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革命——丸山昇《鲁迅#183;革命#183;历史》读后(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读后论文,历史论文,丸山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前面都要有个“内容提要”，还要写上几个“关键词”。我想，假如我们将中国二十世纪文化也作为一篇文章，它的第一个关键词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大概非“革命”莫属吧！
中国二十世纪一开始，就有一个“辛亥革命”；在这个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又有一个“文化大革命”，而在这两次“革命”之间，则是一连串的“革命”。虽然人们对这些“革命”的观感不同、评价不同，但它们打出的旗帜却是相同的：“革命”。在二十世纪末，李泽厚、刘再复曾经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但似乎没有多少人表示赞同。这也不足怪。否定了“革命”，中国的二十世纪还能剩下什么呢？难道让我们戴上红顶子、从在满清皇帝面前称臣开始而重新选择中华民族的历史道路么？任何人要生存、要发展，都得从二十世纪给我们造成的现实开始：未来的路由现在的人选择、过去的路则是过去的人们已经为我们选择过了的。只要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不正视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还不能不正视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给我们造成的这个现实，就不能不正视中国二十世纪文化的这个关键词：“革命”。
如果说“革命”作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化的关键词是一个历史的事实，那么，这个事实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它的含义首先就是：正是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与现实，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革命”这个词以合理性与合法性，使它作为一个褒义词进入到中国文化的词典里，从而导致了中国文化词汇系统内部关系的混乱而又因这混乱而引起了中国文化的根本性质的变化。
“革命”是怎样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化的一个关键词的呢？从形式看来，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使“革命”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合法、合理、褒义的并且极为主动、活跃、积极的概念进入中国文化历史的重要原因，但是，辛亥革命又是怎样发生的、怎样取得胜利的呢？为什么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胜利并没有将“起义”作为一个合法、合理、褒义的概念带入中国文化而辛亥革命则能够将“革命”这个概念带入中国文化呢？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华民族在国际关系中的弱势地位。这个弱势地位决定了这个革命的发生，也决定了“革命”这个概念的真实意义，决定了它的内涵和外延。显而易见，正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国际地位，激励着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改良的失败之后而发动了推翻清王朝的政治革命。但是，这个革命与传统农民起义却有一个根本不同的特点，那就是传统的农民起义当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就实现了最终的胜利，“农民起义”这种形式随着这个政权的建立也成了这个政权必须毁掉的武器。但辛亥革命却不同，这个革命是以反对清王朝丧权辱国的行径起而革命的，推翻清王朝并没有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在国际关系中的独立和自主，并没有最终实现革命者事先对中国社会所做出的全部许诺。而要忠于自己事先的许诺，革命者就不能不在夺取政权之后继续承认革命的必要性。李敖在香港卫视的“李敖有话说”中曾经讽刺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句话讲不通，实际上，这是一个如何理解“革命”这个词的含义的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革命”早已不仅仅被理解为夺取政权的行动，而更被理解为一个根本社会目标的实现。对于孙中山而言，在三民主义的政治目标没有最终实现之前，是没有理由谈论革命的最终胜利的。这样，在孙中山这样一些真正的革命者的观念里，“革命”这个概念就既包括了夺取政权之前的夺权行动，也包括了夺取政权之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这个历史的过程，也就是革命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复杂的，不但包括夺权的行动，也包括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和变化，那么，对于一个像孙中山这样的革命者而言，是什么能够将所有这些不同领域的不同形式的目标联系在一起，以保障这些历史目标的最终实现呢？“革命思想”！至少在像孙中山这样的真诚的革命者那里，“革命思想”是被提高到所有实际革命行动之上而被理解和运用的，是作为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而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而被理解和运用的。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是拥有革命思想的人，是以革命思想看待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并根据这种思想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文化道路的人。不难看到，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革命”不但意味着一系列的社会行动，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意味着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需要中产生的，它标志着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已经进入到一个不同于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国古代历史的新的发展阶段，但它作为一种文化，又不仅仅是外部社会行动的自身，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诉求，而由这精神诉求辐射到外部的社会行动之中去，并有一种统领各种外部社会进步性变化的作用。
“革命”，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作为一种文化，是有其自身的特征的。首先，“革命”是社会性的，“革命”观念也是一种社会观念，是在社会关系中产生的，是建立在人的一种社会目标之上的；所有仅仅关系个人命运的变化而与社会整体的进步无关的言论和行动并不包括在“革命”的范畴之内，也无法赋予“革命”的价值；其次，“革命”是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上产生的，但它不是弱势群体本身，而是弱势群体不满于现状、企图用自己的力量改变现状、取得自己合法地位的一种社会行动，“革命”的观念也是弱势群体在依靠自身的力量改变现状、取得自己应有的合法权利的愿望和要求中产生的；第三、“革命”不是一种交际方式，它与被革除的对象(不一定是人)之间已经处在直接对立的关系中，因而对革命的对象也不再有所留恋，更不再有所期待。也就是说，弱势群体已经不将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强势群体的同情和怜悯上，它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命运，这同时也意味着，革命者的反抗是不必取得对方的同意和承认的，是不受对方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约束的，它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是独立于主流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之外的，在这个意义上，革命与革命对象之间只有胜利和失败之分，而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胜利，就意味着这个革命以及与这个革命相伴随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已经取得了合理性与合法性，失败，则意味着它仍然受强势群体的压迫和窒息，而不具备社会公认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第四、“革命”虽然追求的不是全部的变化，但却一定是根本的变化，是从一种形态向另外一种形态的变化。……“革命”的这些特征，在一般的历史条件下，都是极难得到承认和理解的，但只要纳入到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并且作为一个弱势民族的社会成员，它就有了得到理解和同情的情势和条件。不难看到，正是中华民族自求独立和自主的愿望，促使中国文化在进入近现代历史之后，不断向着“革命”的方向发生转化，“革命”也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一个“关键词”。
“革命”作为一种文化价值是在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中产生的，但文化又是可以脱离产生它的具体对象而独立存在的，是可以成为人感受和理解整个世界和社会人生的一种较为稳定的方式的。我们看到，直至当代社会，世界上仍然存在着三种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的力量：在国际关系中，弱势民族反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自主的斗争；在同一社会的内部，底层社会群众反抗上层统治集团的歧视和压迫、争取自身合法权利的斗争；在两性关系中，女性反抗男性的歧视和压迫、争取两性平等权利的斗争。所有这三种斗争，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都是弱势群体反抗强势集团的歧视和压迫的斗争，作为一种文化，也是有着大致相同的倾向与特征的。它们都是使整个世界无法停留在一个现有的历史平面上而必须调动自身的力量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和幸福的主要社会动力因素，其意义不仅限于自身，同时也在于对整个社会及其文化的影响：它使整个社会都不能依靠向下的剥夺而必须通过对压制和束缚的反抗(包括外部世界和固有文化传统对人类的压制和束缚)而谋求新的发展。我们看到，构成中国近现代文化主要特征的也正是这样三种社会力量的生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在国际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唤醒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和反抗意识，而这种独立意识和反抗意识也是推动他们主动关注底层社会群众和女性合法权利的精神基础。
只要我们在这样一个意义上理解中国近现代文化中的“革命”这个概念，我们就会看到，鲁迅，实际就是这样一种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的最早的建构者。
