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与依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债务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史上，发展中国家曾出现过两次规模较大的举债高峰。第一次是70年代石油危机过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严重衰退，商业银行积聚的大量石油美元需要在发展中国家找到出路，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以为大量引进外资可以发展本国经济，从而走上了举债发展经济的道路。但是，举债发展经济不仅未能带来经济繁荣，相反却使这些国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趋于下降。人们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下降的80年代称为“失去增长的十年”、“被遗弃的十年”。第二次是9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经济上“失去增长的十年”之后，为了解决资金严重短缺问题而不得不再次举债。发展中国家两次较大规模的举债，尽管在其促成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方面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这就是它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密切相关。
资本输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对外扩张的一种主要手段。发达国家为了转嫁经济危机的损失，利用了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美好愿望，对发展中国家实行重利盘剥。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初期马克思和列宁曾对资本主义时期资本输出的性质作了分析。他们认为，资本输出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攫取垄断利润；资本之所以会输往经济落后国家，原因就是那里的资本少、发展程度低，利润率高、工资低、原料很便宜。一个世纪过去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输出资本的目的和动机没有改变，而且愈演愈烈。就连西方学者现今也不讳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本输出的真实动机，就是占领市场和利用廉价劳动力，建立一种“殖民地式的经济关系”。发达国家通过“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形式，输出资本，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各种特权，培植代理人，支持和扶植受其控制的政权，以各种方式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操纵发展中国家的武装力量，最终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导向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轨道；通过跨国公司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创办新企业，扩充原有企业和吞并当地企业，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资源，攫取高额垄断利润，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通过国际垄断组织如“共同体”或“联系国”等，把原来属于自己统治的殖民地附属国继续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可见，资本输出的目的并不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仅仅依靠引进外资是不可能实现本国经济发展的。
从战后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来看，发展中国家接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量虽然仅占其总量的1/4， 但是资本输出的绝对额却呈明显的增长趋势。毋庸置疑，7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举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发展中国家建设资金的不足，带动了先进技术的引进，促进了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例如，发展中国家战后涌现的钢铁、汽车、造船、石化、电子、航空等工业部门，基本上都是利用外资逐渐发展起来的。然而大量举债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恶果也是有目共睹的。这种恶果显著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掉入了债务陷阱；另一方面是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性。留给发展中国家这种恶果的性质，正如马克思分析的英国侵略印度并给印度带来灾难的性质一样。马克思认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7页）英国先进的生产力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的状态，能与世界进行交往，而这种孤立的状态正是印度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英国在印度修筑铁路、建立现代工业，也使印度的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方式趋于瓦解，而这种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在英国给印度带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也给印度带来了灾难，并且这种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同上书，第144页）。
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债务负担来看，累计债务总额不断增加，还本付息负担不断增强。7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债台高筑，远远超出了本国经济的承受能力。有的国家负债大大超过了偿还能力，陷入了旧债未清又借新债的境地；有的国家借债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为了偿还旧债，陷入了外债不断增加，偿还能力极其低下，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之中；有的国家甚至因为债务负担过重而濒临经济绝境。从整个发展中国家来看，债务总额从70年代初的不到1000亿美元，上升为1993年的16290亿美元；到1993年底， 发展中国家积欠的外债总额达9100亿美元，其中拉美地区和非洲地区负债最多，分别积欠约4250亿美元和2360亿美元。近几年，尽管发展中国家每年都在以1500—1600亿美元的速度偿还债务，但是债务仍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期不能偿还债务的国家很多。自80年代初首先在墨西哥燃起震惊世界的债务危机之火以来，虽然国际社会和西方一些国家政府也提出了一些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案，但发展中国家中的重债务国和穷债务国的债务状况仍难以得到缓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恶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十分严重的。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低价出卖资源，或出卖本国的资产股份，从而使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发展不稳定，私人资本纷纷外逃，去寻找有利的投资场所，从而使发展中国家本来就紧缺的资金更为紧缺。
