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货币区批判性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判性论文,最优论文,货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超国家货币欧元的诞生是人类货币和经济发展中的一次伟大创举和尝试，它对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会产生很强的示范效应。近年来，在世界其他地区，如海湾国家、原卢布区国家、南部非洲国家，区域性货币同盟也开始走向实质性推进阶段。东亚国家在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后，货币合作的呼声一直很高，并在货币互换、建立亚洲共同债券基金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更深入地推进区域性货币合作、走向区域性货币同盟方面并没有实质性进展。
任何区域性货币同盟的实践都必须在理论上首先回答的问题是：主权国家间形成货币同盟的条件是什么？经济学文献对货币同盟形成条件的研究已有不少，最有代表性的是发端于Mundell(1961)的“最优货币区”(optimum currency area,OCA)理论。它对一种货币的最优使用广度进行了探索，对货币使用范围同国家边界相重合的现象，提出了经济效率方面的质疑，预言最优货币区的范围可以不受国家边界的限制。由该理论得出的“最优货币区判别标准”，日益成为世界各地判别货币同盟能否形成的重要经济标准。
但是，在广泛占有文献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发现：(1)OCA理论内部存在着某些弱点，不同OCA判别标准之间存在种种复杂关系；(2)OCA标准有内生性，货币同盟形成需要的“事前”条件，一定程度上可在同盟形成后得到“事后”满足；(3)OCA理论有鲜明的凯恩斯主义特征，带有难以避免的时代局限性。本文在回顾和梳理OCA理论经典文献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对OCA理论做出进一步研究。应该说，对货币同盟形成条件理论认识上的不清，不仅造成理论本身的混乱和内部不一致，而且还不利于用理论来指导货币同盟实践，甚至有可能对货币同盟实践产生误导。所以，对OCA理论种种局限性的进一步认识，不仅具有理论本身的意义，而且还提醒人们对用OCA标准判断货币同盟形成条件的惯常做法进行反思，进而重新认识和界定理论的政策适用性。
一 一个宏观经济模型和“最优货币区”理论经典文献回顾
（一）OCA理论的基本含义
早在20世纪50年代，Friendman(1953)和Meade(1957)就已经有了OCA理论的最初想法。1961年Mundell发表的标志性文章，提出用生产要素流动性，特别是劳动力流动性作为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之后，McKinnon(1963)、Kenen(1969)、Ingram(1962)、Fleming(1971)等经济学家从Mundell的研究出发，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其他判别标准，如贸易开放度、产品多样化、金融一体化和通货膨胀率相似等。这些研究共同组成了传统最优货币区理论。进入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模型化”最优货币区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和细化了货币区理论的研究，代表性论文有：Bayoumi(1994)、Ricci(1997)、Alesina和Barro(2002)。90年代随着欧洲走向货币同盟的步伐加快，最优货币区理论成为货币同盟实践的重要理论基础。
简单说来，“最优货币区”是指最优的单一货币的地理空间使用范围，或者是最优的多个货币的地理空间使用范围，这多个货币的相互汇率不可改变地永久性钉住并且相互之间可以完全自由兑换；这个单一货币或钉住的多个货币对区外的货币自由浮动。
如何理解“最优”呢？按照经济学家的理解，“最优”是根据维持对内和对外平衡的宏观经济目标能否实现来定义的。如果一个货币区的成员国在面临冲击造成的外部不平衡时，货币区有充分及时的调节机制，使放弃各自货币的成员国不必依赖于货币区内部汇率变动，就能在维持对外平衡的同时，恢复各自的内部平衡，不产生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由这些国家组成的货币区就是一个“最优货币区”。由对“最优”的经典理解看出，最优货币区理论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因放弃汇率和货币政策而产生的宏观经济对内调整方面的成本，即一国加入货币同盟后，该国可能会由于其某些经济结构特征而无法同时实现对内和对外经济平衡，因而往往不得不以国内的通货膨胀或失业为代价，来恢复对外经济平衡。这些“宏观经济对内调整成本”会由于经济体具备了另外一些经济结构特征而降低。这些“另外的经济结构特征”，就成为“最优货币区标准”。
下面我们构建一个冲击来自供给的宏观经济模型，进一步说明“最优货币区”理论和“最优货币区标准”。
（二）加入货币同盟的失业成本或通货膨胀成本模型
假定货币同盟区各国的名义工资都有刚性，它们面临预期不到的冲击的不对称程度，及影响它们想要进行价格水平调整的差异程度，从而使它们之间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名义汇率调整。当各个国家保持独立的货币和汇率政策时，这类调整可以实现。但如果它们之间形成货币同盟，名义汇率调整的可能性被放弃，预期不到的不对称冲击就会给成员国的宏观经济调整带来成本。简化说，成本以两种形式表现：或者是失业增加，或者是物价水平上涨。模型的两个基本假定是：名义工资刚性和“货币幻觉”。
国家i的产出为：
劳动力市场能否出清，取决于实现了的随机冲击与预期的随机冲击的大小比较。对于i国和j国分别讨论如下：
第一种情况：对于i国，实现了的随机冲击小于预期值，
国面对负冲击，由于名义工资向下调有刚性，无法通过工资下降来实现充分就业。这时，劳动力市场能否出清，取决于一国是否能独立调整货币和汇率政策。
(1a)如果这一国家不在货币同盟区中，它便拥有货币和汇率政策的独立性，其货币当局就可以通过上调价格水平的办法降低真实工资（注：由于假设名义工资有“货币幻觉”。），从而恢复充分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出清。价格水平提高的幅度为：
除非两个国家面临完全相似的冲击，否则，两国价格水平需要做出不同调整，因而两国货币间汇率有必要变化。两个国家i和j，在购买力平价成立的前提下，汇率的变化为：
这就是说，如果相对于j国，i国面临更大的未被预期到的负面冲击，则i国的货币会贬值。
(1b)如果两个国家形成货币同盟，名义汇率就或者被永久性地固定下来，或者两个国家使用单一货币。设货币同盟范围内的未被预期到的冲击的平均水平为
，这时，受到的负面冲击大于这一平均水平的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就无法出清，会造成失业和产量的减少。这是因为联盟范围内的中央银行仅根据冲击的平均水平来调整货币政策，对于受到强负面冲击的国家，这一货币政策的调整并不足以抵消全部的负面冲击，从而出现失业和产量减少。容易求出，对于这类国家事后的劳动力需求为：
式8为这个国家加入货币同盟产生的宏观调整成本。
第二种情况：对于j国，实现了的随机冲击大于预期值，即
。j国面临正冲击，名义工资会相应上调，价格水平也会做出调整，两者作用的综合结果是真实工资水平的上升，使得：
