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上海市人口国际迁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市论文,人口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年代，期间在上海出现的“出国热”曾牵挂了多少上海人的心。本文在调查的基础上主要分析和论述了80年代上海市公民出国的规模和构成、主要的出国流向、出国的阶段性和出国的原因及影响，从而对上海80年代的国际迁移作了回顾。作者认为，80年代上海市公民因私出国以劳动力型迁移为主，真正的迁移原因是经济原因；国际迁移对上海的人口发展过程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积极作用远远大于消极影响。
7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出现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历史性变化。其中，作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而直接的结果，即是人口国际迁移的数量迅速增长，出入境频繁，有许多外国公民来华工作、贸易、学习、旅游等，同时，又有大量的中国公民出国。无疑，人口进出境的频繁，对我国社会的许多方面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国际迁移是在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再分布，它势必首先直接影响到相关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发展过程；同时，伴随这一人口再分布过程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变化和因素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模式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对国际迁移进行调查研究，从感性上了解、掌握当代国际迁移发生的形式和特点，从理性上分析国际迁移所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对于科学地把握和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国际迁移的前因后果，就显得非常的必要和迫切。
一、方法和数据
国际迁移通常是指超越了国界的人口迁移，包括迁入和迁出两个方面。
所谓迁入是指境外人员因公共或个人事务的需要而入境的行为，主要是指领馆工作人员、外商、外籍工人、专家、新闻人员、侨民，以及探亲、访友、旅游、治病、留学、进修、就业等人员。
所谓迁出就是通常所说的出境或出国。我国的公民出国分因公、因私二类：凡因各种公共事务的需要，接受各级政府、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派遣到国外从事各种活动的，称为公务出国；凡是因为个人或者家庭事务前往其他国家探亲、访友、旅游、治病、奔丧、扫墓、就业、继承财产、结婚、自费留学或者移居国外长期居留，以及因其他私人事务而出国的称为因私出国。本文所涉及的主要范畴为公民的因私出国。
对于当代国际迁移的研究，可谓众说纷纭，学派和理论辈出。从传统的“推——拉”理论和劳动力吸收理论，发展到迁移系统学说，或从宏观的角度，或从微观的角度，或将两者结合，揭示了或试图揭示国际迁移发生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诸因素的关系①。在这众多理论中，虽然分析的角度不同，重点不同，方法和结论也不尽相同，但是，一个较为相同的特点就是在不同程度上均包括五个“W”，即谁是迁移者(WHO)，迁移往哪里去(WHERE)，何时迁移(WHEN)，为什么要迁移(WHY)，以及迁移会产生什么后果(WHAT)。
本文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对上述五个“W”方面的分析，对上海市80年代的国际迁移（特别是公民因私出国、出境）进行描述和概括，并针对其中存在和出现的现象、特征及问题作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本文所用的数据除注明出处的之外，均出自本课题组于1990年进行的“上海市1980-1989年十年中公民因私出国的抽样调查”（以下简称A调查）和“卢湾区瑞金街道1980-1989年出国人员的典型调查”（以下简称B调查）。
二、上海人口国际迁移的历史沿革
上海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有着长期而又广泛的国际交往历史。建国以前，上海人口中就包括了大量外国籍侨民，最多时达16万人以上，涉及的国家达四十余个，几乎遍及世界各个地区②。建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上海的对外交往大为减少，至“文革”时期，则进入一个低谷，国际迁移几乎完全停顿。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海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呈现了空前繁荣活跃的局面。其间进入上海的外国籍人数大幅度上升，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末在全市的归侨、侨眷、外籍华人家属及其他涉外关系人员已达30余万人，1990年底，在沪常驻境外机构达1442个，包括领馆、外商机构、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合作企业、新闻机构等。在沪常驻境外人员包括领馆官员和职员、外商商人、三资人员、文教专家、新闻人员及其家属和留学生、侨民等共计3600余人③。
