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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099(2007)03-0066-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正在不断被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欧洲和北美的成功显示出这种国际性的制度安排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如果将欧美等传统的一体化模式移植到东亚地区，则会出现“水土不服”。因为东亚在区域一体化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成员结构等方面存在着众多特殊性。这说明制度的移植应与制度输入地的环境相吻合。由此，东亚特殊的区域制度环境决定了一体化合作必须突破传统模式，寻求理论创新，提出发展的新思路。
一 传统理论对东亚一体化适用的缺失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传统理论是以成员体的“同质”性为基础，通过区域内的核心力量来协调各成员利益，实现区域机制的共建。但这种理论模式不符合东亚各国和地区现有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条件，因而东亚一体化出现了理论适用上的缺失。
(一)“同质”成员体的前提假设
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有一隐含的前提假设，即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由内部同一的、非多样性成员组成的，这能够减少区域合作的国家间交易成本。从经济上讲，是指各参加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规模的基本等同，因而各方加入区域组织的磨合程度较小，也有利于区域合作中各方相对收益的均衡分配，从而减少区域合作的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从政治上讲，是指各成员国拥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彼此的行为有着可预测性，合作的一方相信对方不会轻易采取对它方有害的行动。欧盟即是较为典型的“同质”成员结构的一体化组织。
反观东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都存在其它地区无可比拟的多样性。东亚各国在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宏观经济政策也极为不一致，再加之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经济结构的相似性，使得相互间的经济政策经常出现冲突。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出现了一些国家相互拆台、竞相贬值本国货币的现象。这些因素决定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成本无疑是较高的。从意识形态上看，东亚国家是世界上意识形态和具体政治制度上最为参差不齐的地区，为建立某种程度的共同体而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难度相当大。因而，东亚不具备欧洲和北美一体化“同质”的前提条件，建立一体化制度的成本无疑是极为高昂的。
(二)区域主导力量的先决条件
区域主导力量是推动一体化制度变迁的主体。传统的区域一体化理论虽然没有明示区域主导力量这一先决条件，但从理论和实践上却暗含了区域主导力量不可或缺的作用因素。从理论上分析，区域经济集团内部客观上需要核心的经济力量的存在。在一体化的进程中，由于具有“经济人”特征，各成员体有共同的意向获得集体行动带来的利益，但却不愿分担相应的集体行动成本，总是尽可能地采取类似“免费搭乘”的自利行为，这造成了交易成本随成员数量的增多而不断增加。由此，区域合作的成功将有赖于权力最优的国家提供一种类似“公共物品”的制度安排，并监督各成员责任的履行，平衡成员间利益得失。而主导国从中获得的收益也将是最大的，故有最强烈的动机去建立这一国际制度。典型的事例如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由当时最为强大的美国建立和支配的国际制度。此时因为交易费用是最低的，制度的建立就成为实现集体行动的最终均衡。
从欧美一体化的实践来看，美国倡导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是最好的实例，但欧洲一体化却是由法、德两国联合推动，英国也参与对主导权的争夺。两个以上的主导力量之间存在博弈，相对于单极主导下的一体化难度增大。例如，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加入欧共体起，英国的对欧政策始终以不参加欧洲政治联盟和反对法、德两国“轴心”作用为主线。东扩前后英国与法、德争夺欧洲一体化建设主导权的斗争，再加上美国对欧盟“分而治之”政策的推动，已形成了以法、德为核心的“老欧洲”和以英、波为主导的“新欧洲”两股力量的严重对立。这都说明了多元力量联合主导一体化的复杂性。然而，法德和解成为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英国与欧洲大陆经济利益也紧密相联，三国在推动欧洲一体化上主要利益是一致的，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从形式上看，目前东盟担当起主导作用。然而，东盟综合实力以及内部凝聚力的欠缺都使其主导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具有较大的国际影响力。日本是一流的发达国家，正在向政治大国迈进。中日两国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决定了它们具备主导区域合作的实力，自然应是区域一体化主要的制度供给主体。但两国的历史矛盾和现实冲突以及中日美三角关系在东亚的运作，都影响了中日两国对一体化主导作用的发挥。所以，从现实的国家间关系状况来看，东亚还难以构建如同法德主导的欧洲一体化模式的合作框架。
