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周期律”：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期律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初兴后亡的“周期律”，几千年来一直困惑着历代统治者。没有一个统治者不想跳出这个周期律，也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对于现代社会，特别是对于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也有同样的危险？对此，不少人存在疑虑：人民的江山怎么能与封建王朝相提并论！但是，苏联、东欧的巨变，给我们敲起了警钟，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决非危言耸听，已经有活生生的现实。因此，回顾、对比并分析毛泽东和邓小平在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战略问题上的思考和对策，对于我们深入学习、理解、掌握和运用邓小平理论，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对认识和克服当前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不失时机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的认识和实践
远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周期律”的问题就严肃地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人们所熟知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和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一次谈话。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期聚精会神，办事尽心尽力。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效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初兴后亡的‘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当时，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跳出周期律”这个古老而又现实的课题，恐怕毛泽东到死都在考虑。1949年3月，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已经在握。在党中央从河北的西柏坡迁往北平之际，毛泽东称为“进城赶考”。他对周恩来等说：“进城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建国后，他一直在告诫人们，弄不好党和国家要改变颜色。如何避免？从解放后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决策和他亲自主持的重大政策制定的实践看，他的主要思路是反右、“保江山”：政权外部，防止“人还在、心不死”的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政权内部，主要是防止和平演变。他熟知“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国外也有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所以他认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或称修正主义，是最大的危险。应对的战略是“狠抓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具体的实际举措，则是通过不间断地强化思想教育和开展几年一次的有广大群众参加的政治运动，镇压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清理党内退化变质分子，以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保持共产党永远为人民的本色。
贪官污吏的孳生和经济上腐败的蔓延，是大部分封建王朝难逃周期律的主要缘由。毛泽东以反右为主、通过政治运动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办法，有效地抑制了经济上发生腐败。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执政前长期军事斗争、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专制统治和原苏联体制的影响，毛泽东最初设想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民起来负责”，即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体制，只是搭起了一个初步框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远远没有落到实处。且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对初步建立起来的远不完善的现行体制盲目维护，将一切谈及现行体制弊端的言论，将一切试图纠正现行体制弊端的意见，统统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而严厉打击。缺乏民主、对最高领导人权力缺乏制约的体制性弊端，又使得毛泽东个人的错误畅行无阻。滥用经济上的权力搞腐败被抑制住了，但是滥用政治权力却空前肆虐。从1957年的反右开始，直到毛泽东逝世，政治运动越来越频繁，“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之久而不可收拾，其结果是政治上冤假错案遍布中华大地，文化萧条，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1]，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因此，从总的情况看，毛泽东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最后十几年完全集中在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政治斗争之中，但他并没有解决“周期律”问题。
邓小平的认识和实践
邓小平从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教训当中，从毛泽东的失误当中，也从个人的亲身体验当中，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还远不完善，许多相互关联的具体制度，即体制，存在着严重弊端，也正是体制的缺陷导致领导人犯错误，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打折扣。因此，他义无反顾地进行体制改革。对影响中国发展、导致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主要危险，邓小平与毛泽东作出了相反的判断。邓小平认为，主要的危险来自“左”的干扰，这起码是“文化大革命”中复出以来他的一贯思想，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这一思路。如1987年，他就说：“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2]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中，这一思路阐述得更为清楚明白。他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3]