建国以来，我国公民因私出国（境）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增加、频繁的过程。根据我国公民因私事出入境的方针和政策变迁，上海市公民因私出国（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解放初期到1976年的近30年时间。一方面当时对公民因私出境采取严格控制的办法，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中，严重侵害了归侨、侨眷及其他公民出入境的正当权益。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环境的限制，致使这一阶段因私出境人数寥寥无几。如在1966-1970年这五年中，全市经批准出境的只有80人，平均每年只有16人，最少的是1966年，只有5人④。
第二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5年，由于对公民因私出境的限制逐渐放宽，导致申请因私出国的人数增长很快。1978年全市申请出国人数2790人，实际批准1759人，到1985年申请人数增加到6600人，（实际批准6550人），申请人数上升了1.36倍，而实际批准人数则上升了3.72倍⑤。
第三阶段是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经全国人大通过以后。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公民出入境数量的大量增加，公安部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1985年11月22日经全国人大通过，并于1986年2月1日起实施。1986年12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实施细则”，使出入境管理工作有了基本的法律依据，走上了依法管理的轨道，公民因私出入境的正当权益受到了法律保证，因私出国人数也成倍增加。1986年全市申请出国10300余人，1987年达22100余人，1988年为65000余人，1989年为51400余人，1990年是36000余人，名列全国各省市之首。实际批准的比率都在95%以上⑥。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我国公民因私出入境的主管机关经历了三个变化过程：
1.解放初公民因私事出国由外交部和各地外事部门办理，因私事去港澳由公安部门办理。
2.1958年根据国务院决定公民因私事出国由外交部门移交给公安部门办理。
3.1983年公安部门成立了出入境管理的专门机构。公安部设出入境管理局，省、市公安厅、局则在申请出国人数较多的城市设出入境管理处，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上海在1983年10月设立了出入境管理处。
三、80年代上海人口国际迁移的主要特点
进入80年代，上海人口国际迁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政策，为我国的国际人口迁移注入了新的活力，客观上也为我国公民的因私出境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那么，80年代上海市公民因私出境又有何特点呢？
（一）谁是迁移者？——迁移者的规模和构成
从迁移者的规模和构成来看，因私出国的主要特点是：
1.迁移规模不大。多年来，由于各地区发展不平衡，许多上海居民一向不愿迁出上海市，甚至不愿从浦西的建成区迁往浦东尚未充分开发的地区。在80年代，上海滩却掀起了“出国热”，许多人勇于跨出国门，飞越大洋。难怪有的作家、记者称之为“出国狂飙”。据A调查以及其他各种资料推算，在1980～1989年这10年中，上海市因私出国人员总数累计达17万余人，与1989年上海市总人口1260万人相比，其比例为1∶74，如果不用这累计数，而是按年度分别将因私出国人数与同年度全市总人口相比，其比例为不到1%。尽管如此，这10年中因私出国人员的绝对数仍超过了前30年出国人数之和。
2.年轻、男性和有配偶迁移者居多数。许多有关人口迁移的研究表明，人口迁移具有很大的年龄倾向性，有些迁移中理论认为，这种年龄倾向性既反映了生命周期对人们迁移决定过程的影响，又反映了迁入地对迁移者条件的限制和要求。在A调查的结果中，25～34岁年龄的人口占总迁移者的49.9%，同样，B调查结果也显示25～33岁年龄的人口为主要迁移人口，占总迁移者的43.9%。可见，近半数的迁移者是处于25～34岁这一最具有活力的年龄段，它反映了在生命周期的某一阶段人们迁移的可能性高于其他阶段。
同样，性别差异在人口迁移中也是非常明显的。虽然人口迁移不是男性的“专利”，但是男性在人口迁移尤其是国际迁移所具有的开拓性、适应性，以及顽强、勇敢，确实也使男性成为迁移的主体。在本市近10年因私出国人员中，男性占总数的62%，女性则占38%。
然而，迁移者的婚姻状况却令人费解。因为根据一般的推测和假设，在远距离迁移尤其是在国际迁移中，未婚者相对牵挂较少，更容易、更倾向于去“闯荡世界”，去开创新的生活，而已婚者，有配偶者，在东方人的意识形态中则更会安于家庭生活的现状，较少冒险精神。但是，上海的事实并非如此。在这10年里，已婚者占因私出国人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其百分比达51.0%，而未婚者占32.3%，丧偶的占1.3%，离异的占0.9%，其它不明其婚姻状况的占14.5%。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占迁移者主体的已婚者在婚后仍不满足于平静、安稳的现实生活，主观上努力追求新的目标，以及力求改变现状的一种心态和价值观念。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从客观上给人们改变自己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外在条件；另一方面，亦深刻反映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确实促使人们对固有的传统价值观念以及生存空间作出新的思考和选择。