任何一个人的思想都是在这个人的具体人生道路上极其偶然地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其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甚至这个人自身也无法意识到自己思想的全部价值和意义，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种思想进行整体的观照和历史的评价。对于鲁迅及其思想，也是这样。在留日时期，鲁迅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青年，其思想当然是不成熟的，他本人也不会多么重视自己当时的一些感想式的想法。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鲁迅当时的思想的时候，却分明能够看到，他实际已经不自觉地落到了建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的思想基点上。在当时的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文化论战中，大概正是由于他的特殊的家庭背景(作为长子，在父亲病故后，他必须首先担负起全家的经济重担，不情愿在政治革命中牺牲自己的生命)，使他既偏离了当时改良派的文化立场，也偏离了当时革命派的文化立场，而找到了仅仅属于自己的思想基点：“立人”。到了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正是这个“立人”的基点，使他不但容纳了所谓“革命派”的革命性，同时也容纳了所谓“改良派”的革命性。当时的“革命”和“改良”，是在社会行动的意义上被命名的，但在“改良派”那里，中国文化早已开始发生了诸多根本性的变化，“民主”、“科学”、“新民”这些体现着中国现当代文化新的发展目标的文化概念早已出现，它所缺失的只是对政治革命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承认和肯定，而当时“革命派”所倡导的“革命”，则主要是政治意义上的，是推翻现实政权的“暴烈的行动”。鲁迅的“立人”，则将外部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部内容都包括在人的内部精神的革命中，并为所有这些外部社会的追求找到了一种内在的精神尺度。不难看到，正是这个内在的精神尺度，在“革命”已经作为一个褒义词被广泛地运用于中国社会文化中之后，仍然能够使其具有相对精确的含义。它完成的是一个为“革命”正名的工作。也就是说，在现代汉语的意义上，“革命”这个词绝对不是也可以这样用，也可以那样用的；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的。它必须纳入到它的精神特征上来感受、来判断。什么是政治革命？什么是争权夺利？什么是经济革命，什么是金钱统治？什么是文化革命？什么是文化专制？什么是革命的思想？什么是革命的教条？……所有这一切，只有从其内在的精神特征上才能够得到相对精确的区分。《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在相隔一个世纪之后仍然以其深刻性呈现在我们面前，就是因为它们实际为中国近现代的“革命”画出了一幅精神的肖像，使我们能够根据这样一幅肖像辨认出哪些言行具有真正革命的性质，而哪些言行只是打着革命旗号的平庸思想。
只要摆脱开我们对“革命”这个概念的固有理解，我认为，鲁迅“立人”思想的革命性质是极易得到理解的：首先，鲁迅的“立人”思想是在鲁迅最初的民族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斯巴达之魂》、《中国地质略论》、《自题小像》诗等鲁迅早期的作品，都显示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是鲁迅思想生成的基础，是鲁迅思想萌芽期的形态。“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① 这说明，鲁迅当时就意识到，对民族命运的关切是他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也是他自己的宿命，是在他所生存的时代及其生活环境中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无法回避的。虽然他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表态还未脱传统诗歌的笼统言志倾向，但也给鲁迅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无限广大的空间。二、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是与中国近现代的民族革命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鲁迅的“立人”思想在其本来的意义上就是一种民族革命的思想。“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② 至少在留日时期，鲁迅是把自己的“立人”之路作为中华民族的“自强”之路来看待的。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指出，“自强”有两种。一种是尼采式的：“欲自强，而并颂强者”；一种是拜伦式的：“欲自强，而力抗强者”。③ 正是中华民族当时的弱势地位以及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感，使鲁迅自然地趋向于拜伦式的自强模式。不难看到，这种“欲自强，而力抗强者”的模式，实际就是革命的模式。三、鲁迅对自己当时“立人”思想的革命性质是有明确的意识的。“其实，那时BYRON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④ 这实际也是鲁迅的夫子自道，他之喜欢拜伦等摩罗诗人的作品，他之提倡摩罗精神，都是他当时革命情绪的表现。四、鲁迅当时提出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⑤，实际是对“革命”这个概念的准确说明和高度概括。革命，就是弱者对强者、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反抗，它是与强者对弱者、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压迫取着对立方向的两种社会力量。消极顺从强者或强势群体的压迫，自然不是革命；受到强者或强势群体的压迫转而压迫比自己更弱小的对象，也不是革命。弱者或弱势群体若在强者或强势群体的压迫下采取消极顺从或转嫁危机的方式，将永远不会达到自强的目的，至少在鲁迅看来，这样的人生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革命一定是一种反抗。真正的革命，真正的革命者，其基本的人生态度就是建立在反抗强者或强势群体的压迫之上的。它是一种人生观念、人生态度，一种人的自我意识形式和人生价值观念，而不是古代农民起义那一类的盲目的反抗。只有通过这种反抗意识和反抗行动，弱者或弱势群体才会逐渐成长起来，达到自强的目的。与此同时，革命情绪、革命意识、革命思想、革命意志、革命精神，所有这些具有革命性质的内在精神因素，都绝非想想、说说就算完的事情，都不仅仅是一种感受方式或思维方式，而是与具体的社会行动相连接的。这样，鲁迅也就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纳入到自己整体的“革命”观念之中。鲁迅终其一生都坚持着精神革命的方向，同时又在自己的革命观念的基础上努力寻找接近现实政治革命运动的途径。……
革命，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绝对不是多么难以理解的思想，而是作为弱势民族成员的中国人思想观念的一种自然发展趋向，这也是它能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得到迅速传播并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化的一个“关键词”的根本原因，但像鲁迅这样从青年时期就抓住了它的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不断积累着自己的人生经验、社会常识、文化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多见。
在当前的鲁迅研究中，人们越来越重视对从留日归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历史阶段鲁迅思想的研究，但我们却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假若仅仅从世俗观念出发，这个历史阶段恰恰是鲁迅青云直上、鸿运高照的时期：他和周作人的先后归国谋职，从根本上改善了家庭的经济状况；由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员到教育部的官员，在仕途上也不能说不是飞黄腾达的，即使婚姻的不幸，如果按照旧式官僚或辜鸿铭一类传统知识分子的方式，也是不难得到补偿的。那么，他的苦闷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不正是因为所有这些都无法满足他的社会价值观念和人生价值观念的诉求吗？不是因为他渴望着社会和人生的一种根本变革吗？不是因为他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感受不到自己对这个根本变革的实际作用和意义吗？只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即使在这个历史阶段，鲁迅的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仍然是革命性的，而像“木瓜之役”这类的事件，实际是在鲁迅生活范围内的“革命斗争”。(大概我们至今还无法充分感受这类事件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实际上，任何一个全国性的革命运动，假若没有发生在全国各地、各个领域、各个单位的大大小小的这类事件的共同参与，这个革命运动一定只是一个空架子，一个迟早都要坍塌的空架子。)这使他更充分地体验到中国社会发展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到这时，他实际已经以自己的革命观念体察了一个完整的政治革命过程。他没有实际地参加到这个政治革命的运动之中去，但在精神的意义上，却较之三十年代那些左翼文学家都远为亲近地感受了这个革命，体验了这个革命，并思考了这个革命。章太炎、徐锡麟、秋瑾、陶成章、陈仪、王金发这些革命领袖人物，对于鲁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先驱”，一些需要“仰视”的伟大人物，而更是他实际生活经历中的人物，是走进了他的情感世界和思想世界的人物。实际上，他与这个革命的成败是休戚与共的，他与这些革命先驱的喜怒哀乐是息息相通的。这可以从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具体地体察出来：鲁迅从来不是以局外人的身份看待中国的政治革命的，也从来不是以一个革命的同路人的身份看待中国的政治革命的(虽然连冯雪峰也常常这样认为)，他始终是与革命共同着生命的。
只要我们不把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革命”仅仅理解为单纯的夺权行动，并且也不把所有的夺权行动都视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革命”(例如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夺权行动)，我们就会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就是一个革命运动，一个文化的革命运动；“五四”新文学运动本质上也是一个革命运动，一个文学的革命运动。它的“革命性”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它对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批判。直至现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将“五四”新文化对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批判视为过激的行动，有人甚至将中国现当代所有社会的、文化的、人生的灾难都归结到这个文化运动之中去。实际上，这是依照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观念、社会观念和文化观念看待这个文化运动的问题。如上所述，革命，向来是弱者或弱势群体反抗强者或强势群体的压迫的社会行动，在文化上，则是弱势文化反抗强势文化的束缚、禁锢和压抑的文化变革。强势文化不是从任何角度都是谬误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在一个民族中是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的)，而是在当时的社会上已经取得了合法性、合理性地位的文化，是得到当时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舆论的强有力的支持的文化，而这恰恰是导致这种文化走向自己的反面(“异化”)的根本原因，是在这种文化形式中包容了大量与这种文化不同的非人性、反人性因素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它也遮蔽、束缚、禁锢和压抑着新鲜的、有生命力的、真正人性的东西的成长和发展。在当时，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遭受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命运。正是在中国固有文化传统这面文化大旗的掩盖下，现实社会上演着各种各样的惨烈的人生悲剧，“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⑥ 只有从这种文化革命的观念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我们才能感到它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它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一个根本的变革，这个变革的意义不在于消灭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而在于它催生了新的文化和新的文学的产生，而这种新的文化和新的文学则是在反抗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束缚、禁锢和压抑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正像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在反抗西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束缚和禁锢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样。“科学”、“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文学革命”，都是一些只有经过多代人的长期努力才能得到相对完满实现的整体的、根本的社会目标，是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的，而这个过程就是一个革命的过程。
