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十二五”发展的条件、环境和任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五论文,条件论文,我国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049(2011)01-0005-08
“十二五”是我国建国6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后一个十分关键的发展期。从国内来说，经过新中国60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经济建设，我国的综合国力空前强大，为下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和产业体系，但同时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显现，经济发展也面临新的矛盾与困难。从国际形势来说，“十二五”发展阶段，是国际金融危机负面影响日渐示弱，世界经济逐步回升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经济结构、经济生态将发生较大变革，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不确定因素增加。从经济体制来说，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在不断完善之中，还存在诸多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要素。因此，把握“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初始条件、分析内外部发展环境、明确发展目标任务、提出发展对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十二五”发展阶段的初始条件
与新中国过去60年的不同时期的五年发展规划相比，进入“十二五”发展阶段的中国是经济基础最雄厚，综合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其经济规模、国家财力、外贸影响和国际地位都达到空前的水平，这些都为“十二五”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初始条件。
1.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我国的经济总量和生产能力都达到空前的地位。统计数据表明，到2009年，我国经济规模达335353亿元，居世界第三，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改革开放30年来年均经济增幅达9.7%，人均GDP达到3566美元，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外贸进出口额达22072.7亿美元，排名世界第四；利用外资900.3亿美元，超过法国和英国，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23992亿美元，继续排名世界第一；国际社会称之为中国奇迹。
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还体现在其生产制造能力的大幅提升，成为世界生产与制造中心。2009年，下列产品的产量已延续往年的态势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地位：全国铁、钢产量分别为5.44、5.68亿吨，比2008年增长15.87%和13.5%；水泥产量16.3亿吨，同比增长17.9%。2009全年彩电产量9966万台，增长9.3%，其中液晶电视机增长85.2%；微型计算机产量达1.82亿台，增长27.5%。产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的产品有：全年汽车生产1379万辆，超过日本的793万辆和美国的570万辆之和成为世界第一，造船业的新接订单量为3492435万标准吨，意味着中国超越韩国首次位居造船业世界第一。以上数据表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生产水平和制造能力大幅提高，已经跻身世界制造大国之列。
2.全面融入国际经济分工体系，成为国际贸易和利用外资大国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先后走过参与国际贸易、利用外国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等逐步参与的国际经济分工道路，使中国经济不断融入国际经济分工体系，成为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的经济体。
如图1所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外贸净出口额连年攀升，2009年我国外贸进出口规模达22072.7亿美元，许多产品的出口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900.3亿美元，占世界8.7%，连续10年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用FDI最多的国家。
图1 1992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额及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我国由一个长期依赖外资国家，发展成为外汇储备规模世界第一，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国家。从表1可以看出，2000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以两位数的比例增长，2006年底超过日本成为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一直保持至今；对外直接投资也经历了快速增长，由2002年的25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564.3亿美元，增长21.6倍。
3.较高的国内储蓄率，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资本支撑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要素之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增加，我国投资贡献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居民储蓄率较高，为国内进行投资提供大量货币资金。
如表2所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而高储蓄率是投资的重要基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图2 历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我国“十二五”发展阶段的内部环境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同时也积累了一些问题，需要在“十二五”期间加以化解。
（一）消费品国内有效需求与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同时存在
1.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国内消费需求，但自1978年以来，我国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波动下降的走势。如图2所示，32年间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5.3%，其中，最高值为1981年的93.4%，最低值为1994年的30.2%。2004年后，在国家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激励下，消费贡献率呈现出稳步回升的趋势，2009年的贡献率达到近年来的最高点53.4%，但是外部的政策激励是否转化为居民的自主消费还待验证。
2.社会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
表现之一是教育服务的供给不足。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是一种具有公共产品特点的服务产品，政府在教育投入中应偏重于具有公平性的基础教育。但现状却相反，目前我国教育经费的94%都投向高等教育，只有小部分经费投入到中小学；与我国人口规模相比，高等教育提供的教育机会严重不足，200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24.2%。教育类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加大了居民的后顾之忧，阻碍了消费结构的改善和升级，居民消费率难以得到持续提高。
表现之二是医疗卫生类等社会保障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一方面是社会保障类财政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较低，2006年仅为10%左右（而同期加拿大为39%，日本为37%，澳大利亚为35%）。另一方面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较窄，覆盖率较低，尤其是广大农村居民长期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乏善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增加了居民未来支出预期，强化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削弱了居民即期消费能力。[1]