从而保证等式(2)仍然成立，充分就业水平可以实现，劳动力市场实现出清；但价格水平调整的方向，在货币同盟中和不在货币同盟中很不相同。
(1a)j国不在货币同盟中时，
，出现一般物价水平的下降和名义汇率的相应升值；
(1b)j国加入货币同盟后，名义汇率升值的可能性不再存在，此时
，j国将不得不接受较高的物价上涨水平（可以理解为“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使得本国货币实际升值，从而恢复外部均衡。由此带来的通货膨胀成本可以作为加入货币同盟宏观调整成本的估量。
此模型建立了一个基本的货币同盟形成成本的分析框架。它说明为什么在价格刚性和“货币幻觉”假定下，面临冲击不对称的两个国家形成货币同盟，它们会由于失去货币和汇率政策工具，给各自带来“宏观经济对内调整成本”。这种成本取决于国家面临的未被预期到的冲击同货币同盟平均未被预期到的冲击的大小关系，最终表现为失业和产量的减少（对于i国），或者表现为物价水平的上升（对于j国）。
（三）最优货币区标准：能够降低宏观经济调整成本的经济特征
上述模型刻画的加入货币同盟产生的“宏观经济对内调整成本”，会由于成员国经济具备了某些特征而减小。由具备这些特征的国家组成的货币区就倾向于“最优”。这类特征被称为“最优货币区标准”，以下分别列举。
1.相对称的冲击（注：严格讲，应该是未被预期到的冲击的相似程度。）（即时间序列
高度正相关）。货币同盟成员国的宏观调整成本依赖于成员国面临冲击的相似程度(Tower and Willett,1976)。冲击相似度越高，加入货币同盟的成本就越低。
2.名义工资弹性（即：模型中假设一不成立）。若名义工资在要成立货币区的国家中是有弹性的，则国家间在面临不对称冲击时，可以通过各自名义工资的调整来恢复均衡。负冲击的国家降低名义工资，正冲击的国家提高名义工资。灵活的工资变动，降低了求助于名义汇率调整的必要性，使这些国家形成货币同盟的成本更低。不然，如果像模型中那样，名义工资有向下的刚性，就更有必要靠汇率的变化来实现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加入货币区，放弃汇率工具的宏观调整成本就较高(Kawai,1987)。
3.劳动力的国际流动性。当面临不对称冲击时，劳动力流动性较高的国家间可以通过劳动力的国际流动来替代名义汇率调整，从而减少形成货币区的宏观失业成本。对应于模型，这意味着i国的失业人口
可以转移到j国（注：见模型，由于j国有更高的真实工资水平，i国的劳动力有激励转移到j国，且这种转移使两国的真实工资水平有趋同趋势。），从而解决了其失业问题，并使两国的真实工资水平趋同。Mundell(1961)从需求转移的角度所做的分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4.经济的较高对外贸易开放度（会造成模型中假设二不成立）。越是开放程度高的国家，可贸易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越容易影响到国内生活的成本，这将会减少国内工资所得者对工资的“货币幻觉”程度，名义汇率对经济的调整作用就会越小(McKinnon,1963)。
5.多样化的产品（可以使得时间序列更为相似）。一个国家生产和消费的多样化将会相应带来进口和出口产品的多样化。如果冲击在不同产业间不完全相关，多样化的贸易结构就会使对每一个部门的需求或供给冲击的作用相互抵消，使它们对总的外部平衡的影响很小，外部收支因此更为稳定，从而减少了通过汇率调整来抵消冲击的必要性，因而这个国家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实行固定汇率和加入货币同盟。Kenen(1969)认为产品多样化给一国经济提供了一种抵御各种风险的“隔离器”，并将它看做一个货币同盟参与国应该具备的特征。对应于模型，如果将它扩展到一个多产品模型，多样化产品的作用实际上是使得时间序列
更为相近。
6.金融一体化和资本的可流动性。Ingram(1962)指出金融一体化可以减少汇率调整的必要性。一方面，国家间较高的金融一体化可以通过资本的国际流动来逆方向抵消冲击的影响，例如，遇到负面冲击的国家i可以通过国际借贷或减少国际净资本存量来应对，等到负面冲击结束后，再由国际资本流出来恢复原状；面临正冲击的国家j可通过反向资本流动来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金融的一体化可以加大成员国居民相互持有金融资产的数量，实现金融资产的跨国组合。一国负面冲击带来的本国居民收入水平的降低，可以通过其在其他国家的资产收益得到补偿，从而平滑各个国家居民的财富和收入水平，增强对不对称冲击的抗震力。
7.通货膨胀率相近。国家间由于产业组织结构（如市场的垄断程度）、劳动制度（如工会组织）、经济政策（如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社会偏好（如对于通货膨胀的厌恶程度）的不同，会导致国家间通货膨胀的持久性或暂时性的差异。这会影响国家间的贸易条件、进出口，带来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从而增大用名义汇率变动来调节收支不平衡的必要性。Fleming(1971)指出，如果长时间内国家间的通货膨胀率低并且相似，则贸易条件将会很稳定，在这样的国家间实行货币同盟的成本就会小些。
8.财政一体化和货币同盟范围内的财政转移。Kenen(1969)指出，如果能够建立起超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的话，用名义汇率变动来对付不对称冲击的必要性就会降低，因为财政的自动转移支付机制或财政政策的积极主动支付转移，会给遇到负面冲击的国家带来补偿，用于其恢复均衡。模型中的i国的失业人口如果有可能得到某种来自货币同盟的财政补偿，就可以缓解由失业带来的压力。
9.政治一体化。Mintz(1970)认为“货币一体化最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条件是国家间政治一体化的意愿”。因为政治一体化的意愿可以推进有共同承诺的联盟形成，维持合作与对话，加强国家间的制度化联系纽带。引用率很高的Cohen(1993)的研究，也经常被认为是对政治一体化作为货币区标准的支持。他通过对七个货币同盟案例的经验研究，发现政治因素对货币同盟的成功维持很重要。致使货币区成功的诸多因素中，政治因素主导经济和组织因素，并且如果在货币区中有一个区域性的主导大国来维持货币合作，或者说在国家间有一个广泛的制度联系网络来使成员国都可以容忍货币主权丧失带来的成本的话，就更容易持续地成功维系货币区。
二 最优货币区标准批判性研究
对于传统最优货币区标准不是没有争议的。Tavlas(1993)指出这些标准间存在内在“不一致问题”(problem of inconsistency)。具体问题研究中，难以根据标准得出一个明确结论(problem of inconclusiveness)，因为给各个标准不同权重，可以得到不同的最优货币区边界。Robson(1987)认为若干标准难以量化并且缺乏一个统一分析框架。关于诸多标准的相对重要性(rankings)，Corden认为价格和工资弹性标准最重要，其次是开放程度和冲击的相似程度。Mundell(1973)进一步发展了他在1961年的结论，认为为应付短期的不对称冲击，金融一体化很重要，因为生产要素的流动（如劳动力流动）需要在一定时间后才发生作用。Ishiyama(1975)则认为通货膨胀率的相近是最为重要的标准。Tower和Willett(1976)则是“不可知论者”，认为各标准重要性的排序需要用实证数据来说话。
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系统全面地评价每个标准和分析标准间可能存在的复杂关系的研究。本节将结合欧洲经济和货币同盟的实践，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一）对各个标准的批判性研究
