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若干原则性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则性论文,中国近代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0～1949年间的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复杂、生动、始终变动不居的转折时期。中国从强盛的位置中衰下来，以至落后挨打，成为弱不禁风的“东亚病夫”，几乎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都保不住，几乎被帝国主义瓜分，几乎变成一个或多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在自己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支持下，在西方先进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在中国的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中，在众多仁人志士、社会精英和人民群众的奋斗中，终于挽狂澜于既倒，不仅摆脱了即将沦入殖民地的不幸命运，也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困境，把中国引向了独立自主的民主国家之坦途，引向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之坦途。这样的社会历史变化：在短短的一个多世纪中，社会性质迭起变化，国家主体、政权主体、社会文化思想的主体迭起变化，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发展中，可能是仅见的。
对这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但在1949年前的旧中国，在那时“书不读三代以下”的学术氛围和政治氛围下，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不受重视的。少数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不管持何种观点，都可能被讥为“政治”，难以在学术界发展起来。新的人民的中国建立以后，这种现象迅速得到扭转。极有象征意义的是，以范文澜为首的、来自于延安和华北解放区的部分史学工作者，在1950年5月组建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前身），几乎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国家研究机构（连同自然科学在内）。社会历史的大转折，革命大潮的猛烈推动，要求人们去探求这种历史变化的深刻原因。这种原因当然可以从中古以前的中国历史中去寻找，但那要间接得多了，于是中国近代史成为建立很晚但却发展很快且为社会关注的热门学科。因为现实的中国是直接从近代中国而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不仅有学术发展本身的需要，而且要受到现实需要的推动。这就是说，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不仅要讲究科学性，而且要注意现实性、革命性。正确处理两者的结合，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成绩是众所周知的。一批又一批中国近代史学者成长起来，还发表了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出版了数以千计的近代史著作。在以往的研究和讨论中，学者们尽管对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有不尽相同的主张，对近代史上的若干问题有不尽相同的认识和解说，但在涉及中国近代史的若干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却相对取得了较为相同的认识。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绝大多数学者热烈研读、努力熟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尝试、探索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导近代史的研究，在批判旧中国封建买办阶级史学关于中国近代史体系、见解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接受了基本上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分析、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论。这就使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获得了正确的方向，包括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正确的学术方向。在这一方向指导下，中国近代史学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性质、对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相结合反对、镇压人民革命的认识、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对国共两党从联合到对抗的力量消长变化和政权更迭的认识，大体都取得了共识。
当然，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由于掌握史料的情况不同，研究者社会阅历的不同，对历史发展的辩证认识不同，对历史研究的目的认识不同，尤其是对唯物史观的领会差异，在研究过程中难免见仁见智，对一些重大问题产生不同认识。如对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对近代史上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作用的认识，对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对民族独立与近代化发展关系的认识，等等方面，研究者的见解实际存在着差异。这些或许都是很难免的，尽可以继续研究，继续讨论。
近十年来，尤其是近数年来，近代史研究的各个学科都很活跃，新见迭出，不少研究领域取得了进展，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其中有些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原则性、方向性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有些是专门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有些也不尽然，反映了社会各方面对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关心。以下提出几个原则性问题来进行讨论。
