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历史与文化研究
晚清时期朝鲜移民 “犯越 ”国境与 中俄两国的对策
孙 春 日
[摘 要 ]晚清时期朝鲜移民大量“犯越”图们江，移居中、俄境内，主要原因是朝鲜咸镜北道一带连年发生自然灾害和朝鲜李朝势道政治的横行，而朝鲜李朝传统上对咸镜道居民实行的歧视政策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中、俄两国对朝鲜移民一改过去的驱逐政策，将他们收容和安置以利于开发东北和远东地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体现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加深了朝鲜移民的归属感，而沙俄政府对朝鲜移民政策出尔反尔，与清政策不可同日而语。
[关键词 ]晚清；朝鲜移民；“犯越”；对策
19世纪后半期朝鲜北部地区出现空前的“犯越”图们江浪潮。由于朝鲜咸镜北道一带连年发生自然灾害，以及朝鲜李朝势道政治的残暴横行，民不聊生，朝鲜社会陷入极度恐慌之中。苦不堪言的朝鲜北部居民为了生计背井离乡，冒着生命危险，纷纷迁入图们江以北中俄境内，开启了近代朝鲜人大批海外移民的历史。
这一时期，正值中俄两国开发辽阔东北和西伯利亚丰富资源的阶段。朝鲜移民的到来自然受到中俄两国的高度关注，因为这是不期而至又不可多得的劳动力。1860年，因中俄《北京条约》失去大片领土的清朝，正在开禁开发东北，推行“移民实边”政策；而割走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俄国，为开发西伯利亚自然资源，也需要大量劳动力。为此，中俄两国一改过去对“犯越”入境者“枭示”或驱逐政策，网开一面，以各种优惠政策安置朝鲜移民。从此，朝鲜移民成为开发中国东北边疆和俄国远东地区的重要功臣之一。
了解朝鲜移民如何开发中国东北边疆和俄国远东地区的历史脉络，研究中俄两国为朝鲜移民制定的政策，特别是把握晚清时期中俄两国对“犯越”朝鲜移民的处理和边疆秩序如何得以稳定的过程，这无疑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有鉴于此，本文拟探讨19世期后半期朝鲜北部居民大量“犯越”图们江的原因和在中、俄境内分布状况，以及中、俄两国对他们采取的对策有何异同等。
一、晚清时期朝鲜移民“犯越”国境成因
19世纪后半期，在朝鲜国内，特别是朝鲜北部咸镜道一带出现向境外移民的浪潮。迄今为止，国内外诸多研究把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朝鲜国内盛行的势道政治和朝鲜关北一带发生的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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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19世纪后半期朝鲜移民大量“犯禁”逃往境外，势道政治和自然灾害固然是其发生的重要原因，但是咸镜北道居民向来受到李朝政府和朝鲜社会的歧视和排挤，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1864年后，朝鲜移民分布地区逐步扩大，在滨海省波谢特地区和绥芬河河谷、兴凯湖附近和伊曼河地带均出现朝鲜人。据1900年由贝·克鲁威吉夫编辑的《西伯利亚的风土与异民族志》记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罗夫斯克之间的黑龙江流域，居住着已变成东正教徒的朝鲜人千余名，他们照旧维持着过去的习俗、语言和耕作法”，此书同时较详细叙述了这些朝鲜移民盖屋、住房结构、生活方式等，并指出，当时居住在南乌苏里江地区的朝鲜移民达1.4万人，[注] [俄]贝·克鲁威吉夫编：《西伯利亚的风土与异民族志》，北尾一水译，新京：五星书林，1943年，第205页。 他们不分春夏秋冬身着白衣，主食为高梁、小麦、大豆等，几乎未受到俄国人生活的影响。