1.冲击本身的来源不同。例如，成员国面临共同的外部石油负冲击时，冲击来源就是相同的；只有个别国家面临自然灾害引起的供给负冲击时，冲击来源是不同的。一国产品多样性大和国家间相互的贸易开放度高时（注：对相互间高开放的国家，外国的需求占到国内产品的较大比例，从而使不同国家经济周期同步性增强。），货币同盟成员国冲击来源上的相似程度就越可能高，所以，“产品多样性”和“对外贸易开放度”两个标准同“冲击来源相似”标准有交叉，后者是前两者作用的结果，当然其他原因也会对冲击来源是否相似产生影响。
2.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制度框架等不同，相同来源的冲击会对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同样幅度的利率提高，对于金融结构差别大的国家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直接融资占较高比例的国家，利率提高会带来更大幅度的金融资产价格下降和财富缩水，进而通过财富效应使消费在更大幅度上减少。因此，同样幅度的利率升高，对这样的国家产生更大的抑制总需求的效果。又如，各个国家劳动制度的不同会带来名义工资刚性程度不同，使得同样的需求负冲击导致不同程度的名义工资调整，产生不同的冲击效果。这类来源冲击的减小涉及成员国的“真实趋同”(real convergence)——即在经济制度和结构上的趋同。
3.由各国政策不协调而产生的不对称冲击。例如，由于货币政策有国际外溢性，各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本身就是不对称冲击的来源。首先，这类不对称冲击的大小作为OCA的判别标准同“通货膨胀率趋同”标准有重叠——各国不同的通货膨胀率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国政策的偏好不同。
可见，从理论上讲，“相对称的冲击”其实是包含了其他标准或者和其他标准有部分重叠的一个较为“综合”的标准，一定程度上说，它还是其他标准作用的结果。同时，冲击能否对称，还与货币同盟成员国能否有“真实趋同”相关。而“真实趋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最终也不可能完全达到。
值得一提的是，Mundell在1973年的一篇常被忽略的文献中指出：单一货币提供了在国家间平滑消费的功能，面临不对称冲击大的国家反而更适宜形成单一货币同盟来获得“消费保险”的好处。这与传统理论指出的不对称冲击高的国家不适合形成货币同盟的结论形成鲜明对照。进一步分析，这一差别来自于分析问题角度的不同：传统理论从成本的角度分析——冲击越对称，加入货币同盟的成本越小；Mundell的这篇文章从收益角度分析——冲击越不对称，加入货币同盟的收益越大。由于货币同盟能否形成取决于净收益，冲击是越对称还是越不对称带来的净收益更大，取决两者的比较。Mundell的这一分析说明，“冲击越对称，越宜形成货币同盟”的说法有简单化倾向。
在经验研究中，由于直接测量货币同盟成员国冲击的相似程度十分困难，所以要用其他容易测量和可观察的指标间接衡量，如各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时间序列的相关性，工业生产周期的同步性等，但这些间接指标是除冲击相似以外的更多因素一起作用的结果，所以只能作为判断冲击是否对称时的参考。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7)通过对供给冲击相关性的分析，得出欧盟“核心”国家（包括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奥地利和丹麦）可以构成一个最优货币区。欧元区各国工业生产周期同步与否，还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即由EMU第三阶段之前各个国家工业生产同欧元区总工业生产的时间序列相关系数（注：
工业生产时间序列，Y为欧元区总工业生产时间序列。）来测量。见表1。
表1 殴元区各国同欧元区总工业生产时间序列的相关系数
1973～1997
1979～1997 1987～1997
奥地利
0.87
0.88
0.86
比利时
0.89
0.87
0.91
法国
0.97
0.96
0.97
德国
0.75
0.72
0.58
爱尔兰
0.55
0.55
0.52
意大利
0.79
0.75
0.67
卢森堡
0.67
0.59
0.88
荷兰 0.91
0.90
0.95
葡萄牙
0.69
0.67
0.83
西班牙
0.71
0.80
0.82
希腊 0.74
0.82
0.78
瑞典
0.29
0.46
0.57
英国 0.58
0.58
0.56
美国 0.60
0.45
0.20
说明：德国在1991年前指西德。
资料来源：根据Bergeijk等(2000)计算。
我们由此得出比Bayoumi和Eichengreen更为乐观的结论。从表1中可以看出，欧元区12国（除爱尔兰以外）工业生产同欧元区总的工业生产的相关系数是很高的。“核心”国家中，奥地利、比利时、法国、荷兰尤其高；未加入欧元区的瑞典、英国表现出较低的同欧元区的工业生产相关系数。动态地看，欧元区各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随着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而有不断增强的趋势。这在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对照，美国的工业生产和欧元区国家有不同的经济周期，且周期的差异性在近期变得更大。总体来说，从工业生产的相关系数看，欧元区国家面临的冲击较为对称。
(1)名义工资弹性标准。名义工资弹性的确应该是最优货币区的判别标准。名义工资刚性使得名义汇率调整很有必要，放弃汇率政策的成本就高。名义工资弹性则是对名义汇率政策的一个替代。Visser(2000)认为，“一般来说，（名义）工资的弹性程度越高，维持固定汇率就越容易。”
但很重要的是应该区分名义工资刚性和实际工资刚性（注：名义工资刚性和实际工资刚性的产生原因不同。前者往往是由于长期劳动合同滞后于价格水平的变化；后者则是由于工资指数化、失业保险支付的慷慨等。研究表明，工会组织的集中程度主要影响的是工资确定时的讨价还价目标是名义还是实际工资，并不与工资的刚性程度有直接关系。对于间接关系，工会的集中程度可能会使得实际工资刚性加强，但不会影响名义工资的刚性。这些概念和分析是以西方的经济为背景提出来的。）。在名义工资刚性时，货币贬值和价格提高会引起真实工资的下降，有助于增加就业和产量。但实际工资刚性时，货币贬值和价格提高会同时带来名义工资水平提高，而真实工资水平不变，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带来的仅仅是国内物价水平上升，而不会对产出和就业有影响。可见，虽然一国的名义工资刚性会加大该国加入货币同盟的宏观经济调整成本，但实际工资刚性则不会。图1给出了这种区别的图示。
图1 名义工资刚性和实际工资刚性下汇率政策的不同作用
图1中我们用向下倾斜的曲线代表总需求。对于总供给曲线，则有不同。当名义工资刚性时，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如前四个图的情况。当实际工资刚性时，总供给曲线垂直，如后两个图的情况。每一行的两个图代表一种情形：当有名义工资刚性时，需求或供给负冲击可以由汇率贬值、需求增加来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水平