一、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
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根本观点，或者说，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出发点。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能取得成功，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是其原因之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任务的提出和实现，就是建立在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分析之上的。
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早在1912年和1919年间，列宁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分别提到中国是半封建的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他是从过渡阶段的社会这样的角度分别提到这两个“半”的，但未作论证。中国人接受这样的观点，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最近有人查考，中共中央在自己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是在1929年2月（《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陈金龙文），那是在中共六大以后。与此同时，中国的思想理论界还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进行了严肃思考和理论创造。1939年底和1940年初，毛泽东连续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指导性论著，系统地、科学地、正确地解决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他不止一次强调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总之，认清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才能解决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问题。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以及在中国革命成功的推动下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史学工作者，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都认同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
对这个认识，近年有人提出质疑和挑战。有的文章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因而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会，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是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文章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之前和之后，无论如何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要求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说法究竟是否恰当，似有必要重新加以研究”。广州《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开辟“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讨论”专栏，发表该刊记者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的报道，用的第一个标题就是“毛泽东‘两半’论的权威面临挑战”，认为“两半论”是“失误”，“延误了我们反封建历史任务的完成”。报道指出，某研究员对“两半论”提出了直接的质疑和驳难。同期还发表该刊另一记者写的《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其中有一段对话：记者问，“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应该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提出新的概括，以突破现存的近代史的框架，探索新的架构呢？”某答，“显然有这样的意图，确切地说，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提法，是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这里已经把问题提到相当尖锐的程度了。
质疑者说“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我们到底不知道，他要设计的新的近代史构架是什么，支持这一构架的理论基点找到了没有。但是，我们对论者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延误了”“反封建历史任务的完成”却百思不得其解。前已指出在革命中，认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认清了中国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这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本身所规定了的。所谓“推翻三座大山”云云，不就是指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吗？我们倒是要问，如果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能够正确坚持反帝反封建的观点吗？