的确，朝鲜从纯祖王(1800-1834)以来，经宪宗、哲宗朝鲜社会横行势道政治，[注] 在朝鲜，所谓“势道政治”是从世道政治演变而来。世道政治本意是从朝鲜士林(即儒家)的统治理念中产生的一种道义，即“广教社会，以正治世”为政治。但是,朝鲜李朝后期由于外戚和宠臣专权，世道政治堕落为势道政治，表现为权势政治。 特别是哲宗时期势道政治病入膏肓，营私舞弊已成为社会风气。由于朝廷腐败，卖官鬻爵，守令、乡吏、乡任等地方官吏为了发家致富，捞回他们买官所用之财，用各种手段取财于民，使得朝鲜农村社会走向了完全崩溃的边缘。结果，最终导致近世朝鲜农村社会代表事件之一的“三南民乱”的爆发。
可见，由于朝鲜李朝社会对咸镜北道人歧视严重，咸镜北道人很难融入到朝鲜主流社会，因此朝鲜国内只要发生天灾人祸，他们大部分就会越江逃往中、俄境内，谋求在海外发展。
这种状况必然导致咸镜北道农民的经济生活无比艰苦。他们全年的食物主要为粟、稷等，但维持不到一年，时常以糠皮糊口。盐、酱、油等生活副食品更是奇缺，蔬菜除了野菜，几乎见不到其他品种。另外，由于他们常常衣不遮体，成为朝鲜其他地方，特别是“两班”阶层取笑的话题。那里的居民大部分穿麻布编织的衣服，衣不完全遮体，而下层农民连麻衣都穿不上，只能以狗皮或牛皮来裹体。年轻妇女们尤为难挡其羞，无地自容。对此，1870年朝鲜北评事赵宇熙具体描述说，北关“居民皆着狗襦狗袴，其往来行走之状宛如巨犬，初见不觉失笑，入北渐深，无人不着，故见颇寻常，但女人不着焉”。[注] [韩]赵宇熙：《金铁奇观》，高宗庚午闰十月十七日。 可见，咸镜北道居民的经济生活艰苦无比，也常常成为朝鲜社会讥笑的对象。
综上所述，农垦大豆生产具有机械作业质量高、科技贡献率高、标准化水平高等三大优势，保证其单产高于合作社和农户。
咸镜北道居民受到朝鲜社会歧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他们在血统上与女真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且“犯人”后裔多。历史上图们江流域原来是女真人繁衍生息的地方。1535年10月，朝鲜李朝户曹判书柳溥上书反映北关一带北青、海台、镜城、青严等地向化女真人生活状况时说，这里“向化野人，自古居焉”“野人今如我国之人，而又有能文笔者，与庆源庆兴等处野人，相通而婚嫁矣”。[注] 《李朝中宗实录》卷八十，中宗三十年十月丁酉条。在这里所谓向化野人，即向化女真人，是世居咸镜道一带的土著女真人。 可见，这些向化女真人与朝鲜人在长期的生活中通婚，最终融为一体，成为咸镜道居民的一部分。另外，在咸镜北道居民中“犯人”出身者较多，主要原因是朝鲜朝廷往北方推行“徙民”政策。朝鲜李朝世宗时期，在北界设置“东北六镇”和“西北四郡”后，大力推行北方“徙民”政策，将朝鲜“下三道”(即忠清道、庆尚道、全罗道)居民强迁到北界，以起到“实边”作用。然而，“下三道”居民发现咸镜北道土地贫瘠，气候寒冷，生活环境十分恶劣，宁死不迁。无奈，1429年后，朝廷只能以“犯人入居”来代替“抄定入居”，使其“一为惩恶，一为实边”。[注] 《李朝世宗实录》卷四五，世宗十一年八月己酉。 这样，世宗以后，直至中宗、宣祖时期，“犯人入居”成为李朝唯一的北方“徙民”手段。结果，在十分重视身份、血统、门阀的朝鲜李朝社会，咸镜北道居民自然成为从上到下被歧视和排挤的对象。李朝后期著名实学者李重焕曾指出：“国俗重门阀，京城士大夫，不与西北人为婚娶平交，西北人亦不敢与士大夫抗礼，而西北两道遂无士大夫”。[注] [韩]李重焕：《八域志》。 因此，李朝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很少起用咸镜道出身的官吏，即使有提升，也仅到权管或万户而已，再往上提升几乎不可能。特别是李朝中期以后，在朝廷里甚至几乎找不到东北、西北出身的官吏。[注] 对这种不成文的定律，有些人认为，由于吉州出身的李施爱叛乱在该地停举文武一百年所致。即南溟学在《五龙齐遗稿》中曰：“国初迁三南士族，以实北边，而地是丰沛旧乡也。故昔则清宦高官，视诸道无甚差殊矣。自施爱乱起，一道文武限百年停举，其后虽稍稍然，文则以校书分馆，而升为成均，武变荐以守部而仍为铁限，夫地是丰沛，人本土族，而因一停举，全一道永为通国之所弃，是岂人与地之罪耶”。
