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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1)04-0057-05
中国封建社会历时达两千年之久，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相当完备，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也相当系统、精密，在参与和作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主体形象的塑造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演变、沉淀，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政治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应该说主要是指封建政治文化。恩格斯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参与思想的形成和演化发生过重大影响，但也对当代政治参与产生严重的制约作用。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政治参与进行深入分析，有利于在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构建起适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政治文化及其公民政治参与的目标。
一、传统民本思想与政治参与之可能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起始于商周先秦时代。商以夏亡为鉴，已有“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②之记载。周代商后，周人以兴亡论民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③的重民、保民之思想日益凸显。至春秋战国，天下纷争。治民有术，争得民心，乃成为各诸侯国取胜之根本。孔子的“仁治观”，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④的“民贵君轻”论，荀子总结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⑤“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⑥的重民说，为以后的民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西汉初年总结秦二世而亡的经验教训，为巩固皇权专制，更加注重民本问题。贾谊力行倡导“爱民”、“安民”的统治方针和政策。“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⑦是其“民安则国安，民安则国兴”思想的重要体现。
封建社会繁荣时期的隋唐亦高度重视民本理念。本着“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尤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⑧的思想，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重民、爱民的政策，使唐朝初年迅速恢复了生产，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社会繁荣安定局面。
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清之际，王夫之、黄宗羲、唐甄等思想家更加尖锐和深刻地洞悉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罪恶和危机，更加敏锐地认识到改善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改革治民、牧民之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黄宗羲提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⑨认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⑩天下之大，不能一个人独治，而必须君臣共治；皇帝并不是至高无上的，臣子也不是为一家一姓服务的，远远超越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君为体民为用的思想。
由此可见，民本思想的根本特征，是以对人民群众在国家中基础地位的清醒认识为前提，通过限制和“软化”专制暴政，重视民意民生，珍惜与利用民力等手段和措施，争取民心，稳定民情，缓和阶级矛盾，调整阶级内部关系，以维护封建专制政治的正常运转，达到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目的。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民本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固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中不乏一直存在着重视民众参与、疏导化解民意的思想因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参与之可能性提供思想渊源。
春秋时期，有人建议子产毁掉乡校，子产不同意，认为乡校是乡人议政的地方，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若之何毁之！”(11)《国语·周语上》中，也言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口如川，只能疏，不可堵，对于民众舆论，与其弹压不如倾听，执政者既应重视，也当宽容。在孟子看来，“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12)对于不称职的君主，人民群众有权推翻其统治。这无疑是对君主权威的冲击，体现了民主的精神。主权在民的另一方面体现在参政的权利上。孟子认为君主应该为人民群众提供参政的权利，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有权利过问国家政事并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因此孟子主张，“是使卑者逾尊，疏者逾戚，非礼之常，故不可不谨也。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13)墨子根据“兼爱”原则来“尚贤”，指出“故官无长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14)主张赋予民众政治地位，允许平民参政，要求给“农与工肆之人”以参与政权的机会，批判和反对阶级统治对平等政治权利的限制。晚清思想家魏源更是明确提出民众参与政治的意义。“故圣帝明王，惟恐庶民之不息息相通也，故其取于臣也略，而取于民也祥。”(15)也就是说，国家政局稳定、政事畅通，统治者不仅要有诤谏之臣，更重要的是倾听平民百姓的意见。统治者只有广开言路，尽量全面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会使自己耳聪目明，也就能制定出正确地决策，有效地治理好国家。
