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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991年，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社会主义在欧洲失去了阵地，历史似乎回到了“十月革命”前，共产主义之路似乎只能从“原点”重新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以为结束了对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冷战”，“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但是，在极右势力的欢庆声中，西方许多著名学者——不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却不约而同地重新把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
一、北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aralytical Marxism)。系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较为年轻和有发展潜力的思潮之一，该派学者的共同思想倾向是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罗默(John E.Roemer)、美国圣乔思州立大学哲学系主任威廉·肖(Shaw,William)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系J·埃尔斯特(E1stet,Jon)。
“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又称“文化阐释学的马克思主义”，系“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支。该派试图把对文本的理解方法、解释技巧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从解释学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意义，其代表是美国杜克比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文艺批判理论。詹姆逊主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解释学方面的研究，是相当重要而活跃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域研究中的人物。他的贡献主要有：解释政治学、对历史的描述、意义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同当代复杂的文化解释战略的联系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该学派没有受到苏东剧变的影响，系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中最有影响的一派，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演变方向。其理论建树主要表现在：1、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上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批判；2、全面推出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代表人物主要有加拿大的本·阿格尔(Ben Agger)和威廉·莱易斯(William Leiss)。威廉·莱易斯系加拿大左翼学者，是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之一。他批判异化消费，认为在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并不会明显地取消消费；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本·阿格尔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该派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二人都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
“市场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或模式的理论，它致力于证明公有制和市场的有机结合能同时达到公平与效率，并试图通过二者的结合而实现社会主义。这种理论主要包括四个公认观点：1、把市场视为实现社会主义、实现公平分配的手段；2、市场的目的是实现公平竞争、最优效率和最公平分配，最终实现社会主义；3、限制过分集中的权力，促进民主化发展；4、实现劳动者自治，实现经济上的最大民主。代表人物有：约翰·罗默(John e Roemer)，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总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教训之后，提出了自己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哲学系教授，他认为经济民主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有效形式，是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的形式。
“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该学派研究阶级压迫和性压迫的关系问题，以及妇女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应起的作用。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对妇女的压迫和不平等，号召妇女起来进行斗争，认为妇女受压迫的基础是对男性的经济依赖，这种依赖只有到共产主义才能被消除，而妇女到那时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该派深入系统地分析了妇女运动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内容。这派理论在美国的代表人物是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她的理论在女权运动中影响相当大。此外还有南希·哈索克、海第·哈特曼、伊丽沙白·格罗茨、里斯·沃格尔、罗斯玛丽·亨尼西等。
“校园马克思主义”。“美国激进政治学联盟”(URPE)被称为“校园马克思主义学派”。该派观点的鲜明特征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和经济问题进行了分析批判，阐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他们把产生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弊端的根源归咎于资本主义私人利润制度，大多数人主张结束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挽救、改良和稳定这种制度，并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此外，他们一致承认垄断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但是应根据新的经济现象做出进一步的补充。代表人物有“美国激进政治学联盟”的创始人之一霍华德·谢尔曼(Howard Sherman)和美国著名激进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林德(Mark Lind)。
“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该学派把社会主义描述为乌托邦，并说明这种乌托邦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他们强调，乌托邦还是必要的，因为现在的社会尽管比过去的社会要进步得多，但还是应该描述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社会主义蓝图。一些学者甚至把20世纪的整个社会主义运动都说成是“乌托邦”。如美国学者M·迈斯纳认为毛泽东思想的中心内容就是一种“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未来共产主义乌托邦思想”。这种观点否定了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意义，进而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的实践运动。另一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化”，提倡一种“乌托邦式的马克思主义”。如美国学者N·布利斯和S·奥林。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是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难能可贵的分析武器，但分析资本主义并不一定导致社会主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最终所要证实的毕竟不是它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而是它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该派是一些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研究的理论学派。它认为对资本主义体系不能孤立起来进行分析，不能在个别国家内部的生产方式、分配和分工关系这一狭窄的范围来理解，而是强调从世界分工的角度解释资本主义。这一体系的发明人是阿明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此外还有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F·H·卡多佐。沃勒斯坦是美国宾汉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世界体系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激烈地批判和抨击资本主义体系，并努力构想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体系来取而代之。
“管理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或称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该学派研究资本主义的财富是如何积累起来的这一问题。他们把资本积累划为不同阶段和不同模式，并将其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分析结合起来。这派理论同世界体系论形成了互补关系。在美国的代表人物是大卫·戈尔登(David Golden)。