朝鲜咸镜道一带以摩天岭为界，分为南关和北关，其地域相当于现朝鲜北部咸镜南道和咸镜北道地区。在人文地理上，南关和北关存在明显的差异。1808年，作为朝鲜北评事巡游过北关的洪仪泳曾指出：“南关，则山川风物，与畿甸大同小异，既逾摩天，则已见山益高峻，野益荒远，民物谣俗渐觉殊异”。[注] [韩]洪仪泳：《北关纪事》，风土民俗事宜。《日省录》，纯宗八年七月三日、八月一日条。 可见，该两地尽管同属咸镜道，但在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即南道富裕，适宜居住，北道则相反。朝鲜纯祖时期任北评事一职的洪仪泳在《北关纪事》中也写道，咸镜北道“地广人稀，且多牛畜，又春晚秋早，地气寒冻，草木难生，故一切以广作为主，可耕之土无不起垦，至于山背，几无空土”。[注] [韩]洪仪泳：《北关纪事》，田赋事宜。 因此，咸镜道农民不得不爬山开垦荒地，以维持生活。然而，土地贫瘠，即使“耘锄粪治，全不致力，比之南农，功力不能半之也”，[注] [韩]洪仪泳：《北关纪事》，田赋事宜。 因此，咸镜北道的农地大部分属隔年耕作的“火田”，以粗糙农法闻名于朝鲜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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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朝鲜移民在中、俄边境地区分布状况
由于地缘关系，晚清时期朝鲜咸镜北道灾民逃往中、俄境内，大部分迁入离图们江不远的延边地区和俄国滨海省地区。
首先，分布于中国境内的状况，可从朝鲜勘界使李重夏编写的《六镇沿江对岸情形目录》中略知一二。1885年、1887年，作为朝鲜的勘界使而参加中朝勘界会谈的李重夏，在勘界会谈之余，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情况，编写了《六镇沿江对岸情形目录》。在“目录”中，李重夏较详细地记录了朝鲜咸镜北道发生自然灾害后，迁入图们江以北中国境内的朝鲜人分布状况。李重夏以朝鲜茂山、会宁、钟城、稳城、庆源为基点，根据距离远近记录了对岸中国境内朝鲜人的聚集地，即一是茂山对岸：15里处有挥丰洞，这里有中国人3户、朝鲜人30多户；20里处有上下困洞，有朝鲜人40多户；10里处有新兴洞，有朝鲜人40多户；10里处有小洞，有中国人10多户、朝鲜人6-7户；20里处有上、下芦浦，有中国人3户、朝鲜人50多户；15里处有咸朴洞，中国人6户、朝鲜人10多户。二是会宁对岸：对岩有大、小牛洞，朝鲜人30多户；数里处有汉城岘，朝鲜人3户；对岸有矢严、锄犁等洞，有朝鲜人50-60户；150里处有平地，有中国人、朝鲜人数百户；对岸有五浪洞，有朝鲜人40-50户。三是钟城对岸：对岸有丰坪，有朝鲜人数十户；10里处有香木古只，有朝鲜人6-7户；20里处有子洞，有朝鲜人150多户；20里处有闻溪洞，有朝鲜人150多户；20里处有门严洞，有朝鲜人数十户；20里处有弟洞，有朝鲜人70多户；55里处有锄全坪，中国人、朝鲜人数百户；5里处有蒙基洞，有朝鲜人150多户；10里地有獐洞，有朝鲜人40-50户；10里处有右洞，有朝鲜人100多户；5里处有北坪，有朝鲜人20多户；对岸谷口味有朝鲜人10多户；10里处有盗贼洞，有朝鲜人10多户。四是稳城对岸：对岸马牌有朝鲜人100多户。[注] [韩]李重夏：《六镇沿江对岸情形目录》，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所藏。 在这些地名中，除了子洞、弟洞、獐洞、马牌等一直沿用到现在之外，大部分地名已消失。根据现用地名可推测，李重夏所记录的这些地名，大部分是离图们江不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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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时期迁入中国境内的朝鲜人不仅在图们江沿岸地区，还深入到了海兰河、布尔哈通河、宁古塔等地。1871年，朝鲜派金光雨等“逃民领回使”到宁古塔领回庆源以西茂山地方的犯越者454名，就是明显的例证。[注] 《日省录》，李太王辛未年正月二十八日。 这些人是被清官府抓获之后集中在宁古塔的犯越朝鲜人。至于他们具体在何时何地被捕获则不得而知。另外，1876年朝鲜安抚使金有渊被派到北关，传达李朝对犯越逃民的抚绥之意，要求家属们招还犯越之人。结果，从当年10月至翌年2月，归还者达291人。