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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呈现了戏剧性的分野。这种差别在80年代并不明显——仅仅相差1至2个百分点。然而，自1990年起，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急剧下降，并在随后的3年里一直维持这种低速增长的局面，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则保持了经济增长的上升趋势。至1993年止，两者增长速度的差距拉大到5个百分点。尽管预计这种差距在未来几年里将会有所缩小，但其总的差距的格局仍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这种差距的大小及其未来走势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加速发展的快慢程度。
90年代前期，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同经合发组织成员国的缓步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少经合发组织国家遭受到了近2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此次衰退同历年出现的一个明显的不同是，在1975年和1982年等历次经济衰退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随之相应有所减缓，而在最近的经济发展周期中，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车轮”却没有受到经合发组织发展“火车头”的过多的影响。
一、产生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原因
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主要有如下四种促进经济增长的趋势存在：
(1)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展开，推动了亚洲国家和地区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促进了拉美经济的上乘表现。自从1989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在全球范围内迈得更大、更快了。
(2)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开支的急剧扩张也带来了诸多领域经济的相应增长。在中国大陆等地，快速的经济增长带动了能源、通讯、公路、铁路和机场兴建等热潮，随着基础设施项目的建造和扩充，将不论是从直接投入上，还是从潜在产出上都显著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3)众多发展中国家家庭收入的快速增长有助于大量中产阶级的产生，促进了消费开支新浪潮的迭起。在拉美和东欧，数十年的中央统制计划经济，积聚了对消费物品的巨大的内需能量。正是这种对基础设施和消费品开支的增长带来了这些国家国内市场需求强劲增长、购买力旺盛的源泉。现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已变得较少地依赖于传统格局中对经合发组织国家的出口贸易之上。这也是造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不同步的重要原因。
(4)尽管出口贸易可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但是提高产品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力仍然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受益匪浅。不少东亚国家和地区正是通过生产率才使得它们跃居世界出口大国的前列，并保持这种地位至今。另一方面，它们国内的生活水平亦得到了相应的改善。
从发达国家方面来看，存在着一系列影响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
(1)大部分经合发组织成员国都受到了资产—债务紧缩、抽紧银根的影响，遭到最严重冲击的国家包括广大英语系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日本等。
(2)多数发达国家被迫采用了财政紧缩的政策。在这种情形下，周期性的预算赤字会由于经济衰退期的低税收而扩张，而结构性的预算赤字会由于社会福利项目开支的增长而不断攀升，这一点在欧洲高福利社会中尤其明显。因此，要想削减预算赤字，只有相应地削减国防开支。
(3)目前，消费信心不足，购买力欠旺盛在广大经合发组织成员国中广受传染。这当然部分是基于欧洲和日本遭受了近2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通过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使其制造行业丧失了成百上千万个工作机会，即使在进入经济复苏期后，情况仍不见好转。这种“没有就业增长的复苏”确实有些令人费解，但它正是人们缺乏消费信心和担扰的典型的反映。
(4)一系列接踵而至、被称之为“欧洲骚动”的危机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引发危机的事件主要是德国统一进程的失控和欧洲货币体系中僵硬的汇率机制等。德国通过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金融政策，使得马克的利率提升到战后以来创纪录的高水平，其他欧洲国家也被迫随之加息，以阻止本国货币对德国马克相对贬值。这样就产生了国民经济不景气时期对降低利率的渴求，而高利率的结果导致了欧洲当前的经济衰退和1993年8月欧洲货币制度的解体。
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使人们更加明了地看到了当前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因所在。正是这两桩互相联系的政治事件引发了德国的统一和发达国家防御开支剧减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化改革的加速推进。
二、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展望——地区发展趋势和主要国家经济发展前景
上述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在90年代中后期及下世纪初预计会使得亚洲跃居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其总体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未来十年内预计可达6%），紧随其后的将是拉美和东欧国家（约在4.5%-5%之间）。相比之下，同期经合发组织国家的平均增长率预计不会超过3%，连亚洲国家的一半还不到。当然，并不排除地区内个别国家经济增长的卓然不同的表现，因为一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取决于该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市场化改革的实施、支柱产业竞争力强弱以及财政与金融政策的影响大小等诸多因素的作用。
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北美大国的经济增长在未来几年里预计将维持2.5-3.0%的中等增长速度，实现低通胀和较低利率水平下的经济复苏。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仍是要削减巨额结构性预算赤字，而加拿大则面临着尖锐的国际竞争力的挑战和国内失业率相对较高的压力。
欧洲：经济衰退期已过，复苏期正在到来，在今后5年里欧洲经济平均增长率会逐步达到2.5-3.0%的水平。除了老生常谈的失业问题之外，目前的欧洲经济主要受到如下三方面的压力：首先是利率过高引起经济衰退；其次是使人颇感棘手、不断向上攀升的结构性预算赤字和意大利、比利时等一些国家的高债率的问题；再次是欧洲正日益面临着不断加剧的竞争压力。呆板的劳动力市场、昂贵的劳工成本和过度慷慨的高社会福利制度导致了长期恶性的失业状态。据估计，大约有半数的欧洲失业人口失业已不止一年了，而美国这种人数只占失业人数的10%。