以上质疑，在研究者中不是没有影响的。一篇题为《中国近代史需要理论的突破》的文章认为：“以新民主主义理论原原本本地指导通史性的近代史研究，……值得推敲”。推敲之后，作者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从本质上说是一条中国式的，或大体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本主义道路”（文见《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作者在这里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改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把一种社会性质的事实认定，改成为“中国式的、大体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价值判断。这样一来，这种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又是中国式的，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又是符合发展资本主义要求的，这不是很好吗？这里还能够引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前述“失误”论者所要寻找的那样一种“理论基点”？
二、关于近代中国的反帝斗争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几乎写满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分析了帝国主义侵华的大量史实，出版了不少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著作。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似乎已经家喻户晓了。在这方面，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了，其实也不尽然。
1985年，哈尔滨有一学术刊物发表文章，认为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终于打入了封建主义禁锢着的神圣王国”，是好事，应当“大恨其晚”，如果再早一点，“我们中国就远不是如此的面貌了”。在该文作者看来，由于资本主义文明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列强侵略落后的封建中国时，中国只能敞开大门让其侵略，决不能反抗，多出几个林则徐式的民族英雄也无济于事，不过延缓接受资本主义文明的时间罢了。这是我所见第一篇对帝国主义侵略表示质疑的文章。我曾撰文商榷，该文发表于《红旗》杂志1987年第6期。但此后这种观点似乎并未收敛，且更加泛滥起来。鼓吹不要抵抗外国侵略的言论，时不时就会在报刊上出现。有人甚至认为，连抗日战争都不要抗才好。有人说，中国要富强康乐，先得被殖民一百五十年。近年来，这种观点还有更多的散布。有人研究了鸦片战争的历史，得出结论说，明知打不赢，就不要抵抗。有人指出：“鸦片战争是在执行一种历史的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有人写道：“我曾开玩笑说过，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哪一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盛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日本”。
还有人将这种思考加以提升，提出“阶级斗争、反侵略”史观，“对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的确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有人说，应“按照价值论而非道德论法则去裁决和评价‘世界走向中国’的历史问题”，认为按反帝史观，“只是更多地从‘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奴役与被奴役’这个正义与非正义的道德立场出发去审视”历史，得出的结论是“消极的、片面的、情绪化的彻底否定”。
以上否定反帝斗争的意见，概括起来有两点糊涂认识。其一是，面对外国侵略，中国落后，肯定打不赢，打不赢就不要打，学习日本处理“黑船事件”的经验，与外国和平谈判，对中国的发展更有利；其二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在强迫中国走向近代化，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构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实现变革的物质基础”，如果强调反帝斗争，强调反侵略史观，岂不就是反对中国的近代化，反对西方文明这个中国“实现变革的物质基础”吗？
这是需要辨析的。我在《也谈外国侵略与近代中国的“开关”》（载《红旗》杂志，1987年第6期）一文中，根据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文和列宁的有关论述，已经答复了上述问题，此处不再重复。这里只简略指出两点。第一，反帝斗争与外国侵略一样，都充满了近代中国史册。反帝斗争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之一，是近代历史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的反帝斗争是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而展开的。所谓反帝斗争，不仅包括实际的反帝运动、武装斗争，也包括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的反帝设计、反帝思想的提炼，还包括民族的实业家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争夺经济平等权和争夺权利的斗争。这种反帝斗争，在初期是原始的、低级的，甚至是野蛮的（像义和团反帝那样），但它确是反帝斗争。随着经验的积累、理论的总结，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水准不断有所提高。假设中国停止反帝，或者如日本那样，对外国的侵略一开始就不反抗，情况可能如何呢？中国和日本不同。不仅历史背景不同，地理环境不同，而且所承受的帝国主义压力大为不同。假设中国的统治者与日本的统治者一样能够励精图治，振作自救，帝国主义是否能允许呢？有一个现实的例子。孙中山领导推翻清朝统治，按西方的模式建立中华民国，发布一系列建设资本主义的政策措施，却谋求西方各大国的支持而不可得。西方的老师不支持中国的学生。他们宁可支持代表腐朽落后势力的袁世凯，而不支持代表进步势力的孙中山。如果中国停止抵抗，中国绝对得不到日本那样的境遇，中国早就成了完全的殖民地了。中国成了殖民地，还能得到发展吗？抗日战争中中国不抵抗，日本不是早就灭亡中国了吗？