传统封建社会多数统治者认为要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须顺从民众意愿，民意即天意，“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希望理解真实的民意的同时，更是为了统治的需要，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措施，实行开明的政治主张，让部分民众参与政治，得以享有很少的权利。历史证明，大凡重民、政治开明的君主，其统治时期基本上都政治清明、国家稳定，社会呈太平繁荣景象。尽管这种“民本”毕竟难以超越其封建统治的阶级局限性，究其实质就是“以君为本”，是为了维护王权和封建等级制度，使封建统治的根基更为稳固，但传统的民本思想能够看到人民群众在国家的治乱兴衰中的重要作用，进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尊民、爱民、养民，为部分民众提供参政的权利和渠道，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倒金字塔组织结构与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
中国封建社会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导致中国整个社会呈现出一个金字塔状的社会结构，这是一种专制性较强、等级森严的社会存在。金字塔顶端是君主，集最高权力于一身。“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16)《春秋繁露·十指》明言：“大本小末，则君臣之分明矣”，突出表达了君为权之本，民为权之末的特权等级思想。最高的统治者个人是整个社会的目的，掌握着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君主下面一层是朝廷官员、达官贵族阶层，他们处于权力中枢，为君主管理着整个国家，拥有相当一部分生产资料和财富资源。再往下是地方官僚、士族阶层，他们控制着地方的政权和资源。处于最底层的是平民百姓，他们匍匐在权威的面前，靠自己劳动赖以生存，占有着很小部分生产资料和自给自足的资源。
与之相应的政治参与结构则呈倒金字塔状，表现为：社会层次越高，人数越少，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越高；社会层次越低，人数越多，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越低。从权力配置和机构设置的角度可以看出传统中国封建社会制度本身无法包容政治参与的扩大化，高度集权性质对政治参与的扩大化造成了制度性的障碍，由此影响了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提高。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个人在社会分层等级中的地位越高，他的政治参与比率也越高；反之则越低。处于最底层的平民百姓往往很难靠近权力运行的中心，这也恰恰说明封建社会中的政治参与从横向的角度来说，层次和水平是低下的。专制政权主导下的政治参与，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倒金字塔状的政治参与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形式单一和制度化渠道的匮乏在客观上注定了封建社会中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的低下。“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王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在这种制度下，一切权力机构都是王权的办事机构或派出机构；王权是绝对的、世袭的、永恒的；王权也是万能的。”(17)但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的需要，采取了科举和谏议等制度对权力进行监督，了解人民的声音，以便作出更为合理的决策。科举制把读书、科举和做官三者联系一起，使学识渊博和有才能的人通过科举考试，有了步入仕途管理国家政事的机会，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封建统治的长期延续。谏议制度最初的宗旨为了监督皇权是否能作出良好的决策，对于过于集中的皇权，具有一定的纠偏作用。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谏官可以参与建议和制定政策，体现了政治参与的一面。而“平民百姓很难向政治系统输入自己的意见，更不用说对政治系统发生积极的影响了”(18)。因此出现了由于统治者的暴虐而导致的起义另外一种广义上的政治参与形式。
政治参与离不开一定的渠道。传统社会的政治参与不仅人数少、形式单一，而且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严重匮乏。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的利益分化比较简单，利益诉求和政治取向较为一致，缺少政治参与的基本动力和要求。在儒家政治文化思想的控制下，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长期稳定，政治系统也缺乏政治参与制度创建的动力。此外，真正反映广大人民权力行使的机制和制度缺失将民众排斥在政治决策的系统之外，使中国封建社会明显缺乏平民百姓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
权威崇拜和权力依附心理在主观上导致民众自主意识和参政意识薄弱，而国家意识和服从意识强烈。中国特殊自然—社会生态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结构，凭借着自然经济和宗法关系的魔力，无限地扩大了君主、贵族官僚和专制国家的政治权力，把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人的依赖关系推向了极致。在这种社会政治结构中，个人的存在不是表现为内在地积聚着的社会力量的主体性存在，而只能表现为对于社会、国家的一种消极性服从与依附。整个国家形成了一个支配和服从、主导和依附的等级链条，社会的每个人无不置于此链条之中。权威崇拜，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造就了专制政治文化的基础，使人铸成附庸意识，形成卑微心理，逃避政治行为。
人们在对权威崇拜的同时，又极力依附于这种权力，只有在这种权力的保护之下，人身财产才能得到最低的安全保障，社会秩序才能维持稳定。这种权力，在家庭中表现为对家长权力的依附，在政治社会中表现为下级对上级的依附。在这种政治模式的影响下，人的独立个性被抹杀，人的政治自主意识被剥夺，人民群众逐渐形成了旁观政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不高，甚至出现了政治意识普遍冷漠现象，导致了政治精英与人民群众的两极分化。
三、“明君清官”思维在政治参与意识中的内化
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价值观、理念的产生和传承对民众政治参与的价值取向具有相当的影响。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在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9)正如马克思指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20)这种传统政治文化的熏陶，在中国民众心里积淀成了“明君清官”为主体的政治意识，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典型的大众政治心态。