[注] 南溟学：《北兵营启录》，光绪二年十月初七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初九日，光绪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其中，除了部分是从俄国沿海州吉心河等地归国外，大部分是从中国境内归还。据他们交代，朝鲜移民在中国境内生活的地点为大黄城、大荒城、珲春、尔豆江、南冈、南冈木坡山、玉田、三头洞、塔城等。在这些地名中，大黄城和大荒城也许是同一地名，即指现在的大荒沟之地；南冈是指现在的延吉。当时朝鲜垦民喜欢把东起花田坪，西至大拉子，从西南七道沟及东梁溪谷至龙井村、东盛涌的平原地区称为“南冈”；玉田、尔豆江、三头洞三地的现地名则不详；塔城则指宁古塔、三汉即为现珲春密江。可见，这一时期朝鲜移民已分布在图们江以北各地，甚至超出了现在的延边地区。
首先，晚清时期，清政府起初严禁朝鲜移民迁入东北封禁地区，沙俄则采取了欢迎态度。由于图们江流域是清朝东北封禁时重中之重地区，清军对这一带“统巡”甚严，不许朝鲜移民和关内汉民在这里开垦。一旦发现，不是“枭示”就是立刻驱逐。然而，中国与朝鲜山水相连，清军在珲春中、朝、俄交界地区“统巡”时，常常发现朝鲜移民私垦或逃往俄境的情况。例如，1867年正月，清军巡至珲春河口时发现，200多朝鲜人“坐车径奔正东”，清军“赶向查询何往”，这些人回答说，“现今俄罗斯招引我国人数千名，在吉心河地方开垦地亩，我国屡次挑兵年景歉收，课税加倍，交纳无力，实难度日，无乃弃家逃出度命”。[注]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八年十一月壬申。 此时，清军欲阻则恐出事，他们既然逃往俄国境内，不便阻拦。不过，吉林将军富明阿得知此事后很担忧，因为如果继续任朝鲜移民逃往境外，日后在中朝边境上也会出现大乱子。于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他指令珲春协领与俄交涉，“刷还”在俄境的朝鲜边民，同时劝告朝鲜政府领回越境之该国边民。清朝礼部也“行文该国王，将逃赴俄界民人，饬令该国边界官悉数领回”“毋许再有逃越，以重边防”。[注]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十，同治八年十一月壬申。 显然，这一时期清朝还是十分注意防范朝鲜移民进入中国境内。
这些朝鲜移民村落所在地大部分属于被俄国人遗弃之地，不适合种庄稼。即使如此，朝鲜移民靠自己的双手辛勤耕耘，利用最简单的生产工具将荒野变成良田。
此时，恰逢在朝鲜北部北关一带连年发生空前的自然灾害，朝鲜北部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860年8月，朝鲜咸镜北道发生空前的大水灾，使咸镜北道的富宁等十邑完全浸没在水中。对这一状况，朝鲜史料曾记载：“列邑民户之漂颓，数千以计，而茂山、镜城等邑被灾孔酷，年形几乎判歉”“域内民生之今年因水而失农者，……不可数计”。[注] 《日省录》，哲宗庚申年九月九日、十日。 1869年10月，咸镜道观察使李兴敏称：“阿吾镇民十九户浑率家眷，掠取枪炮一齐越境逃去……该地方年谷不幸大歉”。[注] 《日省录》，李太王己巳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同文汇考》原编续，犯越3，我国人，同治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回咨。 1880年，朝鲜会宁府使洪南周曰：“此地(即朝鲜会宁)连年饥馑，民生贫困至极。救济民人之策，首推允许民人越江开垦土地，并许其移民于该处，此乃一举两得之事”。[注] [韩]尹政熙：《间岛开发史》，《韩国学研究》(第三期)，仁川：仁荷大学出版，1991年，第14页。 结果，在洪南周的许垦和鼓动下，“多数民众准备船只携带农具，在距离府西二十五里之处的马罗洞口平野的一百垧的荒地上着手开荒”。[注] [韩]尹政熙：《间岛开发史》，《韩国学研究》(第三期)，仁川：仁荷大学出版，1991年，第15-16页。 可见，19世纪后半期朝鲜北关一带发生自然灾害后，朝鲜地方官吏也在支持和鼓动边境灾民逃往图们江以北开垦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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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俄境朝鲜移民大部分生活在滨海省地区。