为什么邓小平将“左”作为主要危险，而不同于毛泽东视“右”为主要危险，这源于两人关于可能导致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最主要因素判断的不同：毛泽东认为是人员的变质、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变修（和平演变），而邓小平则认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迟缓、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以，与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同，邓小平坚决地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4]，为了革除一切阻碍发展的旧体制，他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坚持大胆地进行改革开放，甚至对一些看不准的事情，坚持“不争论”，干起来再说。这样，邓小平将思想僵化、固守已为实践证明存在严重缺陷的旧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来坚持）、反对和阻碍改革开放（视为“搞资本主义”）的极左思潮，视为主要危险，顺理成章。
体制改革之中，关系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一直关注的重心。“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5]，充分表达了他的思路。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很快改变了长期极左思潮、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各个方面造成的严重破坏，使经济迅速腾飞，人民生活空前改善，文化空前繁荣，民主与法制建设也取得空前进展，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不断自我完善之路。当然，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邓小平虽然给我们指出了长治久安的方向和道路，在他有生之年，也未能完全解决“周期律”这一难题。在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明确地说，“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6]。为什么邓小平认为他们老一代解决不了“周期律”这一难题?从他的一贯的思想看，显然是由于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才“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6]。
毛泽东与邓小平战略思维路线的比较
跳出“周期律”是执政党的头等大事，毛泽东和邓小平对这一战略问题的认识、对策思路分别如图1和图2，两者的比较如表1。
表1 跳出“周期律”：毛泽东和邓小平认识、对策及其实践效果的比较
图1 跳出“周期律”：毛泽东的认识、思路和对策
图2 跳出“周期律”：邓小平的认识、思想和对策
毛泽东失误的原因何在
需要明确的是，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了跳出“周期律”的根本之所在——通过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由人民来监督执政党，并参政、议政（负起管理国家的责任），这实际上是由共产党的基本宗旨所决定的。但是，在两个相互关联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出现了认识、判断的失误，从而使得共和国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实践虽然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在毛泽东当政期间，没有一直朝着正确的的方向走下去，中途停止、甚至有所倒退。也正是在这两个重大问题上，邓小平在毛泽东失误的基础上做出了重大发展。这两个问题分别是：对于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主要危险来自何方?如何认识体制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如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有完全不同的判断，因而有不同的对策，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人们会问：毛泽东关于危及政权的主要危险判断失误的原因何在?可以列举出来的直接原因可能很多，但最根本的是他对现代社会认识的不足，未认识到人类社会进入快速发展的工业化社会之后，国家之间发展速度的竞争已成为决定民族生死存亡、进而决定政权能否持续获得人民拥护的关键因素，而是仍旧停留于农业社会中以消灭异己力量“保江山”、以“不患贫而患不均”来安定民心的传统观念和社会治理模式。这样，在夺取全国胜利并使政权得到巩固之后，没有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仍主要进行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在经济生活领域，毛泽东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和做法远远超过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如他将苏联在总体“大锅饭”体制中某些方面分配的差距（如知识分子相对高的待遇）也视为在培养“特权阶层（修正主义）”，并要取消一切明确标志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缺乏现代意识，因而面对20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包括邻近的日本、“亚洲四小龙”及东南亚许多国家的经济起飞，没有任何危机感，坐失时机，而专心搞阶级斗争。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体制问题，毛泽东的失误是没有认识到体制自身缺陷的存在。同许多人一样，毛泽东对一直作为学习榜样的原苏联党和国家运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有所察觉，特别是对30年代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也进行过思考。众所周知，毛泽东认识到“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7]，但他没有认识到这是体制问题，是由于缺乏民主的政治体制所导致，因此也就不可能正确地采取避免类似错误在中国发生的措施。进行体制改革，完善民主机制。结果，他同样陷入了不良体制的“陷阱”，错误地利用了领导体制中对其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缺陷，从1957年开始，逐渐偏离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路线，发生一系列重大失误，如给全党全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犯错误与斯大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能够认识到体制上存在的严重缺陷，而是相反，盲目地维护并朝错误的方向发展有缺陷的体制?看来，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彻底有关，也与毛泽东对作为现代人类文明重要成果的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缺乏深入的了解和理解有关。民主的本质含义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执政党所做的一切工作，包括成立人们政府，制定宪法、法律和各种制度，说到底，都不过是促进并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手段。但毛泽东却错误地把民主视为辅助党和政府管理社会的手段[8]。与这种错误相联系，毛泽东将本来属于手段的仿效苏联建立的各种体制，视为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而盲目维护。这样，在实践中克服现行体制中民主不足的缺陷，完善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体制，自然就无从谈起，与其当初关于跳出“周期律”的根本性思考，大相径庭，南辕而北辙。