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成仿吾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他把“五四”时期称为“文学革命”的时期，但不将那时的文学视为“革命文学”；他将自己提倡的文学称为“革命文学”，但却认为这种文学的产生不是“文学革命”。显而易见，这种将“文学革命”同“革命文学”生生扯裂开的命名方式，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也根本无法运用于文学研究。这里的问题不只是如何理解“文学”的问题，同时也是如何理解“革命”的问题。“革命”，就是在当时社会上的弱者或弱势群体为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对强者或强势群体的禁锢和压迫的反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实际已经是“革命文学”。(鲁迅也曾委婉地指出，“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⑦)它们所贯注的已经不是多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那种通过回避现实社会的矛盾和斗争而求得消极适应、求得自我暂时愉悦和安定的情绪，而是正视现实社会的矛盾和斗争、通过反抗黑暗而争取光明的革命精神。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能够统观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试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难道还有较之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铸剑》、《纪念刘和珍君》、《灯下漫笔》、《春末闲谈》、《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样的战士》等等作品更加“革命”的文学作品吗？假如这样一些文学作品还不能算作革命文学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有哪部作品能够称得上是革命文学作品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不是因为“五四”新文学不是革命文学，而是因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像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不以弱者的身份意识自己、意识中国新生的知识分子阶层，其文化活动也渐渐失去了为中国新生的知识分子阶层争取合法的思想权利、社会权利的意义，更失去了为底层社会群众争取合法生存权利、政治权利的意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之后，在胡适的周围逐渐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像陈西滢一样自身并非绅士、却以绅士的眼光审视中国社会，审视知识分子同类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极其自然的情况下就以崇敬的目光仰视那些已经获得了更高权势的官僚知识分子，而在极其自然的情况下就蔑视那些因反抗权势而落入困境的人们。这是一些在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环境中通过对同类的蔑视而寻找自己暂时的精神满足的知识分子，他们之接受新文化也只是新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公认的文化，而在新文化的形式下所表演的却仍然是传统等级秩序下反复上演过的人生戏剧。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矛盾不是支持还是反对某个政党的矛盾，而是以何种姿态对待社会、对待人生、对待文化的问题。但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矛盾中，鲁迅及其思想的革命性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鲁迅从来不是由政治家指定靶心、自己射箭的那类“革命”知识分子，而是在反抗自我所实际感受到的压迫的过程中为一个根本的社会目标而努力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知识分子。我认为，这也是讨论鲁迅与“革命”的关系时所必须注意的。
在这里，应当给以特别注意的是鲁迅的历史小说《铸剑》。我认为，正是这篇小说，标志着在经历过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的革命观已经上升到了真正哲学的高度。至少在我所接触过的中外哲学中，在对“革命”的哲理思考上，还没有人能够超越或达到这一高度。这是一个围绕“权力”(“剑”)而展开的“革命”(“复仇”)故事(传说)。在我们的观念中，甚至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权力”是一种极为单纯的事物(这大概也是我们常常将政治简单化而又常常因此而受到严重惩罚的主观原因罢)，但在鲁迅的意识里，在漫长的人类社会上一直存在的“权力”是一种相当神秘的存在物。它几乎包含着各种复杂的因素。《铸剑》中的“剑”是由王妃生下的一块铁铸成的，说明“权力”中包含着性欲的成分，美的成分，女性的特征，而使王妃受孕的则是“铁柱”，是外部世界中最为坚硬、正直的物体，说明“权力”又有坚硬、正直的特征，有男性的强横；但最后将其“铸”(创造)成“剑”的则是眉间尺的父亲，一个民间工匠，而铸造它的目的则是“大王”(政治统治者)用它保国、杀敌、防身。所有这一切，都与国家有关，也都与国家产生后社会的分裂有关。“权力”是发源于国家的。有了国家，就有了“权力”，但“权力”又是民众的智慧和力量创造出来的。由民众的智慧和力量创造的“权力”必须交给统治者使用，而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又必然用这“权力”剥夺民众的“权力”，使民众处于无权的地位。这是民众的宿命，但民众却不甘于这种剥夺，民众总是用欺瞒统治者的方式为自己保留下一份“权力”，一份更加强有力的“权力”，所以眉间尺的父亲铸成了两把剑，只将“雌剑”交给了统治者(“大王”)，而将“雄剑”留在了民间，留给了自己的后代。它暂时被埋藏在地下，等待着复仇者、反抗者的成长。眉间尺是一个复仇者，革命者，这是他的历史的宿命，不完全是他自己主动做出的人生选择。父亲给了他生命，母亲给了他爱，统治者杀害了他的父亲，他不能不为父亲报仇。他的父亲的复仇愿望在他的肉体中得到复活；这个历史的使命是先天带来的，是他无法拒绝的。不为父亲报仇，他的生命就没有价值和意义，他就没有做人的尊严。直至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往往将穷人的反抗当作可以蔑视的事情。实际上，当一个人继承的只是前辈的贫穷、无权而又屈辱的地位时，他的生命的唯一价值就表现为对现实社会的反抗。中国知识分子永远不能忘记他们的存在，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就忘记了现实社会一个较之知识分子远为强大的、用人体炸弹构成的、随时可以爆炸的社会力量，我们所有的思想学说、社会理论不论设计得多么周全和严密，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被这些人体炸弹的突然爆炸所轰毁(想一想中国现代学院派知识分子的那些所谓哲学、社会学的理论罢！)。眉间尺为复仇而生，为复仇而死，但仅有这样一些复仇者，还是无法实现他们的复仇愿望的。他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在母亲的爱中成长，性情是温柔犹疑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天然的革命者。他需要一种文化，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一种在对整个现实世界和社会人生的感受和思考中生发出来的精神和意志。眉间尺有复仇的愿望和决心，却没有复仇的精神和意志。他无法穿越由大量对现实世界采取旁观态度的庸众而走到“大王”身边，给他以致命的一击。这种复仇的精神和意志来源于一种世界观，一种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感受和体验，来源于那些绝望于现实人生、绝望于这个无爱的人间的心灵。宴之敖者就是这种复仇精神和意志的象征，是眉间尺的父亲在被专制主义压迫夺取生命的那一刹那所实现的对整个现实世界和社会人生的感悟，对人的生命及其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感悟。这种精神和意志必须借助眉间尺的愿望和决心，借助眉间尺的生命；眉间尺的愿望和决心也必须借助宴之敖者的精神和意志。眉间尺将自己的首级交给了宴之敖者，宴之敖者借助眉间尺的首级割下了大王的首级，而后自刎。复仇的结果则是三者的同时灭亡。我认为，恰恰是这个同时灭亡的结局，显示了鲁迅革命观念的独特性和深刻性：殖民地人民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依靠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推翻殖民统治，殖民统治灭亡了，殖民地不存在了，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也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被压迫阶级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依靠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的精神推翻统治阶级的压迫，统治阶级灭亡了，被压迫阶级也不再是一个阶级，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的精神也不再有其现实的意义和价值；被压迫的女性以自己的痛苦和牺牲为代价依靠女性意识和女权主义思想颠覆了男性霸权主义，男性霸权主义消亡之后，女性不再受压迫，女性意识和女权主义思想也将消亡。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国知识分子曾经一次次充满了革命胜利的幻想，也曾经一次次宣布过革命的胜利。但是，革命的胜利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除了鲁迅之外，恐怕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想到过。革命的真正胜利，不就意味着革命、专制、革命文化的同时灭亡吗？不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一种新的矛盾关系中的开始吗？我们看到的胜利实际都不是胜利。
《铸剑》向我们表明，真正的革命者只有两种人，这两种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甘愿牺牲。眉间尺直接受到统治者的压迫，为报父仇而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宴之敖者是绝望于这个专制统治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感觉不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为了毁灭这个世界也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真正的革命者是为了弥补自己内心的某种缺失，并为此而付出自己的牺牲，而绝非为了追求一种外在的荣耀或物质的利益，但在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已经成了一个光荣的标记，也成了一条改变个人命运的途径。这就使中国现代史上的政治革命运动带上了极为复杂的特征。就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屈辱地位和中国社会自身的专制黑暗，中国现代任何一次政治革命运动都是值得同情和理解的，其中也一定有坚实的革命者，但因参加政治革命的人的复杂性，又使这些政治革命的实际效果是没有保证的。仅就鲁迅本人的意愿，中国应该首先有一个较为切实的思想革命，但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又总是无法满足鲁迅个人的主观意愿。显而易见，这就是鲁迅作为一个革命者在始终坚持着精神革命的方向的同时又与现实的政治革命运动保持着一定物理距离的原因。在这个距离上，他能够在整体上更清晰地观察和感受现实的政治革命，同时也为自己留下了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空间。在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之前，鲁迅同前期创造社的成员们共同经历了国共两党共同策划的政治革命(在我们的历史书上称之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但鲁迅是以不同的姿态对待这次革命的。在这里，我认为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密切注意的，即鲁迅在同情地关注着这个革命的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个革命的危机。在这里，除了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之外，现代评论派的南下“革命策源地”广州也是他对这个革命始终保持着警惕之心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前所言，在鲁迅看来，革命，是感受到社会压迫的人的一种反抗行为；一个人在其存在和发展的人生道路上，在何种意义上感受到压迫和禁锢，就在何种意义上反抗这种压迫和禁锢，并通过这种反抗获得自己的成长和发展，直至取得自己合法的社会权利。这就是革命。如果没有实际地感受到社会的压迫，一个人不靠近革命是正常的，而靠近革命则是不正常的。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治下，现代评论派并没有受到实际的压迫，而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现代评论派在整体上采取的是国家主义立场，与受到实际排挤和压制的鲁迅截然不同。所以，在鲁迅看来，这些知识分子在本质上就不属于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的南下孕育着“革命”本身的危机，而不说明革命力量的强大。“奉旨革命”也是鲁迅通过对这个革命的观察所获得的印象。“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⑧“政治革命”是对现实国家政权的反抗，但它自身也是一种政治权力，在“革命政权”形式下民众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则直接表明这个革命自身的性质和状态。鲁迅对“奉旨革命”现象的敏感，说明他的革命观是超越于政治革命运动本身的。“奉旨革命”是对强权的顺从，不是对强权的反抗，因而不具有真正革命的性质。“奉旨革命”埋伏着政治革命的危机。
