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川击壤集》与先天象数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川论文,天象论文,数学论文,击壤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3)03-0003-08
《伊川击壤集》中的哲理诗有着弥纶宇宙、终始古今的博大气象。朱熹说：“康节之学，其骨髓在《皇极经世》，其花草便是诗。”[1]（卷一百）《皇极经世》内容丰富，体系庞大。在这本书中，邵雍力图创造一个说明宇宙演化和社会、人生的全部运动程序的象数体系，并力求追寻出一个贯穿于整个体系的最高法则。《皇极经世》大约在嘉祐五年前后完成，此后，邵雍还用十六七年的时间来完善其先天象数学，他晚年的一些先天学思想以及人生哲学，可以从《伊川击壤集》中窥见端倪。邵雍《首尾吟》说：“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语道时。”因此，研究邵雍的学术思想，不能因为《伊川击壤集》是部诗集就弃而不论。
《伊川击壤集》中的诗歌与一般的文学作品不同，堪称见道之言。其中有不少涉及到先天象数学，具有知识型架构，是典型的哲理诗。朱熹及其门下就是把《伊川击壤集》的诗歌当作哲学来解读的。
邵雍的象数学的特点是“尊先天之学，通画前之易”。“先天”有二义，一是指据说由庖牺所画的易卦图。相对说来，相传周文王所画的卦图称作“后天”。朱熹《答袁机仲书》说：“据邵氏说，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始终之变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为作传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传，则其所论固当专以文王之《易》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画卦之由，则学者必将误认文王所演之《易》便为伏羲始画之《易》，只从中半说起，不识向上根原矣。”[2]（卷三十八）邵雍《观易吟》即推本伏羲画卦为易之宗祖：“庖牺大圣人，画卦传万古。阴阳变化机，乾坤为易祖。吾隐安乐窝，天地乃同伍。窥破圣贤心，恬淡自得所。”“先天”的第二义是指伏羲及周文王画卦象之前的“心易”，即未画之前已然存在的易之道。如邵雍《先天吟示邢和叔》曰：“一片先天号太虚，当其无事见真腴。”先天和太虚异名同实，指窈窈冥冥、至虚至无的道本体。关于先天的第一义，朱熹也有段话：“其曰画前之《易》，乃谓未画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于聪明神武之人以发其秘，非谓画前已有此图，画后方有八卦也。”[2]（卷三十八）邵雍《先天吟》曰：“若问先天一字无，后天方要着功夫。拔山盖世称才力，到此分毫强得乎！”“先天一字无”指易之道在末画之前不待文字符号表述就已然存在。邵雍把伏羲画易作为先天与后天的分界线。画易以前的历史主要是人类的自然史，那时的人与天地自然合德，行为与天道不相违背。而画易以后的历史主要是人类的文明史。人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奉天时行，注重后天工夫。正如邵雍的另一首《先天吟》所云：“先天天弗违，后天奉天时。弗违无时亏，奉时有时疲。”这首诗本于《周易·乾卦·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认为先民在先天时代行事，天合于人而不违人，人与自然间协调得十分完美；后天时代人们行事，须奉顺上天，从天而动。先天之时天人和谐一致，后天之时天人间的相互协调则有所欠缺。邵雍的先天象数学是建立在奇谲精微的图式系列上的。《伊川击壤集》中的诗歌对邵雍的图像体系有所解释。