第二，走向近代化，是时代向中国提出的要求，也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任务。《共产党宣言》在说到欧洲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时，指出：“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恨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廉价的商品以及造成这种商品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确是人类文明发展到那个时候的最重要的贡献。但是，当欧洲资产阶级向亚洲、向中国推销这一切的时候，它首先使用的是另一种特殊的商品——鸦片及大炮，是要屠人之城，灭人之国。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作用，并不表示他们肯定落后国家应当欢迎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相反，他们高度评价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政策，支持中国人民反对英国发动的“极端不义的战争”。列宁则评价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这种民族战争的胜利，不仅促成国家的独立、解放，也能促进本地区资本主义的生长、发展，促进本地区社会的进步。
因此，中国走向近代化，如果走进的是殖民地化，是畸形的近代化，那并不能给中国人带来幸福，不可能做到福国利民。中国要摆脱落后，的确要向西方学习，要走向近代化，这种近代化不是西方列强给我们设置的近代化，而是中国人自己争取来的近代化。这只有在中国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国家独立以后才有可能实现。所谓独立富强，只有先独立，而后才可致富强。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就是这样昭示人们的。不加分析地说“世界走向中国”，并不能给今天的读者带来有关近代中国历史的真实知识。
三、关于近代中国的反封建斗争
同反帝斗争一样，反封建斗争始终是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之一。多少仁人志士为此抛头胪、洒热血；多少社会精英为争民主、反独裁而前赴后继，而奋不顾身。他们是推动近代中国一步一步走向光明的大智大勇之士，是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雄豪杰。“俱往矣，数英雄人物，还看今朝。”今朝的英雄人物，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他们的英雄业绩，理应得到后人的记忆与尊崇。
但是，在我们的一些历史论著中，这些英雄的业绩被贬斥，被否定，已经到很严重的程度了。1989年，北京的书店里摆出了新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该册评论了太平天国历史，我以为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彻底否定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斗争。该书认为太平天国搞的是“神权政治”，退回到中世纪，闹了十几年只是“一个笑话”，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只有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才是进步的。同年《新观察》发表专访，谈新编第6册的特点，作者开宗明义就说“否定了太平天国，给曾国藩翻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学者朱东安在1990年发表文章给予反驳，此后似无响应者。其实，贬太平天国、洪秀全，尊湘军、曾国藩，在1949年前的中国是占统治地位的，是流行观点，并不奇怪。今天，在史学家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指导翻了太平天国、曾国藩的案以后，在部分著作中这个案再次被颠倒过来，作为新观点加以流传，倒是奇怪了。1994年北京的一本同仁刊物发表青年学者的文章《无本者竭，有本者昌》，对太平天国作了无情的鞭挞，对曾国藩及其率领的湘军作了高度赞扬，是上述观点影响青年研究者的明显例子。
爆发于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起义，勿庸讳言，其本身有许多缺点，但它毕竟对腐朽的封建王朝发动了长达14年之久的猛烈冲击，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它无论在勇敢冲击清王朝方面，还是在对外来侵略者的斗争方面，都给后来的革命者提供了鼓舞力量的源泉。太平天国起义时及被镇压后，太平天国都被统治者咒为“发匪”“长毛”，太平天国自身的历史文献几乎被焚毁殆尽，老百姓中有几个能知道“发匪”“长毛”就是太平天国？与曾国藩不同，谭嗣同冲破禁网，赞扬了太平天国。孙中山在从事反清活动中常以“洪秀全第二”自命。蒋介石围剿红军，以曾国藩自况，而以石达开指红军。范文澜在延安编写《中国近代史》，则给了太平天国很高评价，而给曾国藩以严肃批判。这些说明，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对太平天国有截然相反的评价。建国以后，历史学者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一般说来较以前更符合历史真实一些。由于现实政治气氛的影响，有时评价高些，有时评价低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文革”后史学界拨乱反正，对太平天国及其人物的研究，批评了“左”的倾向，更加实事求是了。但也有人着力研究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化问题，结论是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与封建专制政权一样，这就为否定太平天国打下了基础。有人甚至由此联想到对中国历史上农民运动的看法，提出“试看历史上各种聚众造反的农民领袖哪一个提出过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思想，或有别于建立君主专制王朝的政治理想呢？”，表示“很难得出农民运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普遍意义的结论。”还有人专门著文，对解放后有关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从指导思想到研究方法到史料运用，全面加以否定，尤其不赞成用阶级观点分析封建社会的矛盾关系，否定“中国古代社会（即被称为封建社会——原作者注。引者按）中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皇帝官僚集团与该集团以外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矛盾”。这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太远了。