据滨海省移民官员统计，1866年南乌苏里有朝鲜移民999人(男性553，女性446)。两年后，朝鲜移民达到1 500人。之后，随着朝鲜移民的增多，在南乌苏里地区逐渐形成了三个朝鲜移民聚居区，即兴凯区、绥芬河区、苏昌区。至1872年，这三个区朝鲜移民共计3 473人(男性1 850人，女性1623人)。过几年后，三个区朝鲜移民继续增加，1878年居住点达20个，人口6 152人，其中男性、女性分别为3 374人和2 778人。[注] [俄]帕克·布盖:《朝鲜人迁居俄罗斯140周年》，莫斯科：2004年，第39页。引自潘晓伟《1863-1884年俄国对远东朝鲜人政策探析》，《北方文物》2011年第4期，第76-79页。 1883年，朝鲜移民增至12 552人，[注] 王晓菊：《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1861-191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39页。 1902年则增至32 380人。[注] [俄]格罗韦:《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1912年，第130页。引自黄定天、南慧英：《十月革命前俄国对朝鲜移民的政策探析》，《世界历史》2012年第2期，第15-23页。 至19世纪末，俄国远东朝鲜移民村庄达到几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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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境朝鲜移民村落座落的特点是，大部分建立在河流沿岸，并以河流来命名村落，如吉心河、岩杵河、蒙古盖河、伊曼河等。然而，随着朝鲜移民的增多，朝鲜移民村庄名称也呈现出多样化，各具特色。大致可分为四类，即第一类是傍水而建，以水为名，如吉心河、扬齐河、西吉密、巴拉诺夫卡、布鲁谢、阿吉密、曼谷盖等；第二类是直译的俄语名称，一目了然，如红村、山上村、山下村、对岸村等；第三类是与俄国地方长官的姓有关，如普提罗夫卡、西涅尔尼科维、克伦诺夫、高尔萨科夫卡、卡扎凯维赤沃等；第四类是来自于汉语或满语，如法塔石、大乌吉密等。[注] 南慧英：《19世纪末俄国远东朝鲜移民村庄历史名称考察》，《西伯利亚研究》2011年第6期，第59-63页。
其次，对迁入俄境滨江地区的朝鲜移民分布状况，俄方也有较详细的记录。俄人维古拉·维所著《在沿黑龙地方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一书中指出：“朝鲜人迁居俄国，是黑龙地方合并不久便开始的。1863年以前在浦潮斯德及南乌苏里郡可见到少数朝鲜人来往，但不过夏来秋归而已。然至1863年，始有全家迁移之举，最初来者有13户”。[注] 此书原本是1901年受尼古拉二世之命，由沿黑龙地方总督列马克达斯主持发行的有关黑龙调查事业第十一卷。1924年，日本人太田三孝受满铁庶务部调查课之委托，翻译此书，由东亚经济调查局委员岛野三郎校阅，并以《极东俄领之人种问题》之命，刊登在调查资料第八号。第23页。 也就是说，1860年中俄签订《北京条约》后，朝鲜人便大批移居俄境。1864年6月，吉林将军景纶在咨报中也称，一个叫张保汰的中国人在吉心河地方“曾见该处有高丽窝铺四处，内有高丽男妇五十余人，在吉心河开垦地亩等语”“现在吉心河地方聚有男妇一千数百人，该处山坡圹野，俱经高丽开垦”。[注] 《同文汇考》，原续，犯越一，“礼部知会逃越村民及俄人筑室请饬吉林将军确查办理总理衙门议奏咨”，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第3342页。 也就是说，俄境滨海省地区高丽窝铺4处有50多名朝鲜人，在吉心河地方有1 000多朝鲜人。
由此可见，由于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以及19世纪后半期朝鲜北部发生自然灾害，大量的朝鲜移民逃往中、俄境内，为中国东北边疆和俄国远东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做出重大贡献。