“革命文学论争”发生在鲁迅经历了两次全国范围的政治革命运动、一次全国性的文化、文学革命运动和无数次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这类局部的具有反抗强权性质的革命事件之后。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始终是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中国人的现实状况而创造一个“第三样的时代”的角度、即“革命”的角度，积累自己的人生经验和社会经验的，是在反抗强权、争取自由的意义上理解“革命”这个概念的。也就是说，他当时的思想实际已经是一个“革命”的神经系统。虽然它不是在领导中国政治革命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但中国的政治革命同样是他整个“革命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却绝对不能反过来说：他的“革命观”只是中国现代某种政治革命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认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更清醒地感受和认识他与创造社、太阳社进行的“革命文学论争”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任何思想论争都有其前提，考察论争的具体内容是重要的，但考察其前提则更加重要。在这里，我们必须首先看到，虽然在我们的观念中现代评论派都是一些较之创造社、太阳社成员更令人尊敬的正人君子，但在鲁迅的观念中，与现实政治权力已经达成了妥协的现代评论派已经基本丧失了自己的革命性，而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则不但在现实生存状况上属于弱势群体，而且也以弱势群体意识自我，其基本倾向是反抗的、挑战的。这是鲁迅曾经希望与创造社联合而后来又与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共同组成左翼作家联盟的根本原因。只要注意到这个前提，我们才会看到，我们通过理论分析揭示出来的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之间的所有根本分歧，在当时都构不成双方的根本对立，都是可以通过平等对话逐步化解的。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我们又必须对当时的论争做出深入的理论分析，因为此后的发展已经证明，这些分歧绝对不仅仅属于人际关系的性质，而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的，是决定着中国当代文化根本走向和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根本命运的问题。我认为，抛开当时争论的所有细节问题，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之间的根本分歧实际是围绕文学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展开的。在创造社、太阳社那些青年文学家看来，革命文学就是为现实政治革命服务的文学，甚至可以成为留声机的文学。而鲁迅则有更复杂的考虑。如前所说，政治革命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权力，在推翻旧的国家政权之前，它属于弱势群体，具有反压迫、反专制的革命意义；文学家也是一个弱势群体，其真正优秀的作品也是具有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的，面对共同的国家政权的压迫，文学与政治革命是彼此呼应的，有时也是能够联合的。但是，文学本身不是一种权力，对于政治革命，文学是没有多大作用的：“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⑨ 革命家要的是权力，文学家要的是自由。但当推翻旧的国家政权之后，革命权力就成为新的国家权力，而文学，则永远不会拥有国家权力。在新的国家政权建立后，文学家仍然属于弱势群体，仍然不满于现状，仍然具有革命性，文学与新的国家政权构成的仍然是矛盾对立的关系。在这里，鲁迅实际区分了“革命”、“政治革命”、“政治”这三个不同的概念。一般意义上的“革命”是人类和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政治革命”意义上的“革命”是有组织地反抗国家政治统治、夺取政权、建立新的政权的社会革命行动；“政治”则是国家政权的社会治理。文学与“革命”是相通的，这样的文学就是“革命文学”；“革命文学”与“政治革命”有相互呼应的关系，但“革命文学”对于“政治革命”没有多大实际的帮助；“文学”与“现实政治”构成的则是矛盾对立的关系：政治喜欢秩序，文学喜欢自由；政治需要稳定，文学需要变动。只要理解了鲁迅的这种关于文学与革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论，我们也就能够理解，鲁迅为什么反复告诫当时的革命文学家，不要幻想革命成功后，劳动者大众会捧着牛油面包让他们吃。
鲁迅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是鲁迅与革命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在这里，关键的问题仍然在于：鲁迅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有没有自己独立的革命观？有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如果有，我们回答的就是鲁迅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哪些方面发生了交叉，而马克思主义又在哪些方面触发了他的新的思考？如果没有，那么，他的革命思想就是在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刚刚形成的，在基本结构形式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不论怎样，都不存在一个根本转变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对鲁迅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做全面的比较研究，我们只要抓住其中根本的一点就足以说明全部问题了，即，二者都是建立在对弱势群体真诚关怀的基础之上的，都是从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出发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考察，都是在反抗强权统治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思想的，因而也都具有鲜明的革命性。二者之间的自然分野也是异常明显的：一、一个是东方的，一个是西方的。这不但表现在文体形式本身，同时也表现在情感形式和思维方式上。我们常常说，鲁迅的思想是“不成体系”的。但在我们现当代的中国，哪一个“成体系”的思想比鲁迅思想更加深刻、更加震撼人心呢？二、一个是弱小民族的，一个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决定了二者在具体内容上的差异。三、一个是学术的，一个是文学的。学术的更表现为对社会、历史“客观规律”的揭示，文学的更表现为对世界、人生的主体感受。前者在客观分析中体现自己的主体追求；后者在主体感受中展现外部世界。总之，我们平常经常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不能用在鲁迅身上。我们只能说：指导鲁迅思想的是鲁迅思想。
那么，作为左翼作家鲁迅的意义到底应该怎样概括呢？我认为，作为“左翼作家”的鲁迅实际是对当时的现实社会压迫取着公开反抗态度的作家。反抗什么？反抗在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条件下社会的不自由和思想的不自由。在这里，包括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作为“左翼作家”的鲁迅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斗争的关系；其二是作为“左翼作家”的鲁迅与当时国民党统治政权的关系。“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⑩，“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11) 我认为，1927年的那场“血的游戏”，是理解鲁迅上海十年全部思想与活动的杠杆。在这场“血的游戏”中，国民党政权扮演的是杀戮者、压迫者、摧残者的角色，这个政权是在屠杀同盟者的血泊中上台的。这极大地超越了鲁迅作为一个社会公民的容忍度。(我们经常谈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宽容”还是不“宽容”的问题，我们到底要求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宽容”什么呢？我们经常谈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没有绅士风度的问题，我们到底要求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什么情况下保持自己的绅士风度呢？)从而将他推到了公开与这个政权宣战的政治批判的舞台上。但在这里，也有与我们平时的理解不相吻合的一点，即：鲁迅仍然不将这个“血的游戏”仅仅看作一个政治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中国国民性的问题：
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如果对于动物，也要算“暴殄天物”。我尤其怕看的是胜利者的得意之笔：“用斧劈死”呀，……“乱枪刺死”呀……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革论者，我没有反对过死刑。但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的。斧劈枪刺，自然不说是凌迟，但我们不能用一粒子弹打在他后脑上么？结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但事实是事实，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12)
这同时也决定了鲁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的态度。“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13) 这虽然是一句极简单的话，但却包含着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根本的差别：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律是皇帝制定的，是为了维护皇帝的统治政权的，所以反对现实的国家政权，就是违背法律，就是犯罪，而在中国现代社会，法律原则上是应由全体公民共同制定的，是维护全体公民的合法权利的，当国家政治统治者非法剥夺了部分公民的合法权利，违法的不是这些公民，而是国家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分公民联合起来反抗国家政权的统治和压迫，在法律的观念上是合法的。在道义的观念上是合理的。革命，带来社会的动荡和破坏，但所有这些，都是专制统治者非法剥夺公民的合法权利的结果，应当由这个专制政权承担其责任，而不能因此否定革命本身。也就是说，鲁迅当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斗争的关心和支持，是鲁迅革命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他的思想的深刻性的具体体现，否认鲁迅当时的这种思想选择和人生选择，是毫无道理的。但是，在这里，也有与我们平时的理解不相吻合的一点，即：鲁迅是在维护中国共产党和广大进步青年的基本人权的意义上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斗争的，而不像我们平时所说：他将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身上。(对于那时的鲁迅，是无法预计这个革命未来的命运的。)