，此时汇率政策重要，失掉有成本；当名义工资弹性时，面临需求和供给负冲击，可以不必借助于汇率工具，只要名义工资作相应变化，经济就可以恢复到充分就业水平，此时汇率政策工具可以不保留；当实际工资刚性时，面对需求或供给冲击所作的汇率调整，都是只带来物价水平上涨，不会对就业和产出有影响。可见，实际工资刚性时，放弃汇率政策工具并没有多大实际政策意义，不会增加宏观经济调整成本。
许多研究表明（如Bruno and Sachs,1985），欧洲各国的实际工资刚性高于美国，而名义工资刚性要低于美国。所以名义汇率工具的有效性在欧洲更低。这一经验结论支持欧洲国家形成经济和货币同盟。许多人将欧洲有较高的失业率看做EMU形成的障碍，担心由于放弃了独立的货币和汇率政策，EMU会使一些国家的失业率更高。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欧洲失业率高的主要原因不是名义工资刚性，而是实际工资刚性，其性质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欧洲高失业率的降低主要应该依赖结构改革，而不是相机抉择的货币和汇率政策。所以，放弃货币和汇率政策加入EMU，并不会进一步恶化就业。总之，名义工资相对较高的弹性降低了EMU的宏观调整成本。由于人们混淆了名义工资刚性和实际工资刚性概念上的区别，误把欧洲的实际工资刚性当作名义工资刚性，所以常常从这方面高估了EMU的形成成本。
(2)劳动力的国际流动性标准。仔细分析，这一被认为很重要的标准，实际上有过分简化的倾向。
第一，劳动力可流动不等于劳动力可以顺利在目的地国家就业。Mundell(1961)分析中所暗含的一个假设是两个国家的产业，进而要求两个国家的劳动力有很高的同质性，跨国就业可以顺利实现，而这个假设是很强的。正如Kenen(1969)指出：“完美的地区间劳动力的流动要求有完美的职业流动性。只有当劳动力有高度的同质性时(homogeneous)，完美的职业流动性才会发生。结果，Mundell的分析倾向于使人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最优货币区总是很小的。”
第二，如果劳动密集度在两个国家的大小不同，劳动的国际流动就不能完全解决受到负面冲击国家的失业问题。
第三，劳动力的流动有滞后性，只有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后劳动力流动对冲击的调节作用才可以显现出来。因此，劳动力流动不能作为迅速应付不对称冲击的办法。
第四，劳动力流动标准没有考虑到由于劳动力的外迁给流出国家带来的总需求减少的影响(Gros,1998)。由于来自这些外迁劳动力的国内需求的消失，有失业的国家会由于劳动力的外迁而产生新的失业。这一点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图示来表示。
图2 劳动力国际流动带来的本国就业进一步恶化
图2表示的是一国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横轴代表劳动力就业量，纵轴代表实际工资。劳动力供给量给定为N，在图中用一个与横轴垂直的线表示。劳动力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起初的位置在DD，和供给曲线交于K点。在K点，就业量为N，达到充分就业，对应的实际工资水平为(w/p)。如果由于需求负冲击，劳动力曲线左移到D’，由于实际工资刚性，实际工资水平仍然维持原来水平，同劳动力需求曲线交于L点，这样就业量下降到N’，产生了失业。但是，即使失业者可以自由流动，失业者的外迁也会降低国内总需求，使劳动力需求曲线进一步左移，带来新的失业。这些新失业者的继续流出，会产生新的失业，形成一个不良循环。当然，由于引发的新的失业规模逐渐减小，这个循环不会永远进行下去。
以上四点主要说明劳动力流动应对不对称冲击和解决失业问题，有很大的不充分性。也就是说，即使劳动力可以自由跨国流动，在货币同盟中由不对称冲击引起的失业问题能否解决和解决的程度也是值得怀疑的。
第五，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有很强的福利含义，因而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很敏感的问题。在上一节的模型分析中，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会带来两个国家真实工资水平的趋同，意味着受到正面冲击的国家真实工资水平由于劳动力的流入而下降。对此，该国的政治可接受程度值得讨论。可见，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不仅仅受语言、文化、转移成本等因素的制约，更重要的是受到种种国际利益关系的限制。在现实国际经济中，我们观察到的更多是高技术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处于失业状态的一般性劳动力的跨国流动非常困难。
第六，劳动力跨国流动性多少算高，多少算低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使在一国内部，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性也有可能不高，如意大利南北区域间的劳动力流动性就较低，这并不影响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货币同盟的存在。
第七，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可能会带来产业在一个国家的集中，从而加大了国家面临不对称冲击的可能性。所以，劳动力流动标准同冲击的相似标准可能有冲突。
Mundell自己也承认用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作为判断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存在问题，但仍认为在相对意义上他的分析是正确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应该在相对意义上，而不是绝对意义上去理解，否则，最优货币区将不得不很小，由此会产生很高的交易费用，甚至高过由于较多种货币而带来的稳定性收益。
纵使我们在相对意义上去接受劳动力流动标准，我们也还应该注意到最优货币区诸多标准的相互替代性：一个标准的满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另外一个标准，因而不能过分强调劳动力流动性标准的重要性。例如，如果名义工资有弹性，该国又同别的国家有很高的对外贸易往来，当该国面临负面冲击时，可以通过名义工资降低和更多的净出口（由于名义工资降低带来真实汇率贬值）来恢复充分就业水平，不必借助于劳动力的输出。又如，如果金融一体化的程度很高时，资本向受到负面冲击的国家的净流入，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雇用，减少了失业。
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劳动力流动性标准的上述种种局限性和最优货币区标准间的相互可替代性，经常将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性作为货币区能否形成的重要判别标准。例如，对欧元区是否是一个最优货币区的讨论，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性在很多研究中被当作重要的判别标准，因而，劳动力的低跨国流动性往往成为得出欧元区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的重要理由(Krugman and Obstfeld,2003)。但是，劳动力的低跨国流动性并没有阻碍EMU的最后形成。对“亚元”能否形成，学者也经常由劳动力在亚洲国家更低的跨国流动性，得出悲观的前景预测。Melitz(1995)表达了类似的想法：“自从Mundell首先开始关注劳动力流动标准以来，在最优货币区文献中，劳动力流动性标准享有了被夸大的重要性”。