(三)外部力量的助推作用
无论是东亚还是欧洲一体化，都不能忽视外部力量对区域内各成员体一体化制度需求的影响，即美国作为一个区外的却又在东亚或欧洲拥有重大利益的国家，所采取的态度和政策始终是影响这一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冷战初期美国为了加强抗衡苏联的能力和避免德国法西斯势力的复活而支持法德联合主导欧洲一体化。1947年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以西欧联合自强为条件援助西欧。自罗马条约后，随着欧洲力量的逐渐走强和统一，美国开始强调对欧洲一体化支持的有条件性，即美国所支持的一个一体化的欧洲必须融入更广泛的大西洋框架之中①。应当说，整个冷战时期，美国以保持其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作为基本前提，总体上不阻止欧洲的一体化进程。然而，冷战结束后，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大大减少，欧盟经济政治一体化的纵深发展也力图突破传统的大西洋框架的限制。于是美国表面上声称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却通过加强北约的政治及安全职能以制约欧盟的独立防务。但欧盟的强大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美国无论是从客观力量上还是从主观意识上都不可能再转而否定欧洲一体化，美国遂组建了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强化自身的竞争地位。由此看来，美国从对欧洲联合的支持而发挥的助推作用，再到组建自身的经济圈而产生的竞争效应，在总体上对于欧洲一体化是有利的。这说明美国外部力量的助推作用增强了欧洲各国对一体化合作制度的需求。
然而，同样的冷战背景，其影响对于欧洲是将区域内各国引向合作，而在东亚则是使区域内各国仍然对立。台海危机、朝鲜半岛分裂以及中日矛盾无不充斥着冷战的遗留影响。美国维持并加强了美日同盟，并以韩国和菲律宾及其他东南亚盟友的双边同盟体制为侧翼，形成包括中国台海地区在内的东亚地区安全联盟。由此，美国在东亚的同盟体制及其对东亚一体化的态度不但没有增强东亚各国对区域合作制度的需求，反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当然，现在就据此提出美国将否定东亚一体化的结论还为时尚早，也不完全符合实际。因为美国与东亚之间密切的经济、政治及安全联系毕竟使双方在协调矛盾和分歧方面仍有余地。但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将深刻影响东亚一体化进程，具体将带来何种影响和后果，也取决于东亚各国自身的合作与共识的达成。因此，与美国的力量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如何与美国打交道，则是东亚区域一体化应该充分考虑的一个重大课题。
综上，欧洲和北美等一体化的创举提供了理论研究的基础，特别是欧盟经验为区域一体化概念提供了较为确定和较为规范的理论假设和内涵。然而，东亚的一体化在内部成员结构和外部环境上都存在众多的特殊性，故以传统模式对其进行阐释出现了理论上的缺失。
二 经济全球化对传统一体化模式理论上的突破
传统一体化模式以成员的同质性作为重要初始条件，如果以此标准来衡量东亚，则势必陷入对东亚一体化的悲观论中。然而，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推动着区域一体化以更快的速度进行制度变迁。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和集团化的实践已经明显突破了其传统理论范畴，欧盟和北美经济组织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现象。这些现象是传统一体化模式约束条件逐步放松的佐证。
(一)理解经济全球化的两个角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般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流动加快的过程，也是市场制度作为全球范围内普适性制度的过程。因而，从市场的角度看，生产要素逐步实现在全球范围更加有效的配置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涵；从制度角度而言，市场制度成为全球范围内经济活动的制度基础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②。这两者互为依托，相互促进。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也深刻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突出地表现在对传统模式“同质性”前提条件的放松，即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国家可以成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二)经济全球化对传统一体化模式“同质”成员体前提假设的放松
