要，但文章提出“当时中国的复辟祸根不仅表现在小朝廷的存在和仍居紫禁城中，更主要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旧思想还深存于人们的头脑中，这是复辟祸根的思想基础”，因此，“不能认为驱逐溥仪出宫就等于铲除了复辟的祸根”（注：喻大华：《重评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事件》，《学术月刊》1993年第11期。），这一观点还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4、北洋军阀的覆灭时期
从1926年7月北伐开始至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 是北洋军阀集团的覆灭时期。关于北洋军阀覆亡的历史，一直没有一部专著予以全面、系统的阐述；间或有著作涉及这一段历史，亦多为叙述国民革命军之北伐而连带叙及北洋军阀的失败与灭亡。论文方面则有一些零散的成果，多少弥补了有关北洋军阀覆亡史研究几成空白的缺憾。韩信夫《二次北伐与东北易帜（上、下）》一文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作了简要而系统的叙述，从中可得北洋军阀覆亡的梗概（注：韩信夫：《二次北伐与东北易帜（上、下）》，《东北地方史研究》1990年第1期。）。习五一《论一九二七年奉吴河南战争》一文通过对1927年春奉吴河南战争的具体研究，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观点，认为这场战争虽然仍属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的不义之战，但从全国战场上综合考察，仍有一定的历史作用，即它牵制了直鲁联军，使其不能全力以赴地支援孙传芳与北伐军在江浙战场的决战，减轻了当时北伐军主要战场上的军事压力，更重要的是它加速了北洋军阀的最后崩溃（注：习五一：《论一九二七年奉吴河南战争》，《历史档案》1988年第4期。）。 而刘曼容《北伐时期的国民军北方战场》一文则把北伐战争分为南北两个战场，即从广州誓师出发的国民革命军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进行作战的南方战场与冯玉祥国民军在西北地区和黄河流域进行作战的北方战场，并具体分析了国民军北方战场的发展进程及其在与南方战场呼应配合、推动北伐战争胜利进行方面的巨大作用，从而为研究国民革命军胜利进军或北洋军阀迅速崩溃提供了更开阔、更合理的思路（注：刘曼容：《北伐时期的国民军北方战场》，《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1928年12月29 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标志着北洋军阀集团的最后覆灭，学术界基本肯定“易帜”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认为此举结束了奉系军阀武装割据的局面，使中国由南京政府统一起来，这对中国历史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影响和进步作用（注：潘喜廷：《张学良将军与东北易帜》，《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 也有论者认为此举在维护祖国统一的前提下维护了东北集团的利益，增强了张学良的权力地位（注：杜连庆：《东北易帜：南北妥协与对日战争》，《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三
人物是历史长卷中的重要角色，也是历史研究中浓墨重彩的凝聚点之一。北洋军阀人物虽然在近现代政治舞台上只不过扮演了让世人唾骂的丑角而已，但由于他们曾一度居于历史制造者与拨弄者的地位，因此，在整个北洋军阀史研究中，北洋军阀人物的研究也是格外引人注目。
对北洋军阀创始人和总头目袁世凯的研究，曾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80年代以前，袁世凯一直在“窃国大盗”的帽子下幌动。1980年李宗一的《袁世凯传》面世，虽然作者尚未完全摆脱传统成说，称袁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但该书注重史料的发掘与运用，可谓是以基本史实研究、传述袁氏一生历史的开山之作。最后，又有胡柏立《袁世凯称帝及其灭亡》、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等著作相继出版，为袁世凯的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的论文成果也较多，且呈现出以下两方面特点：一是论题范围广，举凡袁世凯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问题和细微末节均有专文予以具体论述和缜密考证，而且文章所探讨的问题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军事等方面，不少论者开始将研究视野扩展到财政、经济、交通等重要领域，并有一定突破。（注：沈家五：《从农商部注册看北洋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刘桂五：《“交通系”概述》，《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 张学继：《论袁世凯政府的工商业政策》，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朱宗震：《袁世凯的币制改革》，《近代史研究》 1989年第 2期。 ）二是对袁世凯的评价有一定变化。 