在这里，我们还应当看到鲁迅革命观念的这样一个突出特征：革命观念与人权观念的高度统一。在中国，讲革命的不讲人权；讲人权的不讲革命。大概只有鲁迅，是从来未将二者割裂开来的一个思想者。我认为，这也是他的思想具有极高敏锐度的主要原因。当时左翼作家的批评，大都机械地使用所谓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用给人的思想划阶级成分的方法进行文艺界的思想斗争。这种战法之所以毫无力量，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就其本来的意义就是一个弱势群体，是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是没有基本的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异不是阶级差异，胡适不是资本家，鲁迅也不是产业工人；梁实秋不是国民党官僚，郭沫若也不是红军将领。他们之间的差异，是思想选择和文化选择的差异：在有目共睹的强权压迫面前，是屈服？是逃避？还是反抗？屈服、逃避就意味着默认了专制主义压迫，默认了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血腥屠杀，只有反抗才会对专制主义强权压迫构成威胁，从而逐步达到使政治统治者承认全体公民应当享有的合法的自由权利的目的。这，同时也是一个中国社会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变过程，一个社会的革命过程。在人权观念的基础上讲革命、讲反抗，就成了鲁迅揭露中国知识分子形形色色奴性理论的主要思想形式。1927年的“血的游戏”则成了烛照各类知识分子文化面目的一面镜子，而对备受摧残和压迫的左翼作家的态度也曲折地反射出他们的内心世界。在鲁迅的笔下，所谓“民族主义文学”，是“帝国主义所宰割的民族中顺民”(14) 所树起的文学旗帜，是企图通过向专制主义强权献媚、排挤左翼文学而在文坛分得一杯羹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拙劣手段，是其奴才本性的自我暴露。新月派知识分子在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制度下同样是没有真正的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但他们以英美绅士自居，以维护现行秩序自任，虽对现实政治统治者有所腹诽，但却绝对不会做出决绝的反抗。对底层民众的苦难缺乏真诚的人道主义同情，对左翼作家的反抗表现出贵族式的傲慢、冷漠和嘲弄，在对西方学院派理论顶礼膜拜的同时又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采取绝对的排斥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是新月派知识分子与专制主义压迫达成体面妥协的方式。“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爱惜自己的羽毛胜过对同类生命的关切，将自己的失意推卸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双方，在存在着专制主义压迫的现实社会上，他们的软弱和自私都使他们易于投靠强权势力，助豺为虐，暗中做出损害知识分子同类的勾当。……我认为，只要我们在1927年那场血迹未干的“血的游戏”的背景上思考问题，我们就会感到，鲁迅对这三类知识分子的批判都是鞭辟入里的，他之规劝自己的朋友林语堂不要提倡“幽默”，也是因为不要“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15)。——现实秩序总是按照强者或强势群体的意愿安排的、依靠强者或强势群体的意志维持的，弱者或弱势群体只有通过对强者或强势群体的反抗，才能自强、自立，争取到自己应有的合法地位。一个弱势民族是这样，一个弱势阶级是这样，一个弱势阶层也是这样。
我们之所以要考察鲁迅革命观的特殊性，就是因为，我们平时所理解的“革命”，与鲁迅所说的“革命”其实是大相径庭的，而要更加清醒地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化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思想斗争，就必须了解鲁迅革命观的特殊性。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至少有三种影响深远的革命观：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主体内容的革命观；以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想”为主体内容的革命观；以鲁迅的“立人思想”为主体内容的革命观。前两种革命观实际都是政治革命观，是通过政治革命夺取政权并以国家的整体努力而实现的革命目标。只有鲁迅的革命观，不是以夺取政权为前提、不是以国家政权的力量为主体的，而是建立在个体人的精神感受和人生选择的基础之上的。如前所述，以政治革命为主体内容的革命观，也不仅仅以夺取政权为目的，在夺取政权之后，还有一整套建国纲领。但在这时，国家政权就成了实现建国纲领的主体力量。其建国纲领是通过国家政治权力的运作予以具体推行和实现的。这就有了一个从形式到内容的转换问题：在夺取政权之前，面对现实的国家政权，政治革命集团属于一个弱势群体，它是通过反抗强势群体的压迫和束缚而成长和壮大的，而当夺取政权之后，它自身掌握了国家政权，拥有了以政治权力实现自己具体追求目标的强大力量，成了一个强势群体，而社会上却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弱者或弱势群体，他们是不可能主要通过政治权力的运作而实现自己的追求目标的，也是不可能仅仅通过顺从权力、放弃自我、放弃自我的独立性而实现自己的自强自立的。也就是说，在这时，弱者或弱势群体仍然必须通过反抗强者或强势群体的压迫和束缚而实现自强自立的目的，仍然必须具有革命性。由此可以看出，仅仅根据政治革命的需要形成的革命观是有严重的局限性的。它的局限性集中到一点就是它的单纯性：它总是围绕着国家政权展开的。在夺取政权之前，它的革命性首先表现为要以武装力量推翻国家政权、建立新政权，也要求全体民众不做国家政权的“顺民”、反对国家政权的一切强制性措施，而当自己的政权建立之后，在其实质性的革命目标尚未实现的时候，它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对全国民众的希望和要求也从反抗国家政权变为拥护国家政权。显而易见，这样一种革命观念对于广大中下层社会民众而言，是一种过于简单和粗糙的革命观念，是没有内在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的。其实，这也是极为正常的现象：政治革命是一种社会行动，仅就其社会行动本身，是无法摆脱其随机性的，是无法实现自我的超越的，要实现这种超越，必须离开具体行动的层次，首先从精神和思想的层面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我认为，只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鲁迅的革命观在中国现当代的历史上，是有不可取代的历史价值的。
鲁迅的革命观与在政治革命的基础上形成的革命观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呢？只要我们认识到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就是鲁迅革命观的基础和核心，我们就会知道，鲁迅的革命观是以反抗强权压迫为核心的，但却并非以推翻现实国家政权为其基本前提(当然也不是以拥护一个国家政权为基本前提)。他的革命观主要是一种人的解放的观念，这种观念仅仅在极为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同时表现为政治革命的观念，但在更普遍、更经常的情况下只是人的一种自我意识和在这种意识基础上形成的人生态度。“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它。”(16)“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17) 显而易见，鲁迅的政治革命观也是建立在他这种根本的人生态度之上的，政治专制、文化专制直接阻碍了国民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愿望和要求，所以国民有反对它的必要。但即使在这里，他的革命观也与一般的政治革命观有所不同：一般的政治革命观是建立在推翻国家政权之后由自己亲自掌握国家政权、然后通过政权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整体追求目标的，而鲁迅的革命观并非如此。它之反对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可能仅仅是自己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生存方式，而不以自己亲自执掌国家政治权力为目的。
实际上，在三十年代，鲁迅与绝大多数左翼作家、特别是共产党员作家在革命观上就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差异，而是鲁迅的革命观与当时左翼作家政治革命观的差异。将这种差异扩大到政治立场的分歧上去，是没有任何历史的根据的，但这并不否认这种差异的存在。这种差异的存在，是很容易理解的：几乎只有鲁迅，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有了自己独立的革命观念，这种革命观念是在各种不同的革命形式和各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政治革命运动的过程中逐渐丰富起来的，而绝大多数左翼作家的革命观念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运动过程中刚刚建立起来的，他们将这个革命的需要就当作革命本身的需要是顺理成章的，甚至鲁迅在通常的情况下也不能不以这个特定革命的需要作为思想的标准而与左翼作家进行思想的交流。这同时也是当时的左翼作家感受鲁迅、理解鲁迅、接受鲁迅的标准。显而易见，假如鲁迅对这个革命采取的不是这样一种态度，而是另外一种态度，包括瞿秋白、冯雪峰在内的绝大多数左翼作家是不会如此重视和敬仰鲁迅的。(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不论是冯雪峰的《革命与知识阶级》，还是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始终是以当下的这场政治革命的需要为基本的价值尺度的，鲁迅革命观念的独立性以及它对当前这场政治革命的价值和意义始终不是他们急需体会和了解的。这在共同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政治专制、文化专制的现实斗争中，并不会有多么明显的表现，但一当进入到“左联”内部的关系之中，这种差异就具有了根本的性质。这突出表现在左翼内部的两个口号的论争中。
时至今日，当我们讨论这场影响了中国文学半个多世纪、并且造成了多起人生悲剧的论争时，纠缠的仍然是谁正确地贯彻了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谁违背了或错误地理解了这个政策。实际上，这是以这个特定的政治革命的需要为价值尺度的，是将当时的左翼作家联盟直接视为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之下、作为当时政治革命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组织来看待的。但是，假如我们不以这种政治革命观、而以鲁迅的革命观来看待同样一个问题，事情的另外一个侧面就呈现出来了：左翼作家联盟首先是在当时政治专制、文化专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为了自己的思想自由和创作自由而联合起来的一些文学作家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共产党员作家在这个作家组织中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即使他们，也是因为仅仅依靠一己的力量极难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找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他们是当时社会的弱者、漂流者、无助者，只有在相互的联合中，才能构成一个统一的力量，才能有效地抵御国民党当局政治专制、文化专制的压迫，也才能有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联合，是弱者和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形式。“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口号，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每个无产者都是一个弱者，只有依靠联合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力量，从而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合法地位而做出有效的努力；中国共产党本身也是一种联合形式，是那些相信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政治革命者的联合形式。作为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在当时社会上都是没有合法存在权利的，是弱者、被压迫者、被杀戮者，他们的力量是通过彼此的联合才获得的。左翼作家联盟也是一种联合形式，是那些没有思想自由、创作自由而联合起来争取自己的自由权利的作家的组织。所有这些联合体存在的根据都在这些联合体的内部，而不在这些联合体的外部或者上面。恰恰是当时绝大多数左翼作家的政治革命观念，在无形中将左翼作家联盟存在的根据从其内部转移到了它的外部，而将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的意志凌驾在了这个联合体之上。对于鲁迅，左翼作家联盟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就是其联合的目的，在反对国民党政治专制、文化专制的斗争中，这个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的存在和发展是有其一致性的，但这必须建立在左翼作家联盟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对于当时绝大多数的左翼作家，左翼作家联盟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并不是主要的目的，而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的需要才是其最主要的目的。这样，左翼作家联盟的独立性就被淡化或消解了，左翼作家联盟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以争取自身的更大发展，成了一个非首要的问题，而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对其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则成了决定一切的首要问题。不难看到，两个口号的论争就是在这样两种革命观念的差异中发生的。