3.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加剧有效需求和供给不足
我国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使国内供需发生了许多变化。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社会有自身的特点：一是老龄人口规模庞大。统计表明，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1.44亿，世界上60岁以上人口超过1亿的只有中国；二是老龄人口规模增长加速。根据统计，到2045年左右，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30%左右；三是与老龄化社会的社会需求相比，我国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四是对老龄人口的历史欠账较多。老龄化社会的特殊特征是对一般消费品的需求下降，而对符合老年人生活习惯的特殊服务产品需求增加，这就一方面对我国消费水平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国内市场为老龄社会提供的特殊服务产品不足。
（二）国内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集中显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经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和矛盾需要解决，如在市场经济中的分配关系、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各利益集团关系、不同层级政府关系等。
1.城乡发展关系失衡
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现阶段的城乡关系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城乡分割、相互封闭的格局已逐步打破。但又必须承认，目前的城乡关系依然存在诸多不协调之处。表现之一是城乡资源配置失衡的矛盾。由于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决定了其回报率低的特点，按照市场经济资源分配的原则，城市生产要素缺乏向农村流动的动力，同时农村的生产要素积极向外流动，争取高回报高收益，使得城乡资源不能得到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表现之二是城乡经济结构性矛盾。在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上，第一产业的农业发展缓慢，增长乏力，而第二产业的工业却高速增长，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一二产业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表现之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由于农业连续多年夏秋粮食丰收，绝大部分农产品供大于求，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受到影响，同时近年来我国乡镇企业吸纳农业劳动力能力逐渐减弱，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再度扩大；表现之四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进程滞后的矛盾。目前我国城市化力度不足，明显落后于城乡经济的发展速度。据统计我国城市化水平与世界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相比要低约10-15个百分点，与同等工业化水平国家相比低约20个百分点。
2.收入分配关系失衡
收入分配的主要问题是指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倾向，这种倾向对经济增长所形成的最大障碍，是由于供给过大和国内消费能力不足，导致国民经济循环不畅，甚至酿成生产过剩危机，而这种危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已经发生过多次，早已被证明是市场经济国家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最大威胁。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由于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经济运行的常态是“短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转换，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短缺”的经济特征也逐步让位于“过剩”，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出现了消费品的供给过剩，而由于自2003年中国出现了对生产资料领域的投资高峰，生产资料供给过剩的格局也逐步开始显现。这种“双过剩”的局面使得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居民消费能力没有得到显著提高，需求不旺，阻碍了国民经济顺畅运行。[2]
3.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失衡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内部各种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形成了利益差别相当大的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从原来的共同与单一，变成了相左与多元。比如，过去全社会成员基本上都是在“公字圈”里生活，不是集体系统就是国有系统。而现在这种单一的利益格局已经被不同的利益集团以及同一个利益集团内又形成的不同的利益阶层所取代。有靠个人力量独力谋生的群体，如农民、个体户、小业主等；有靠从业于政府或国家公营机构的谋生群体，如公务员、国企职工等；有靠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谋生的群体，如私企和外企职工等。在这些群体里，又有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劳方与资方、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这场深刻的社会转变，实质上就是人际关系的大改变，人们之间利益的大调整。有人从中得到了许多好处，成为既得利益者；有人得失不明显；有人明显失去了许多。
由于这些利益集团和矛盾关系已经形成，在某些方面还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对立，而作为各种社会矛盾的总调节者——各级党委和政府还来不及腾出手来花大力气进行调解，或者有些还看不准、准备不足、经验不够，处理不及时不妥当，因此，当前的社会，已进入各利益集团矛盾的高发期。表3是2005以来各个利益群体的收入情况。
三、我国“十二五”发展阶段的国际环境
金融危机以后，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各国政府普遍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复苏经济，国际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如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贸易摩擦数量增多，气候变化对经济发展的要求日益提高等等，正视和研究新的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1.国际市场需求的萎缩迫使中国改变传统的外贸发展模式
从改革开放之日起，贸易就充当了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角色，出口导向战略一直是我国的长期选择，但是一种贸易模式或战略的效应并不是恒定的，随着环境和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变化，传统的重视出口贸易、贸易总量、贸易顺差和贸易创汇的粗放式规模化外贸发展战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下降。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国际经济环境发生着重大变化，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多，国际市场特别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国美国的市场需求急剧萎缩，对我国现行的外贸发展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国际市场需求不足，供给更多地留在了国内，单纯依靠外贸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乏力。所以改变传统的外贸发展方式，启动内需，实施内外贸一体化外贸发展方式是十分必要的。
