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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开得非常好的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召开的时代背景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从这样的情况出发，“党和全国人民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因此，这次大会的任务就如毛泽东开幕词中所说的那样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在八大会上，刘少奇按照这样的精神，作了政治报告，周恩来、邓小平按照这样的精神作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修改党章问题的专门报告，众多的代表在大会上和各代表团的会议上按照这样的精神作了许多发言，最后按照这样的精神通过了大会对政治报告的决议。八大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八大路线是一条正确的、能够大大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
经过八大以后的41年，现在看得很清楚，如果八大路线能够贯彻下去，而不是第二年又转过去强调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不再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如果不是用另一种对形势的估计代替八大的估计，用另外一条路线代替八大路线，那么中国的状况就不会是后来这个样子，我们中国建设的进程会比现在提前二十多年。
开放与民主
自我30年代中期入党之后，除了党的七大外，已经开过的所有在党的历史上开得很好的代表大会我都出席或者列席过。在几次代表大会中，八大的开法同其他几次开法不那么一样。
这次代表大会期间，大会开得很多。开幕式、闭幕式、政治报告和专门报告、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在大会上举行不必说了，还有许多代表的发言也在大会上进行。而且八大的大会上有各国共产党与工人党的领导人和我国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以国内外新闻记者，大会上的报告和发言第二天就见报。这样的做法当然使各方面的人很满意，产生的影响很大。以后的代表大会就没有再采取过。
当时在各省和几个省的代表团的会议上，没有代表之外的人参加。在代表团的会议上代表们畅所欲言。我是江苏省选出的代表，是江苏省代表组的副组长（组长是江渭清）。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的代表合组了一个华东组的代表团。记得在华东代表团的会议上我就发表了与当时安徽省委书记、安徽省代表组组长曾希圣的意见相左的意见，进行了辩论。
中央委员的选举，在八大是很民主的。不是先提出候选名单，而是先进行一次没有候选名单也不限名额的预选，只是在预选前中央的同志讲过一些原则的意见，并在各代表团进行讨论。预选的结果按照得票多少全部公布，然后整理成一份候选名单，各代表团再行讨论。讨论中，中央的同志也发表自己的意见。记得刘少奇提出李昌是“一二·九”运动后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总队长，应该列入候选者的名单中。在吸收了代表们的意见后，才提出一份候选名单的草稿，进行一次预选。再一次把预选结果拿出去，让代表们选举出一份正式候选名单，然后代表们再在大会上投票选举。
从这次会议本身的开法和会上所作的报告、所通过的决议中，我们可以看出党非常重视发挥党内高度的民主，可以看出，党的工作对社会高度的公开性和强调团结国内和国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这次代表会最大的特色。
强调科学
这次代表大会还有一个特色是强调科学。1956年9月10日这一天，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讲话。这次讲话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许多人不知道。我因出席了会议，而且作了详细笔记，对其中某些话记得特别清楚。我想在这里多引用一些。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讲：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走那个老路，是不是还要经过14年，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22年的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10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分子（包括大学毕业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18年的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支持科学发展规划
在八大前，党中央正在抓的一项工作便是制定1956至1967年十二年科学远景发展规划。而这一任务的提出，则应追溯到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1954年党中央对中国科学院关于《目前中国科学院基本情况和今后任务》这个向中央的请示报告的长篇批示。周恩来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报告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条方针是要建立工业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而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就没有现代化工业。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1955年6 月根据中央批示精神说，在有计划地进行科学工作时，“科学发展远景计划就尤其重要”。1995年国务院在周总理的领导下，主管计委工作的李富春就在12月抓长远规划的编制工作，建立了一个从事具体工作的十人小组。1956年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正式提出，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末，使我国最急需的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并且正式提出要制定1956至1967年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并且建立起一个由当时主管科学工作的陈毅副总理为主任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三百人左右的科学家编制自然科学方面的远景规划，同时在中央宣传部指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组织众多的科学家编制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远景规划。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时这两个规划已经完成。
编制这个科学远景规划是一件大事。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强调科学工作的重要性并写了一段话支持编制远景规划。刘少奇说：“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特别加强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发展，以便积极掌握世界各国的最新科学成就。我国的科学家们已经初步拟定了一个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这个规划要求我国的最急需的科学和技术部门，在十二年左右接近世界水平。我们应当坚决支持各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同心协力地实现这个愿望。”