如上所述，瞿秋白、冯雪峰当时的革命观念同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革命的观念，他们当时的全部文化活动、包括对鲁迅的研究和评价都是站在这个政治革命的立场上做出的。他们之所以始终与鲁迅保持着相对良好的关系，从其理论的层面而言，实际是因为他们始终在自己革命观念与鲁迅革命观念的交叉点上将彼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始终是在意识到二者都处在国民党政治专制、文化专制的压迫之下并且都有反抗它的愿望和要求的前提下进行沟通的。瞿秋白、冯雪峰始终将鲁迅作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在文学艺术界的主要统战对象，而并不将鲁迅视为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政党的组成成员，他们在努力争取鲁迅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斗争的同时也自觉地容忍了鲁迅与自己某些具体观点上的差异(例如鲁迅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更为“悲观”的看法等等)，这同时也为他们逐步了解鲁迅及其思想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而对于鲁迅，则始终知道瞿秋白、冯雪峰不是作为纯粹的个人而出现在他的面前的，他通过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了解的不仅仅是他们本人的文化立场，同时更是一个革命政党有可能做出的思想选择和文化选择。他既不会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这个政党，也不会放弃自己独立的立场而完全听命于这个政党的指挥。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关系中，鲁迅有了逐步了解当下这场政治革命运动的自由心境和充裕时间。左翼作家联盟是文化上的弱势群体，中国共产党是政治上的弱势群体，它们都需要在反抗国民党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的斗争中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鲁迅的角度，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革命为左翼作家联盟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社会的基础和政治的援助，而从瞿秋白、冯雪峰的角度，左翼作家联盟的存在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扩大了社会的影响、提供了精神的支援。也就是说，即使在三十年代，瞿秋白、冯雪峰的革命观念与鲁迅的革命观念也是不同的，但二者始终在彼此的交叉中实现了彼此的联合，也在这种联合中扩大了彼此交叉的面积。这种联合，落实到左翼作家联盟本身，就使左翼作家联盟成为一个具有明确政治倾向的文学家的联盟。
仅就其革命观念，周扬与瞿秋白、冯雪峰实际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在其整体的形态上，鲁迅与周扬的关系也并没有超出鲁迅的革命观念同当时政治革命观念相交而不相同的总体范围。周扬从来没有背叛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也从来没有在理论上反对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文化大革命中对他的所有政治上的批判，正像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对胡风的政治批判、在反右派斗争中对冯雪峰的政治批判一样，都是似是而非的。鲁迅和周扬不是政治上的敌人，二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反映的实际是当时两种革命观念的相异的一面。如上所述，当时绝大多数左翼作家就其革命观念本身，实际都是在当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革命运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创造社、太阳社和此后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很多青年作家都是抱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的期望而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这就使直接领导上海文艺界的党组织成了左翼作家联盟的实际领导核心。他们的革命观念则是他们对待左翼作家联盟具体态度的基础，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表现。他们的革命观念就是政治革命的观念，就是服务于推翻当下的国家政权的观念，在他们这种革命观念的视野中，左翼作家联盟只不过是为了实现这一总体目标而存在的一个文学作家的组织，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他们则是以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为己任的。在所谓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他们组织左翼作家搞飞行集会，开除拒绝参加这种飞行集会的文学作家；在与中国共产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们是将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直接作为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机关的。在他们的观念中，作为党外作家的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中的地位，是不能与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平起平坐”的。实际上，鲁迅的意见也常常不被他们所理解。(在反右斗争中，冯雪峰到上海首先找到“不是共产党员”的鲁迅而没有首先找到作为党组织成员的周扬等人，是作为冯雪峰的一大罪状被提出的，可见在他们的观念中，他们才是左翼作家联盟的真正的领导者，鲁迅尚在其次)。这样，周扬等人的政治革命观就更多地离开了与鲁迅革命观的交叉点。鲁迅也是从革命的意义上感受和理解左翼作家联盟的，也是关心这个作家组织的整体发展的，但他关心的是这个联盟的自身存在与发展，他将这个联盟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就作为它发挥革命作用的方式，而这是不必等待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命令的，也是不必亦步亦趋地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议行事的。揭露国民党政治统治的黑暗，反抗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禁锢和压迫，培养青年作家，翻译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著作和文学作品，反驳从各个方面来的对左翼文学阵营的攻击，始终是鲁迅关注的重点，而所有这些，都是从左翼文学发展的角度独立做出的抉择。(在过去，我们常常指责周扬等人对鲁迅不够“尊重”，但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尊重”都是相互的。我们可以指责周扬等人对鲁迅不够“尊重”，别人也可以指责鲁迅对周扬等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不够“尊重”。)双方都在“革命”；但对“革命”却有着根本不同的理解；双方都重视左翼作家联盟的革命作用，但它的革命作用何在，双方却有根本不同的期待。我认为，这才是两个口号论争发生的内在根源。
那么，周扬这种政治革命观与鲁迅的革命观的根本差异何在呢？鲁迅的革命观是从自我的亲身感受和体验中产生出来的，是在反抗自我实际感受到的压迫和禁锢中生发出来的，“革命”就在他的心中，所以他在任何时候都知道他反抗的是什么，以及怎样进行反抗，而周扬的这种政治革命观念却常常将他引离自己的亲身感受和体验，引离自己的心灵，他是从一个更庞大的政治革命体系、从这个政治革命体系的整体要求出发设计自己的革命道路的，即使在他必须独立做出自己的抉择的时候，他注视的也不是自己身边这个可以直接感受和体验的世界，而是一个遥远的、模糊的政治革命的整体。他是依靠对这个模糊整体的猜测而感受和认识身边的事物的，这就在自己和身边的事物之间挡上了一堵有色玻璃。他看不清鲁迅，看不清冯雪峰，看不清胡风，看不清茅盾，看不清郭沫若，看不清徐懋庸，看不清他身边的所有的人，甚至也看不清自己。实际上，当时所有对“国防文学”口号的支持，支持的实际不是这个口号本身，甚至支持的也不是周扬本人，而是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和领导左翼作家联盟的党的组织。如果他首先提出的不是“国防文学”这个口号，而是“民族的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原来支持他的还会支持他，原来不支持他的鲁迅、胡风也会支持他。但他被他的支持者悬在了权力的半空，上不着天(他并不确实地知道，中国共产党中央如何看待他以及他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下不着地(他并不能够确实地感受到“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妥恰性，并不能够确实地感受到它较之别的口号有什么特殊的优点和不可代替的性质)，再也不能放弃这个口号。如若没有这些支持者，他原本是没有硬撑住这个口号不放的决心和信心的。(直至现在，除了“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无法掩饰的国家主义色彩之外，我们仍然无法感到它到底有什么不可代替的独立价值和意义。后来人们在这个口号中续补进去的绝大多数内容与这个口号本身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使他能够将这个口号支撑到底的是什么呢？是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是在一个弱势民族的弱势群体的弱势群体中的一点权力(中华民族在整个世界上是一个弱势民族，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弱势的政治群体，左翼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整个政治革命体系中也是一个弱势的文化群体)。正是这点权力，正是从左翼知识分子内部的权力关系出发给予他的支持，使他不但能够将“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支撑到底，而且还能够使他断然否定鲁迅、胡风提出的口号有与“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并存的权利。(即使你承认我的存在权利，并且承认我的优先权，我也不能承认你的存在权利，这是一种典型的霸权语言)。不难看到，正是在当时绝大多数左翼作家的这种政治革命观的基础上，将政治权力关系引入到左翼作家内部的关系中。这种政治权力关系正是导致左翼作家内部分裂的重要原因。