2.国际市场竞争加剧，贸易摩擦增多，限制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从金融危机以后，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数量呈现加速递增态势。据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中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对我国实施反倾销的国家不仅有欧美、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包括土耳其、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案件涉及钢铁、鞋、玩具、轮胎、铝制品、日用品、机电、矿产、养殖品等中国具有优势的行业。除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外，许多国家针对中国的技术标准、检验检疫、环境、劳工保护等方面的壁垒不断增加，并逐步由货物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等多个领域。种种迹象表明，随着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中国正遭受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强度最大的一次贸易“围堵”。
3.低碳经济发展形势下，中国国际分工环境恶化
国际分工地位是体现竞争优势、制定贸易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传统的国际贸易中，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为基础的分工方式逐渐形成了产业分工、产品分工和要素分工，这三种分工方式主要是以要素投入增加和生产效率提高为基础。在《京都议定书》和“巴厘岛路线图”后，低碳经济成为各国政府必须关注和重视的经济发展条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加速发展过程中，低碳经济成为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很多国家已经准备征收碳关税以及严格出口产品的碳标签，这对我国出口产品的碳含量和碳技术要求很高，对我国目前出口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产品结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国目前的低碳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如何利用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实现比较优势到后发优势的转变，重塑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对于下一轮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四、我国“十二五”发展阶段的体制环境
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特点，在国内外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发展体制面临新的挑战。
1.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是凯恩斯理论的具体体现，是指国家在运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同时，强调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权威性、导向性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认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就是对现实中出现的“市场失灵”进行调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仅限于提供一种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秩序和制度安排，而且要直接参与到市场经济运行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并最终驾驭着市场的运行。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是后进国家现代化和从传统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经济模式。建国60周年以来，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其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主导、保护、促进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仅有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还有中期的五年发展规划，同时还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建立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对引导和调节我国经济发展方向，促进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3]
2.以GDP为经济目标与社会综合发展目标的游离
虽然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对我国从传统的经济体制向现代经济体制转变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这种增长方式的特点是，以追求GDP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重化工业项目和批租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而我们社会的发展目标是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和谐社会。可以看出这样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与我国社会发展目标是相游离的。这也是调整结构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一直进展不大的根源。因此我们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的同时，要把经济发展同社会发展目标，同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结合起来，这样的经济才能获得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
五、我国“十二五”发展阶段的机遇
在分析了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现状、内部环境、国际环境、体制环境后，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暴露了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遇到了挑战，我们应把握后危机时代出现的机遇，应对挑战，促进我国经济稳步向前发展。
1.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发展将进入繁荣期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逐步恢复，进入调整与繁荣期，对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带来机遇。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各主要经济体国家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并加强了相互协调，这在世界范围内有效挽救了人们的信心，使工业生产下降势头得以逆转，从而为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创造了条件。如果目前的刺激经济政策得以持续，世界经济将在之后的几年保持继续复苏发展的态势。发展中经济体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为我国经济稳定增长、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置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2.城市化提供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更是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在此进程中，我国居民消费又呈现出消费水平逐渐提高、消费结构日趋合理，消费质量不断升级等特点，我们可以把居民消费分为阶段性消费和持续性消费两个部分。阶段性消费主要是对生活耐用品的消费，如住房，家用电器等，具有阶段性、价格刚性等特点。2009年我国实施的家电下乡政策就是紧紧抓住了阶段性消费的特点，利用农民更新升级家用电器的契机，紧紧抓住了农村消费品市场，开辟了新的消费增长点，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持续性消费是对生活日常必需品的消费，具有连续性、多样性等特点。市场需求层次的提高，商品的多样化开辟了新的消费市场，提供了大量的需求，为下一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需求方面的拉动力。
3.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为中国提供新的发展模式
居民消费质量不断提升，多层次、多样化格局形成消费质量是最能反映居民生活质量变化的依据，它是通过对居民物质、精神消费方面质的变化来充分体现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生活的丰富多彩，也是体现居民消费行为多层次、多样化的一个客观标志。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进入小康生活的人们，消费理念也发生着明显的变化。购物更多地体现出从生存型向享受型的消费演变发展的趋势，享受型、发展型消费资料在居民总支出比重中逐步增加，其比重将接近甚至超过生存资料消费。