不少论者对袁世凯在内政方面的建树，如在晚清新政及民初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作用给予了某种程度上的肯定（注：侯宜杰、任恒俊：《袁世凯“新政”评议》，《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1987年第1期；参阅沈家五、刘桂五、张学继、朱宗震等人的文章。），对其外交上的“卖国”行为，如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等，也试图从“弱国无外交”的角度，给予合乎情理的解释（注：张神根：《对国内外袁世凯研究的分析与思考》，《史学月刊》1993年第3期。）。如前所述， 有论者对袁世凯“窃国”这一早已盖棺论定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并以大量事实为袁摘了帽，表明对袁的评价在思想上有较大突破。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论者对袁世凯的阶级归属问题提出了全新的看法，如韩明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议》一文中认为，袁世凯与孙中山、张謇一样，同属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范畴，只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转变成资产者”的道路不同。其根据是：“他们有共同的时代背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他们有共同的追求目标——救亡图存，使中国富强。这就使他们互相之间存在着或粗或细的共同利益纽带。但他们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程度和时序迥然各异，各自的社会地位也千差万别，使他们走上互相冲突的政治道路。这是资产阶级内部各层次的矛盾的运动基础。”（注：韩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议》，《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这一观点尚无多少人响应与支持， 因为如果说北洋军阀时期历史舞台上的争斗只是资产阶级自身的矛盾运动，那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力量和对象又将是什么呢？
段祺瑞是北洋军阀集团中仅次于袁世凯的二号角色，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其人专横独断，刚愎自用，特别是在祸国媚外方面较其他军阀尤为明目张胆。不少论者对段祺瑞执政期间与日本的关系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认为段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由武装侵略逐渐转变为政治拉拢和经济渗透的得力走卒（注：庄鸿铸：《试论段祺瑞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新疆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裴长洪：《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 近年来对段祺瑞的研究有进一步深化的趋势，新问题不断有人提出与涉及，老问题也每每有新的认识与评断。如对段祺瑞奠定了一生事业基础的参与北洋建军问题，过去没有专门文章予以探讨，莫建来《试论段祺瑞在北洋建军中的作用》一文对段在北洋建军中三个方面的主要活动，即督练北洋新军、主持各类军事学堂和厘定、编译各种练兵章制、操法、兵书等作了具体的论述，并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评价，认为“如就中国的军制因此摆脱了过去落后而陈旧的状态而言，段祺瑞这三方面的活动的作用及其在北洋建军史上的地位，诚然应予肯定。但如就主要因军队的私有化所造成的民初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的阢陧不安而言，段祺瑞也实难辞其咎”（注：莫建来：《试论段祺瑞在北洋建军中的作用》，《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对段祺瑞“三造共和”的评价问题， 是常引起争议的焦点。单宝认为段祺瑞几次“能够在关键时刻主张共和、反对帝制，我们应当肯定，对他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也应当承认，否则，是不公允的”；并认为他在清末民初主张共和、反对帝制以及不参与洪宪帝制、反对张勋复辟等等，并非出于侥幸，而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注：单宝：《段祺瑞“三造共和”平议》，《安徽史学》1984年第5期。）。 丁贤俊对此也基本持肯定态度（注：丁贤俊：《论段祺瑞三定共和》，《历史档案》1988年第3期。）。而李开弟、 徐卫东等人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三造共和”不过是段祺瑞的自我吹嘘与标榜，是他“在清末民初为个人的权势和独裁而采取的政治手段，毫无真正拥护共和而言”（注：李开弟：《段祺瑞“三造共和”评述》，《安徽史学》1986年第1期；徐卫东：《段祺瑞“三造共和”之真象》，《复旦学报》1987 年第3期。）。意见不一的关键在于双方采用了不同的价值尺度， 不同的评判标准，即一方重主观动机，一方重客观效果。其实，历史是错综复杂的，历史人物也并非可简单地用一种标准来进行准确地把握的。全面辩证地分析段祺瑞在辛亥革命、“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这三个与“共和制”命运攸关的重要事件中的活动表现，则评价所得可能会更客观、更真实。对段祺瑞执政时期所积极推行的参战问题，过去曾简单地将它归结为“府院之争”而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近年来有论者对此作了专门研究并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中国对德绝交和宣战是有理有利的”（注：袁继成、王海林：《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是顺应当时历史潮流， “出于现实和长远经济、政治利益”考虑而作出的“唯一必要的选择”（注：吕茂兵：《中国参加“一战”缘由新探》，《争鸣》1991年第1期。）。史学界目前对段祺瑞的评价尚有较多分歧说明研究正在进一步深入。