关于“左联”的解散，人们说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但在实际上，是“左联”内部的分裂在先，“左联”的解散在后。这充分说明解散不是“左联”根据形势的需要主动做出的政治选择或文化选择，而是自身分裂的结果。只要从大多数左翼作家的革命观的角度，我们就会看到，鲁迅的存在恰恰是以周扬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无法对左翼作家联盟实施统一领导的主要原因。徐懋庸在致鲁迅的信中写道：“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18) 这还不足以说明解散“左联”的原因吗？这个解散的决定不是左翼作家联盟全体领导成员讨论决定的，而是部分人决定之后通知鲁迅而又要求鲁迅表示同意的。(时至今日，恐怕连一个大学生都知道，这是不符合一个组织的民主程序的。并且多数人也没有权力要求少数人必须同意多数人的意见，并为多数人做出的决定所可能导致的结果担负责任。鲁迅始终没有表示同意，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一个明智的选择。)“左联”在反对关门主义、成立文艺界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名义下解散了，但这个统一战线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中国文艺家协会”只是一个空洞的名称，当它宣布成立的时候也就是它已经消亡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左翼作家联盟即使在中国知识分子之中，也是一个弱势群体。联合起来，才是一个力量；解散之后，就没有了力量。胡适、梁实秋会联合在周扬的“国防文学”的旗帜下吗？周作人、林语堂会联合在周扬的“国防文学”的旗帜下吗？张资平、叶灵凤会联合在周扬的“国防文学”的旗帜下吗？张恨水、周瘦鹃会联合在周扬的“国防文学”的旗帜下吗？鲁迅、胡风等人被留在了周扬成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的门外，胡适、林语堂等人也没有进来。谈何反对关门主义！谈何文艺界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所有这一切，却被当时多数左翼作家那种粗糙、单调的政治革命观念遮蔽了。
正像“革命文学”论争以创造社、太阳社的“胜利”而告终一样，“两个口号”的论争也以周扬的“胜利”而告终。但是，这个“胜利”并没有给周扬带来真正“胜利”的感觉，因为这是一个无根的“胜利”：他既无法在实践中向自己证实“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既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他曾经许诺过的包括所有爱国知识分子在内的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直接肯定和嘉许。可以想象，在他当时的革命观念里，他多么希望得到这样的一点肯定和嘉许呵！因为他在主观上确确实实是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的，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的，是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左翼作家中间的权力地位的。但他没有想到，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角度，在他和鲁迅之间，是不可能因为他而牺牲鲁迅的。这并非因为鲁迅与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中央有着特殊的人事关系，而是鲁迅对于这样一个在艰难跋涉中的革命政党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和意义不是依靠对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建构起来的，而是依靠鲁迅一生的韧性的战斗建构起来的，而是依靠他的作品对这些人的思想的实际影响建构起来的。也就是说，文学本身也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不是在特定的人事关系、更不是在上下等级的权力关系中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中建立起来的。在这时，冯雪峰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特派员来到上海，但带来的不是对周扬的肯定和嘉许，而是对他的冷淡和批评。这无疑是对他的一个重大的打击，是使他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都无法忘怀的。这是周扬一生中经历的第一场人生的、文化的冒险，但他却根本无法说清他到底在这场冒险中获得了什么、丧失了什么。鲁迅逝世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对鲁迅的高度评价更使他无法找到自己心理的平衡(刘白羽曾经说：“这个问题现在不好谈，主席对鲁迅评价很高，周扬同志很为难。鲁迅是党外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很多弱点，现在不好谈。”(19) 这可以使我们了解周扬在“两个口号”论争和毛泽东对鲁迅评价之间的尴尬处境)，这恐怕也是他再也不想建构自己独立的文艺思想而仅仅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者的重要原因。他放弃了自我，放弃了自己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独立感受和思考，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与这个革命的意志发生矛盾和冲突，才可以保证自己不犯“错误”，也可以不为自己的思想承担政治的责任。这与鲁迅的心理恐怕是大相径庭的。鲁迅的革命观使他从不关心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会怎样看待他的一举一动，甚至也不关心所谓多数人的议论和评价。他始终坚持的是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当具有的合法权利，并以这权利而反抗他能够感觉到的强权压迫。他相信这种反抗对人类、对民族，对社会，对社会上每一个人，特别是对被压迫、被侮辱的底层社会群众都是必要的，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也需要。事实证明，通过“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思想的独立性和革命性，得到了更加鲜明突出的表现。他质问徐懋庸说：
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在“统一战线”这大题目之下，是就可以这样锻炼人罪，戏弄权威的？(20)
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在当时政治革命形势下发展起来的革命观念，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但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同时也具有了权威的地位。从三十年代一个青年学生拿着一本红色封面的书就会被抓进监牢到五星红旗在中国的上空高高飘扬，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我认为，恰恰是在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革命观念在社会上获得了权威性地位之后，这种革命观念的“革命性”实际已经不存在了。“革命”是什么？如上所述，“革命”是从弱者或弱势群体的立场出发的，是弱者或弱势群体为了自身的合法权利对强者或强势群体的反抗。在现实斗争中是这样，在文化斗争中也是这样。所以，真正的“革命”是只有站在弱者或弱势群体的立场上才承认其合理性、合法性，而站在强者或强势群体立场上不会承认其合理性、合法性的思想言论或行动。与此同时，当一个概念在整个社会上具有了权威性，它就成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竞相争夺的对象。不难想象，在这种争夺中，一定是强者或强势群体具有攫取它的更大力量。在这时，它的特定的内涵和意义是由强者或强势群体赋予的，并掌握着它的最终的阐释权，因而它也具有了霸权话语的性质。“革命”也是这样。当中国共产党受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而走上反抗国民党的国家政权的压迫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革命力量是一个弱势的政治力量，在这时，整个社会是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革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它是在反抗国民党的政治压迫、文化围剿、军事镇压的过程中逐步壮大自己和扩大自己的影响的；当时的左翼作家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这一政治态度本身就具有革命性，就具有反抗国民党政治专制、文化专制的意义。这也是左翼作家受到“民族主义文学”、“新月派”、“论语派”、“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围攻的根本原因，对于他们，左翼文学不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更不具有权威性。但是，也恰恰在这种不被理解、不被承认的境遇中，表现了左翼文学不是真正的强权文学，它必须通过阐释自己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影响，这也是它的革命性的表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掌握了国家的政权，在国内的社会关系中，成了一个具有权力地位的政治力量；左翼文学家也大都进入到国家的政治体制之中，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已经被视为当时文学的主流，上升到了权威文学的高度。如上所述，当时绝大多数的左翼文学家的革命观念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革命的基础上形成的，都是围绕着对这个政治革命的态度和对当时国家政权的态度展开的。这种“革命”的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可以有两种表现形式，但所有这两种表现形式都已经不具有真正革命的性质：一、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已经完成了夺取国家政权的任务，并且成了拥有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力量的时候，仅仅具有拥护、支持这个新政权的态度，已经不意味着对强权的反抗，已经不需要自身的担当，因而也不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性。试想：如果“革命”这个概念中已经不包含“对强权的反抗”，不需要“自身的担当”，这个概念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不是连陈西滢、梁实秋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可以称为革命知识分子了吗？二、革命，是弱者和弱势群体对强者或强势群体的反抗，但这种反抗必须是对强权压迫的反抗，并且是为了取得自身合法存在的权利。否则，这种反抗就不具有革命的性质。如果“革命”这个概念中已经不具有反抗压迫的性质，已经不是为了争取自身的合法权利，只是为了反抗而反抗，那么，世界上所有的犯罪行为就都可以称为“革命”了。左翼作家是在这个革命中获益最多的作家群体，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在这个新的政权中获得了特定的政治地位，他们不但不会、而且也没有理由在这个政权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便转而反对这个政权、发动另外一次政治革命运动。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革命”就此中止了呢？是不是意味着“革命”这个概念在当代中国文化中就没有任何独立的意义和价值了呢？显然不是！即使仅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的角度，直至这时，除了有大量革命烈士的牺牲和由这牺牲换来的政治权力之外，还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革命成果，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21)。这只能说明，三十年代绝大多数左翼作家在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革命的基础上形成的革命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已经不具有真正革命的性质。
鲁迅的革命观就变得愈加重要了起来。
