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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庆典的兴奋中，我应约为云南教育出版社的一本献礼书撰搞，为此查阅和搜集了一批反映建国50年来民族工作成就的资料。我被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的英明正确深深感动；我被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激励鼓舞。我觉得不把自己的感受和所了解的事实说出来，就寝食不安，就对不起祖国母亲和各族兄弟姐妹。权当拙文是反映阳光的一滴水，是报告春天的一枝花，尽管太少太小，但代表的心意是真诚的，寄托的祝愿是美好的。
一、区域自治 当家做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后来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人口的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民族自治机关。”这一规定成为新中国初期民族立法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 全国只有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 即1947年5月1日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目前全国共有5 个少数民族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和1200多个民族乡。全国55 个少数民族已有44个民族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5%，其余25%的少数民族人口分散在全国各地，或生活在民族乡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赋予各少数民族人民充分的管理本地区和本民族事务的自治权利。按照1984年10月1 日开始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常委会，由实行区域自治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各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都由实行区域自治民族的公民担任；自治地方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都尽量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
据统计，自1978年底到1996年底，仅全国人大发布的法律、法规中就有57件含有对民族问题的规定，截止1997 年底， 我国已有自治条例129个，单行条例188个。
法律、法规和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除汉族出身的干部以外，还需要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来贯彻执行党的政策。
新中国建立前夕，全国少数民族干部只有4.8万人，到1966年， 已增长到80万人。在十年动乱之中，民族干部队伍曾一度减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又得以迅速发展。1988年民族干部达到184万人。 目前，全国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已是有260多万之众的浩浩大军。 其中女干部占26%左右。西藏、新疆、广西、内蒙古、宁夏5 个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干部占全区干部总数的比例分别为74.9%、47%、34%、23.4%、17.5%。少数民族干部虽然只占全国干部总数的6.68%，但增长比例超过了全国同期干部增长比例。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正逐步接近人口比例，有的地方已达到或超过了人口比例。更可喜的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是民族干部队伍的主体，45岁以下的干部占80.2%；专业技术干部数量增长迅猛，由1979年的23.8万人发展到了170 多万人，占民族干部总数的67.5%；县处级以上的民族干部有3万多人， 占全国同类干部总数的7.48%，其中省部级占全国同级干部的11.96%， 地厅级占8.07%，县处级占7.3%。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按1998年九届人大代表数2977人计算，平均41万多公民才能选举产生一名代表。若按此办理，将有35个少数民族分配不到代表名额。事实上，不仅保证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全国人大代表，而且许多少数民族得到的代表数额远远高于平均数。
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
项 目一届二届三届四届五届
19541959196419751978
代表总数 12261226304028853497
其中:少数民族
代表人数178 179 372 270381
占代表总数的%14.52
14.60
12.249.3610.90
少数民族成份(个) 30
30 53
54 54
项 目六届七届八届九届
1983198819931998
代表总数 2978297829772977
其中:少数民族
代表人数 405 445 439 428
占代表总数的%13.6014.9014.75
14.36
少数民族成份(个)
55 55
55 55