首先，从市场的角度看，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推动了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密切的分工与合作。各国不仅可以进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业间的分工，而且也开始了以现代工艺和现代技术为基础的产业内的分工，实现了资源更加自由的流动和更为优化的配置。这为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提供了动力。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本身就说明了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与发展中国家墨西哥可以在同一组织中相互受益。欧盟的每次扩大也增强了各经济体之间的融合，特别是中东欧国家的加入，彻底改写了欧盟昔日“富国俱乐部”的纪录。但是，“同质”条件的放松并没有影响欧盟的深化发展，这是因为欧盟要求准成员国必须接受欧盟的现存法律和承诺参与新的深化进程，并提供大量资金和财政援助以使这些准成员国达到入盟标准，从而实现欧盟深化与扩大交替的进程。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同质”前提假设并非一体化的充分必要条件。同理，东亚在经济制度和发展水平上的异质性也不是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如东亚生产网络就充分利用了各经济体多样化的特点，并使整个区域的比较优势最大化成为可能。
其次，从制度的角度看，市场制度在全球的扩张打破了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对峙。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划经济国家纷纷走上市场化的体制转轨之路，“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开始融合，这终于促成了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真正到来③。在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同质化过程中，大国加强了紧密的合作以谋取地缘经济利益。这从政治条件上是对“同质”前提假设放松的进一步的佐证。虽然欧洲和北美一体化的经验还没有实践这一结论，但中国参与WTO等国际体系的成效以及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都验证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制度规则对抗的弱化，各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而是在市场制度的驱动下进行着合作与对话。所以，经济交往和经济合作的增强致使大国之间经济利益的大面积交叉或融合，导致国家相互依赖和共存共荣程度的实质性加深。“同质”与“异质”不再成为判断一体化能否成功的主要尺码，区域一体化逐渐突破了原来的理论框架。
(三)“同质”条件放松对东亚一体化的启示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区域一体化传统模式带来了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由此，可以看到东亚一体化的希望与前景，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启示：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东亚一体化可以前行。尽管东亚各成员的巨大差异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一体化的难度，但经济全球化对区域一体化“同质”成员前提假设的放松，逐渐改善了东亚的地缘环境，促使东亚各国进一步加强经济融合和政治对话，这说明内部的“异质”性并非一体化不可逾越的障碍。虽然美国与东亚各国的双边体制对东亚一体化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外部力量的作用再大，也必须通过内部矛盾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只要东亚各国解决好内部合作问题，东亚一体化就可以前行。
第二，东亚一体化前行途中依然障碍重重，必须采取灵活务实的方式分阶段推进。中日矛盾是东亚一体化的主要障碍。中日关系的和解既符合“同质化”条件放松的趋势，也使东亚区域一体化具备了制度供给主体协调一致的主导力量。处理好中日矛盾实际上就解决了“异质”经济体之间的一体化问题。此外，降低美国霸权对东亚一体化的消极影响也是东亚区域制度设计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对于这些障碍，应当充分认识到现实性的困难，采取灵活的方式进行阶段性推进。
第三，东亚一体化必须与经济全球化实现制度对接。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真正的全球化时代进行，与经济全球化是并行不悖的两个进程。经济全球化既是东亚一体化进行制度变迁的促动力量，也是东亚一体化的制导性因素，它决定着东亚一体化的制度变迁的方向和内涵。因而，东亚一体化的制度创新必须与经济全球化保持方向上的一致。
由上，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东亚一体化的发展，将进一步突破传统模式的理论框架，实现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创新。
三 东亚一体化的几个理论性问题
经济全球化的深化放松了传统区域一体化理论的约束条件，出现了理论上的更新。因而应从市场与制度等多视角来解释东亚一体化变动中的现实，以动态的、发展的眼光去探讨适合东亚一体化的理论问题。通过与传统模式的比较，东亚一体化的成功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一体化的市场自发演进与人为制度设计
制度的形成具有自发演进和人为设计两种途径。新制度经济学更强调后者，认为制度的设计能够弥补仅靠制度自然演进难以满足社会对有效制度的需求，加速制度的演进过程，并能够纠正制度自发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现象④。