发展中国家在债务陷阱中不能自拔，其结果必然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附的加强。债务负担的沉重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停滞、失业率增长、出口萎缩的困难，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其内部的社会矛盾趋于激化，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政局的不稳；债务负担的沉重使发展中国家相当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和出口收入被到期的债息所吞噬，能用在发展生产上的资金微乎其微，它们在制定各项经济政策时只能以偿还外债为限度，经济自主性的削弱使其驾驭本国经济政策的能力也受到削弱，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程度日益加深。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反映在债务问题上的经济关系，实质上表现为一种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输出这种企图统治世界的手段，编织着债权国和债务国的网络；利用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垄断地位，控制原料市场，操纵原料价格，进行不平等交换，不平等交换不仅使发展中国家外汇收入受到巨大损失，国际收支出现逆差，而且为了弥补这一逆差，发展中国家又不得不接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情地把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创造的一部分财富，作为对它这一债权人的“纳贡”揣入了自己的腰包，把发展中国家的血液输入了自己的躯体，养肥了垄断资本。发展中国家债务积累的过程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残酷剥削和掠夺、并造成对其依附的过程。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对此作过透彻分析，他认为“迄今为止在对不发达国家承担援助义务上没有哪个西方发达国家曾作出任何真正的牺牲”，并且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都同其贸易出口连在一起，这种做法意味着对发达国家“经济的一种补贴”（参见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70、301页）。
发展中国家掉入债务陷阱和依附程度的加深，除有其外部原因外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内部原因。这些内部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片面地追求引进外资的规模和速度，不顾质量，忽视经济效益。例如， 曾经依靠引进和利用外资取得了“经济奇迹”的巴西， 在1974年至1994年间外资引进规模过大，由171.66亿美元上升为1145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22—36%，超过了自身的偿还能力，引进速度过快但效益却不理想。在外资几乎充斥所有的工业部门，制造业受外资控制的程度很高的情况下，外资投资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低度化，对外资投资企业的经营活动监督和管理也不够。巴西的负债历史不仅给巴西而且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第二，引进与消化不能并重。在引进外资时没有注意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在引进先进科学技术时没有注意消化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出于对科学技术垄断的需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是把资本投向发展中国家技术层次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从而造成低层次技术的重复引进；即使引进了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能很好地进行消化，结果造成仍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先进技术，发展中国家无法形成完整的生产体系，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面爬行的局面。
第三，对引进的外资管理不得力。这一方面表现在缺乏统一管理上：多头并举，互不通气，政府无法掌握外债总额，心中无数，不能实行综合平衡；地方和企业不了解国际金融市场行情，极易受骗上当。另一方面也表现在管理不善上：错误地估计了自己未来偿债的能力，导致借债规模失控；统治阶级的豪华消费、居民基本消费品的进口、普遍的贪污浪费，造成外资使用不当。
第四，外资中有部分金融性外资。一般来说，生产性投资可以带动生产的发展，而金融性投资不仅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相反却会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这种投资既有泡沫经济，也有赌博经济。引进这种投资就是引进赌博，它对经济的危害是巨大的。例如，墨西哥在80年代将引进的约700多亿美元的投资中的大部分， 投向其在海外发行的股票和证券，当政府宣布比索汇率贬值后，即造成了外汇储备的大量流失，引起股市下跌；当政府宣布比索自由浮动后，则导致了全面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经济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墨西哥的这一教训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应引以为戒的。
今天，当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一些国家虽已摆脱债务危机但还未从债务陷阱中完全走出来，却又一次开始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热点时，记取历史上已有的经验教训，对利用国际资本切实地发展本国经济是很有必要的。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和利用外资的新的高峰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要争取建立良好的国际经济秩序。现存的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经济环境因素。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自身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并求得经济发展，就必须调整南北关系，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在经历了长期的苦苦探索之后形成的共识。但是，发展中国家长期斗争的实践表明，争取良好的国际经济秩序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南南合作就是这种力量的重要源泉。发展中国家之间只有团结起来，开展区域合作，才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增强实力，从而促进良好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正如印尼总统苏哈托所说：“发展中国家的负担正加重，这已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之间为建立更加合理而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扩大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形成与国际垄断资本相抗衡的能力。发展中国家必须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独立自主地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以自主性的研究开发本国的科学技术，带动更科学合理地引进和消化国外的科学技术，走一条引进、消化、创新的路子；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调整经济结构，摆脱落后的生产工艺，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以改善对外贸易日趋恶化的条件；在发展具有自身优势条件的产业的同时，还要发展多种经营，以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
再次，努力配之以内资和健康的财政金融政策。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和利用外资中，必须有内资是基础，外资是补充的认识，畅通国内筹资渠道，发挥国内储蓄潜力，以内资为基础引进和利用外资，避免出现利用外资反被外资利用的状况；发展中国家在制定财政金融政策时，要防止被外债牵着鼻子走，防止对资本货物和消费品的进口造成不良影响，避免导致国内积累和投资不足，企业开工不足，失业现象严重的不良后果，导致国内市场供应紧张，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严重的不良后果。
最后，还要加强对外债的控制和管理。借用外债应以本国政治、经济和财政的稳定为基础，不能饥不择食，来者不拒，要有合理的计划。在引进外资上，要掌握适当的引进规模和速度，考虑偿还能力，外债的增长应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出口收入的增长速度相适应；在利用外资上，要合理选择投资部门和行业，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强对引进的外资的管理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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