毛主席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为了疏通民族关系，消除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调解民族问题及民族内部的纠纷， 加强民族团结， 从1950年7月至1952年底，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先后派出了4个访问团，前往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 累计行程8万公里。1951年至1954年，由中央有关部门接待的到内地参观的少数民族代表即达6500多人。这些工作，为促进各民族的团结与友谊，打下了相知相亲的基础。自1982年至1988年，全国共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召开过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1988年举行的全国第一届表彰大会，表彰先进集体565个，先进个人601名。到目前为止， 全国所有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县以上行政区划单位）都开展了这一活动。民族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也以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为民族团结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可以说在全国找不到一个县是只有单一民族生活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除回族汉族之外，还有33个民族的2.6 万多人散杂居着；吉林省有43个少数民族成份；厦门市有常住少数民族32个，暂住的54个；温州有少数民族39个，近10万人；上海有少数民族44个。 北京作为首都，从建国初至今，一直是民族成份最多最全的地方。假若民族关系不融洽，绝不会出现这种相依相存和睦共处的新局面。
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目前我国有26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指标共20多项超过汉族。有4个少数民族的人口自然增长比例较汉族低；有7个少数民族的标准化出生率低于汉族；有10个民族的早育率比汉族低；有7 个民族女性初婚年龄比汉族大；有7个民族的标准化死亡率比汉族低；有6个民族婴儿死亡率比汉族低；有6个民族平均寿命比汉族高；有17 个民族成人文盲率低于汉族；有14个民族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与民族人口之比高于汉族；有12个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综合均值高于汉族；有4 个民族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比汉族高；有12个民族第一产业所占百分比较汉族低；有17个民族的第三产业所占百分比高于汉族；有12个民族的城市人口占民族人口的比例高于汉族。我国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少数民族共有18个，其中，朝鲜、满、蒙古、回、壮、哈萨克、土家、白、黎、侗、维吾尔等11个民族的人口素质，在1995年即已好于亚洲平均水平。
二、发展经济 脱贫致富
回顾历史，对照今天，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真可谓沧海桑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但是对少数民族中旧的社会制度尚未触动。当时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 其中有30多个民族共3000多万人，处于与汉族大致相同的封建地主经济阶段，有些民族还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有400 万人（大部分藏族地区及部分傣、维吾尔、哈尼等民族地区）存在着封建农奴制；有近100 万人（川滇大小凉山地区的彝族）保存着奴隶制度；有70多万人（居住在云南边疆山区的独龙、怒、傈僳、基诺、布朗、景颇、佤和拉祜等民族，西藏高原的珞巴族，内蒙的鄂温克族，黑龙江的鄂伦春族，海南岛的部分黎族）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原始公社制，或正在向阶级社会过渡。
根据上述4种情况，党和政府分别采取了土改和民主改革。 从1950年开始，到1961年底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完成，前后历时10年。工作艰苦细致，使改革成为各族人民自觉的革命行动。
据1949年调查统计，民族地区基本没有现代意义的工业。民族地区占国土面积60%以上，但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8%。 其中占国土面积31%，少数民族较集中的西北地区，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经济文化落后，交通闭塞，人民生活贫困， 市场发育程度很低。
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民族地区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7%，其中工业平均每年增长20.9%，农业平均每年增长6.1%，是不叫“大跃进”的大跃进。