3.迁移者绝大多数受过较高的文化教育。现代的国际迁移是一个双重选择的过程，它既是个人对其生存空间所作出选择的过程，也是社会对个人的能力、价值、预期贡献大小的衡量和选择过程。而个人的能力以及其对社会价值和预期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毫无疑问，在高科技、高智能的现代社会，越来越需要受过相当文化教育的人。在人口迁移的理论中，也认为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与其迁移可能性之间存在着较高的正相关关系，上海这10年的出国人员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文化教育的占绝大多数，其百分比为75.8%，其中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人数占总出国人员的28.8%；同样在B调查结果中，迁移者的42.2%拥有大学或大学以上的文化程度，35.3%的迁移者拥有高中文化程度。这不仅与上述的迁移理论相吻合，而且也反映了上海的出国人员总体文化程度要高于非迁移者总体的文化程度。
4.半熟练工人和具有初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占出国人员的半数以上。出国人员在迁出地的职业性质不仅对迁移决定过程本身具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是人们经常议论的一个问题。当时社会上对此有很多的议论：一是“人才外流”说，即认为大量高、精、尖人才都出国去了；另一是“个体户扒分”说，即认为个体户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自费出国“扒洋分”的行列中充当急先锋。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从A调查的结果分析，一是虽然出国人员的职业涉及范围较广，具有19个门类，但真正集中的只有：半熟练工人、获得初级技术职称人员、熟练工人、干部、服务性行业职工、中小学教师、待业人员等7类，其中半熟练工人和获得初级技术职称人员两项之和占迁移者的52.7%，超过半数以上；而获得各种高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仅占3.7%，是少数。二是个体劳动者无论从绝对数还是相对比例来看，都比一般想象的要少得多，在总出国人员中，个体劳动者仅占0.9%，只占极小部分，说明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申请因私出国并不是个体户选择的主要目标和出路。三是在出国人员中，干部也占有相当的比重，达6.7%。这一现象说明有愈来愈多的人已不安心捧着干部的“铁饭碗”，一旦有了合适的时机，也跃跃欲试，去追求新的目标。
（二）迁移往哪里去？——主要的迁移流向
国际迁移的流向不仅受国家之间历史关系的影响，而且受国家之间的距离、迁入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及经济地位、经济发达程度和就业、收入期望等因素的影响。从主要的迁移流向来看，上海市公民因私出国的主要特点是：
1.涉及面广。上海市民因私出国流向相当广泛，共涉及41个国家，遍布欧、亚、北美、拉美、非、澳等各大洲。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日本、美国等高度发达国家之外，亚洲的一些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的国家如新加坡、泰国等亦成为迁移者注目的热点，除了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短缺的因素外，地理、文化等因素也是勿庸忽视的。此外，阿根廷、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也正在成为迁移者注视的焦点，其原因除了这些国家采取具有吸引力的移民政策外，更多的迁移者则是把进入这些国家作为跳板和过渡，一旦时机成熟，则一跃而到更为理想的第三国。
2.相对集中。在所涉及的41个国家中，主要的迁移流向又是相对集中的，其中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是主要的迁入国。上海市80年代中因私出国前往这三个国家的人数总和占迁移总数的81.2%，其中迁往日本最多，占37.1%，美国次之，占26.1%，澳大利亚第三，占18.1%。这种状况的形成与迁入国本身的经济发达程度和迁入国对我国移民的政策及其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取决于迁出国与迁入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政府的、民间的等诸方面的交往关系，这种交往关系的程度决定了迁入国在为防止自发迁移而建筑起来的国界“保护墙”上所设置的一种允许特殊迁入的“小门”将开启得多大，多久，以及何时开启。另一方面，取决于迁入国对各种迁移人口的需要程度，以及对移民的社会、经济承受能力。美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移民国家，它历来就吸收对其有贡献的海外移民用以加速美国的发展，而日本和澳大利亚由于其经济发展的需要，都曾为海外劳动力敞开过它们的“小门”，因此，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无疑也就成了上海人的主要迁移目标。
（三）何时迁移？——迁移时间的阶段性
从迁移流量和流向来看，上海市公民因私出国的主要特点是有两个明显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0年至1986年，在这一阶段中，前往美国的人数远远超出前往日本、澳大利亚及其他各国的人数。在这7年中总的迁移人数为35100余人，仅占10年中总出国人数的20%。其中前往美国的人数占同期出国人数的58%，前往日本的人数占10%，前往澳大利亚的仅占3%，迁移到美国的人数是迁往日本人数的5.8倍，是迁往澳大利亚的17.3倍。在这一阶段中，除了前往美国者比较集中，在数量上独占鳌头以外，其余均处于比较分散、在数量上平分秋色的情形。
第二阶段是1987-1989年，其间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变化之一，从迁移者的总数来看，后3年出国人数共约13.47万余人，是前7年出国人数的3.8倍；同时，在主要迁入国中原位居第二的日本现已飞速崛起，在迁移数量上已经超过了美国而占首位，前往澳大利亚的人数也大量增加。在这3年里，从上海前往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人数分别占同期迁移总数的44%，18%和18%。产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这3年中前往日本、澳大利亚就读语言者急剧增加。