任何一种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的形成和运作，毫无例外地都建立在关于人的基本属性及他们之间关系的一些基本假设之上，不管体制的缔造者和管理者是否明确和自觉。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一切领域都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运用系统思维，可以概括、归纳出其形成和运作建立在四个基本假设基础之上：一元化利益格局、理想化人格、无限理性和社会系统的机器说，将社会系统的管理等同于操作机器[9]。毛泽东的失误，可以从这些偏离实际的社会假设中得到进一步的解释。
启示和思考
毛泽东与邓小平跳出“周期律”的不同战略思考、对策和导致的不同后果，有两个人明白无误的论述为据，有铁的事实为证。但是，对这些，至今仍有许多人缺乏清晰的认识。10余年来，关于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丧失政权的原因认识不一，存在模糊认识，就是明证。
对于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根本原因的认识，概括起来有两种：一种认为是其领导人或领导层的变质或错误，另一种认为是由于长期的体制缺陷、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所致。两种思路，正好一个与毛泽东的思路相符合，一个和邓小平的思路相吻合。这一现实，说明了在改革开放20余年之后的今天，还有相当多的人对毛泽东的失误缺乏明晰的认识，对以指导中国进行体制改革为中心内容的邓小平理论还缺乏认识，还不会从体制角度分析和认识问题。
如果简单地将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其领导人的变质和错误，那么，如何解释这么多执政的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变质了或犯了同样严重的错误?如何解释这些国家为什么不是换掉其变质或犯错误的领导人而是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显然，领导人的变质和错误，即使可以确定为这些国家共产党丧失政权的直接原因，那么，它也绝对不是根本原因，而导致这么多国家执政党领导人“变质”和犯错误的体制缺陷才是更深层次、更根本的原因。正是这些体制缺陷，使其领导人“变质”和犯错误而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无可奈何；也正是这些体制缺陷，使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公地位得不到保障，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些体制缺陷明显存在、严重存在而持久不能得到克服，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丧失了信心因而放弃了对其执政的支持，这才是惟一合乎逻辑的解释。
运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不管将苏联、东欧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最直接原因如何归结，根本性的最终原因也只能是一个：这是人民的选择。对于信仰马克思主义、坚信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优越性的共产党人来说，归结为体制的缺陷比归结为领导人的变质和错误，更符合唯物史观，更符合客观实际，也更有利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不只是从人的素质、个别领导人品质和决策正误角度，更重要的是从体制角度，分析和解决我国现实社会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是我们应该得到的最直接的启示。弄虚作假的形式主义长期得不到纠正，官员腐败、国有资产流失增长的势头难以遏制，农民负担过重有增无减等这些社会顽疾，运用邓小平理论就会真真切切地看出，这些都是体制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获得根本的解决。
10年前苏联、东欧的巨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面对严峻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一些人片面地认识和理解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只讲稳定而对继续深化体制改革缩手缩脚。邓小平以其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跳出“周期律”（当时首先是克服危机）的明确思路和无产阶级政治家的伟大气魄，发表“南巡讲话”，再次掀起改革高潮，这才有1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说邓小平挽救了中国，也挽救了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挽救了中国和社会主义的，是邓小平以体制改革跳出“周期律”并推进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领域全面发展的思想，这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通过对比毛泽东和邓小平在跳出“周期律”这一重大战略问题上的不同思考、对策和后果，同时环顾世界，看一看西方发达国家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成功与失败，可以得出一个更为重要的启示：一个国家成立或独立初期，或处于重大转型时期，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体制建设，是其领导人的头等大事，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健康、稳定、长期地发展。创建适合国情和符合时代潮流的先进的民主体制，与制定未来发展规划相比，要重要十倍；与建设一些显示政绩的重大工程项目相比，要重要百倍。在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今天，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注意力，应该尽快地切实地转变为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为中心。
收稿日期：2002-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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