与此同时服务性消费已成为居民消费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长逐步加快，尤其是教育、交通、通信、文化娱乐等支出增长较快，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提升，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居民服务性消费也取得了长足发展，服务性消费增长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居民服务性消费增长有力地推动了居民总消费的增长。现阶段居民消费中有50%以上都是服务性消费，可见我国服务型消费在不断扩大，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六、我国“十二五”发展阶段的路径
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在不断更新变化，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我们应该分析情况，抓住机遇，为推动我国经济下一轮稳步向前发展做出努力，主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任务：
1.以扩大内需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注重贸易总量、贸易顺差、贸易创汇的外贸发展战略不仅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方面乏力，而且引起了诸多贸易摩擦，产业结构问题、环境保护问题，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需求急剧萎缩，对我国出口造成很大影响，目前以扩大内需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势在必行。影响扩大内需的正向变量有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消费方式转变。我国无论在人口规模还是市场容量上都具有大国经济的特征，可以消化大部分的国内供给，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释放了大量需求，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消费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消费多样化、层次性特点日益显现，这些都彰显了促进国内需求的巨大动力；而影响扩大内需的负向变量中收入水平和稳定性以及社会老龄化问题是必须考虑的，由于现阶段就业形式多样化使人们收入预期越来越不稳定，同时由于医疗、教育、卫生改革正在逐步推进，人们对预期未来这部分的支出会增加，使得人们即期消费会变得谨慎，同时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部分人群的消费特点对需求拉动作用不大。
政府面对扩大内需的重大责任，应该有所作为，主要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多下功夫：(1)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居民的消费水平很大程度上由其收入水平高低来反映。当前我国整体消费需求不旺，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就成为刺激消费需求的关键所在。在城市，一方面要实施积极的就业培训，扩大就业总量；在农村，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作为头等大事抓紧抓好。(2)提高改革措施公众参与度，加强宣传力度，增强居民消费信心。要增强人们对改革和经济前景的信心，就必须建立公众参与的决策系统，增加改革的透明度。实践表明，若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理解，任何一项改革都难以顺利推进。(3)改善消费环境、培育消费热点。因为只有为已经解决了衣食问题的中国居民创造新的消费热点，才能刺激他们的消费热情。实践表明，汽车、住房将是正确的选择。
2.深化分工与合作机制，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产业分工深化需要外部制度环境与技术条件，从经典的索罗模型就开始强调全要素增长对于经济增长和分工深化的作用，而技术进步对于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基于此可以说技术条件是保证分工的实现的内在因素；同时应当强调的是外部制度可以降低分工的社会成本，随着生产力发展、专业分工的深化，会越来越呈现出迂回式生产的特点，基于发挥比较优势的原则越来越多的为生产服务的环节逐渐从生产中分离出来，组成专门的组织或部门，为生产链的上下游企业提供服务，可以降低企业自身生产的成本，生产者服务业应运而生，为深化分工和组织合作提供支持。
当前政府一方面要创造有利于分工深化的制度环境，分工深化和合作机制的形成要求有一个有利于专业化分工、有利于整合的制度环境。有利的制度环境能够协调制造业与其他产业的相互联系，优化产业结构，并推动其向高级化的方向发展，促进现代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地区分工协作、资源配置和利用的合理化。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提高市场绩效，加快产业基础软硬件设施的建设，以支持产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在鼓励企业自身进行技术创新的同时要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比如加强投融资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建立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等。
3.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提升政府的科学管理与决策能力
宏观经济赋予市场和政府以不同的职能，市场主要利用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发挥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参与到市场经济中来，我国实行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政府经济职能的发挥主要体现在经济繁荣与萧条期采取不同的经济措施，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指出当经济繁荣时应该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减少通货膨胀、抑制经济泡沫，萧条时期则相反。
科学决策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发展的关键因素，政府的科学决策来源于政府的执政水平和民主精神。首先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我国面对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各级政府为了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就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在实践中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同时我们还应该加强民主精神和民主意识的培养，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凡属党组织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应力求组织广大党员讨论，充分听取各种意见。通过建立有效机制，保证基层党员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能及时反映到上级党组织中来”。党的十六大重申“十六字”决策方针并写入新党章，同时对决策机制的内涵进行充实，明确提出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十六字”决策方针，既有原则和纪律，又有方法和程序，既重视民主的形式，又重视民主的内容，把协商民主同程序民主统一起来，把个别和一般统一起来，构成了科学决策的严密体系，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十二五”是新中国成立60年后的一次再出发，也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此次金融危机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和机遇。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目前中国人均GDP达到3000多美元，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站在历史的高度，总结经验，洞察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沉着应对，抓住机遇，一定会使我国经济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收稿日期：201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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