变化之二是迁往美国的人数历年略有增加但幅度不大，而前往日本、澳大利亚的人数波动较大。从A调查的结果来看，前往美、澳者都呈上升趋势，但后者的上升幅度比前者要大得多，以1989与1988年比较，前者的上升幅度为81.4%，后者则高达215.3%。再来看日本，这3年中迁移人数出现了波状高峰，1988年比1987年猛增了581.9%，而次年又几乎以同样的幅度下降。
凡此种种，显然与迁入国的迁移政策有关。在此3年中，美国的迁移政策基本上无原则性改变，故其迁往人数无大变动，而日本、澳大利亚的留学签证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先是准许大量进入，后又单方面采取了限制措施，导致上海前往这两个国家的人数大起大落。
四、对上海人口国际迁移的理性思考
如前所述，上海人口的国际迁移不仅由来已久，而且迁移规模逐渐扩大。其影响也愈来愈广，愈来愈深。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此进行认真的、理性的思考。
（一）为什么要迁移？——对迁移原因的分析思考
迁移原因是人口迁移研究的重要内容。人口迁移原因的研究不仅能部分地反映出迁入国和迁出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差异，而且可以揭示出迁移发生的类型，以及迁移类型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国际迁移中，迁移原因分析还可以直接反映出迁出国和迁入国的移民政策。而迁出国和迁入国的移民政策又是迁出国和迁入国现行发展状况及未来发展战略的反映。
国际迁移的原因分析又具有相当的难度。因为迁出国与迁入国的移民政策，特别是迁入国的移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个人迁移动机和原因的完全显示。因此根据签证类型判断迁移者的真实动机将给我们的研究造成很大的事实上的误差。而与签证类型相比，迁移者在迁入国的工作或学习现状较能反映出迁移者的真实迁移动机，为此我们称迁移者的签证原因为迁移申请原因。
从迁移者个人的申请原因来看，主要原因有学习（留学）、探亲访友、定居、工作、旅游、结婚、陪同、访问学者等，并以学习、探亲访友和定居为主，三项合计占总数的94.1%。若从国别来看，前往不同国家的原因有显著差异。以占迁移量最多的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为例，以留学为由前往日、澳的占绝大多数，探亲和定居的较少。说明在一段时间内，日本、澳大利亚对申请留学的迁移政策是相当宽松的。但当他们自己国内出现人满为患，社会承受能力难以负荷时，日、澳又改变了既往的入境规定，使大量“就读生”难以获得入境签证而使迁移人数锐减。在前往美国的申请原因中，留学与探亲都占有很高的比重，这与美国在迁移政策中鼓励“家人的团聚”是密切相关的。从中可以发现，不同迁入国由于其迁移政策的不同，对于各种迁移者产生的拉力亦不同，从而构成了各自的迁移特征。
但是，迁移者的申请原因有时并不能反映迁移者的真正动机。如上所述，在迁往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移民中，分别有82.9%的人申请原因为学习，这一比例如此之高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因为从传统上这两个国家向海外留学生提供奖学金的机会大大小于美国。而根据上海当时的人均收入水平是无法支付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学习和生活费用的，只有在这两个迁入国有可能提供迁移者就业机会，而且迁移后的期望收益能大大超过他们所支付的学费、生活费等迁移成本的情况下，这些人才有可能迁往该国。
就就业机会而言，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使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近年来的老年化又使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使得劳动力特别是蓝领工人非常缺乏。这样，日本就不得不以一定的方式向海外的发展中国家吸收移民作为其劳动力的补充来源。作为世界经济大国，日本已具备吸收和消化国外劳动力的能力，而邻近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又远远低于日本。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自然就成为邻近发展中国家的迁入国。同样，澳大利亚也因经济发展中劳动力不足，而成为国外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目标之一。
从迁移的成本和期望收益来看，迁移所需费用与还清日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两者的关系。在A调查结果中，有35.4%的迁移者的迁移费用在1-6万元人民币之间，平均每人的迁移费用为1.2万元，其中许多人的经费来源靠借贷。迁往日本的有39.7%的迁移者的迁移费用是借来的，迁往澳大利亚的则有43.7%的迁移者是借钱的，而还清日期平均为4.8个月，还不到半年。如此之高的迁移费用在此短期之内就能还清，反映了迁移的期望收益大大高于成本，这对迁移者来说是经济的。
另外，迁移者在迁入国的工作或学习状况也较能反映或部分反映迁移者在迁入地的真实动机。根据B调查，只有12.7%的迁移者在迁入地的真实身份为学生，4.6%的迁移者为家庭主妇，1%为无工作者，6.3%为情况不明，其余73.4%的迁移者为有工作者。这一结果与申请迁移原因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80年代上海市民因私出国是劳动力型迁移为主。申请原因的多样性只是为了获得签证的方便，而其真正的迁移原因是经济原因。
（二）国际迁移会产生什么后果？——国际迁移的影响