(3)对外贸易开放度标准。一国高的对外贸易开放度除了可以通过降低工资的“货币幻觉”程度而使汇率政策有效性降低外，还由于另外两个原因使汇率政策的有效性进一步降低。这两个原因并没有引起最优货币区理论的重视。其一，为了便利大规模对外交易的需要，高对外贸易开放度国家的私人部门倾向于持有更多的外币资产。当国家试图通过贬值来改善国际收支时，贬值带来所持有的外币资产本币价值的增加。在正的财富效应的作用下，这个国家的进口并不会减少太多，这就降低了汇率政策调节的有效性。其二，高贸易开放度的国家对进口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外国对其出口品的需求价格弹性都可能较小。这种情况下，用汇率政策来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能力就大大降低。在极端情况下，如果马歇尔－勒那条件不满足，贬值对于国际收支的调节就完全失效。可见，高的对外贸易开放度，在很大程度上使汇率政策失效。这样的国家加入货币同盟，只是放弃了一个没有多大实际作用的汇率政策，并不会由此增加所谓的宏观调整成本。另外，如前所述，冲击的不对称性在相互之间贸易开放度很高的国家间还可以减少，从而减少了运用汇率政策来调整宏观经济的必要性。
但是，从最优货币区标准间的关系来看，两个国家相互间高的贸易开放度，可能同“劳动力流动性”标准发生矛盾。当这两个国家间的贸易是以产业间贸易，而非产业内贸易为主时，根据“对外贸易开放度”标准，它们应该实现货币同盟。但根据“劳动力流动性”标准，它们之间应该维持各自独立的货币和汇率政策，因为这两个国家间的劳动力同质性差，流动性可能很低。另外，Ishiyama(1975)强调了McKinnon开放标准在实际运用中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如果一个高对外开放度的国家同若干个国家有贸易往来，而这些国家又不在同一个货币区中，则这个国家难以决定加入哪个货币区。
欧盟国家之间传统上就有很高的内部贸易度。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1960～1967年欧共体国家的内部贸易比例就已经达到45%，1980～1984年达到52.2%，1997年达到61.2%（欧元区11国）和65.2%（欧盟15国）。从大的趋势来看，各个国家的内部贸易比重也在同期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可以说，持续高比例的区域内贸易大大降低了欧盟各国汇率政策的有效性，加大了各个国家冲击的对称程度，是欧盟国家能够连续不断的致力于货币和汇率合作，以致最终走向单一货币同盟的重要条件。
(4)多样化的产品标准。多样化产品作为一国加入货币同盟的标准是值得讨论的。
第一，提出多样化标准的Kenen强调的是微观层面上的分析——作用于不同部门的需求和供给冲击可以由于贸易结构的多样化而相互抵消，从而不会对总的对外收支平衡带来多大影响。但是，如果宏观层面上的冲击造成对所有产品需求的同方向减少，多样化的产品结构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意义就被削弱了。
第二，多样化产品标准同贸易开放度标准可能会有矛盾。很多情况下，高贸易开放度的国家，有较高的生产集中度，因而产品的多样化相对差。按照多样化产品标准，该国应该维持浮动汇率。但按照贸易开放度标准，该国应该加入货币同盟，因为对于高对外开放度的国家，汇率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我们认为，汇率政策是否有效应该作为更为根本的考虑。即使产品的多样化程度低，但如果由于高贸易开放度，汇率政策失效了，保留汇率政策自主性意义又何在？因而，在两个标准发生矛盾时，我们认为应该以开放度标准为优先。当然对于给定的高贸易开放度，产品的多样化程度越大，加入货币同盟的成本越小。
第三，名义工资弹性标准应该是可以作为多样化标准的替代标准的。总之，我们不能仅根据此标准是否被满足来判断货币区是否最优。
从欧盟的情况来看，许多研究表明，欧盟成员国生产的多样化程度是较高的，其产业分工和集中度并不高。欧洲中央银行的研究称，欧盟国家“每种产品都生产一点并且有相似的消费结构”。Bini-Smaghi和Vori(1992)的研究显示，欧洲各个国家生产的多样化程度要高于美国各个州生产的多样化程度，美国各个州的生产有更高的集中度。欧盟国家产业分工和产业集中度不高，但欧盟内部贸易的比重却很高，对这一看似矛盾现象的解释是，欧盟国家间的贸易多为产业内贸易。
(5)金融一体化和资本的可流动性标准。如最优货币区理论所分析的：金融一体化一方面使得为短期对外收支不平衡融资更为容易；另一方面，货币同盟成员国间通过相互持有金融资产和相互直接投资分散了由不对称冲击引起的收入及财产波动。这都有助于成员国面临不对称冲击时宏观经济的稳定。实际上，金融一体化和资本的可流动性能够成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原因还不只这两个。
第一，金融一体化程度高的国家间存在较高的货币替代，进一步支持了金融一体化标准。货币替代是指外国货币部分或完全替代本国货币作为流动性资产的状况。金融一体化程度高的国家，或者是出于交易动机，或者是出于预防性动机，在居民持有的货币资产中，外国货币的占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浮动汇率不断改变着人们的汇率预期，可能会造成高度不稳定的外部收支平衡。
第二，较高的货币替代程度和资本流动性，大大降低了一国运用货币政策达到其预期效应的能力。从资本流动性角度考虑，由Fleming-Mundell模型，较高的资本流动性削弱了用货币政策实现对内平衡的能力，原因在于为减少失业而实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由于利率降低和资本外流而导致扩张性作用的失败。
许多间接的经验结果表明，货币区中高度的金融一体化和相互直接投资，对应对不对称冲击有十分重要的作用。Asdrubali(1996)等在研究美国州之间的风险分担渠道时发现，作用在州国内生产总值上的冲击，有39%通过资本市场平滑掉；23%通过信贷市场平滑掉，13%通过联邦政府平滑掉，25%没有被平滑掉。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可以平滑州面临62%的不对称冲击，由此可见金融一体化和相互投资对于货币区的成功运作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在欧元区，虽然人们并未发现相互持有足够高的跨国金融资产，但Liebermann(1999)发现了在1992～1997年期间，欧洲国家通过资本市场来提供跨国风险分担的程度在加强，表明欧洲资本市场一体化加深。更为重要的是，欧盟国家间的相互直接投资占欧盟国家接受的总外来直接投资的比例一直很高。欧盟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在1986～1991年和1992～1996年两个时间段内，欧共体和欧盟国家总的外来直接投资中，分别有57%和65%是来自于欧共体和欧盟国家内部，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分别占43%和35%。总之，至少从相互间投资的角度看，欧盟国家间有较高的资本流动性和相互直接投资，满足了这方面的最优货币区条件。