德国：在这次经济衰退中遭受的影响最大，其经济滑坡也是自二战以后最严重的一次。这部分归因于统一进程的影响，但不断减弱的竞争力也是导致经济衰退的重要因素。目前，德国单个劳动力的费用要比英国、法国、日本等高出40%，比美国高出70%之多。因此，德国正面临着如此严峻的选择：要么降低工资水准，要么冒使失业率雪上加霜的风险而尝试提高生产率（首要的一条就是裁减冗员）。
如果德国的企业和公司不能通过国内生产来赢得竞争，它们很可能更多地把目光转到国外生产上去。据近来对有关德国公司的最新调查显示，差不多有1/3的企业对转移到国外——尤其是东欧和亚洲国家去生产抱有极大的兴趣和希望。
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经济表现各有千秋。一些国家已经推行和实施了颇有意义的各项改革，诸如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推进经济私有化和实施货币可兑换性改革，并在致力于将本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之中。在这方面表现最佳的当数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文尼亚等。然而改革进程受阻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情形则大不相同。比如俄罗斯，在过去三年里其生产量出现了双倍数的下降。
日本：在经合发组织中，日本的经济前景最为不妙。它正遭受着近20年来最严重的衰退。同以前的衰退（例如1974年石油危机和1986年日元坚挺、汇率猛升引起的衰退）不同，这次衰退有着深刻的国内根源。尽管有巨额财政刺激困素，1994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不过1%。
除了同期性衰退因素，日本正面临着结构性的调整，如同欧洲一样，日本由于其高工资、日元汇率坚挺和经济结构的刻板而引起了竞争力下降。日本作为一个成熟的工业国，预计其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将徘徊在3-3.5%范围内。总之，日本急需改变其旧的政治结构体制，逐步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这项改革不免会引起相应的社会震动、经济不稳定性和消费信心危机。
过去日本碰到过此类挑战，现在也可能成功地渡对，但无论如何，这些调整的影响对日本人忍耐性和信念的考验将是前所未有的。
亚洲（除日本外）：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地区，而且其近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内需主导型的。不断增长的基础设施需求和外来直接投资的涌入的相互作用，促进了这个地区投资的大量增长，除上述因素之外，由于居民收入的提高、储蓄的增长和中产阶层的崛起，也促进了消费开支的增长，带来了经济的繁荣。
当然，亚洲之大，该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也是各不相同的，未来5年内，在总体经济年均增长近6%的总格局下，一些国家可能达到3%，而发展较好的将达到高达10%的水平。这主要是由于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以及实施改革和经济自由化效果的不同所致。
中国：是近年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目前它碰到了经济过热的困难，其工业增长率高达30%，城市物价上升较快，通货膨胀达到25%水平。中国政府将199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调整至9%，其意图正是试图实行经济“软着陆”——即实现一个避免陷入经济萧条的适当减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还在致力于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涉及金融、财政、外汇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综合改革计划。
当前，中国正在推行的改革面临着日益明显的收入差距拉大难题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管辖权限划分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中国高层的决策，并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带来较大的风险，值得引起注意。
拉美地区：那些进行了成功的经济改革和自由化政策的国家，如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和波利维亚等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尽管他们各自还存在着通货膨胀、持久的贫穷、政治独裁和官僚腐败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比起那些未进行实质改革、只是空谈重建国民经济的国家，情况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中东地区：目前处于一个增长乏力的时期，近年其平均增长速度仅为3.5%，原因是由于世界性油价的下跌和一些中东国家近来推进经济改革的短期阵痛效应影响所致。随着未来油价上扬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完成，该地区经济增长可能在90年代后期达到平均5.5%左右。尽管受到该地区政治进展情况、阿以和平进程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等的影响，整个中东经济还是呈现出让人谨慎地乐观的前景。
三、90年代中后期全球经济总体格局——一个更具挑战性竞争与风险并存的世界经济体系
最近对有关国际竞争力的诸多担扰正如人们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关贸总协定的争论所表述的那样，均集中体现在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水平上，但是工资水平并非是对竞争力的准确描述，一个更为准确的衡量尺码是单位劳工成本——即单位产出的工资成本比率。这就为正确评估一国竞争力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更为准确的基础。比如，中国大陆的单位劳工成本在过去10年内下降了约50%，而人们实际工资收入却是上升的。其原因不是因为低工资，而是因为生产率的急剧上升，带来了人力、物力投入的增长以及技术的大量转让和市场作用的自由发挥所致。
与此同时，许多经合发组织国家的经济发展则受到国际竞争力的诸多不利影响：美国由于公众低储蓄率、缺乏有效的基础教育体系、日益膨胀引起广泛争议的医疗保健负担而头痛；欧洲的发展则由于其高税收、加重的社会高福利制度、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缺乏灵活性的大公司机制而陷入困境；日本又受到其国内工资水平过高、基础设施不足以及低效率农业和财政金融服务行业的困扰。
发达国家对这些不利困素的反应体现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的一种潜在的风险：要么着手废除其战后辛苦建立起来的高社会福利制度，强制性地实行快速而伴有阵痛的经济重建——这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和社会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另一方面，要么发达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来强化贸易上的区域集团主义——这又可能会最终引发一场全球贸易战。
综合比较来看，一个更好地迎接挑战和减少风险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于开展一场全球范围内结构性的经济调整，有关国家政府要通过鼓励人力、物力和技术的投资来减轻调整过程中的阵痛。随着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谈判达成令人满意的框架性协议，世界经济合作与依赖的进一步加深，这些无疑都将会对未来的全球经济进程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搞自美国《1995年世界市场》杂志）
马静 蔡普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