民族地区的经济腾飞，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各个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情况。1996年内蒙古自治区国内生产总值达9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一年增长12.4 %。 是1947年自治区成立时的183倍；粮食总产量达153.5亿，是1947年的8 倍多；牲畜总头数达6697.7万头（只），是1947年的7倍多。 西藏自治区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76.98亿元，比1978年增长4.88倍；1998 年粮食总产量达8.5亿斤，比民主改革前的1958年增长5 倍多； 牲畜存栏数近2400万头，比1958年增长近2倍；农牧民人均收入达1200多元， 比1978年增长近6倍。近5年来，西藏经济以12.9%的平均速度增长，并连续两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广西壮族自治区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2067亿元；“八五”时期（1991—1995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6.7%，高于全国水平6个百分点；1997年全区农业增长值657 亿元， 粮食产量达1669.11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1996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内生产总值达912亿元，比上年度增长6.4%；棉花产量达94.04万吨， 占全国总产量五分之一强，是全国最大的商品棉花生产基地。1997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内生产总值达210亿元，比1957年增长了28.9倍；粮食产量26 亿多公斤，比1957年增长3.6倍，人均占有量居全国第5位。
从“全国一盘棋”的观点出发，从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考虑，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行扶助政策，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援。1980年和1996年国家先后两次协调安排对口支援和对口帮扶工作。北京支援内蒙古；江苏、山东支援新疆；江苏、广东支援广西；上海、福建支援宁夏；山东、辽宁支援青海；河北、大连、青岛、深圳、宁波支援贵州；上海支援云南；天津支援甘肃；全国支援西藏。中央在政策上对民族地区实行优惠倾斜。1979年以来，民族地区累计完成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已超过一万亿元。这种顾大局识大体的支援，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高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据统计，1997年，少数民族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已由1978年的324亿元增加到7087亿元，增长21倍，年均递增10.9%， 比全国平均增长幅度高1.1个百分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47元增加到4053元，增长15倍。少数民族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20 元提高到1997年的1482元，增长11 倍多；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375 元提高到4818元，提高近12倍。
由于部分西方国家的少数当权者常借口所谓西藏人权问题给中国制造麻烦，所以西藏似乎格外引人瞩目。且不说北约连续轰炸南联盟给他们的“人权”作了多么霸道的注释，只要看一下我国政府对西藏的援助成果，就可以说明到底是谁才是真正关心藏族人民的。
西藏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自1950年和平解放以来，中央财政没从西藏拿走一分钱，而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和各类投资累计高达400多亿元人民币。近年来， 中央政府给西藏的财政定额补贴，每年都达12亿元以上，人均500多元， 超过西藏人民在当地获得的收入。西藏每年财政收入的92%以上是由中央财政补贴。
继1984年全国9省市援藏建设的43项工程之后，1994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强调落实62个援藏建设项目。当时预计投资总额为23.8亿元，从目前已竣工交付使用的60项来核算，实际总投资将超过40亿元。此外，1998 又落实援助项目668个，资金达8.8亿元。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民富国强，本固邦宁。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惟一的宗旨，把全国人民的冷暖温饱放在心上，放在工作的首位，积极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使生活在贫困线上的群众尽快脱贫致富。