在这里，我们首先应当注意的，就是“革命”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在政治革命的意义上，“国家政权”几乎可以称为“革命”的圆心；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政治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夺取国家政权；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政治革命的中心任务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它总是离不开“国家”、“政权”、“国家权力”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是围绕着资本与劳动、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即广义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展开的，而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其核心问题就变成了国家与革命的关系问题，而列宁主义阶段实际就是政治革命的阶段。列宁将国家直接视为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作为一个杰出政治革命家的毛泽东，直接继承了列宁的国家学说，始终是将“革命”与“国家政权”的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对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革命”又有着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即要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带有根本性质的转变，不再是中国古代那种改朝换代式的非本质性的变化，所以这是一个“革命”，而不是相对单纯的、局部的、零碎的“改良”或“改革”。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有可能发生不同形式的政治革命，但任何一个政治革命都不等同于这个“革命”的本身。在整体上看的话，这样一个“革命”，就不再是为了推翻哪个国家政权，而是包括国家政权性能变化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根本转变。鲁迅的革命观就是在这样一个“革命”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只要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看待鲁迅一生的业绩，我们就会发现，尽管他总是抨击社会的黑暗、反抗统治阶级的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但他却从来没有对一个国家政权像我们一样做出完全静态的绝对性质的判断。直至他逝世前二日写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还写道：“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22) 这恐怕是与我们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的。实际上，他对政治黑暗的揭露和抨击，总是同政治改革的愿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与同情、支持那些被非法剥夺了生存权利、政治权利的社会成员的反抗压迫的斗争没有矛盾。也就是说，鲁迅理解中的“革命”，包括政治革命，但却不只是政治革命，不只是那种全国规模的、以推翻一个国家政权为目的的、轰轰烈烈的、天翻地覆的政治革命：“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一刻不在革命。”(23) 显而易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至少对于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实现从原来的政治革命观向鲁迅的这种革命观的转变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当务之急。
但是，中国的左翼作家却错误地接受了这个历史转变的暗示，程度不同地做了完全相反的选择。
毫无疑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最大程度地表现出了自己的反叛性、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原左翼作家是胡风。但是，胡风的这种反叛性、批判性、革命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是鲁迅革命观的产物，而仍然主要是三十年代左翼作家那种政治革命观的产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胡风，充分暴露了这种革命观的脆弱性。
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鲁迅有一个区别于任何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特征，有的人称之为“悲观主义”，有的人称之为“虚无主义”，我则称之为“悲剧主义”。我所以称之为“悲剧主义”，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做出概括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虽然最终完成的大都是“悲剧”，但主观选择的却是自己的“喜剧”，总是希望在一个有“大团圆”结局的“喜剧”里扮演一个角色；鲁迅则不同，他总是选择“悲剧”，总是希望在一个看不到“大团圆”结局的“悲剧”里扮演一个角色，哪怕是一个极次要的角色，但他最终完成的却是一个“喜剧”。我认为，他的这种“悲剧主义”，恰恰正是他的革命性的最集中的表现。“革命”，如上所述，是弱者或弱势群体反抗强者或强势群体的压迫、争取自身合法权利的斗争。所以，“革命”的需要永远不会成为整体的需要，永远是在整体中受压抑、受排斥的一种需要；“革命”意识、“革命”思想也永远不是整个现实社会的普遍意识、普遍思想，永远是在现实社会中受压抑、受排斥的意识，受压抑、受排斥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会成为全人类的《圣经》，毛泽东思想不会成为联合国宪章的指导思想，鲁迅的原则也不会成为国家宪法的基本原则。“革命”不是一种荣誉，不是一种人类理想，它永远是被动的，是在受到实际的压迫之后产生的一种个体性的愿望和要求。这种愿望和要求与强者或强势群体的愿望和要求永远不具有平等的地位，这种平等地位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并且一旦争取到，这个范围内的“革命”就结束了。所以，“革命”的结果不是压倒对方或者消灭对方，而是争取与对方平等存在的权利：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不是为了成为殖民者，不是为了消灭对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是为了自己成为资产阶级，不是为了消灭资产阶级；女性解放不是为了压迫男性或消灭男性；新文化不是为了战胜旧文化或消灭旧文化……革命就是永远站在弱者或弱势群体的立场上，通过自己的挣扎与奋斗争取自己原本应当具有的合法权利。这个地位是一种永久性的悲剧地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鲁迅就通过《狂人日记》告诉人们：新文化只是一些“狂人”的文化，而他选择的就是这样一个“狂人”的人生。而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鲁迅则郑重告诫当时的左翼作家，不要“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24) 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25)。既然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真正的“革命”在整体中永远是被压抑、被排斥的倾向，永远不会上升到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整体原则的高度，那么，鲁迅为什么选择“革命”呢？我认为，在这里，不是鲁迅选择还是不选择“革命”的问题，而是鲁迅是不是处在悲剧处境中的问题。一个人如果实际上处在悲剧的境遇里而意识不到自己的悲剧、而不反抗自己的悲剧，那他的人生就是一个真正的悲剧，而他就是一个阿Q一样的人。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就是一种处于悲剧境遇中的社会与文化；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处于悲剧情景中的知识分子。这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的宿命，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宿命。“革命”就是对这个宿命的反抗，而反抗了它的“悲剧性”，才有自己真正的“喜剧性”。所以鲁迅自觉选择的也是自己的悲剧人生，是按照悲剧的要求在这幕悲剧中扮演一个角色的。他从不将自己当作一个喜剧人物，从来不按照喜剧人物的要求意识自己、选择自己的人生，从来不追求社会大多数人都争先恐后地争取的东西，从来不使用对于整个社会具有霸权性质的语言。他说的是从自己的角度不能不说的话；做的是从自己的角度不能不做的事，采用的是从自己的角度不能不采用的方式。他从不将自己抬到导师的位置上，也害怕别人将自己抬到导师的位置上；他不将任何一个人当作自己的导师，或者在这个导师的旗号下号召别人，或者在这个导师的保护下敷衍偷生，但又承认任何一个人都有自身存在的权利。……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概括鲁迅的“悲剧主义”，那就是：离开成功、离开胜利，离开上层，离开已经获得霸权地位的话语形式，重新回到作为一个“人”(“公民”)的自我，回到弱者或弱势群体的立场上去，找到仅仅属于自己的语言形式，准备走自己的路，走艰难曲折的路，通过自己的挣扎和努力，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同类开辟新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所以，鲁迅的革命性与他的悲剧主义只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彼此是无法分离的。
我们看到，胡风采取的却是另外一种战略。这种战略恰恰反映了三十年代绝大多数左翼作家那种在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基础上形成的革命观念。这种观念的总体特点是，不是从自我成长和发展的角度，不是从自我人生选择、文化选择的角度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思想，而是从为整个中国提供一条唯一正确的政治革命道路和一条唯一正确的文学发展道路的角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使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从根本上忘却了自己的悲剧处境而对自己的悲剧做了一种喜剧性的处理，其结果则是遭遇了一个他原本可以避免或可以减轻的更加沉重的悲剧命运。如果他略微清醒一些，他原本应该意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他的文艺思想的胜利，而是他的文艺思想陷入更加孤立无援状态的开始。试想：在整个中国的人口中，知识分子占有多大的比重？在整个中国知识分子中，文学家占有多大的比重？在接触文学的知识分子中，关心新文学的占有多大的比重？在关心新文学的人中，理解左翼文学的占有多大的比重？在左翼文学阵营中，有几个人支持他的文艺思想？“两个口号”的论争，已经使他在革命文学阵营之中陷入了极端孤立的状态，而他在所谓“革命热情”的鼓动下，却高擎自己文艺思想的大旗，直奔政治，直奔上层，直奔权威话语，直奔中国文艺领导的山巅，这就使他变得毫无力量。只要读一读他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我们就会感到，他根本不懂政治，更不懂中国政治，但却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在权力世界中乱飞乱撞。这就孕育了他的惨重的人生悲剧和文化悲剧：强势话语只有对于强势者或强势群体才具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弱者和弱势群体无法承担强势话语的重量——胡风的悲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注释：
①《集外集拾遗·自题小像》。
②《坟·文化偏至论》。
③《坟·摩罗诗力说》。
④《坟·杂忆》。
⑤《坟·摩罗诗力说》。
⑥《坟·灯下漫笔》。
⑦《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⑧⑨《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⑩《三闲集·序言》。
(11)(12)《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13)《三闲集·文艺与革命》。
(14)《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15)《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肖伯纳》。
(16)《华盖集·忽然想到(六)》。
(17)《华盖集·北京通讯》。
(18)徐懋庸：《致鲁迅信(1936年8月1日)》，引自《鲁迅全集》第6卷，第5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9)计红绪：《中国赫鲁晓夫是围攻鲁迅的罪魁祸首》，《光明日报》，1968年4月1日。
(20)《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2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版，第1485页。
(22)《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23)《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24)(25)《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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