张作霖是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东北地方史研究中居于重要地位。80年代以前，看法基本一致，认为张作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大搞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因此，是一个“反动的军阀”（注：常城：《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80年代后，随着有关研究的深入，对张作霖的评价较以前有所提高。如对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问题，就有人对张一味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双方关系的真实情况是既有勾结利用的一面，又有矛盾冲突的一面（注：潘喜廷：《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学术与探索》1980年第2期。）。 更有论者认为张作霖在郑家屯事件交涉中对日本提出的侵害我国东北主权的要求采取抵制与抗争态度，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这一行动在客观上却是有利于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正义事业的”，对于他这种维护国家主权的表现，不应因人废事，而应“予以肯定的评价”（注：车维汉：《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 另有论者认为张作霖不仅在镇压“宗社党”复辟、统一东北方面作出了贡献，而且在与日本关系问题上亦不是甘心当汉奸出卖东北，而往往采取拖延的办法，表面敷衍，因而引起日本的不满，他之不见容于日本侵略者而被害，“是应该得到人们谅解的”（注：丁雍年：《对张作霖的评价应实事求是》，《求是学刊》1982年第5期。）。从张作霖后期与日本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情况来看，这一观点较之以往张是因失去利用价值而为日本抛弃的看法（注：常城：《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似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张作霖早年寄迹草莽，这一经历对其一生发展以及特有的军阀个性的形成有着极大关系。潘喜廷根据地方档案资料与方志资料，比较系统地论列了张氏自1899—1911年间经营辽西十几年的概况，从而弥补了以往对张作霖早期历史发掘较为薄弱的不足（注：潘喜廷：《张作霖在辽西的发迹》，《东北地方史研究》，1985年第1期。）。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集团的后起之秀，特别是20年代以后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他的研究，除蒋自强等编《吴佩孚》一书外，尚有多篇文章给予了专门介绍或论述，谢本书《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勾结》一文对吴佩孚由北洋军的一员悍将而一变为西南军阀的“盟友”这一转变过程进行了研究，文章根据1919年吴与西南军阀签订的军事密约及对1900年西南军阀“联直制皖”策略的考察，认为吴提出“救国同盟条件”这一军事密约的目的，是要“北以共同对付皖系军阀，南以排斥孙中山，镇压革命”（注：谢本书：《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勾结》，《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 这一方面反映了吴佩孚的政治本质与政治野心，同时也说明他后来能成为“八方风雨会中州”的重要人物绝非偶然。蒋自强《从第一次直奉战争看吴佩孚的军事谋略》一文对吴佩孚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排兵布阵、指挥作战等作了专门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颇著声名的军事谋略才能的一般情况（注：蒋自强：《从第一次直奉战争看吴佩孚的军事谋略》，《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而宋镜明《论吴佩孚的再起与直奉联合对国民军的进攻》一文则具体分析了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乘机再起的情况。