前面提到孙中山以“洪秀全第二”自任的故事。这表明孙中山在组织、推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是以太平天国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精神作为鼓舞力量的。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以三民主义相号召，其主要目标是反对封建专制，在这方面，国内外学者的意见，是无分轩轾的。令人惊异的是，近年来否定辛亥革命的言论多起来了。1992年《求索》杂志发表《关于辛亥革命“避免论”的几点思考》，认为辛亥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大于建设”，打断了“一个社会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当初如若避免这场革命，中国很可能已成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还有人认为，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超越了社会发展所必然要经过的阶段，而陷入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误区”，或者说“陷入了革命的误区”，“实际上开启了20世纪中国政治浪漫主义的先河”。以至于说，“人们有理由怀疑，资产阶级的共和革命是否合乎中国国情，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中国（是）否有其发展前途；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在当时是否必然要推翻帝制？”如果共和革命不合乎中国国情，民主政治在中国没有发展前途，在中国发展现代化不必要推翻帝制，辛亥革命当然就是多余的了，反帝反封建当然是不必要的了。
用明确的语言否定辛亥革命的，是1994年《东方》发表的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在那个对话里，李泽厚说：“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为此，李泽厚、刘再复在“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的时候，1995年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大字标题为《告别革命》的书。这里没有篇幅谈《告别革命》，只是指出，该书几乎否定了历史上的一切革命，当然也否定了近代中国的一切革命。这就不是理论的误区、学术方向的误区，而是作者们政治倾向的误区了。近代中国的革命，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革命错了，反帝反封建当然要不得了。辛亥革命及辛亥以后的所有革命都搞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还有什么合理性可言呢？亡其国必先亡其史，言之不虚也。区区此心，神明共鉴，我想这总不是乱打棍子吧。
四、关于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
承认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大抵上也会承认，是否反帝反封建，应视为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随着对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的认识不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有了差异。以往被正面称赞、肯定的历史人物，往往受到批评，从林则徐、洪秀全、孙中山到鲁迅、毛泽东；以往受到批评或基本否定的人物，现在则受到称赞、颂扬。这表明一些评论者观察问题的角度变了，史观变了。
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清末以后被主流誉论称颂为“中兴名臣”，直到蒋介石“剿共”，仍把曾左胡李治兵语录置于案头。建国以后，史学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他们展开了批判，也不都是一棍子打死，如对左宗棠，肯定了他从外国侵略下收复新疆的爱国正义行动，以这些人从事的洋务活动，除了对他们的主观意图有所分析外，对他们在客观上推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事业，也给予了相当的肯定。应当说，对这些人的批判，大方向基本上正确的；对某些把握不准的地方，对某些过火的地方，给予纠正也是必要的。现在出现的情况是，对以往研究中过左的地方，反弹过分了，出现了整个翻案的情况。
对历史人物评价的翻案，集中在曾国藩身上。有的研究者说，曾国藩继承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变革开路的人物之一”，“所谓曾氏是镇压革命力量的刽子手的罪名难以成立”；“曾国藩不但没有‘卖国投降’，而且显示了不顾个人屈辱而为国宣劳的爱国情怀”。有人要求重新确立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认为应把他划在近代进步和爱国人物之中，“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前已指出，有的著作开宗明义就标明为曾国藩翻案。湖南作家写了一部历史小说《曾国藩》，引起轰动，有人评价它是“从政必读的教科书”，说它的最重大意义“是中国文学敢于突破狭隘的阶级偏见，自觉走向理性、良知和责任的新里程碑”；有的评论小说作者写的有关曾国藩的文章，“发表在一些理论刊物上，如石破天惊，引起文史界的震动”，“如此观点鲜明地公开地为曾国藩罪名辨解，○○○可能是建国以来第一人”。1995年11月在湖南双峰县（曾国藩家乡）举行了有关曾国藩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据说，有人在大会发言中要求“推翻范文澜加给曾国藩的诬蔑不实之词”。
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可以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当然也是可以批评的。范文澜对曾国藩的研究、评价，不是不可以批评和讨论的，曾国藩的一生不是不可以重新认识和评价的。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和出发点上，要不要对历史人物作基本的阶级分析，要不要对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其发挥的作用，作总体的把握。如果对此完全置之不顾，恐怕很难说是客观公正的了。