三、中俄两国对朝鲜移民的反应与对策
19世纪后半期朝鲜移民大量迁入图们江以北中国境内和俄境地区，清朝和沙俄政府对他们的政策尽管都以安抚和利用为主，但在具体实施时，还是存在相异之处。
朝鲜移民迁入中国境内后，经济生活仍然十分艰苦。珲春哨所向宁古塔副都统衙门的报告中曾提到：“现今朝鲜男妇子女，陆续往来不绝，在于各屯遇户，强进乞讨，随经阻止，推拥仍然，旋回乞食。问话则语言不通，揆情则饥寒所迫，庚癸之呼，嗷嗷待哺，情殊可悯”。[注] 《通文馆志》，卷十二，纪年。 又据《东三省政略》记载：1869年，朝鲜饥民“纷纷冒犯禁令渡江”“此时吉林珲春等处，有以斗米易韩民一子一女者”。[注] 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韩民越垦之始末”，徐世昌：《东三省政略》，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
然而，同一时期沙俄政府在远东地区推行招民政策，非常欢迎中国人、朝鲜人作为劳动力来俄境，并加入对远东地区的开发。众所周知，1858年、1860年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割走了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俄国深知，实现对新占领土地的全面控制，只靠从遥远的欧洲迁徙移民，其人力非常有限，很难达到开发远东地区的目的。因此，1861年3月沙俄颁布《俄国人与外国人在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定居条例》,以优厚的条件招募外国人，实际上针对的就是中国人和朝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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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清朝在图们江流域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后，令境内朝鲜移民“剔发易服”，归化中国，作为“中国民”继续开垦土地。沙俄对朝鲜移民政策则出尔反尔，时而开放，时而限制，十分戒备朝鲜移民危及他们对这片土地的占领，甚至驱赶朝鲜移民出境或远离边境地区。
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图们江流域形成中、朝、俄三国交界地区，中国珲春与沙俄的边务也逐渐增多，清朝开始重视图们江流域的开发与边防。于是，1880年3月，清朝派三品卿衔吴大澂赴吉林随同铭安帮办边务一切事宜，推行“移民实边”政策。翌年，吴大澂查勘图们江流域中国境内人文自然状况时，在下嘎呀河至高丽镇一带发现大量朝鲜垦民，他们在这里开垦“熟地二千垧”“穷民数千人赖以糊口”，甚至他们有“朝鲜咸镜道刺史发给执照，分段注册”。[注] 《东华续录》(光绪朝)卷四十四，光绪七月十日辛巳。 吉林将军铭安和吴大澄认为事态严重，宜从速处理，立即上奏。他们在奏折中怜悯朝鲜穷民的处境，提出“若按旧例驱逐出界，朝鲜穷民恐有流离失所之虑”，建议让他们“领照纳租”“入籍易服”“查明户籍，归珲春和敦化管理”，以做“中国民”。[注] 《清德宗实录》卷一五四，十一月甲申。 但是，朝鲜国王对此甚为不满，主张“刷还”朝鲜边民。清朝只好答应朝鲜国王的请求。只是一时难以全部“刷还”，清政府将时间放宽，“准其于一年悉数收回，以示体恤”。[注]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8。 然而，朝鲜垦民不愿重返朝鲜，朝鲜国王亦别无更好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令“韩民愿去者，听其自便；愿留者，薙发易服，与华人一律编籍为氓，垦地按年纳租”。[注] 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韩民越垦之始末”。 