如邵雍有一首《观物吟》是关于《伏羲六十四卦圆图》的微言隐语，诗云：“耳目聪明男子身，洪钧赋与不为贫。因探月窟方知物，未蹑天根岂识人。乾遇巽时观月窟，地逢雷处看天根。天根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圆图中乾交巽的姤卦一阴在下、五阳在上，表明一阴初生，称为“月窟”；坤交震的复卦一阳在下、五阴在上，表明一阳初生，称为“天根”。先天图自姤卦的一阴初生至坤卦的全阴无阳，是阴由弱生长发展至极盛的全过程；自复卦的一阳初生至乾卦的全阳无阴，是阳由弱生长发展至极盛的全过程；阴主物，阳主人，因此说探月窟而知物，蹑天根而识人。姤卦在上位，故言“探”，复卦在下位，故言“蹑”。“天根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是说，天理流行，而自己常往来周旋其间，如在生意盎然的春天，与二程所谓“静后见万物皆有春意”[1]（卷五十九）意思相同。所谓“三十六宫”，是指由八个不易之卦（指乾、坤、坎、离、颐、中孚、大过、小过）和二十八个可易之卦（指一个卦体颠倒之可成另一卦）相加之后的三十六卦。邵雍还有一首《月窟吟》说：“月窟与天根，中间来往频。所居皆绰绰，何往不伸伸。投足自有定，满怀都是春。若无诗与酒，又似太亏人。”此诗与《观物吟》意思相近，可以参看。不同的是，《月窟吟》末尾更多了一层宣情寄意的内容。此外如《大易吟》是本《说卦传》“天地定位”之义，对《伏羲六十四卦方图》作的解读。[3]
邵雍由对先天图的认识，进而推演出关于宇宙时间和人类历史演化的理论。这就是《皇极经世》一书中的“元会运世”说。邵雍把他的“元会运世”说简括于《皇极经世一元吟》之中，诗云：
天地如盖轸，覆载何高极。日月如磨蚁，往来无休息。上下之岁年，其数难窥测。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识。一十有二万，九千余六百。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治乱与废兴，著见于方策。吾能一贯之，皆如身所历。
皇极经世是指自太极浑沌一气到天地开辟再到地毁天灭再到浑沌一气的过程。邵雍以元、会、运、世作为时间单位来计量天地成毁的一轮周期。在他看来，宇宙经历的时间总数是难以窥测的。但以人类当前的这一元历史而论，一元有十二会，一会有三十运，一运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其时间总数是一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其中，邵雍重点关注的是人类的文明史，即从二千一百五十六世唐尧肇位于平阳至二千二百六十六世后周皇太子柴崇训嗣位的历史。这上下三千年间的治乱兴衰与因革变化，邵雍都记载在《皇极经世》中。邵雍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历史研究之中，似乎亲身经历了这三千年的风云变幻。在他理性的研究中，除形成了一种睿智的历史哲学外，还升华起一种宏大的时空意识。
邵雍的先天象数学虽与义理派易学所选择的学术思路不同，但《伊川击壤集》中的哲理诗不仅关涉象数的推演，而且也有易学义理的申言，如《冬至吟》由节气的变化联系到易的阴阳动静，阖辟消长，从中可以略窥“复其见天地之心”之义：
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淡，大音声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庖羲。