1997年民族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4800多元，比1978年提高了12倍；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400多元，比1978年提高了11倍。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果，近2000万少数民族人口摆脱了贫困。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前，百万农奴都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直到1978年，全区仍有87万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目前，90%的农牧民已解决温饱，50%的农牧民已进入小康，贫困人口减少到10万人。广西是全国贫困面积最大、扶贫攻坚难度也最大的省区之一，原有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10%。49个贫困县（市）中，石山面积占总面积30%以上的就有28个。仅在桂西北的大石山区，就有20多万人生活在自然条件特别恶劣的环境中。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关怀下，通过广西各民族干部群众的努力，全区贫困人口从1985年的1500万，锐减到1997年的366万， 原有的49个贫困县（市）中，已有33个县基本解决群众温饱。近5年来， 国家共对广西安排各类扶贫资金40多亿元，广西每年都抽调16万名各级干部深入贫困地区开展扶贫攻坚。根据目前的扶贫力度和进展，进入21世纪时，广西将不再有贫困人口。
游牧经济要摆脱“夏肥、秋壮、冬瘦、春死”的循环圈，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实行定居。1979年以来，青海30万草原牧民的80%已实现定居。1986年新疆自治区开始宣传并推行定居，以改变过去逐水草而居，一年四季都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至1998年，全新疆各族牧民实现定居和半定居的牧户达10.4万户，占牧户总数的69%。精河县牧民1985年定居前人均收入237.6元，定居后的1997年，人均收入达2169 元，增加了8倍多。巴里坤县大河乡40户牧民异地搬迁定居后， 人均收入达4000 元，比定居前提高了39倍。自治区决定，自1998 年起每年增加定居8000户，到2002年实现百万牧民大定居，使全区牧民定居率达到90%。内蒙古自治区作为我国最大的畜牧业生产基地，经过50年的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目前95%以上的牧民实现了定居轮牧，90%的牧畜实现了棚圈化。加之在畜牧业中推广科学技术，从1983年以来连续获得丰收。
回顾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建国以来的历史，有说不完的变化和唱不尽的凯歌，尤其是原先那些社会发展滞后，人口较少的民族，可以说是在短短的50年中跨越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进程，使人大有沧海桑田之感叹！基诺族全民摆脱贫困，走上致富之路；全国最富的少数民族是京族，1997年人均纯收入达4800多元，不仅超过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一倍多，而且高于全国城镇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几乎家家有电视、电话，25%的家庭有摩托车或汽车，平均每5户人家有1部手机。鄂伦春族自1996年起开始禁猎，彻底告别了原始狩猎生活。1996年，全鄂伦春自治旗212 户原猎民家庭中，就有37%成了富裕户。昔日住在连窝棚都不如的“仙人柱”（把木棍架成圆锥形，外面蒙上桦树皮或兽皮的居处）里，现今全都住上了砖瓦房。现在全国所有的县都通了公路；“八五”期间国家投资18.5亿元建设了桂林两江国际机场；云南省1995年已跻身于全国旅游十强省份的行列，如今省内有9个机场，主要旅游热点地区全部通航； 内蒙古同世界8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客户建立了贸易关系；广西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
三、文化艺术 百花齐放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对民族文物的保护。60年代公布的头两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有40余处涉及到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文物。其中仅藏传佛教著名寺庙就有大昭寺、昌珠寺、萨迦寺、布达拉宫、甘丹寺、塔尔寺、雍和宫、哲蚌寺、瞿昙寺、拉卜楞寺等。这些寺庙都经政府拨专款进行过维修。维修工程最大的是布达拉宫和塔尔寺。仅布达拉宫的维修就耗资5300多万元，但举国上下都认为值得。塔尔寺维修费开支约4000万元。文物的价值不能用钱来衡量，但是舍不舍得在保护文物上花钱，却很能说明对民族文物的态度。
1957年至1965年，中国社科院委托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单位在全国拍摄了14个民族15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当年，周恩来看了《佤族》、《凉山彝族》和《黎族》3部影片后， 高兴地说：“拍这样的片子，是对世界的贡献！”当时拍这类片子的初衷主要是抢救民族研究资料。经过数十年的历史变迁，这些片子对人类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凸现出来。对影视人类学研究有意义，对研究社会发展史有意义，对研究不同社会阶段的民族文化有意义，对证明中国政府民族政策的正确性更有意义。用这些影片与本民族现实生活相对照，西方某些人的恶意诽谤将不堪一击。
贵州省的文物普查工作在全国是比较先进的，全省各地先后公布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1500多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240处， 其中三分之一为少数民族文物。青海塔尔寺有文物3万多件； 四川省有民族文物2万多件；黑龙江有民族文物2781件； 内蒙古各级文博单位收藏的文物有50多万件，其中有10万余件属民族文物；广西博物馆馆藏文物5万多件，其中民族文物一万余件；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有民族文物2万多件；云南省博物馆有民族文物近万件；新疆博物馆存文物5万余件。 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和中国民族博物馆收藏有不少民族文物。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国家级博物馆中亦有很多民族文物。