可见，清朝在图们江流域发现朝鲜垦民后，令其立即“入籍”，作为“中国民”继续开垦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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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不同，沙俄政府尽管也希望朝鲜移民作为劳动力参与对远东地区的开发，然而又十分担心远东地区“朝鲜化”，因此时而欢迎，时而限制朝鲜移民，一直只把朝鲜移民看作是外国劳动力。例如，1861年3月，沙俄政府颁布《俄国人与外国人在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定居条例》,规定凡志愿定居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的俄国人及外国人，每户均可分得不少于100俄亩的土地，且允许以每俄亩3卢布的价格将国有土地购为私产；在20年内，移居者可无偿使用拨给的份地，并终身免缴人头税等。[注] 王晓菊：《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1861-191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5页。 即规定不分国籍，志愿移民者均可在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定居。客观地说，这项规定对外国人不能不说是很优惠。然而，这项法令的个别条款在1882年1892年两次被修改，1901年则废止。因为在这一条款实施过程中，沙俄一直在戒备朝鲜移民。例如，俄国官员格尔梅尔在1865年视察了吉心河朝鲜移民村庄后，要修正《俄国人与外国人在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定居条例》，他“不赞同将他们变成俄国农民”。[注] 黄定天、南慧英：《十月革命前俄国对朝鲜移民的政策探析》，《世界历史》2012年第2期，第15-23页。 的确，随着朝鲜移民的大量涌入，沙俄政府忧心忡忡，十分担心外族移民的数量会超过当地的俄国居民，恐怕边境地区出现“朝鲜化”现象。正如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维斯特曼给东西伯利亚总督的信中所述：“最初我们很欢迎朝鲜人来到乌苏里地区，他们比形形色色的中国商人更适合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变成遵纪守法的农民，这对我们人烟稀少的边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由于大量朝鲜人的到来给地方当局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千万不能为朝鲜人提供接连不断的村落，使其定居下来”。[注] 黄定天、南慧英：《十月革命前俄国对朝鲜移民的政策探析》，《世界历史》2012年第2期，第15-23页。 结果，俄国政府决定让朝鲜移民远离海岸和边境地区，令朝鲜移民迁到乌苏里克的内陆地区。
最后，清朝设立专门的官方机构管理朝鲜移民，与民同治，提升了他们对中国的归属感；沙俄政府尽管也设有朝鲜移民的管理机构，然而只不过是“村官”而已。
鉴于图们江以北中国境内朝鲜移民越来越多，1885年，清政府在珲春设立专管朝鲜垦民地事宜的官方机构“越垦局”，并在和龙峪(大拉子)、光霁峪(开山屯)、西步江(头道沟)三处设通商局，令其兼理朝鲜垦民事务。尤其是在图们江以北划出“长约七百里，宽约四五十里为收纳韩民之地”，作为朝鲜移民“专垦区”，“所予韩民权利，且较华民为优”。[注] 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韩民越垦之始末”。 这一时期图们江以北中国境内设有两个管理开垦事务的地方官衙：一是1881年按《盛京东边间旷地开垦条例》设于珲春的“招垦局”，这是主要招募关内汉民；二是“越垦局”，是为专管朝鲜垦民而设。至1891年，吉林将军将珲春招垦局和越垦局合并，并迁至南岗(今延吉)改设“抚垦局”，令其管理哈尔巴岭以东广阔地区的开垦事务。从此，朝鲜移民与民同治，再未分离。另外，为了便于管理在图们江北岸广泛散居的朝鲜垦民，下设4堡39社，以资垦荒。[注] 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延吉厅建设之沿革”。 对这些机构，清廷不另派官吏，而是实行“以韩治韩”的政策，令朝鲜垦民来担任。