冬至，居夏历十一月“子”月之半，在二十四节气中配属复卦，这时冬天已过一半，阳气萌生，阴气渐退。“天心无改移”是说年年岁岁、月月日日阴阳之气都是如此变化。所谓“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说的是复卦的卦象，上坤下震，坤是静，震是动，表示一阳来复，万物更生时的大自然状态。《复》卦《彖传》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天地以生生为德。天地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它一年四季都在流行，为什么一定要在冬至之日、一阳初动之处发见呢？朱熹对此有个通俗的解释：“康节云：‘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盖万物生时，此心非不见也。但天地之心悉已布散丛杂，无非此理呈露，倒多了难见。若会看者，能于此观之，则所见无非天地之心矣。惟是复时万物皆未生，只有一个天地之心昭然著见在这里，所以易看也。”[1]（卷七十一）原来阳气旺盛之时，万物繁茂，天地之心被复杂盛多的事物所遮掩。而在一阳初复、万物未生之时，气候肃杀，草木摇落，世界冷冷清清，生物之心虽在积阴之中，也能闯然而见。此前的十月配属纯坤卦，万物收敛，寂无踪迹，阳气完全收敛关闭。天地生物之心此时虽未尝止息，但无端倪可见。只待一阳方生于群阴之下，生意才开始发露。以人心而言，这是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好比怵惕恻隐于赤子入井之初，方怵惕恻隐而未成怵惕恻隐之时，人心的中节之体已各完具，未发则寂然不可见。只有应事接物，因事感动，其恻隐、羞恶之端才发露出来。“玄酒味方淡，大音声正希。”指万物未生，阳气微弱，没有声臭气味可供闻见。但生命已微芒发动，其势日长，正是天命流行之初，造化发育之始。玄酒味淡，大音希声，其中有不可言说的妙处。诗的末尾言道，若不信此旨，就请向伏羲求教。朱熹说：“康节此诗最好，某于《本义》亦载此诗。”[1]（卷七十一）并因赞叹这首诗而称邵雍为“振古豪杰”。
邵雍把他的先天图式及其变化法则定义为心的法则，《观物外篇》曰：“先天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乎心也。”又说：“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这种看法不仅是将易学的法则归结为心的产物，而且把宇宙万物及其变化都看成心的产物。可以说，邵雍的先天学构建的是以心为宇宙本原的心学体系。其《自余吟》曰：“身生天地后，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余何足言。”诗中指出，人的身体产生于天地之后，但心在天地形成之前就已存在。天地既产生于我心，其他万事万物当然也不例外。由此看来，此“心”的概念内涵是脱离人的身体而存在的绝对精神，是主体精神与宇宙本体的合一，具有主体精神和客体精神二重属性。
邵雍的心学体系继承了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观点，认为天道变化与人心思维具有同一个法则。其《观易吟》曰：“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行只在人。”《观易吟》认为，物物各具其形体，每一形体都有涵盖乾坤的本体。世间万物都是心本体所派生，通过反求于内心，便可了解宇宙的变化。除心本体以外，天、地、人三才别无根源。天之消息盈虚而生阴阳，全由心本体分别其作用而来。人的一切行为，全由心本体的变化而产生。天人本无分别，而行道只在人，也就是说天人合一的基础不外乎人心。