截止到1997年，8个多民族省份已建立文物、博物馆机构507个，从业人员近6000人。仅新疆就有博物馆14个，涉及省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有67个。从全国民族地区来看，博物馆的种类比较多样。大的方面可分为专题类和综合类两种。综合类如上述博物馆，专题类如四川凉山奴隶制博物馆、内蒙古鄂伦春民族博物馆、四川茂县羌族博物馆、贵州民族婚俗博物馆、傩戏博物馆等。
除不可移动文物和馆藏文物之外，反映民族文化的另一笔宝贵财富就是少数民族古籍文献。
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民委组织成立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姐，整理民族古籍的各项经费开始列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地方各级民委直接抓具体工作落实。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已知的散藏在全国的彝族古籍有一万多部；藏文古籍有一万多部；蒙文古籍文献有1500多种；满文古籍仅档案一项就有150万件以上。
从1984年至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地、州（盟）、县（旗）设立的130 多个组织机构都保证了抢救学科的开展。10多年来，古籍工作者共抢救出少数民族古籍书目12万册（种、件、部），整理书目11万册，出版了40多个民族的3000多种古籍，其中有大量学术价值很高的孤本、善本。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的自由。”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和满族使用汉语外，其余53个民族至今仍保留有自己的语言。解放前，有18个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其中有象形表意文字、有汉字变体文字、有音节文字。建国后，党和政府根据少数民族的意愿和要求，帮助12个民族创制了16种拉丁字母的新文字。现行的少数民族文字共有27种。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国家的大型会议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及民族地区的广播、电视节目中都能听到多种民族语言，见到多种民族文字。当然，接触民族文字最多的场合是花钱的时候。人民币上有4种少数民族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现为国家邮政局），先后发行少数民族题材的邮票、风光邮资明信片、纪念邮资明信片数10套，使少数民族形象和民族地区风光通过“国家名片”走向世界各国。国庆50周年即将发行的“民族大团结”邮票，把56个民族的56枚票印刷在一整版上，更是创世界纪录。国家在第22届万国邮联大会和99年世界邮展在中国举行的良机，发行一版多枚的世界之最邮票，说明对民族问题的高度重视。此举在国际邮坛上定会影响深远。
我们的党和国家对民族出版工作历来十分重视，从建国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共出版19种民族文字的图书3万多种，发行5亿多册。从1981年到1994年间，我国共出版民族文字图书4万多种， 发行达5.3亿册。全国民族出版社从17家发展到36家。 我国的民族出版社分别用蒙古、藏、维吾尔、朝鲜、哈萨克、彝、苗等23种民族文字出版图书。我国的朝鲜文出版成为除韩国外全球最大的朝鲜文出版基地；蒙古文的出版世界第一。40多年来，民族出版社用民族文字和汉文等编辑出版了各类图书1.5万多种，2.4亿册，其中上百种图书获国家、地区和省（部）级图书奖。
1978年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建立，除“文革”前就已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译成5种民族文字出版发行外， 又先后翻译出版了500多种马恩列斯及中国老一代无产阶段革命家的著作。 文艺作品被译成民族文字的除四部古典文学名著外，还有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著名作家的作品。用民族文字出版的重要典籍有蒙古文的《十善福的史册》、《白史》、《水晶鉴》、《蒙古秘史》（校勘本），藏文的《四部医典》、《藏历天文星算》、《红史》，维吾尔文的《乌古斯可汗传》、《乐师传》等。
四、振兴教育 桃李芬芳
直到解放前夕，处于“刻木结绳记事”的阿昌、普米、德昂、佤、独龙、鄂温克、鄂伦春、傈僳、布朗、怒、门巴、珞巴、基诺、部分黎等民族没有学校教育。其中有个别民族几乎全是文盲。有的没有民族文字，有的民族中有些认字的人，但认识的是其他民族的文字。有些民族的教育是由寺庙承担的，有些民族的识字者几乎全是巫师。全国少数民族儿童入学率很低，80%的人是文盲或半文盲。全国没有一所正规的少数民族高等学校。1949年，宁夏儿童入学率只有10%；新疆各族儿童入学率只有19.8%；湖南湘西在校生中只有20%的少数民族学生；青海少数民族地区只有29所小学，1000多名学生。
据1950年统计，少数民族学生在全国高校学生总人数中占0.9%， 在中专中占0.4%，在中小学中占2%左右，而当时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全区只有6所地方政府办的旧式学校，文盲人口占人口总数的97%。新中国成立前，内蒙古自治区只有16所中学。
截至1996年底，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有普通高等学校96所，普通中学11484所，小学90982所。独立设置的民族幼儿园2000 多所， 民族小学2500多所，民族职业中学300多所， 民族中等师范学校（含少数民族学生占在校生50%以上的中师）100多所，民族师范专科学校40多所， 民族院校（大学）13所。