在大会上，周恩来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中，聂荣臻副总理在大会的发言中，以及不少与科学技术有关部门的代表发言都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发表积极中肯的意见。
最后在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的第三部分写进了要求“党和政府必须大力帮助科学院和政府各部、各高等学校、各大企业的科学研究机关，使全国的科学家有必要的条件实现科学发展的十二年规划，争取许多最重要的科学和技术部门尽快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内容。
我的大会发言
在被选为八大代表的时候，我担任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的职务。在国务院的系统中我是以陈毅副总理为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为副主任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做具体领导工作的一名小组成员。说得再早一些，从1954年起周恩来总理就让我做了不少有关知识分子问题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并且参加中央召集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就在八大前夕，我奉陆定一之命，找到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商量去青岛开一个为百家争鸣树立样板的遗传学座谈会。 8月25日结束，就回北京参加八大。在这些工作中我有不少感想和意见，想在这个代表大会上作一次发言。会议就要我在9月20 日左右在大会上发言。
我在这个发言中讲了四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是“希望各方面重视科学工作”。我看到在1956年1 月党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之后，科学工作已经摆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科学研究“还很不容易排上中央各部门或是地方党委的议事日程。我们要认识到，如果今天不尽一切努力迅速发展科学事业，将来实际工作就会受到很大损失。”
第二点意见是，“我们要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领导科学的内行”。为了使党的领导深入到各个科学部门当中去，我们的同志就要钻研科学任务，学习科学知识，掌握科学工作的规律……对于我们说，什么事情都是学得会的，不应该有畏难心理，不应该‘绕开科学走’。党领导科学工作，要很好地依靠科学家。现代科学分工很细，不是这一行的专家就不容易弄清这一行的底细，我们在科学问题上一定要向各部门的专家请教，不应该强不知以为知，不应该过多地干涉”。
第三点意见是“要切实改善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条件。改善研究人员的工作条件是发展科学事业的前提”。“一月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着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党委管理科学的部门应该常督促有关部门解决科学工作条件问题”。
第四点意见是“调配和培养科学组织工作的干部”。我认为“我国专家比较少，不应该把许多专家调到行政工作岗位上去，因此只有从各方面抽调党员到科学工作岗位上去”，“关于培养科学组织工作干部……党组织要经常注意向（他们）解释党对科学工作的方针和政策，组织这些干部科学知识的学习。”
这几点意见实在是很平常的，不过由于这些意见是从当时实际工作中概括出来的，所举的一些实例是代表们应该关心而未必知道的事，比如我向他们介绍，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经过十几天热烈的讨论，不论米丘林学派或者摩尔根学派都还不能根据充足的科学事实说服对方。我们就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支持他们的研究工作，让科学研究成果来做最后结论。我认为党领导科学工作的经验还是不多的，应该在工作中积累和总结组织和帮助科学家开好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这种经验。
41年后的回顾
41年的时间过去了。回顾这41年真是感触万千。
在这41年中，我国科学发展的事业也走上了一条曲折前进的道路。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兴起的向科学进军的浪潮，因为得到八大的支持和鼓励以更大的劲头前进。可惜的是195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八大路线的改变，工作受到影响，但由于聂荣臻坚持八大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批准的科技远景规划，科学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到1962年这个规划提前完成，“两弹（原子弹氢弹）一星（人造卫星）”的成功是最显著的标志。于是在1962年制定了1963年至1972年科技发展规划，执行这一规划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任何工作者逃脱不了灾难，科学事业的发展也就损失了10年以上的时间，而从1956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二十多年中世界科学技术又突飞猛进，我国科技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又扩大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对我国科技水平的提搞起了很大作用。实行“拿来主义”是一条捷径，引进先进技术特别是引进先进的高新尖技术，对于提高我国科技水平的作用是很显著的。从1979年到去年又有18年的时间过去了。在这18年中除了引进国外技术外，我国独立地做了不少科学研究工作，在消化引进技术中我们也做了不少科学工作，提高了我们科学技术工作的水平，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命题，也极大地提高了从前对科技工作的认识。但是要接近世界水平的任务似乎比1956年时更为艰巨。
这里说的是科学事业发展这个方面。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注意科技工作的问题，不能不注意对科学工作的领导和组织方面的问题。
今天想讲的话
自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之后，我因年龄关系不再在政府部门和科学研究机构担任负责职务。但是本人是学自然科学出身，后来又学习哲学、社会科学，从建国初期开始一直在党和国家机关中做科学组织管理工作，在这方面有几十年的经历，自信虽然情况了解得不够具体，但还是能看出一些问题来的。对我们在管理和组织科学中我既然观察到存在伪科学盛行这样问题，共产党员的党性和科学工作者的科学良心都使我不能采取沉默明哲保身的态度。因此在纪念党的八大时我想结合今天的实际再发表一些意见。那一次我在八大的发言是说给党内同志听的，这里我想讲的话仍旧是专对党内的同志特别对科学管理和组织工作有关的同志听的。我在这里想提的忠告，首先还是要重视科学工作。不过，这种重视不能只限于口头上，而要表现在尽力为科学事业的发展扫除障碍创造有利发展的条件，至少不做支持伪科学这样的事情。
其次我还是想强调41年前讲过的“努力学习”这一条。做科学管理组织工作的人，不可能对各行各业的科学部门都有专门知识，但是应该懂得科学与超自然的胡说是不能相容的。
还有一条在41年前我们也是十分强调的，那就是“党领导科学工作，要很好地依靠科学家”。因此应该尊重科学家，尊重科学家就是尊重科学的表现。如果在某一件事上与科学家之间有不同的看法，那也有办法，在道理上的事可以经过辩论，在事实上的事可以通过严格的检验来澄清，如果属于学术范围内的问题，如果是欺骗作假那就要予以揭露。在科学界，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解决问题的程度，因此并不难解决。做管理组织工作的人只容许克尽自己的本分，决不容许利用自己的职权去庇护宣扬伪科学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