从东亚区域合作的现状来看，一体化也以市场和制度两种方式演进。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各经济体扩大了经济合作的规模并增进了相互依赖关系，由此降低了达成正式一体化合作的成本。倘若这时的交易成本非常小，就没有必要创造新的正式的制度来促进相互受惠的交换，即没有必要以国家间的区域协议来协调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然而，东亚现有的区域市场却存在一定的非对称性依赖的风险，如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对日本技术引进的过分倚重不利于产业升级，其结果将不能改变产业结构趋同和互补性弱的状况；在区外对美国市场的严重倚赖导致东亚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并使东亚生产网络面临着难以为继的风险。因而，技术依赖与市场依赖是市场力量驱动下东亚一体化的结构性特点，也是东亚开放经济体系必须防范的两个陷阱。同时，东亚在市场因素的驱动下，虽然发展了市场经济、扩大了出口，但却没有从中释放出经济“外溢效应”来增进国家间的相互依存与共同利益，也没有建立起有效避免和减少冲突的区域合作机制，如台海危机、中日矛盾都是东亚和平的主要障碍。东亚区域一体化制度安排的总体框架——“10+3”合作举步维艰，目前各国合作的主要方向仍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因而，仅仅依靠自下而上的市场自发演进，还不能满足各国的合作需求，东亚一体化的未来发展取决于区域多元力量从初始阶段对合作机制的设计。
(二)制度变迁供给主体的政治成本与收益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带有政治属性的经济问题。制度变迁主体只有在其预期政治收益大于政治成本时，才会主动推动制度变迁进程。东亚一体化高昂的政治成本突出地表现为区内各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以及各自利益取向的差异，区外大国对东亚各国的霸权影响和控制。在这方面，欧洲一体化的许多方面也有可供东亚借鉴的地方，如欧盟的成功不单是经济的有效整合，更是欧洲战祸的终结，通过一体化除掉了人类的痼疾——战争。同样，区域机制也是实现中日合作“脱困”的理想设计，它为发展双边关系构筑了一个超越两国关系的平台。在多边区域合作中，中日可以借助第三方的“居间作用”来实现对话，从而使两国避免了因直接面对敏感性问题而遭遇谈判失败的可能，有助于加强两国的对话和协调。区域机制也能日益消解美国在东亚的传统盟友追随美国的动力，使美日同盟等多个双边同盟逐渐丧失存在的意义。所以，如何通过区域制度设计增加区域主导力量的预期政治收益，降低合作的政治成本，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并行不悖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都是应对市场的不完全性而产生的制度变迁。从最终目标来看，二者都是促进生产要素更加有效的配置，只不过，全球化以多边合作机制为基础，以统一的国际经济规则为标志，促进全球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的自由流动；区域化则以双边或诸边(pluri-lateral)合作机制为基础，以区域内的市场统一和规则统一为标志，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的自由流动。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局部区域内的一种实践，应当与全球化的制度规则方向保持一致。
对于东亚而言，开放的区域一体化是通往经济全球化的桥梁。它在促进本地区经济贸易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的同时加强与其他地区的联系，把区域内的互惠扩溢到区域集团之外，对区域外产生了正的外部性。所以，在东亚区域制度设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各国怎样设计一个开放的区域机制？这就引发出种种问题，如目前东亚各国之间正在进行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是否符合本区域市场发展需求？双边协定有无存在“意大利面条”效应⑤，从而增加经济往来的交易成本？多个双边FTA能否会像人们所预测的那样向多边FTA自然过渡，有助于多边自由化进程？由此可见，这个区域机制必须与区域乃至全球的市场需求相符，也必须有利于区域共同利益的实现，否则各国精心设计的制度很可能高度不稳定。
综上所述，如何设计一个既符合东亚市场发展需求又能化解矛盾、建立互信的区域制度？如何提高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制度供给的政治收益，缓和中日矛盾并走出合作“困境”，消解美国霸权体系的消极影响？如何使东亚区域制度建设与全球主义制度规则相对接？这三个理论性问题是东亚一体化成功的关键。建立稳定的、有效率的区域内市场，理顺各方之间的政治关系，实际上也就成功实现了“异质”经济体之间的一体化。
注释：
①赵怀普：《战后美国对欧洲一体化政策论析》，《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
②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分析，参见程伟：《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互动研究》，商务出版社，2005年，第2-30页。
③程伟：《世界经济十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08页。
④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第254-255页。
⑤Kathie Krumm,Homi Kharas编，赵中伟、王旭辉译：《东亚一体化：共享增长的贸易政策议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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