1997年，少数民族专任教师已增加到83.32万人； 各级各类学校少数民族在校学生增加到2900多万人。普通高校、中学和小学中的少数民族学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分别为6.8%、6.7%、8.9%。内蒙古等8个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的省（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7.6%。55个少数民族都培养了自己的大学生，其中10多个少数民族每万人拥有大学生数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西藏到1998年全区已建立起各级各类学校4365所，文盲率下降了47个百分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壮年非文盲率为96%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两个百分点。
据统计，全国有1 万多所各类学校进行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双语教学”，在校生600多万人，涉及民族文字29种，涉及民族语言60 多种。在西藏，中小学实行双语教学，大中专学校设立藏文系和藏文班。
1998年赫哲族和裕固族提前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并通过国家验收。
为了改变民族地区教育的落后面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措施之一是异地办学。1958年9月15日， 西藏公学（后改为西藏民族学院）在陕西咸阳正式开学。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学府，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所异地开办的民族院校。
异地办学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在各省、市、自治区及条件好的中学为发展滞后的少数民族举办民族班或中学、中专。至1997年，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19个部、委、局举办的中学、中专西藏班（校）共有100多个（所），共设60多个专业，已有3000多人毕业返藏工作， 目前还有在校生1万多人。近10年来，中央民族大学附中， 只招后进民族地区的初中毕业生，也有异地办学的特点。
措施之二是在高等学校中，尤其是民族院校中开办预科班。有些预科班从初中开始，有的从高中开始，有的是招收民族语高中毕业生。学校成了这些学生的家，从初中读到研究生毕业的都有。
据不完全统计，到90年代中期， 全国举办预科班的高等学校达138所，在校生1.1万多人。
1998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11所高等学校在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等20多个省区招收570名学生，主要面向民族中学或中学民族班的少数民族学生， 学习课程包括汉语文、数学、英语等。
1977年至1998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少数民族学生有3100多人。
措施之三是免费上学。在民族院校实行并轨之前，不论什么民族成份，只要是民族院校的学生，不仅不收一分钱的学费，而且不收伙食费。就是在目前，也还是普遍发放伙食补助费的。
措施之四是国家加大投入。除拨出正常的教育经费外，从50年代开始国家对民族教育就设立了专项补助费，并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加。1951年为151.2万元，到1979年已增至7100万元。1980 年实行财政体制改革后，这笔经费由省、自治区包干使用。从1985年起，国家每年拨出一笔专款（1亿元），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发展教育， 其中拨给少数民族聚居和人口比例较大的西藏、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青海、云南、贵州八省（区）的比例占54%以上。1981年至1995年，国家教委归口利用世行贷款11.33亿美元。 世行贷款教育发展项目覆盖了云南、贵州、四川、内蒙古等12个省、自治区的225个贫困县（旗）。
措施之五是希望工程。希望工程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组织的全国性献爱心活动。其主要内容是募集民间捐款，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
希望工程实施10年以来，共获捐款16亿元，其资助重点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和贫困学生。
五、医疗体育 龙腾虎跃
据调查研究，1947年以前的内蒙古草原，贫穷落后，地方病猖獗，全区人口平均寿命不到35岁。青藏高原上百万农奴的情况也与此不相上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新疆只有54个卫生机构，696张病床； 宁夏80多万人口，只有4个医疗卫生机构，30张病床，28 名卫生技术人员；广西的卫生医疗机构绝大多数集中在桂林、南宁等4个城市。
最近的情况是：西藏已初步建成遍布城乡的医疗卫生网络， 截至1997年末，已有卫生机构1324个，医院床位6246张，平均每千人拥有床位超过2.5张；专业技术人员10929人，平均每千人拥有医生1.84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卫生机构476个，每千人拥有医生数5.15个， 人均卫生事业费为19.51元，分别比1957年增长51.59%、213.4%和2923.14%；贫困山区缺医少药的状况得到改变。