(6)通货膨胀率相近标准。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各国通货膨胀率不同是名义汇率变动的起因。当各国通货膨胀率有差异时，为了维持外部平衡，汇率调整就有必要。如果汇率调整由于加入货币同盟而不再可能，则经济调整的压力全要由对内调整来负担。因此通货膨胀率差别很大的国家间不适宜形成货币同盟。具体分析，国家间通货膨胀率的差别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各国经济结构特征不同，各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形状各不相同；二是由于各国政策的偏好不同，即使有相同的菲利普斯曲线，各国通货膨胀政策目标值仍然可以不相同。因此结构相似性和政策目标的相容性也被认为是最优货币区的标准(Fleming,1971)。
要注意的是，以上分析成立的一个重要前提假设是菲利普斯曲线是向下倾斜的，这个前提在宏观经济学中存在争议。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通货膨胀政策除了带来高通货膨胀率本身外，不会带来失业的减少。根据这种分析，通货膨胀率差别反而成了几个国家加入货币同盟的动因，因为原先高通货膨胀的国家可以通过加入货币同盟而赢得维持低通货膨胀的声誉，低通货膨胀国家的货币则成为货币同盟的“锚”(anchor)货币。
欧盟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通货膨胀率趋同更为明显。1991年底《马约》把通货膨胀率趋同确定为加入货币同盟的先决条件。原来通货膨胀倾向高的国家，越来越把稳定通货作为先于就业的宏观政策目标，德国中央银行模式也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的推崇。到1998年11个首批加入EMU的国家，通货膨胀趋同程度已经很高，为欧元出台打下良好基础。
(7)财政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标准。货币同盟形成的“判别标准和条件”应该理解为是“必要条件”。据此理解，财政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都不应该成为货币同盟形成的判别条件。
首先，在一定区域内财政的一体化往往同时使在同一区域内货币一体化成为必要。财政一体化是货币同盟的充分条件。Kenen(1969)认为“财政政策的区域至多不能够大于单一货币的使用区域”，也包含同样结论。但是，OCA理论分析的是货币同盟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那么，财政一体化是不是货币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呢？Fleming认为是。但从欧洲经济和货币同盟的实践来看，单一货币和各国分散财政可以共存。所以单从欧洲的实践看，财政一体化并不是货币同盟形成的必要条件。当然，如果货币同盟中能够实行国家问财政政策的协调与合作，以至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财政在国家间的转移支付，货币同盟可以运行得更顺畅，这其实也正是EMU的选择。但更好不等于必要(desirable but not necessary)。
另外，历史的经验说明，政治的统一就意味着货币的统一，即使是稍微松散的政治上的邦联体制，也会带来政治邦联基础上的货币同盟。所以，同财政一体化一样，政治一体化也是货币同盟的充分条件。因此，更有意义的提问方式是，在各国主权独立和政治分立的情况下货币同盟能不能形成。也就是说，政治一体化是不是货币同盟形成的必要条件？同样，从历史上诸多的主权国家间货币同盟和当今EMU的实践看，政治一体化并不是货币同盟形成的必要条件。当然，作者承认“政治联系”而不是政治一体化对于货币同盟形成的积极影响。的确，基于共同利益上的合作意愿，稳定的对话和妥协机制等是货币同盟形成的保障性条件。实际上，Cohen(1993)的研究说明的正是这一点，而不是政治一体化是货币同盟的必要条件。
（二）最优货币区标准整体评价
在有关最优货币区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中经常看到的情形是，在对最优货币区理论和标准作归纳和概括时，人们往往只是简单地将文献中指出的最优货币区诸多标准一一罗列；在做实际问题研究时，则机械地逐个用每一个标准去衡量待检验的区域，大致做出一个整体综合判断，看考察的区域形成货币同盟是否可行。应该指出，这些惯常的做法由于缺乏对最优货币区诸标准间的替代、交叉、因果和矛盾关系的深入考虑，存在过于简单和机械的弱点。作者通过对最优货币区各个标准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发现：
第一，文献中列出的OCA标准，有些本身就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包括：Mundell在首篇公认的《最优货币区》文章中强调的劳动力流动标准、Kenen侧重的产品多样化标准、Mintz认为的“政治一体化”标准。应用这些标准时，应该有所保留，注意其局限性。
第二，OCA的一些标准指向不明确。(1)考虑到单一货币能带来“消费保险”的好处，冲击不对称程度大的国家间反而更应该形成货币同盟；(2)站在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立场，通货膨胀差异大的国家间反而更有动因形成货币同盟，因为这样能带来更大的收益。
第三，OCA的一些标准间有相互替代的关系。一个标准的满足，可以降低对另外一个标准满足程度的需要，尽管替代的程度有大有小。如名义工资弹性标准、金融一体化与资本的可流动性标准和劳动力流动标准之间，金融一体化标准和财政转移支付标准之间。由于或大或小的替代性的存在，就不可过分强调某一个标准的重要性，而要在考虑到这种替代性后，再做出综合权衡和判断（注：一位审稿人指出，从纯经济学角度看，要素流动和商品流动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因而替代性本来就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原有之意，这些标准只是分别选取了不同的角度。作者非常感谢审稿人的敏锐和深刻，但是，作者指出标准间的替代性，并不是想用一个标准替代另一个，而是想说明，由于替代性的存在，在进行政策分析时，不可过分强调某一个标准的重要性，要在考虑到这种替代性后，再做出综合权衡和判断。）。
第四，OCA的一些标准间有交叉和因果关系。这在“冲击的对称性”标准中表现最为明显。一方面，高的贸易相互依存度和多样化的产品是冲击对称性增强的原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率趋同标准又同“冲击对称”标准部分交叉。注意到标准间的交叉和因果关系，对正确合理地对标准作排序和实际分析问题都很有帮助。
第五，OCA一些标准间有矛盾。一个标准的满足使另一个标准更难得到满足。如产品多样化标准和高贸易开放度标准之间，劳动力流动性和冲击对称性标准之间等。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办法是要有标准间的优先顺序。
三 标准的内生性问题