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不管王朝怎样更迭，“三纲五常”作为最基本的伦理纲常和调节伦常关系的基本道德原则，都始终被提升到天理和人性的高度，构成适用于一切人和人的生活的一切层面的最高行为准则和普遍性价值规范。历代封建统治者也都特别重视德政的作用，强调各级封建官吏要“躬行其实，以为民先”，(21)“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22)即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身体力行“三纲五常”的道德伦常，用以感化和教化人民群众。
根据儒家思想，中国封建社会是典型的圣王制，国家事务的最高决策权只能属于君主一人。封建社会思想家、政治家以理论的方式，明确规定“仁德爱民”是君主影响民众并获得民心向背的根本，普遍主张君主帝王应有“君德”，要博采兼听，集思广益，不断体察民情、民生、民意，一心为天下谋福利，做一个圣贤明君。正如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23)
在普通百姓看来，“政治是最高尚的事情，参与政治是人的最大美德。”(24)“学而优则仕”表达了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理想和愿望。这种理想和愿望实现后，清正廉明、爱民如子等品德成为政治价值评价标准，“清官情结、忠君思想”内化为部分饱受儒家教育官员恪守的为官之道，内化为政治参与的最终目标，希望以此步入“贤臣”、“清官”的队伍，名垂青史。正是这一部分人的存在，“使得庶民百姓对社会政治理想的憧憬或期盼从抽象、模糊变得具体真切，几乎触手而及。只要有清官忠臣在，人生就总是有希望的。”(25)
“传统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强凌弱、富欺贫、贵压贱，小民处于社会底层，他们最孱弱、最无助，常把生的希望寄予神灵。”(26)在现实生活中，昏君、贪官多不胜数，而明君、清官则难得一见。传统中国封建社会中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老百姓，遇事总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各级官吏，即自己的“父母官”手中，在利益受到侵害时要么击鼓鸣冤，要么拦轿告状，请求其心目中的清官为“小民”做主。在漫长的政治文化传承过程中，平民百姓的对“明君”的期盼和对“清官”的膜拜的思维意识逐步强烈，如若出现惠民利民与为民做主的明君和清官，足以令他们感恩戴德、感激涕零。
传统封建社会绝大多数民众长时期始终扮演着顺民的政治角色，法律制度对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活动施加严格的约束。人民群众无法直接面向国家进行利益诉求，通常以君主专制制度下的言官制度为中介，进入国家政治体系，间接地呈达君主。尽管允许臣民以部分形式进行有限的利益诉求，而真正公平和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却少之又少，平民百姓很多合理合法的要求很难通过合法渠道予以表达，更不容易将这些要求转化为规定性政策。同时，沉重的剥削和压迫让民众民不聊生、走投无路，直至引起强烈的反抗情绪甚至铤而走险，揭竿而起。起义或暴动，这一大规模的广泛意义上的群众政治参与，成为民众利益诉求的最有效的途径。然而“中国农民起义所追求的‘太平盛世’、‘等贵贱、均贫富’等等的理想，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和皇家政治理想一致的‘大同’社会，始终是一个需要圣明天子的社会”(27)。可以说，在封建社会，民众即使是通过起义或暴动这种特殊政治参与的方式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却始终没有摆脱自身设定的内在价值取向，目的只是让他们自认为是德贤之君取代所谓的“昏君”，以及换一批他们自认为是清正廉洁的“清官”结果是封建王权再造，自身重归顺民角色。
总之，“明君清官”价值取向使臣民寄希望于“贤君”、“清官”的德治，淡化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意识，无形地滋生着民众的依赖心理，严重制约了政治参与。
四、结束语
“权力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28)纵览传统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政治参与思想及其方式，是在承认专制君主权威至上的前提下，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政权需要的一种权术，并不是真正强调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赋予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传统政治文化，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对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及民众的政治参与思想，无疑都产生了及其深远的，有时往往是两极性的矛盾影响。因此认真研究和客观评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努力发掘其内蕴的政治经验和智慧，继承其精华，努力克服其消极因素的影响，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文化与政治参与的应有之义。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6页。
②《尚书·盘庚》。
③《尚书·五子之歌》。
④《孟子·尽心下》。
⑤《荀子·王制》。
⑥《荀子·议兵》。
⑦《新书·大政》。
⑧《贞观政要·君道》。
⑨《明夷待访录·原君》。
⑩《明夷待访录·原臣》。
(11)《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12)《孟子·万章下》。
(13)《孟子·梁惠王下》。
(14)《墨子·尚贤上》。
(15)《古微堂内集·治篇十二》。
(16)《史记·秦始皇本纪》。
(17)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18)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0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8页。
(21)《朱子语类·论语卷》。
(22)《孔子家语·刑政》。
(23)《论语·为政》。
(24)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页。
(25)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26)葛荃：《正国政治文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
(27)金太军、王庆五：《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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