经过50年的不懈努力，内蒙古全区人均期望寿命已达到66.69岁。 近20年来，西藏儿童平均身高每10年增加约5厘米，体重增加约2公斤，人均寿命由35岁延至65周岁以上。
民族地区已基本消灭了鼠疫、虐疾、麻风等流行传染疾病。
我国在推广现代医疗技术和医学科学的过程中，同时也很重视对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发掘、整理、继承和利用。在医学方面满、蒙、藏、回、维吾尔、傣、瑶、苗、白等民族都有较高的科学成就，另有一些民族的医药科学尚处在经验医学阶段。目前已经整理出版了蒙古、藏、傣、彝、纳西、拉祜、白、佤等民族的医学著作。1984年7 月份开始分卷出版《中国民族药志》。1980年4月编纂完成藏文《藏医医学词典》， 1983年出版汉文版《藏医药选编》。70年代末，蒙医学方面便已出版了《四部医典》、《蒙药学》等20多部医药典籍。1987年4月， 蒙医高等学校内蒙古医学院成立。90年代初，青海省成立了藏医学院、藏医药研究所、藏药制药厂，形成“金诃”藏药医疗、制药、科研、教育四位一体的实体。1983年11月，藏北草原建立起第一所藏医院——那曲藏医院。如今在北京、四川、青海、 西藏等地都设置了藏医院。 青海藏医院自1983年建立以来，目前已有病床150张，集中了全省名、老藏医专家， 采用现代化设备诊断，用藏医传统方法和新的科研成果治疗。内蒙古的蒙医院、中蒙医院在自治区及国内外都有较大影响。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概念，与现代意义的体育不同。后者突出的是竞技，前者则以娱乐为主要内容。竞技会使人心理紧张，所以优秀运动员都很强调心理素质和心理承受能力。游戏讲究的是放松，既锻炼了身体，又调解了心理。从健康包括身体与心理两个方面来综合评价，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更适合一般群众。据统计，民族体育游戏约有270多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便于1953年11月在天津举行了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这是第一次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1982 年9月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了第二届民运会，1986年在乌鲁木齐举行了第三届，进入4年一度的周期规范。今年在国庆50周年前夕， 将在北京和拉萨（分会场）举行第六届民运会。
六、信仰自由 深得人心
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即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一种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过去不信仰现在信仰有自由，过去信仰现在不信仰也有自由。
据1990年第4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55 个少数民族的总人口为9120万人。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少数民族的总人口大约1760万，其中信教群众在1000万以上，信仰藏传佛教的少数民族约1000万，信仰小乘佛教的少数民族约100多万。信仰原始宗教的少数民族人数也不少。
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宗教问题的科学认识，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宗教政策。因为宗教信仰是社会意识和思想问题，所以不能采取粗暴的行政命令的方法来对待它，而应该通过发展生产力，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使宗教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逐渐走向消亡。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因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是一项长期的政策，得到各族信教群众的忠心拥护。
中国政府在建国之初，就成立了专门机构——国家宗教事务局，来具体掌管全国宗教工作。在宗教信众比较多的民族地区，政府部门或党的机关中，亦有专设机构从事宗教管理工作。应该客观地承认，1957年以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党的宗教政策受到严重干扰。尤其在“文革”期间，迫害宗教人士，毁坏宗教文物，摧残宗教文化，党和政府的正确方针政策几乎被破坏殆尽。
粉碎“四人帮”之后，拨乱反正。1982年，中共中央为进一步作好新时期的宗教工作，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文革”中在宗教工作上造成的创伤，制定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全力纠正宗教问题上的冤、假、错案，大力维修和保护宗教文物古迹，使少数民族宗教工作逐步走上正轨。继1955年创办的中国伊斯兰经学院之后，自70年代以来，又在北京建立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在拉萨、西宁、成都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建立了佛学院或藏语系佛学院。在银川、乌鲁木齐、兰州、西宁、郑州、昆明、沈阳等地建立了伊斯兰经学院。在校学习的少数民族学员2000多人。民族宗教上层及其代表人物受到政府的特别关照。
收稿日期：1995-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