“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该流派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符合真理，也符合正义。他们对巴西和美洲的宗教运动进行了研究，认为信教者也相信马克思主义。他们当中某些人想把马克思主义在巴西的成功搬入美国。在美国的代表人物是康纳·怀斯特。
“社会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该学派关注女权主义、生态主义、和平主义及同性恋运动等社会运动。尽管参加运动的人通常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该学派极力证明这些运动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运动，试图让参加者认识到资本主义才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在美国的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詹姆斯·奥康纳。
二、冷战结束后北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问题
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研究主题从对发达资本主义的研究转向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研究重心从文化问题转向社会政治、生态等现实问题。具体地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把握：
（一）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态度
苏联东欧剧变之后，美国一度流行“共产主义已经死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垂死的意识形态”等论调，针对这些论调，埃尔斯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活的东西”和“死的东西”；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努力促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沃勒斯坦认为，已经死亡的是作为现代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而没有死亡的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的是作为改革战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死亡的是鼓舞现实的社会力量的语言上大众化和马克思式的反体系的趋势。
美共也批判了这些论调，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仍然是全世界未来的主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者所犯严重错误的结果，是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不能把这一失败当作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而死亡的墓志铭，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不能归结到马克思主义本身。美共主席格斯·霍尔指出，革命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笔直的，有时甚至是崎岖险恶的，但世界革命的进程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和扭转的。
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所有的批评方法不是割裂的，而是一体的，它不是当今众多批评方法中的一种，而是对它们的完善，是它们不可超越的视界。
约翰·卡西迪认为，马克思写下了关于全球化、不平等、政治腐败、垄断化、技术进步等动人的段落，现在经济学家们又碰到这些问题，他们有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步马克思的后尘。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认为，历史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能动统一，就能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式的永恒真理，也可以避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相容于“现代思潮”和“后现代”思潮的倾向。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其自身的理论前提来看，马克思主义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理论体系，它既是变化着的历史环境的创造者，又是这一环境的产物。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哲学教授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主张重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将仍然是合乎时宜的。当然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也需要随着新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而修改和发展。他确信，苏联的解体表明正统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的终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生命之所在，就是需要不断修正自己，就是需要发展、重构甚至抛弃陈腐的或不适当的特征。
威廉·肖主张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一种以经验为根据的科学理论来对待，试图通过发掘马克思的理论揭示其意义，并使其内在难点凸显出来。他认为，虽然生产力决定论是马克思历史观的核心，但这一理论很难囊括人类社会今后的发展，只不过至今没有一种理论能够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相匹敌。
（二）对苏东剧变原因的分析
沃勒斯坦认为，苏东剧变颠覆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五个基本主张。第一，从前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迈向共产主义的趋势是不可动摇的，但事实证明“历史变革不可逆转”是错误的，政治行动的基本前提动摇了。第二，过去认为夺取政权需要有组织的政党，事实上党已经逐渐成为个人晋升的工具。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由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而事实上无产阶级政党已经失去了阶级基础。第四，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第五，马克思预言革命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但后来却形成了与马克思预言完全相反的局面。但他确信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对分析现代世界体系仍然是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罗默认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模式失败存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原因：企业的公有制、用中央行政而不是用市场来配置众多的资源、政治独裁。他探索了苏东剧变后，即他所谓的“共产主义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新口号，试图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点综合起来，为歧路亡羊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指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詹姆逊认为，苏联的解体不能说是共产主义的失败，而应归结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假如人们最终只是把它看作是现代化的策略的话。苏联的共产主义是一种现代化的策略，这种体制的崩溃更需要从其成功中而不是从其所潜藏的缺陷中去寻找原因。
沃勒斯坦认为苏东剧变以来执政党的实践清楚地说明，关于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几个基本结论接连受到了怀疑，人们认为他们正在放弃马克思主义本身。但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不管20世纪马列主义运动和政权的反面经验如何，这些观点仍然是具有启发性的。
（三）对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探讨和对社会主义未来道路的设想
针对资产阶级政客宣告“社会主义已彻底失败”、“社会主义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理想中都不复存在”的言论，西方左翼学者予以了坚决的反击。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奥尔曼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现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左派争论的一个主题。詹姆逊认为社会主义始终意味着对人类的全方位保护，它为每个人提供自由的存在和发展真实个性所必需的基本条件；社会主义就是挣脱不必要的经济和物质束缚，就是自由的集体实现。美国著名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罗默和巴德汉的市场社会主义则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合理经营企业为基础，主张运用市场手段来执行中央计划。罗默对市场社会主义这种新的发展模式寄予厚望。他认为利用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以及一种多元民主的制度是必要的，只要利润能够平等地分配给人民，所有制形式不是决定的因素。在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要解决好计划投资、限制政府干预、建立股票市场利润分配等现实问题。