OCA标准存在内生性(Frankel and Rose,1998)，即OCA理论所指出的货币同盟形成的“事前”(axante)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货币同盟形成后得到“事后”(expost)满足。在对货币同盟能否形成做事前判断时，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就会对OCA标准的满足，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换句话说，“事后”标准满足程度的强化，放宽了对标准“事前”满足程度的要求。如果单纯静态地分析标准事前被满足的情况，而忽视这种动态变化，就有可能得出错误的政策选择。
货币同盟会使成员国面临冲击的对称程度加强，特别是对于第一和第三种来源的冲击。货币同盟形成后，一方面，成员国之间贸易的相互依存度会提高，金融一体化程度会加深，从而成员国经济周期更为趋同，减少了原先由于冲击来源不同而造成的不对称冲击。Alesina等(2002)的经验研究发现，货币同盟增强了其成员国价格和产出的相关性。另一方面，货币同盟中由于加强了政策协调和合作，使得原来由政策偏好不同和步调不一致带来的不对称冲击大大减少。例如，如果各国不同的汇率和货币政策本身就是不对称冲击的来源，那么货币同盟的实行就立即取消了这一来源。
名义工资在货币同盟形成后是否变得更有弹性不很确定。影响名义工资弹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劳动者对工资讨价还价时的集中程度。Grauwe(2000)的研究表明，如果劳动力讨价还价的集中程度处于两极，即或是很集中（如全国范围的工会组织讨价还价），或者是很分散（如仅仅在单个公司水平上的讨价还价），则名义工资会更有弹性；而处于中间集中程度时，名义工资刚性最强(Grauwe,2000)。货币同盟形成后，由于可能的货币区内各个国家劳动制度趋同、产业在全货币区范围内布局的调整等因素，工资讨价还价的集中程度在每个国家的变化方向不是很确定，因此各国名义工资是否变得更有弹性不确定，需要经验研究得出确切判断。EMU成立5年多来，各国劳动制度总的变化趋势是更为灵活，各国的结构改革也向着更开放、更有弹性的方向展开。所以EMU的实践初步说明，货币同盟可以使得成员国名义工资在事后变得更有弹性。
货币区内部贸易程度会由于货币同盟形成得到事后加强。这主要是由于货币同盟大大降低了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从而增进了国际贸易。Rose(2000)对186个国家1970～199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经验研究发现，货币同盟对于国际贸易有很强的推动作用。他用国际贸易的“引力模型”法，发现给定其他条件（包括语言、历史、政治联系和“引力模型”的其他因素），货币同盟国家间的贸易量是非货币同盟国家间贸易量的三倍。Rose和Wincoop(2001)改进了估计的方法，得到了弱一些的结果。他们的一个有趣结论是，国家货币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障碍，国家货币的存在等价于额外施加了26%的贸易关税。
产品的多样化程度在货币同盟形成后是增大了还是减小了，是理论界一个有争议的问题。Krugman(1993)认为货币同盟形成后，由于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节约，各国的产业专业化程度会加剧，加大了各国面临不对称冲击的可能性，增大了货币同盟的成本。Krugman以实行单一货币的美国各个州有较高度的专业化分工为证据，佐证为何单一货币同盟会强化地区的专业化分工，进而对EMU生成提出警告；Frankel(1999)则持相反的认识。我们认为，货币同盟对成员国产品多样化程度的影响方向，有两个重要决定因素：(1)成员国在货币同盟后所增大的成员国间的国际贸易，是产业内贸易还是产业间贸易。如果是产业内贸易，成员国产品的多样化程度就不会减小，因而不对称冲击不会增大。(2)货币同盟带来的产业集中，是在国家边界内还是跨国的，如果是跨国的，国家间的不对称冲击就很有可能不会增大。此外，美国各州的高专业化分工，很难说有多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实行单一货币同盟造成的，因此Krugman的佐证并不是很充分。
货币同盟的形成会使得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加深、资本流动性增强。在欧洲，单一货币引入后原来分割的货币市场的一体化大大加速。同时，国别货币差别的消失，增加了各个国家有价证券的可替代性，使得人们能在整个货币区范围内来实现证券的最优组合，增大了证券的跨国流动，加深了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如欧元区政府债券收益率在欧元引入后有非常显著的趋同(Gaspar and Mongelli,2001)。欧洲中央银行的月报统计（2003年10月）说明：从1992年以来，欧元区各国股票市场的波动有越来越高的比例可以由欧元区整体的冲击来解释。另外，生产性资本跨国流动的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大大降低，增加了由资本流动带来回报的均值，减小了回报的方差，从而增强了资本流动性。
货币同盟形成使得各个成员国通货膨胀率更为接近。Tavlas(1993)认为“通货膨胀趋同是加入货币同盟的结果”。Beck和Weber(2001)对欧洲1991到2000年7类商品、5个不同欧元区国家的81个地方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的研究表明，从1999年1月单一货币引入后，不同地方相对价格的波动有非常明显的减小。
可见，OCA很多标准有内生性。因此，在对货币同盟能否形成做事前判断时，标准的内生性问题实际上削弱了OCA标准的适用性。不考虑标准的内生性问题，事前就会高估货币同盟的宏观调整成本。
四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凯恩斯主义性质
理论回答时代的问题，反映时代的经济环境特征，也就同时可能带有了时代局限性。对此要有清醒认识。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也可以循此思路分析。
（一）19世纪货币同盟的“古典”经济环境和世界“大同”货币理论
19世纪以拉丁货币同盟（1865～1927年）和斯堪地那维亚货币同盟（1873～1931年）为代表的货币同盟，其经济运行环境有“古典”特征。第一，它们以金本位存在为基础。金本位保证了休莫提出的古典的“价格—现金流动机制”得以自动运转，因而货币同盟参与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得以自动调节，参与国货币间的兑换率在“黄金输出点”的范围内小幅度地波动，自发维持着实际的固定汇率。第二，存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和价格工资弹性。“价格—现金流动机制”顺利运转以国内工资物价有弹性为前提。国际收支逆差国由于黄金外流致使国内货币供给减少，价格和工资下降，有助于恢复其国际收支不平衡。第三，国际一体化程度高，贸易开放程度和国际资本流动程度高。
与古典的经济运行环境相适应，那时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多是“国际主义者”，倡导世界单一货币，有世界“大同”货币的乐观认识。
（二）20世纪经济运行环境的变化和“最优货币区理论”产生
进入20世纪后，世界经济运行环境发生了三方面基本变化。
第一，一战结束以后，金本位制存在的基础日益被削弱。到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金本位制度彻底崩溃。结果，货币同盟参与国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被破坏。
