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要有社会责任感——访北京市“十杰青年”、周氏王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周松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朝论文,要有论文,北京市论文,企业家论文,控股有限公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周松波先生交谈，你时刻会有一种兴奋和深刻的反思。他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和评判，很值得我们去领会。
无论是做学问、创办实业还是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所作的努力，他都可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人才。当然，这取决于他特有的经历从小在德国长大，有着良好的西方文化教育背景，后来又在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周松波先生非常注重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并把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付诸实践。他创造性地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企业的目的就是赚钱，其表面现象正如战争的目的就是消灭敌人的表面现象一样利润本身无独立的意义，而有意义的是企业给社会提供的服务和对社会承担的责任。
学经济的周松波在商机的把握上较常人敏感。２００１年在中国与奥地利的贸易总额中，周的公司占有１７％至１８％的份额，在中国与德国的贸易额中有将近６％的比例。看到这些数字也就不难理解欧洲３国总理、总统亲自接见他，江泽民主席访德时在３次重要的会见场合中都有他的身影，欧盟主席、西方诸国经贸部长，均对这位有着中国血统的德籍商人表现出尊重和兴趣；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他成为惟一外籍青年获得北京市“十杰青年”的原因了。
下面便是记者与周松波先生的一次有意义的对话：
记者：作为获得北京市“十杰青年”的外籍青年，您有什么感想？您是怎样成为“十杰青年”的？
周松波：评北京“十杰青年”，国籍可能是一个敏感问题。我开始觉得当选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企业家俱乐部（周先生是该部最年轻的副主任）几个主任都劝
我争取，说不定评委在观念上有新的突破。我就是持这样的心理参加了评选。我在送交上去的报告中突出了两点：一点是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全球化的进程越来越快，因此中国必须走向国际化，并与国际社会接轨。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以后各国企业之间的竞争首先是人才方面的竞争，而且以后需要的是国际化的人才。在国际贸易中了解对方的文化，了解对方的商业习惯，我觉得很有必要。在人才方面，现在海外有上千万的华人华侨，这一批人的归属感很强烈。因为中国人有个特点，不管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他都有一个“家”的概念，爱国的感情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和中国人比。有的华人可能不太喜欢中国“文革”的经历，但是提起中国还是有归属感。所以这一批人将来如果回国参加祖国的经济建设，可以充分发挥他们自身的优势，
他们对国际上的规则很了解，有跨国沟通能力。我谈过１００多个中外项目，我的体会是，有的项目不成功主要是文化上的障碍，沟通上的障碍。因此我在报告中说，更希望新一代的海外华人华侨回到祖国，把个人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结合起来。我的报告第二点提到国外有几十万中国留学生，这是中国将来最可贵的一部分财富。将来企业的竞争，企业人才的知识、智慧、经验起决定的作用。一个国家的繁荣离不开人才。中国之所以发展这么迅速，是因为邓小平先生有开放意识，转变了中国人的观念，使中国市场迅速产生了很多的财富。我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国际化，成为国际使者。另外，我在报告中还阐述了一个观点，就是希望中国新一代企业家能够出现更多的儒商，而不是像以前中国市场因为没有游戏规则，在发展的初期市场比较混乱，很多人发财不是靠知识、靠智慧，而是靠很特殊的机会，等于是特殊的环境培育出一批企业家。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被淘汰了，给社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因此我希望中国除了培养一批国际使者外，还应该培养更多有社会责任感的儒商。这方面我能够以身作则，给青年一代起到表率作用。我阐述的另一个问题是告诫青年人不要太浮躁，太急功近利，持续的成功要建立在勤奋、诚信、智慧的基础上。我的这些观点可能得到了评委的认同。
我是１９９０年回到北京的，我是有意让我的下一代在北京出生，表明了我对北京今后的信心。我的很多行动如在北 京投置产业、购置房产，在北大建立奖学金都表示对北京的热爱。所以我说希望把我当作北京市民看待。并且我希望能为北京的发展贡献自己更多的智慧。我想这可能是我获得北京“十杰青年”的原因之一吧。