1.对人口发展的影响：(1)对人口总数的影响。国际人口迁移对上海的人口总数是有一定影响的，至于影响的程度，则取决于迁移规模和原来的人口规模。80年代上海市民因私出国17万余人，这对减少密集的上海人口总数来说是有利的。但由于上海原来的人口规模较大，迁出的人口还不到全市人口的百分之一，因此，这10年中国际迁移对上海人口总数的影响程度不大。(2)对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影响。如前所述，上海市的迁出人口以年轻、男性和有配偶者居多，这必然会造成上海男性人口比例下降，同时减少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加剧本来已经处于老年型人口结构的上海人口进一步老化。由于迁出规模不大，这种影响在80年代并不十分引人注目，但又是不容忽视的，尤其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国际迁移的持续发生，其影响会越来越明显。(3)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育龄人口的外迁，往往会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这对减少上海的人口规模也是有利的。
2.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外汇储备的提高。国际迁移对各国国际收支的影响越来越大，移民出国往往带出部分外汇。移民在国外工作则会带（汇）回外汇。从移民带出的外汇和带（汇）回的外汇相比较而言，后者是主要的。这一点从上述的迁移费用和还清所借费用日期的比较分析中得到证明。同时，从我们调查中发现，有37.9%的移民经常汇款回家，也说明了这一结论。无疑，这对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是有利的。(2)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移民侨汇不仅使移民家属较其他劳动者先富起来，而且，从移民侨汇的主要流向来看，一是直接作为个体生产者经营资金，二是作为消费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对启动市场，刺激生产起到积极作用，三是作为储蓄，间接为国家建设所用。无论哪一种流向，对本国本地区经济发展都是有利的。(3)有利于吸引外商、外资。上海公民的因私出国涉及41个国家，国际迁移的增加，对于加强我国同这些国家的民间交往是极其有利的。正是这种愈来愈多的民间交往，使国际友人更多地认识和了解中国，了解上海，了解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这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来华投资者、观光者。(4)有利于加强对外的科技文化交流。在出国人员中，有不少人已接受和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若能制订有关的政策措施，吸引他（她）们学成归国参加建设，则有利于科技文化的国际交流。(5)从80年代的情况看，移民的迁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和上海的就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从移民在国外的信息反馈中了解他们在国外的奋斗和努力，培养国内人员的竞争意识，这对于振兴上海的经济发展也起着积极的作用。(6)大量移民在国外的奋斗和成就的事业有利于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
当然国际迁移对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由于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特别是一部分专门知识、技能的人员出国而造成所谓的“人才流失”或“智力外流”。其次，大量熟练、半熟练工人的外流，造成一些工作岗位空缺与劳动力的结构失调。第三，一部分不具备因私出国条件的人员为达到出国目的，不择手段，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第四，一部分人员出国后引起家庭解体。第五，促进了超前消费意识的增长，使一部分人养成不健康的消费方式。凡此种种，我们既不能对此熟视无睹，也不能一概而论，既要看到这些消极影响及产生的问题，也要看到国际迁移中的积极影响是主要方面。问题是如何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扬长避短，把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点。
因此，我们建议：
1.在今后对国际迁移的政策指导思想上应该“放”而不是“收”，既要保障我国移民在国外的利益，也要保障公民因私出入境的合法权益。应切实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如在吸引人才回国的问题上，创造一些必要的政治、经济、工作、生活等条件，使人才能够怀才而归，在祖国的建设中充分发挥他（她）们的聪明、才智。
2.在公民出入境的管理上应坚持依法管理，在宏观上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政策法律；在微观上，必须切实树立依法管理的观念，认真执行现已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实施细则”，同时在管理程序上有关部门应做到相互协调，并对管理人员的素质予以加强和提高，从而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
3.为了进一步开展对国际迁移的研究，除了对这一研究的重要性予以充分认识之外，还需要有关部门从时间，经费和人力上进一步进行安排和协调，并加强有关部门的交流与协作。
注释：
①参阅Kulu-Glasgow,I.,1992,"Motives and Social Network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systems Approach:A Literature Review",Working Paper,NIDI,The Hague,The Netherlands.
②③④⑤⑥《上海公安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