当时控制北京政权的奉系已成为北方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因而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而吴佩孚再起后立即由联孙（传芳）反奉转向联奉反冯（玉祥），在英、日帝国主义策动下结成直奉军阀的反革命联盟，并以“讨赤”为名，联合发动了对国民军的进攻，致使国民军在河南、山东溃败（注：宋镜明：《论吴佩孚的再起与直奉联合对国民军的进攻》，《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这一段史实清楚地暴露了吴佩孚为达其目的而不惜投靠各种反革命力量的面目。在对吴佩孚的研究中，有关其晚节的评价曾一度引起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吴佩孚在日本的劝降面前没有出山，这一表现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称赞并应予肯定的”（注：吴根梁：《日本土肥原机关的“吴佩孚工作”及其破产》，《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另一种意见则不同意吴佩孚“拒当汉奸保晚节”之说， 认为吴是日本中意的对象，他之最后死于日本人之手，是因其讨价还价引起不满而被杀一儆百（注：梁荣春：《“吴佩孚拒当汉奸保晚节”异议》，《学术论坛》1984年第2期。）。 由于当时日本与吴佩孚间的接触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这就为弄清个中真相并给予恰当评价带来了一定困难，这是在此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的主要原因所在。我们认为，对吴佩孚的晚节问题应注意以下两点：（1）吴最后没当汉奸事实俱在，这应是评价其晚节的立足点。（2）吴受忠、孝、节、 义等封建纲常伦理思想熏染至深，晚年更是醉心于《循分新书》、《正一道诠》、《明德讲义》等书稿的著述，试图以封建伦理道德挽救世道人心，这一思想认识基础在考察其晚节问题时应给以一定重视。
冯玉祥是北洋军阀内向往进步而逐渐摆脱旧营垒的人物，一直为史学界所注目；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冯有“民主将军”的美誉，更由于为贤者讳，因而对其早期历史不愿多所涉及，甚至希望他从一开始就很进步。其实，承认冯是由旧营垒杀出来而成为一位“民主将军”的事实，不但无损于其光辉形象，反而会使他在人们心目中变得更崇高、更伟大。目前学术界对冯玉祥一生的总体评价，意见基本一致，认为他“是一生不断追求进步的爱国将领”，“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注：《人民日报》1982年9月11日、9月15日。）；但在对其思想转化过程的认识上，尚存在一定分歧。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所属部队改称国民军，正式从北洋军阀集团中分化出来。但同北洋军阀的决裂并不意味着他已完成从军阀到革命将领的根本性转变。有论者认为1925年发生的“五卅”惨案是冯玉祥政治思想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转折点，他开始由一位军阀营垒中的爱国将领转变为革命将领（注：高德福：《冯玉祥与国民军》，《南开学报》1982年第2期； 熊建华：《从（民报）看冯玉祥对“五卅”运动的态度》，《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 期；海振忠：《从基督将军到三民主义信徒——冯玉祥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转变》，《北方论丛》1989年第1期。）。另有论者认为， “北京政变”直至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冯玉祥并未完全跳出军阀的范畴，直到1926年南口战役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教育下，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单纯地维护本派系利益而发展为以国民革命为目的（注：刘敬忠：《冯玉祥与南口大战》，《历史教学》1984年第3期。）。 还有论者认为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 “是在曲折奋斗中发生的第一次重大的革命转变，即由一个北洋军阀中分化出来的将领，转而公开正式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注：刘曼容：《试论冯玉祥由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的转变》，《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其实，冯玉祥政治思想的转变并非是一朝一夕就实现的，而有一个逐步转变、不断提高的渐变过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两种矛盾的思想即救国救民思想和封建军阀思想在冯玉祥身上交织在一起，并交替对他产生影响，这也是他在政治上走过了一条呈“之”字形轨迹的曲折道路的主要原因所在。
除上述重要军阀外，对其他二三流军阀如冯国璋、曹锟、张勋、徐树铮、阎锡山、孙传芳、郭松龄、张宗昌、吴俊升、杨宇霆等，也或多或少、或深或浅进行了一些研究，表明北洋军阀人物研究的整体水平有不断提高的趋势。