第二，30年代大危机后，由于垄断组织的日益强大及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工资、物价都开始呈现“刚性”。这样，国际收支逆差国国内货币供给减少直接引起的是失业增加和产量减少，而不是价格与工资水平的降低和国际收支的再次平衡。经济大危机后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在理论上对这种变化的回应。在国际收支调节方面，凯恩斯认为国际收支不是自动调节的，而是需要政府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因此，可以用国家货币的汇率贬值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在工资刚性的假设下，货币贬值可以改变国内商品对外国商品的相对价格，增强国内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使国内的产量和就业增加。
第三，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降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在二战后相当长的时期中，各国贸易开放程度和国际资本流动的程度，大大低于19世纪后半期的水平。在很低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水平下，独立管理货币和维持汇率相对稳定能够并存。因而以固定汇率为主要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仍能保持货币政策相对独立。凯恩斯主义的自主干预经济政策具备了有效施展的外部条件。
应该说，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货币同盟的运行环境已经大大不同于古典经济环境，促使了凯恩斯主义的汇率理论和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为货币同盟提供理论基础的OCA理论也反映了上述这些基本变化，具有鲜明的“凯恩斯主义”特征（见模型的两个假设）。
（三）经济运行环境对“古典”的回归和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的兴起
当世界经济运行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发达国家经济运行的环境又再次发生变化，这包括：工会组织力量的削弱和市场力量的加强，价格和名义工资总体上更富有弹性(Owen and Cole,1999)，国际资本和贸易流动性大大增强，恢复并且超过了19世纪末的水平等。实际上，经济环境向“古典”经济的回归有利于单一货币的形成。
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实践要求推动下，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应运而生，为货币同盟理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来看，工资的“货币幻觉”会完全消失，因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不是向右下方倾斜，而是垂直的。因此在他们看来，在国家遇到供给或需求负面冲击时，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贬值的长期作用就不是失业的减少，而仅仅是通货膨胀。由于最优货币区理论强调的宏观经济调整成本的存在是以“工资幻觉”（见第一节模型的假设二）和向右下方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存在为前提的，货币主义的观点就对OCA理论提出了挑战，理性预期学派比货币主义学派更进一步。在他们看来，由于理性预期，连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都是垂直的。这就更加动摇了OCA理论的基础。
对于凯恩斯主义性质的OCA理论的局限性，Grauwe(2000)指出：“在刚性普遍的凯恩斯主义世界中，货币区最优范围可能是小的。但如果价格和工资有弹性，调整成本就小，一国的货币政策在应对不对称冲击时就变得无效，所以在新古典世界中货币区的最优范围可能就很大，甚至拓展到整个世界。……货币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模型是非常接近的。”
五 结论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最优货币区理论展开批判性研究。
第一，最优货币区理论某些标准，或本身有弱点，或指向不明确，且标准间存在替代、交叉、因果和矛盾种种关系。对此要有深入的理解和清晰的认识，否则在理论讨论和政策运用时，就有可能犯过于简单和机械的失误。
第二，OCA标准有内生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加入货币同盟的事后宏观调整成本，削弱了0CA标准的政策适用性。
第三，更一般性的讲，最优货币区理论是凯恩斯主义的。它假设名义工资刚性和“货币幻觉”，认可菲利普斯曲线存在，进而得出加入货币同盟、放弃货币和汇率政策独立性，会给一个国家带来宏观经济对内调整的成本。应该说，这些典型的凯恩斯主义认识，同二战后相当一段时期的经济实际情况变化相适应。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和得到广泛认同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对于货币同盟的念头是敌视的”。世界经济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运行环境的变化和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兴起，重新界定了被凯恩斯主义强调的货币同盟的宏观经济调整成本，使货币同盟的形成向着更为有利的方向发展。这些新的分析立场，应该引起理论和政策界的足够重视。
本文的分析说明：1.为OCA理论强调的货币同盟的宏观调整成本并不是那么高，人们对货币同盟形成应有更为乐观的态度。2.用OCA理论作为货币同盟政策制定理论依据的适宜性应该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政策制定者要谨慎使用这些标准，防止简单化和机械化倾向。
最后要指出的是，OCA理论关注的是由不对称冲击带来的货币同盟的宏观调整成本，这仅仅是货币同盟成本的一个方面，它并未考虑货币同盟形成的其他成本。更重要的是，它对货币同盟的收益分析局限在交易成本节约方面，对其他的收益分析不充分。在确定“最优货币区”时，综合成本收益分析应该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地区可能用最优货币区标准体系衡量，非常不符合实行货币同盟的条件，但在其他方面收益（如宏观经济更稳定、单一货币的投资和增长正效应、减少国际储备需求等等）的推动下，该地区仍然能成功形成货币同盟。例如，CFA法郎区只有很低的区域内部贸易度，成员国工资和价格刚性程度又较高，是一个“远不满足最优货币区条件”但成功实现了货币同盟的地区(Boughton,1993)。这就提醒我们，分析货币同盟形成，还应该有一个更为广阔的成本和收益综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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