不仅对曾国藩是这种态度，对李鸿章也是这种态度。人们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可是有的研究者说，看完了李鸿章的全部材料，几乎找不到他的一条缺点。有人说，李鸿章“为中国近代化开的药方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是可以挽救中国的”。有人评论李鸿章的是是非非，为他的一生全面开脱，包括他签订对外条约，如中法《越南条款》、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同盟密约》和《辛丑和约》时的责任。签订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主要责任当然在腐朽的封建朝廷，在朝廷的最高执政者，但李鸿章作为对外交涉的首席（实际上的）大臣，就能脱掉干系吗？为什么驻俄公使杨儒宁死在莫斯科，也不在屈辱条约上签字呢？我们还记得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话时，代表中国政府表达了收回香港主权的强烈愿望，他说：“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多么义正辞严。查一查历史，代表清政府在涉及香港的第三个不平等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上签字的，正是李鸿章。我们当然要谴责清政府，如果因此而不谴责李鸿章，我们能对历史作出交待吗？
还有人为慈禧翻案，说“西太后的认识与主张并无大错”，“如果以此为共识，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可能将是另外一个样子”；“西太后确曾真诚地主张进步与革新”。数十年来一直遭世人唾骂的袁世凯，现在也有人对他加以称颂。有的文章不仅大力表彰袁世凯一生的“丰功”和“业绩”，连“坚决抵制和反对二十一条”也成为他的功劳，甚至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等人的成功，把毛泽东、周恩来的成长都归功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这恐怕是“劝进”袁世凯以来未曾见过的颂袁奇文！与颂袁相映衬的，是贬孙中山。有人指出过这种“扬袁抑孙”现象。扬袁：“袁世凯推行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正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抑孙：孙中山的主张“根本与国情大相径庭”，孙中山应对“民初的社会动乱、阁潮迭起”负责。有人甚至在讨论西南军阀陆荣廷时，也把陆荣廷孙中山相比较，陆荣廷那么高大，孙中山如此渺小。评论者的立场、感情何其鲜明。
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研究、讨论，当然应该提倡百家争鸣，应当由研究者根据事实自由地展开评论，不可以以行政手段加以打压或干预的。在研究过程中，即使不同意马克思主义，总也要秉持一种健康的、客观的态度，否则，你根据什么去臧否人物呢？对袁世凯、孙中山的评价，应该说都已盖棺论定了。在这上头做翻案文章，是故意猎奇，还是幼稚无知？抑或是另有所图？真是令人难以思议。
历史的中国发展成了现实的中国，现实的中国是从历史中不间断地走过来的。这一点不会有人有疑义。观察、研究历史中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察、研究现实中国，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一点也不会有大疑义。同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作研究，从历史中国和现实中国中是否能得出共同的结论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现实的中国毕竟不是历史的中国。两者已发生了质的不同。我们过去滥用阶级斗争方法，吃了苦头，我们批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完全正确的。尽管我们不能说，今天观察社会现实，可以完全不用阶级分析方法，但应该说，基本上可以不必用阶级分析法。如果把这种认识放到历史的中国去，认为观察近代中国历史也不必用阶级分析方法，那就不对了。当然，观察近代中国历史，也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说时时、事事、处处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基本的方法还是阶级分析法。
在现实的中国，我们今天讲生产力标准，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完全必要的，是不能动摇的。把这种认识放到近代中国去，以为中国近代也要讲生产力标准，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那就不妥当了，因为近代中国还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国家独立，人民作主人。那个时候不具备这个条件，就要争取，就要革命，就要斗争。当然那个时候也要吃饭，也要生产力，也要发展经济，但不能唯一，不能做中心。
在现实中国，我们今天讲稳定压倒一切，是要保证经济建设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才能使经济建设真正成为中心。如果把这个认识套到近代中国，认为那时候也应该是稳定压倒一切，是要保守主义，当然洪秀全、孙中山是捣乱了，要受批判了，而曾、胡、左、李等中兴名臣以及民国初年的袁世凯要受赞扬了。事实上，近代中国不能讲稳定，讲稳定，就是站到腐朽的封建朝廷一边，站在帝国主义所支持的落后势力一边，站到了革命的反面。
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就要从近代中国的国情出发，而不能从现实中国的国情出发。这是个浅显的道理。如果不注意领会这个浅显的道理，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就可能发出不和谐的声音，就可能找不到历史的真谛。当然，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也要看到，近代中国发展的结果，就是现实的中国。如果我们孤立地观察、研究近代中国，看不到近代中国往现实中国合乎逻辑的发展，我们的研究也可能发出不和谐的声音，也可能找不到历史的真谛。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还要继续进行，还要往前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若干原则性问题的不同意见还会不断出现。讨论是必要的，正常的。摆事实，讲道理，会把人们认识上的差异拉近一些。各种意见都讲出来，相互砥砺，相互切磋，相互问难，可能会使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更加靠近真相，也更加接近真理，从而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兹依据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以上看法，仅是个人一孔之见，藉供有兴趣的朋友们参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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