北宋中期的理学奠基者和理学开山祖师胸怀着心与天地同流的宇宙意识。邵雍的心性之咏也显示了他参透天人的恢宏心宇。其诗云：“廓然心境大无伦，尽此规模有几人？我性即天天即我，莫于微处起经伦。”诗中将心、性、我、天视为一体，意味着对个体心境的无限扩大。首句中的“廓然”、“无伦”之语与禅宗心性论有相似之处，因此此诗被禅门引为同调，《丛林公论》记宋代禅僧惠彬之言道：“读尧夫此诗，宜抗诏不起也？确乎其不可拔，自守其道矣！”认为他的抗诏不仕与涵括天地的心态有内在联系。张九成指出这首诗继承了孟子的心性学说，但同时对此诗措辞之空灵不无微词。《横浦心传》中说：“其第一句云：‘廓然心境大无伦’，料得尧夫于体认中忽然有见，故辄为此语，不然又是寻影子，毕竟于活处难摸索。”[4]（卷十）朱熹也批评这四句诗“正如贫子说金，学佛者之论也”[1]（卷一百），并因此否认此诗是邵雍所作。心与天同的思想确实为邵雍所有。其《得一吟》曰：“唯天与一无两般，我亦何尝与天异？”一指心本体。心本体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精神系统，对系统的描述只能以系统本身作为参照点，通过系统本身内部关系完成，因此定义为“一”。《得一吟》和前诗一样，都是天人合一思想的表露。
邵雍哲学的心概念除具有本体的意义外，还指具有认知功能的思维器官。心通过观物，能够产生理性认识。邵雍以心知物、以理观物的思想体现了他对整个世界的态度和觉解。《伊川击壤集》中有不少同题诗作，除《首尾吟》这样的大型组诗外，同题诗以《观物吟》为最多。邵雍的《观物吟》很少对“以物观物”这种认知方式进行诠释，更多的是对观物心得的表述，是他的物理之学的精简版，如《观物吟》：“一气才分，两仪已备。圆者为天，方者为地。变化生成，动植类起。人在其间，最灵最贵。”这是他的宇宙发生论和宇宙构成论。对照《周易大传·系辞上》所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和《观物外篇》所言“太极既分，两仪立矣”，可知《观物吟》中的“一气”指太极。在多数情况下，邵雍是以“心”、“道”或“性”来定义“太极”，把太极视为形而上的实体。在象数体系中，他的“太极”概念是作为宇宙本原的符号来使用的。《观物吟》中以气释“太极”，说明邵雍是一个“道”“气”合一论者。“两仪”是指阴阳二气。邵雍认为，浑沌之气一分，则阴阳二气立判；得阳气多的物质上升为天，得阴气多的物质沉降为地，形成天圆地方的宇宙结构。天地开辟之后，接着是各类生命的诞生，而人是其中最灵最贵者，因为人是有感官知觉的主体。邵雍《首尾吟》中有一首吟道：“一气旋回无少息，两仪覆焘未尝私。四时更革互为主，百物新陈争效奇。”此诗所要表达的理念与前面的《观物吟》完全一样。
在《唯天有二气》一诗中，邵雍用善恶来划分阴阳二气，诗云：
唯天有二气，一阴而一阳。阴毒产蛇蜴，阳和生鸾凰。安得蛇蝎死，不为人之殃。安得凤凰生，长为国之祥。
阳气有和善的属性，能生出祥瑞之物；阴气带有邪毒的属性，出产毒物。邵雍的这种认识是他的人性论的基础，与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二程将善恶分界归于禀气清浊是同样的理路。[6]（卷十八）
邵雍以《观物吟》为题的诗充满了辩证思维特色。如：
地以静而方，天以动而圆。既正方圆体，还明动静权。静久必成润，动极遂成然。润则水体具，然则火用全。水体以器受，火用以薪传。体在天地后，用起天地先。
时有代谢，物有荣枯。人有衰盛，事有废兴。
物不两盛，事难独行。荣瘁迭起，贤愚并行。
柳性至柔软，一年长丈余。虽然易得荣，奈何易得枯。
百谷仰膏雨，极枯变极荣。安得此甘泽，聊且振群生。
利轻则义重，利重则义轻。利不能胜义，自然多至诚。义不能胜利，自然多忿争。
以上几首诗中的概念都是两两对立的。天与地、静与动、方与圆、水与火、荣与枯、盛与衰、兴与废、贤与愚、利与义，这些事物及其属性相反相成，并在运动中向对立面转化。可见，邵雍是基于易学的“阴阳之道”，用“观复反衍”的辩证思维方式来“观物”的。他对事物的矛盾性具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邵雍的“观物”之道包含着客观认知和逆觉体证两个方面。其《触观物》曰：“万物备吾身，身贫道未贫。观时见物理，主敬得天真。心静星辰夜，情忻草木春。自怜