同一时期，俄国为了对朝鲜移民进行有效的管理，1866年，把绥芬河谷一带的朝鲜移民聚居区命名为“绥芬河”，令其受诺夫哥罗德哨所的管辖。随后，基于朝鲜移民越聚越多，沙俄政府对朝鲜移民的管理主要靠“村长”或“老爷”。据《绥芬河移民区当地人、朝鲜人、中国人、满洲人管理条例》中规定：每一个朝鲜村庄设置一个村长和两个助手……村长任期三年，由滨海省公署和驻军司令任命。村长负有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的职责。[注] 潘晓伟：《1863-1884年俄国对远东朝鲜人政策探析》，《北方文物》2011年第4期，第76-79页。 曾历时7个月游历东北三省和中、朝、俄边境的聂士成，在海兰泡遇到朝鲜移民并进行了对话，他在描述这一对话时说：“俄官令我等(即朝鲜移民)公举公正人为屯官，俄给凭照管理细事，重大者禀告海兰泡固毕尔那托尔”，[注] 聂士成：《东游纪程》卷一，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 即朝鲜移民选举“屯官”作为俄国地方当局的代理人管理村落。另外，一位叫朴俊昌的朝鲜人曾经游历过远东地区，他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情景写过《北界行程录》，在文中他也指出：在朝鲜移民村落发生的事情，均由屯官裁决，俄国政府发出的所有指令，也是通过自治机构传达。[注] [韩]朴俊昌：《北界行程录》，八月二十八日。 就是说，在俄境朝鲜移民村落，“老爷”是部落的最高负责人。然而，其权限只局限于替沙俄政府管理和监督朝鲜移民。朴俊昌提到，他在新墟见到了一位叫韩京凡的“老爷”，韩给朴俊昌发了一个叫“勿禁帖”的东西。在俄境，朝鲜移民若无“勿禁帖”，很难活动。不过，朴俊昌归国途中再次路过此地时，“老爷”依照官府的指令，深夜将其捕捉。[注] [韩]朴俊昌：《北界行程录》，八月二十八日。 可见，“老爷”的权限不仅在于管理朝鲜人各村落事务，还要协助俄国地方政府维持地方社会秩序。
由此可知，晚清时期中、俄两国对朝鲜移民的政策，尽管在安抚和利用上大同小异，但是在具体管理和执行上却存在较大区别。
四、结语
综上所述，晚清时期朝鲜北关居民大量移居中国境内和俄境，除了朝鲜国内动荡不安的政局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外，朝鲜社会对咸镜北道居民的歧视和排挤也是他们背井离乡、迁徙海外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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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朝鲜移民潜入图们江以北，恰逢中、俄两国大力开发东北和远东时期，朝鲜移民的大量到来，为中、俄两国提供了不期而至的劳动力。中、俄两国基于开发东北和远东地区的国家战略，对朝鲜移民一改过去驱逐或“枭示”政策，网开一面，采取欢迎的态度。然而，由于中、俄两国国情和开发边疆的目的不同，在具体实施朝鲜移民安抚政策时，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清朝为加强边防，推行“移民实边”政策，为朝鲜移民设立官方机构，与民同治，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使朝鲜移民逐渐产生开发东北大地的家园意识。与此不同，俄国对朝鲜移民尽管也采取了诸多安置措施，然而由于俄始终戒备远东地区的“朝鲜化”或“黄祸”，在执行政策中出尔反尔，多次限制或驱逐朝鲜移民，大大影响了俄国朝鲜移民的归属感。
[收稿日期 ]2018-10-10
[文章编号] 1009-3311(2019)01-0035-08
[作者简介 ] 孙春日，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延吉 133002)
[责任编校 ：张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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