记者：在您看来，赚钱是企业的表面现象，而真正有意义的是企业给社会提供的服务和对社会承担的责任。那么请问您的社会责任感在您创办、经营企业的过程中，体现在哪些方面？
周松波：１９９５年我出过一本专著，其中用了很长的篇幅来阐述这个问题。我当时写道：经商赚钱是一个表面现象，就象打仗消灭敌人也是表面现象一样。经商赚钱只是一个手段而已，目的是体现个人的价值；而更有意义的是，经过个人的学习，个人的奋斗，使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这种价值的体现就是为社会做贡献。为社会的发展作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会得到大家的尊重，我觉得这种价值比赚钱有意义得多。资金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会对社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资金在不同人的手里产生的社会意义不同。一个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人通过资金会对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资金如果在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手里则会危害社会。所以我办企业非常重视社会责任感。只要把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联系起来，就会有意识地处处把社会考虑进去。这既不是纯粹利益的问题，也不是利益最大化的问题。个人的价值最大化了，同时又对社会做出了贡献，那么你的事业就会发展起来，你的心态也会很平衡。
记者：采访您以前，我们看过一些关于您的资料介绍，您从商的理念是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儒商，那么请问，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商业群体？您如何理解“儒商”？
周松波：中国的商人群体我是这么归纳：中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出现的商人是靠胆量靠勇气完成了最初的资金积累，这一批人不是中国的希望。中国真正的希望是进入商界的一批知识分子，这一批人成熟起来，他们考虑问题不是单一的考虑自己，而是会把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在一起考虑，这对社会来说是很重要的。
具体到“儒商”概念，我觉得儒商首先应该有很高的修养，这种修养表现在知识、行为等各个方面，并在社会中能够起到表率作用，这是儒商的基础，是儒商基本的素质修养。第二，作为一个儒商，考虑问题应该比较全面，比较长远。同时，儒商能够认识到自身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并且会主动承担这种责任。因此他们的存在对社会、对公众都是有价值的。这是我所理解的儒商。
记者：您在１９９５年毕业后进入商界，开始著书立说，然后把自己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经过多年的实践，再回头充实您的理论，那么您作为“海归派”的代表，您认为您成功吗？您下一步作何打算？
周松波：我想再用４年时间，把产业经营和金融经营完美的结合起来。因为现在国内很多搞金融的没有实践经验，运作起来不够踏实，还是一些面上的东西，缺乏一种很开阔的视野，并且对金融行业了解的不是很透彻，所以我想将来作为内在价值的投资者，作为金融投资者，主要体现在要把企业的内在价值挖掘出来。
我做实业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给我打下了很好的经济基础，使我能够踏下心来研究学问。学问没有一定的财力支持是很难做起来的。我在北大上学时流行一种说法：中国５０年内不可能出现特别伟大的经济学家，我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以中国当时的现状，即使是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其本人几乎没有经济基础可言，因此他们不会把精力过多用于做研究上。另一方面有了经济基础，将来做学问会使我有更充足的精力。我的人生目标是把自身的价值极大化，这是我的出发点。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经过初期知识积累，经验积累，然后把这些最终
上升到智慧。“知识只有升华为智慧才是力量”。这是实现自身价值的基础。经过了这几年的实践，现在可以说我打下了一个基础。所以下一步我打算做研究，我的产业将来交给职业经理人运作。以后我会作为学者而存在。我会专心作学问、搞研究。以我的知识和经验，对整个社会有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研究的问题才会更有深度、更有广度。
周松波用行动实践着他承担的社会责任。１９９８年中国遭受洪水灾害，周捐献巨资救助灾民；在北大，周设立奖学金资助莘莘学子完成学业报效祖国。他认为，
社会责任感是鞭策他前进的动力，推动社会的发展和促进经济的繁荣是他的使命。周的企业理念“变化中求发展，动态中求平衡”，这也是对他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作出的最好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