丧者，能作太平人。”邵雍的观时之术、物理之学在理学家中罕有其匹，他曾把回归年的计算准确到了近4分钟，就他在天文、历法、数学、律吕方面的真知灼见来说，他已攀上了那个时代的学术高峰。同时，他的性命之学对宋代理学思想体系和信仰世界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触观物》中“主敬得天真”和“心静星辰夜”两句就包含了理学心性论中“主静”说与“居敬”说的思想因子。邵雍在“主静”与“居敬”之间偏于前者，其《偶书》曰：“静中真气味，所得不胜多。”其《首尾吟》说；“仙家气象闲中见，真宰功夫静处知。”《依韵和王安之少卿六老诗仍见率成七》：“同向静中观物动，共于闲处看人忙。”《依韵和王安之少卿谢富相公诗》曰：“闲中气象乾坤大，静处光阴宇宙清。”他的主静实践中的重要内容是静坐。朱熹认为静坐养气是邵雍明于见理的窍要：“邵康节，看这人须极会处置事，被他神闲气定，不动声气，须处置得精明。他气质本来清明，又养得来纯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时，都在紧要上用。被他静极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尝于百原深山中辟书斋，独处其中。王胜之常乘月访之，必见其灯下正襟危坐，虽夜深亦如之。若不是养得至静之极，如何见得道理如此精明！”[1]（卷一百）明代王畿《天根月窟说》也认为这样的“俨然危坐”即是主静功夫：“尧夫亦是孔门别派，从百源山中静养所得，五十以后自谓无复渣滓可去，闲往闲来，谓之闲道人。盖从静中得来，亦只受用得静中些子光景，与兢兢业业学不厌、教不倦之旨异矣！白沙所谓‘静中养出端倪’亦此意也。”[6]（卷八）邵雍通过静坐，了得生死大事。其《静坐吟》表明了他的生死观：
人生固有命，物生固有定。岂谓人最灵，不如物正性。或闻阴有鬼，善能致人死。致死设有由，死外何所求。又况人之命，系天不系佗。阴鬼设有灵，独且奈天何。
邵雍相信死生有命，即便有鬼神也不能改变人的命运。邵雍有一首《首尾吟》反映了他中夜静坐，思量生死问题和道德问题的情形：“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中夜时。拥被不眠还展转，披衣却坐忽寻思。死生有命尚能处，道德由人却不知。须是安之以无事，尧夫非是爱吟诗。”诗中表明了他安于生死的态度。邵雍相信鬼神是不有不无的存在，据程颐说：
生气尽则死，死则谓之鬼可也。但不知世俗所谓鬼神何也？聪明如邵尧夫犹不免致疑，在此尝言：“有人家若虚空中闻人马之声。”某谓：“既是人马，须有鞍鞯之类皆全，这个是何处得来？”尧夫言：“天地之间，亦有一般不有不无底物。”某谓：“如此说，则须有不有不无底人马，凡百皆尔，深不然也。”[5]（卷二下）
然而，邵雍并不看重鬼神，他把鬼神看作是人的影子，只能依附于人，其《幽明吟》曰：“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日月照物，鬼神依人。明由物显，幽由人陈。人物不作，幽明何分。”在承认鬼神存在的前提下，邵雍遵循孔子之教，于社会活动中强调先人事、后鬼神的原则，其《观物吟四首》之一曰：“日月无异明，昼夜有异体。人鬼无异情，生死有异理。既未能知生，又焉能知死。既未能事人，又焉能事鬼。”他认为鬼神之事无法深究，只好敬鬼神而远之。
邵雍在《观物外篇下》中说：“君子于易玩象，玩数，玩辞，玩意。”《伊川击壤集》有些阐发《周易》卦象意义的诗正是“玩”的结晶，如《乾坤吟》是对乾、坤两卦“用九”和“用六”之辞的解说：
用九见群龙，首能出庶物。用六利永贞，因乾以为利。四象以九成，遂为三十六。四象以六成，遂成二十四。如何九与六，能尽人间事？
《乾》卦“用九”之辞曰：“见群龙，无首，吉。”龙是能隐能现的神兽，有变化之象。《易》以龙喻指能生能成的乾卦和能出能处的圣贤。乾卦六爻皆阳，是纯刚之卦，为万物之始。圣贤在众人之上，志须卑下，不居人之首，不为天下先，如此则吉；否则，亢矣。《坤》卦“用六”之辞曰：“利永贞。”坤卦六爻皆阴，六是柔顺，“利”训为宜，“永”训为长，“贞”训为正，意指用此柔顺，长守贞正，顺承乾刚则宜。九是阳数之老，其蓍数为三十六；六是阴数之老，其蓍数为二十四。九、六之数交相为用，形成《易》的各种变化，并可用来象征事物在发展变化中的吉凶利弊。因此，此诗末尾慨叹“如何九与六，能尽人间事”。