与此同时，其他西方学者对市场社会主义研究的侧重点也发生了改变。例如，美国比较经济学会前主席林德布洛姆以消费者主权和生产者主权作为划分的标准，把市场社会主义界定为公有制加消费者偏好的混合型市场导向制度，也就是市场取向的社会主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格里戈里和斯图尔特按照决策机制、信息和调节机制、财产所有权和激励体制四个标准来确定市场社会主义。美国学者弗兰克则认为，市场化至多只能用性别、阶级、种族集团、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化，去取代另一种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化。
在20世纪90年代后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讨论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因其对人类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的深切关注和对社会主义的独到见解而颇受重视。阿格尔等人认为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将形成一种全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是世界的中心，自然是人的可亲可爱的家园，人与自然形成一种和谐关系。这些观点虽然在许多地方与实际距离较远，但仍然属于有启发性的探索。
在无产阶级地位问题上，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所特别关注的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在西方工业国家是一个正在衰落的阶级，尽管这种现象在日益增加工业劳务输出的发展中国家并非如此。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将不得不使自己远离它的无产阶级概念，远离把工人阶级特别地看作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的思想。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工业无产阶级的减少，必须寻找社会变化的新力量。
在谈到社会主义的未来问题时，美国共产党全国主席格斯·霍尔认为，虽然从短期看苏联东欧剧变是一个倒退，但从长远来看却是前进了一步，它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美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及对美国社会主义的展望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替代者，美国的来来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将是人类文明阶梯的不可避免的下一步。美国学者马布拉尔教授说，资本主义种种危机增强了他对社会主义仍然既有重大意义，又有政治必然性的信念。凤凰涅磐，尚可重生。总有一天，社会主义也会像凤凰那样从苏东剧变的“涅磐”中获得新生。
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美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建设的是市场社会主义。保罗·波尔斯高度评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分析了中国改革所具有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前景。他认为市场机制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并且认为中国是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的一例，私有化过去不是今后也不是中国改革的方向。相反地，理查德·史密斯认为中国进行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正在走向资本主义，最终结果将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罗伯特·威尔则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高速公路，必然造成两极分化，在产生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新的被剥削的无产阶级。
（四）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探讨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不满意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模式，试图寻求一条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生态危机理论相结合、并能吸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参与的生态激进主义的革命道路。他们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莱易斯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的动力是追逐利润，资本家之间为争夺有利的产销条件而进行的竞争必然造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无政府状态必然造成生态危机。阿格尔从考察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当代发展出发，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论，指出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是挥霍性工业生产的根源，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他以生态危机理论补充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作用形成的危机理论，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
多数美国左派人士认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改变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世界的扩张，资本主义的实质并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变，也没有克服或者缓和其内在的和固有的矛盾。全球化实质上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沃勒斯坦则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批判和否定，并指出在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作用下，现代世界体系已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陷入困境。他还试图重建世界体系，但由于其理论自身的缺陷，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美国左翼学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惟一可行的方案，并提出了各种具体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1、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理管理企业为基础的模式。罗默提出了“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试图通过利用某些资本主义成功的微观机制，设计出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一样运行得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机制来。詹姆斯·扬克则提出“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之所以称为实用，是因为它同其他社会主义模式相比，更接近和类似于资本主义现实，且一些主张较为保守谨慎，目的也较单一，仅限于经济方面的私人资本所有制的转变，并不涉及其他社会改造问题。
2、著名的左翼马克思主义者戴维·施韦卡特提出的以工人所有制或工人管理的企业为基础的“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他认为，“真正的和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体现了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统一。“经济民主模式”是一种比资本主义的效率更高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不像资本主义那样片面追求增长，因而更适应于面临生态界限挑战的社会。这一模式拓宽了其他一些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只关注市场运作设计的研究范围，而且较为切合经济实际，具有更多的实践操作性。
3、弗莱特·布洛克提出的强调限制资本权力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模式。他认为，资本主义金融制度是阻止经济向民主和集体方向转变的主要障碍，因而必须对现有的资本主义金融制度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并通过各国制定专门法律和国际协定监督资本的运动，削弱金融资本的剥削权力。他希望通过一系列措施打破富人对经济和政治的权力，通过不断进步的税收政策，使收入和财富逐步平等化。
虽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市场社会主义倾向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但仍有人在研究可以替代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新的计划经济模式。美国学者迈克尔·艾伯特和罗宾·哈纳尔提出了一种参与性计划模式，主张运用反复协商的办法来配置资源。他们认为这一模式将不仅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民主和参与，而且至少还能像市场一样合理而有效地配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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