人物评论多重个体，80年代后期起始有群体研究之成果应世。辛培林编著《军阀列传》编列了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张作霖、曹锟、吴佩孚、张勋、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等十位北洋军阀重要人物的传记，虽然各传独自成篇，但可收相互比较，以军阀人物个人成败窥知北洋军阀兴衰全貌的功效。杨大辛等编著《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系北洋政府历届总统与总理的评传之作，书中在详尽评述北洋时期七位总统、二十九位总理生平事迹的同时，也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期政争激烈、阁潮迭起、政权频频易手的政治景象。焦静宜所著《二十世纪初的遗老遗少》将段祺瑞、张勋、吴佩孚等置于清末民初的过渡时期予以论述而别赋特色。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在北洋军阀人物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为个别劣迹昭彰但也有一些善举的军阀如袁世凯、吴佩孚等人招魂翻案的风气。诚然，学术贵在创新，没有创新，学术就会失去生命力，但创新并不是刻意地去立异。因为一个真诚致力于学术的人是不能背离求真求实这一学术的根本宗旨的。学术如失去真实，也就不成其为学术了。就北洋军阀人物的评价而言，不顾事实地随意夸大他们的功德或掩饰他们的罪责，与过去极“左”年代所盛行的全盘否认、一棍打死的治学风气一样，也是对历史的一种不负责任的扭曲。对此，李文海、梁溪人等人曾专门撰文提出了尖锐而中肯的批评意见（注：李文海：《从“扬袁抑孙”想到学术创新》，《人民日报》1995年7月28日； 梁溪人：《徐世昌怎样成了“推翻旧时代的先行者”》，《高校理论战线》 1996年第7期。），值得引起重视。
四
50年岁月匆匆流逝，北洋军阀史的研究虽历经迂回曲折，甚至有断流的时刻，但总的趋势仍是向前发展，特别是最后20年显示出蓬勃向上的景象。展望前景尚有广袤园地等待辛勤耕耘。
北洋军阀史的总体研究虽已有多种专著初奠基础，但仍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北洋军阀既不同于古代的封建军阀，也不同于近代的湘淮军阀。它是一个曾掌握中央政权达16年之久的政治军事集团。因此，既要从军事角度，更要从政治、经济、思想意识诸方面统一考察其发展脉络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以及所应得的历史地位。这种宏观的整体研究可以给人们一种完整系统的认识，但是，它还需要有若干微观研究来充实和支持。
北洋军阀集团主要以直皖奉三系为其主要支柱，而旁及地域性的军阀集团。因此，对各派系的单项研究将是非常必要的。东北地区对奉系军阀的研究不仅过去已见成效，近年来更有新的发展趋势。相比较而言，对直皖两系的研究则显得薄弱。直系从冯国璋中经曹锟而吴佩孚，起源早，延续长，三次大规模的军阀混战都自居一方，与北洋军阀集团的兴亡相终始；皖系首脑段祺瑞为次于袁世凯的副魁，四任阁揆，一摄执政，对民初政坛影响甚巨，虽然在直皖战争后已难作为一个独立的派系与直、奉抗衡，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仍时有动作。三大派系自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不仅代表着北洋军阀集团势力的消长，也代表着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化，不仅影响及于其割据与牵涉的地区，也牵动北洋军阀集团统治的全局。因此，对于各派系的研究亟待进一步发展。
对人物的评述应是今后北洋军阀史研究工作力求加强的方面。过去虽已有成就，但显然不够。就深度而言，多为一般评述，尚缺资料翔实的谱传；就广度而言，犹集中于少数几个首脑人物，应加评述或进行群体人物研究的工作仍有待开展。重要人物的别集，除1987年出版的《袁世凯奏议》收录了自1898—1907年间袁氏奏片800篇外， 《袁世凯集》虽由专人进行编纂多年而中途告辍。吴佩孚有台湾出版的全集，其他还有待创议组织。
开发史源是推动史学研究的重要前提，北洋军阀史的史料蕴藏极为丰富，可惜开发不足。史源不外二大端：一为抢救口碑，北洋当事人与有关人士虽凋落居多，然硕果犹有存者。这些人虽难于明了全局，而具体细节多有出于文字记载之外的，尤以人事变幻的错综复杂关系更有助理解事物之变化，应该能慎思明辨，去伪存真，尽快极谋抢救，否则人亡史失不胜可惜。二为档案公布，一史馆所藏前期档案虽公布一定数量，但尚可罗掘，二史馆则为北洋档案之宝山，近年颇多编研刊布，但能全部开放，裸呈于研究者之前，深愿以档案的源头活水为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展现出无尽江山。
关于资料汇编工作，八十年代以来，就已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陆续以专书形式公布所藏档案；该馆所办《民国档案》杂志也不时发表有关资料，对推动北洋军阀史研究起到重要的作用。九十年代前后由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1993年版）汇集1895—1928年的有关资料，陆续出版，成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最后一种。接着，由章伯锋主编的《北洋军阀》六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汇集了1912—1928年的有关资料出版。这些都为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但是，北洋军阀资料数量既多，散置又广，还须以更大力量从事纂辑。
50年的辛劳，为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此肥土沃壤之上，行见生长奇花异卉，在史学园圃之中吐艳争芳，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获得它应有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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