《击壤集》中也常常由玩象玩意引发出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如《日中吟》阐说《噬嗑》卦之意：
日中为噬嗑，交易是寻常。彼各不相识，何复更思量？
《系辞下传》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此诗由《系辞下传》中的话申发开来，说明市场中人与人之间为交易而发生关系，交易完成，关系终止。邵雍由此感叹商业行为中人情的缺乏。又如《义利吟》借《贲》、《颐》两卦的爻辞表明自己的义利观：
贲于庄园，束帛戋戋。义既在前，利在其间。舍尔灵龟，归我朵颐。义既失之，利何能为？尚义必让，君子道长。尚利必争，小人道行。
《贲》卦六五爻辞云“贲于丘园，束帛戋戋”，丘园指贲卦上九爻。丘，古代城邑近处的丘坂。园，距城邑很近的园圃。丘园，是草木所生之地，质素之处。束帛，指礼物，戋戋，极少义。六五是柔爻，上九是刚爻。《彖传》说“刚上而文柔”，那末，六五要受上九的贲饰。此爻辞意思是将少量的礼物赠与贤者，颇有雪中送炭之义。帮助了他人，自己也能获益。因此，诗中说“义既在前，利在其间”。《颐》卦初九爻辞云“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灵龟，即神灵明鉴之龟予人的明兆，朵颐，即朵动之颐以嚼物，喻贪婪攫取财物、地位，寓有见利忘义、自取其祸之旨，因此诗中说“义既失之，利何能为”。通过发挥这两卦之旨，诗的末尾阐明了自己崇尚礼让，反对争夺的义利观。
《伊川击壤集》中提到《周易》卦象的诗歌为数不少，如《安乐窝中一炷香》说“祸如许免人须谄，福若待求天可量。且异缁黄徼庙貌，又殊儿女袅衣裳。中孚起信宁烦祷，无妄生灾未易禳。虚室清泠部是白，灵台莹静别生光”，用《中孚》、《无妄》两卦之象说明人内有诚信，则心室清泠莹静，不烦祈祷；但祸福由天不由人，无妄之灾也不易禳除。邵雍藉此表明自己在安乐窝中焚香静坐是为了自守诚信，以求心灵宁静，而不是像僧道之流、小儿女之辈焚香礼敬神佛，以求福消灾。《首尾吟》之一曰：“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赞易时。火在内而刑寡妻，风行外而令庶黎。老成人为福之基，騃孺子为祸之梯。此理昭然多不知，尧夫非是爱吟诗。”用《家人》、《巽》两卦之象说明齐家治国的道理。《首尾吟》还有“时过犹能用归妹，物伤长惧入明夷”之句，用《归妹》、《明夷》两卦之象说明要从历史上各朝代的兴衰治乱中吸取经验教训，表明了自己的忧国忧民之心。《闲行吟》之一曰：“否泰悟来知进退，乾坤见了识亲疏。”从否卦的大往小来和泰卦的小往大来认识到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的互为消长，领悟到人生处世的进退之理；从乾元之万物资始和坤元之万物资生理会得人与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亲疏远近的关系。其他如《桃李吟》曰：“泰到盛时须入蛊，否当极处却成随。”《戊申自贻》曰：“明夷用晦止于是，无妄生灾终奈何。”《金玉吟》曰：“中孚既若须为信，无妄因何却有灾。”《观三王吟》：“泽火有名方受革，水天无应不成需。”所在多有。卦象入诗不仅使诗歌的哲理意义得到深化，而且使玩易成为融哲学与艺术于一体的精神享受。
宇宙人生的真谛并非纯粹的名言所能表达，而诗歌能够表现人类心灵深处与环境世界接触相感时的波动，因此许多哲人和诗人认为哲学的最高境界就是诗。北宋中期，诗歌与哲学开始了加速度的融合过程。就理学家而言，不少人依赖感性直观来阐述抽象的哲思，将吟诗作为讲学的补充，由此形成了理学诗派。邵雍是理学诗派的开山祖师。他的哲理诗所包含的统摄万物、赋予万物以灵性的宇宙意识和寄寓社会理想的人文情怀也是构成高深艺术境界的重要元素。
收稿日期：2002-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